上海如何确认和复原第一批红色遗址
邢建榕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寻访党的革命活动遗址，其中一大会址、陈独秀寓所和一大代表住宿处的博文女校等，即是第一批被找到、复原和开放的红色遗址。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在成为人民的城市后，如何确认和复原第一批红色遗址，全力以赴守护好、建设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其间的一些做法，通过档案资料的梳理，仍可予以具体呈现，这对今日上海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三处红色遗址相距很近
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一大诞生在望志路石库门里，二大、四大同样是在石库门里召开的，而且都在三界四方的边缘和交接地区。一大会址在法租界南面，靠近华界，直到1950年代一大会址被寻访到，其南侧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以及一些低矮破旧的家庭手工作坊。二大会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地处公共租界南部，与法租界可说一路（河）之隔;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四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则与英租界毗邻。这些地方一般属于“三不管”，难得会有巡捕、警察现身。
1920年初春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将《新青年》由北京迁来上海，居住于老渔阳里2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此处既是陈独秀的寓所，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周刊等，也在这里编辑出版过。
其他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等人都居住在附近，并时常来陈独秀寓所商议事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在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做了准备。1920年5月毛泽东来上海后，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计划，也曾多次来此会晤陈独秀。
就像陈望道后来回忆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在中共建党历史上，老渔阳里2号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具体位置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以前有弄堂通往霞飞路，北出可进到繁华的商业大马路，就近南出，则可徜徉在幽静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出入十分方便，便于分散和隐蔽。房子为旧式石库门建筑，两层楼砖木结构，门楣采用简单的三角形雕饰，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厅，后有厨房通向弄堂。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距渔阳里不远的另一幢石库门里召开，即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成为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大代表大部分住宿在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这里距一大会址很近。时值暑假，学生已经放假回去，代表们就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住在那里，并在此召开了一大的预备会议。博文女校是石库门两层楼房，半月形门楣，前后两进，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六间，代表们住在第二进楼上，因为人多，天气炎热，大家就睡在铺着草席的楼板上。
陈独秀寓所、一大会址、博文女校都集中在当年法租界范围内，几乎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相距很近。陈独秀寓所稍远，也不过十几分钟路程。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三处成为上海最早被寻找到的革命遗址。
二、差点闹了“调包计”
1950年秋，在百废待兴之际，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开始积极寻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一大会址”。但出乎意料的是，时过境迁，人事苍茫，一大会址的具体地址，已经被遗忘在巨量的城市街道某个角落了，变得难以寻访和确认。
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一大会址在哪里？当事人、知情者回忆的地点有好几个，基本认定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石库门弄堂里，但却从来没有具体踏访过，更没有确认过哪一幢。于是在即将迎来建党30周年之际，作为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一大会址具体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开的谜。
上海方面高度重视寻访工作，将此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指定市委宣传部负责，并专门成立工作小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牵头，他指派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美术室主任沈之瑜、市委宣传部干事杨重光等人具体落实查找。沈、杨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時间很快到了1950年底，此时距建党30周年不过大半年，任务十分紧迫。
在寻访和后来的复原工作过程中，许多当事人和知情者参与到此项工作中，为揭开谜底起了关键作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有一大代表董必武、李达、刘仁静、包惠僧，早期共产党发起组成员陈望道，以及当年知情者如李书城薛文淑夫妇和女儿、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女儿黄允中等，工作人员多次上京拜访，或邀请来沪，就红色遗址的具体方位和内部陈设征求他们意见。
更加难得的是，工作人员还邀请了这些红色遗址的房东、老邻居和居委会干部等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征集各方线索，以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最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却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本来寻访的重点在一大会址，想不到有了渔阳里2号的发现，寻访人员信心倍增，接下来很快寻访到的革命遗址，便是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和太仓路127号一大代表住宿处（博文女校）。一开始寻访人员根据有关资料，将博文女校定为“一大会址”并上报中央，差点闹了“掉包计”。
但经中央宣传部调查并呈毛泽东、董必武查看照片，中宣部明确告知，博文女校实为当时毛泽东等代表寄宿处，会议系在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举行，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请上海方面继续查寻。
回上海后，沈之瑜、杨重光等人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贝勒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寻访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转过路口便是望志路，沿马路共有五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后来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也说，他们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
1951年4月，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这三处红色遗址基本获得确认。
三、党中央和上海市委高度重视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遗址的寻访、确认和利用工作高度重视，并就此多次过问和作出指示。
上海方面出于慎重起见，为确保遗址内外风貌原状，曾多次派人去北京送交三处革命遗址调查资料、报告、内外部照片、模型等，反复征求参加过一大的中央领导人、知情者和有关部门意见，如当时被误以为“一大会址”的博文女校已经非常破旧，且挤进了10多户人家居住，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已经面目全非。市委宣传部派人将博文女校的房屋外形及其有特征的地方，拍了一组照片，指派杨重光等人携带照片赴北京中宣部，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审定。其间一大代表包惠僧来上海参与红色遗址勘查。他自己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一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他在看了三处模型后，受中宣部委派来上海参与调查，在上海期间，写下了多篇关于早期革命活动和遗址勘察的报告。
7月3日，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对三处红色遗址要求进一步予以确认外，尤对今后如何开放利用，要求上海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几个地方如属可靠，即可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但据报告这些房屋都极破旧，恐不易久存，望你处研究一下，这些地址是否确实，及是否可能保存，保存下来如何利用，如何布置，并望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共上海市委旋经华东局复电中央：“根据李书城、包惠僧、李达、杨淑慧（周佛海之妻）及法租界老居民等提供材料，并实地察勘查明：（一）旧望志路一〇六号即现在的兴业路七十六号（该屋后门系从贝勒路树德里出入）确系卅年前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处（李汉俊之家）。（二）蒲柏路（現太仓路一二七号）旧博文女校确系卅年前毛主席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临时宿舍。（三）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即卅年前之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第一个所在地。”明确说明这三处遗址真实可靠，并报告拟设立纪念馆。
1951年9月，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和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由市委宣传部正式接收管理，后分别辟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管理和开放工作。并草拟《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建设计划与说明文字》，送呈中央宣传部审核。
上海市委再三强调，“认真办好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非常必要”。根据当年档案资料，纪念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历史原貌恢复原状布置;二是在馆内系统完整地陈列党史资料;三是“好好保养革命纪念馆的原建筑物”;四是积极征集、整理文献资料，调查了解当年的政治活动情况;五是通过经常的工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热情。这些工作为后来一大会址等拥有丰富馆藏和对外陈列开放，奠定了扎实基础。
上海找到这三处富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后，为防止后续损坏，分别在三处门口派驻解放军战士站岗，从当年拍摄的照片上，有的还能看到解放军的身影。曾居住在老渔阳里的居民回忆说，弄口每天都有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岗，一户人家的保姆还很喜欢其中的一个战士，想跟人家谈恋爱。直到50年代中期老渔阳里2号闭馆后，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才撤离。
四、实事求是恢复历史原貌
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尽快复原和逐步开放，但当时这些建筑内还有许多居民，因此首先需要动员搬迁。
1951年7月25日，中央致电华东局转上海市委，要求搬迁工作“必须待原住户真正同意后再办，万勿急躁勉强，引起群众反感”。
据此精神，有关方面在附近预备了适当的房源，以便原住户调换，并尽量满足住户的合理要求。一般来说，住户调换的房子大都比原来大，解决了拥挤的问题;对部分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搬家时补贴了搬运费;对无法承担新房子租金的家庭酌予减免租金;住户原来自搭的阁楼要求拆除的，代为拆除后发还材料，不愿拆的补偿他们材料费;部分可迁移的店铺，尽快帮它们办理电表、电话的迁移工作。
本来以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迁完毕，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没想到的是，居住在这些建筑内的居民丝毫没有纠缠的情况。居民们说，原来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纪念地，现在得知情况，感到十分光荣，愿意积极服从大局，主动搬迁。加上搬迁工作做得到位，群众都很满意。不到两个月，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在三处革命遗址复原问题上，上海方面一直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对此极为慎重，也极为实事求是，但开始的恢复还只是初步的，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陈设，均未完全复原到本来面目，因此纪念馆的复原布置，在不断考证和调整下持续了多年。
如一大会议场景的布置，原先按参加过一大会议的李达、包惠僧的意见，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录，认定在二楼客堂间，因此会场起先布置在楼上。李书城夫人、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则持不同意见，说是会议在一楼召开。直到1956年2月，董必武来到纪念馆进行视察，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董老的话是有权威性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又再次前往北京访问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终确定了一大会场应该是在楼下。
一大会场刚刚布置完成时，曾在室内悬挂过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的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2年冬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一大会址，说：“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详见作者2011年第4期在《世纪》发表的《寻访和复原中共一大会址》一文）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墙上的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手迹取了下来，因为当年召开会议时，墙上不可能悬挂这些物件。
“文革”开始后，受其影响，在一大会址内正中央，又悬挂上了毛泽东的一张照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忠于史实，体现当年一大会议是在秘密气氛下召开的情景，纪念馆再次取下了会场中央墙壁上的毛主席照片，恢复了原貌。
包惠僧在1950年代初期到上海帮助勘察革命遗址，回忆陈独秀寓所的情况是：“楼下的堂屋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方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两方。靠南的窗下有新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新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把。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杨淑慧也告诉沈之瑜，她与周佛海当年经常去老渔阳里2号，并在里面借住过。杨淑慧详谈了她所了解的内部陈设，并作了书面记录，她说楼下客堂间有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不超过十分钟”，但中间客堂无党旗。后按她的意见作了调整。
博文女校复原的重点，在于考证毛泽东住在东厢房还是西厢房，为此李达、杨淑慧与包惠僧、黄允中与有不同意见，因此“目前暂布置在东厢房的前间”。
五、征收掌握周边建筑“徐图扩大”
此外，1952年2月，在工作小组调查基础上，又经李达、包惠僧等人確认了新渔阳里6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旧址，以及辅德里“人民出版社”原址、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原址。
对于新渔阳里6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旧址，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建议“将此屋作为青年团的纪念馆”，“把该屋改建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求将该屋及邻近房屋加以征收掌握，预备一两年内修建复原，同时考虑，“俟客观条件，再进一步徐图扩大，做到掌握该处整个里弄，为将来正式开放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其时已经考虑，要将整个渔阳里作为革命纪念地统筹规划，待时机成熟后一并对外开放。
1952年7月2日，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委市府其他领导前往参观瞻仰革命遗址。9月，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二馆、三馆，并继续进行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
与一大会址不同，二馆老渔阳里2号、三馆博文女校在开放后不久，又被关闭，并一度被改造为文化系统员工宿舍。老渔阳里2号后又作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宿舍，70年代后有居民入住。不用说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尤其老渔阳里2号原系陈独秀寓所，虽然一度开辟为纪念馆，但很快被认为“意义不大”。三馆的博文女校，“虽有相当意义，但中央负责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住宿地方很多，不必作为纪念馆之一部分”。
一大会址的保护复原和对外开放进展顺利，按当年市委宣传部的设想，一大会址 “亦拟准备适当地加以扩大”，“至于将来进一步的扩大计划，我们认为可以在该馆的临近建造一个革命博物馆，复制资料，作有系统的陈列，将来配合纪念馆同时开放，对群众的教育意义更大。原有纪念馆做到完全恢复原状，不再陈列资料”。
为此，要“在其周围勘察收购一些房地产”，“为保证馆址安全及便利将来开放参观，亟须在目前即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掌握纪念馆附近一些房屋，以作扩建纪念馆的准备并应作必要整顿”。
在这样的考虑下，纪念馆管委会又专门“调查了一大会址附近的房地产权及新渔阳里的里弄情况，获得了若干材料，为将来扩建馆址做了一些准备”。
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保护作为文物保护建筑的一大会址，曾考虑为今后进一步拓展留存充足空间，另在周边建造一座以文献、实物展览为主的新“博物馆”，但碍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此事一直未得到实质性推进。这一颇富远见的设想，终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的今天得以实现。2021年6月3日，新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开馆，这是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工程。这座纪念馆仿造石库门建筑风格，与修缮一新的一大会址隔街相望。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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