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要：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数字”和“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两大要素。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一种以“非物质生产”为典型特征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彰显了一般劳动的本性，还显示出劳动的间接性、碎片化和虚拟化等特性。同时，数字劳动也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数字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性质的社会关系，它虽然具有新的剥削手法和增殖手段，但依然要遵循最基本的资本积累、再生产和流通规律。我们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既要看到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又要批判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唯有秉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理性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才能厘清它的本质、逻辑、历史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技术;非物质性劳动;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CKS00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GXSZ004YB）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040-08
随着上世纪60年代第一条电子信息在美国散播开来，逐渐引发了一场以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革命。“在当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网络已成为一个形塑当代资本主义生活，并同时被形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技术体系。”①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整个社会都被卷入一张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信息之网中。或许在10年前，人们还怀揣着对移动支付、3D打印和物联网等新鲜事物的美好想象，对于这些新鲜事物生发的社会效应也心存疑虑，如今这些事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事件”，而已经跃升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人们被纳入到数字和信息之网中，并逐渐接受了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继而自覺不自觉地成为了数字时代的一分子。席勒（Dan Schiller）曾断言：“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② 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③ 置身于信息时代，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新环境和解决不断滋生的新问题。数字资本主义就此应运而生，“它逐渐成为能够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④ 针对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事物及其社会后果，我们必须理性地加以分析和评判：它的本质和逻辑是什么？它靠什么维持其运转？人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工作状况和相互关系如何？我们应该“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⑤ 问题的答案。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支点：“数字”与“平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也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数字资本主义。传统的以资本为核心、围绕机器和厂房而展开的生产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以“数字”为核心资源和以数字“平台”为活动场域，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已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⑥。
（一）“数字”：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
“数字”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这里的“数字”绝不是我们见惯不惊的1、2、3等这些数字符号的简单罗列，而是一种信息资源。“从本质上说，任何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的事物都是信息。”⑦ 由此看来，商品价格、股票指数、书刊印刷量、资源下载量、网页浏览数和电影电视放映量等都是信息资源。数据的产生渠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它“不仅由手机、平板和电脑产生，而且由‘智能恒温器、火灾报警器、安全摄像头、婴儿监视器以及其他许多家电产生”。⑧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自然也是商品经济的一分子。不同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已经数字化了，这一时代的商品已经祛除了一般商品具有的实体性、可观性等诸多特点，它是存在于网络世界中的特殊的“数字”。当然，这一形式的改变并未消解“数字”之为商品的要素。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里，“数字”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也兼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使用价值来说，“数字”不仅是“一个外界的对象”，还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⑨“数字”虽然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感触的、粗糙的“对象性存在”，但它依然同麻布、上衣、茶叶、铁、球鞋、书籍、打印机、手机和电脑等一样具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属性。“数据”虽然不像实物那样便于琢磨和把握，但它的使用价值却有“可以感觉到的属性”。⑩ 例如，销售网站可以通过追踪访客的访问次数、访问内容等“数据”而展开相应的销售策略，企业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全面掌控企业的运营状况、加强员工管理和制定企业发展规划等。这些都是“数字”的重要作用，是“数字”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表征。就价值来说，“数字”也具有一种“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1} 在撇开“数字”的有用性之后，它也只剩下了一个唯一的属性——人类劳动的结晶。更为具体地说，“数字”这一特殊商品最后也“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2} 从这些“数字”身上，我们看不出人们是通过何种具体劳动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这些数据不是凭空产生和自然出现的，它一定是耗费了人类劳动的，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由此可以说，“数字”之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跟普通商品无异——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13}
（二）“平台”：数字资本主义的活动场域
“平台”是数字资本主义得以展开的场域。“数字”这一商品的交换过程得以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一定的场域，数字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开展亦需要一定的载体与空间。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14}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手工工场逐渐发展成了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工厂成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15}，这样就为提高生产效率、创造物质财富、实现资本增殖创造了条件。同时，工厂也是资本家盘剥工人的场域，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都是在工厂中完成的。从工场发展到工厂，资本剥削的程度得以加深，资本剥削的范围得以扩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工厂的位置被“平台”所取代，“数字”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都被“平台”所架构。
“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它“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16} “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17} 由此看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数字“平台”，是一种交互性的特殊场域。我们常见的Facebook、Twitter、Google、Amazon、谷歌地图、Android和IOS等智能系统都是特殊的数字“平台”，甚至连我们日常不太注意的智能手环、智能开关、监控器和智能家用电器等都是数据的生产平台。所有的“数据”通过“平台”而发挥各自的作用，一系列的数字资源和数据的占有者、使用者都得以串联起来。这样的数字“平台”依据一定的算法和流程来完成相应的数据处理，它可以通过对现实场景的仿真模拟而“测算出相关事件的概率和功效，继而作出最优选择”。{18} “平台”堪称数字的“提取器”，“平台”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美契合，它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完全满足了及时、高效和精确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活动也在“平台”中发生，“平台”也是数字资本家盘剥数字工人的场域。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平台”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数字化已经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元趋势，它脱离了人们所熟悉的区分经济部门或分支的边界。”{19} 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资源在“平台”中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一种生产过程和方式，它适应了以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时代进步要求，继而在人们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崭露头角。可以说，“数字化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改变工作，改变商业战略、工作概况、组织政策、生产链、就业形式以及劳动关系”。{20}
二、数字劳动：非物质性生产与数字化生存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模式是有别于传统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方式亦是如此。虽然目前还缺乏对数字劳动的确切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各种行为，比如人们在打造和管理数据平台、浏览网站和搜索商品、阅读和下载电子书籍等过程中就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数字劳动之中了。
（一）数字劳动的本质与特点
就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来说，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21} 人在同自然交往的过程中，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将自身的劳动对象化到自然之中而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之间形成了互相联系的各种关系。在马克思的思路里，这种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然地，这种社会关系也是劳动所彰显的社会规定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2} 在生產满足吃喝住穿等需要的基本资料（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之后，人们还会进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家庭关系的生产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生产。
“伴随着工厂模式的普遍化，劳动过程的本性和特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智力的、情感的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23} 数字劳动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性劳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劳动所体现的“物质变换”不再是人和自然直接发生联系，人们在数字交互平台上的劳动不必依赖具体而直接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等;二是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不一定是系统而持续的劳动付出，可以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劳作;三是数字劳动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厂房之中，也不再被捆缚在机器流水线上，而是在数字平台上的开放式作业和虚拟化操作。简单地说，数字劳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它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一方面主要指涉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符号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语言的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景象及其他产品。另一方面是‘情感劳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既指涉肉体，又关乎精神。”{24} 非物质性劳动很好地表达了“经济转型”这一趋势，它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结果，信息化、智能化、情感化和交往化的时代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劳动。当然，作为“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主要从事的一种生产”{25}，数字劳动并不预示“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主要从事的是非物质产品的生产”。{26} 它要说明的只是当代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状况，即随着传统工业的外移和制造业的迁出，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更多地聚焦于非物质性的高科技研发、金融和服务性行业等。
纵使数字劳动以“非物质劳动”为典型特征，并以间接性、碎片化和虚拟化等特点而异于我们常见的一般劳动，但它又确确实实抛却不了一般劳动的本性。数字劳动虽然是在数字平台之上处理数字、数据及其关系的劳动形式，但它依然是人力的耗费——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无论是经营、管理、研发平台，还是搜集客户数据资料，亦或是浏览、下载、分析数据等，这些都必然要耗费人的体力和脑力。人的这种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就是物质性的活动，这就构成了数字劳动的物质性形式。同时，数字劳动虽然是处理数字的虚拟化和碎片化劳动，但它一方面依然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27}，这是“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28}，其所要凸显的也是数字劳动的具体形式。由此，收集处理数据的劳动、管理平台的劳动和研发设计产品的劳动等的异质性就自然地呈现出来了。另一方面，若是撇开这些具体劳动的特殊性，继而将这些劳动的“有用性质”剔除，这样的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29} 尽管收集数据、管理平台和研发活动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30} 也正如此，我们才将这些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统称为数字劳动。
（二）数字劳动的过程与结果
数字劳动在本质上属于一般人类劳动，它也必然具备劳动过程的三大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1} 数字劳动的“劳动本身”就是按照人们的要求和目的处理数字的劳动形式，“劳动对象”是包括海量的数字、知识、信息、交往、关系和情感反应在内的一切对象，“劳动资料”就是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等。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也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即一般的劳动过程和特殊的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就一般意义上来说，数字劳动也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32} 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人们借助于数字平台（比如手机、电脑、大数据中心等）广泛地处理数字、知识、经验、關系和情感等，并使之发生预期的变化。整个数字劳动的过程也会“消失在产品中”{33}，数字产品就是经过形式变化、带有人们劳动印记、满足人们需要的存在物。“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34} 马克思的这一判断也适用于数字劳动，就特殊层面来看，数字劳动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增殖的过程。福克斯曾粗略地给数字劳动下了一个定义：“互联网传播技术之下的满足资本积累的劳动”。{35} 这一简单的界定准确地抓住了操持数字劳动的“幕后之手”——资本及其逻辑。数字劳动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它归根结底都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形式，资本家之所以投资打造、管理、经营数字平台，雇佣数字劳动者从事生产，其真实意图只在于数字平台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而这些数字劳动者能够将自己的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36}也就是说，数字时代的资本家不仅要求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字产品，还要使他们生产出的数字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数字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总和。这一过程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劳动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37} 由是观之，作为一般的商品生产过程，数字劳动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作为特殊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或数字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数字劳动又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按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8} 的思路，“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9}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随着数字劳动的推进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和“平台”，人们逐渐陷入一种“无数据不存活”和“无平台不存身”的境况之中。不仅如此，人们的生活境遇并不会随着他们获得的数据越多、处理数字的能力越强而发生更改。卷入“数字漩涡”中的劳动者常被称之为“数字佃农”“数字奴隶”或“免费数字劳工”。数字劳动者处理的信息越多，他们就失去的越多;数字平台的规模越大，资本家就越富有，数字劳动者相对就越贫穷。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依然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就数字劳动过程来说，它是数字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数字劳动过程显示出三个特点：一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并不是自由的活动而是一种受资本家全程、全景监管的劳动，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二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行为并不是确证自身本质的活动，而是数字劳动者谋生的手段，若是失去这种谋生能力，他们的生活将陷入困境;三是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和谐融洽的关系，不同的数字劳动者面对的是冷冰冰的平台，一系列毫无生气的数据和符号取代了面对面的语言交流与情感表达，人们交往的鸿沟逐渐拉大。就数字劳动的结果来看，数字劳动者丧失了自己的劳动果实，劳而不获或获之较少是数字劳动的分配常态。数字产品虽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数字劳动者的产物，但后者并不占有这些产品的所有权，产品尽数归数字资本家所有。在此情形之下，数字劳动者处于无权势的地位，他们付出最多而获得最少，他们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弱势群体。数字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动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数字资本家。由此来看，数字劳动者要依靠数字而活，数字资本家归根到底也要依靠数字而生存。
三、数字资本：资本积累与“剥削的梦魇”
在数字时代，数据、数字或信息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也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呈现方式、作用范围、运作模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然日新月异的技术使旧有的经济模式显得“不复适用”，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仍然是不可动摇的。{40} 也就是说，数字资本虽然是资本在信息时代的最新表现形式，但它依旧要遵守资本的运作规则。
（一）数字资本的本质与积累
作为信息时代的“普照之光”，数字资本及其关系也是“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41} 或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是适应信息时代之所需的一种历史性生成。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与软件驱动的产品或运营服务成为新的全球性、高科技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42} 数字资本借此机会应运而生，并一跃而成为数字时代的“主宰”。数字资本是历史的产物，它也有一个“原始积累期”。与数字资本同时出现的是数据和信息的原始积累，在“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开展了提取、收集、传输、整理、分析数据和信息的工作。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数据和信息也就越发重要，它们是数字资本得以增殖的重要因素。当然，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信息的这些“原始积累”活动是以隐蔽的方式完成的，人们在浏览网页、回复评论和观看视频等过程中，这些数据和信息就悄无声息地汇流到数字平台之上，供数字资本家挑选和采用。可以说，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无声的积累，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就完成的积累。
数字资本实质上也是资本，它也具有一般资本所具有的三重维度：一是“物”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它只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43} 就此而言，资本首先就要表现为各种实体存在物，我们常见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料和生产工具等都是资本的“物质规定”。数字资本虽然是一个“虚拟”的无形存在，但它依然有自身的“物质规定”。数据、信息和平台等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而存在，信息、数据处理器和网络传输装备以及信息发射装置等都是数字资本的物质表现。二是“过程”维度。“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要素上始终是资本。”{44} 资本之为资本，其重要表现就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运动过程。数字资本通过原始积累和不断地再积累，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继而形成了垄断。三是“关系”维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认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5} 数字资本所折射的也是社会关系，是在处理数字与数字财富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数字剥削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再是由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而产生的，而是依托于网络平台、数据信息等而形成的一种隐蔽的剥削关系。
在数字资本的运作过程中，数字资本家也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46} 也就是说，数字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都纷纷涌流到数字资本家的手中，数字资本家通过对数字资本、数字平台、数字市场和数字产品等的统筹操持而与金融资本家相勾结，继而成了数字资本运作的最大受益者。由于信息时代的虚拟性、开放性和快捷性等特点，数字资本得以迅速崛起并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资本积累的新途径。”{47} 信息时代塑造了部分深谙数字资本运营之道的数字资本家，也塑造了部分精通数字搜集、加工、处理和预测的数字劳工以及绝大多数被免费盘剥的数字行为。剥削这些数字劳工是数字资本家的生财之道，也是数字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同时，信息时代也拉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不仅占得信息技术发展先机，还掌控着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这就使得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能处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低端链条之上，因而在分配中处于劣势并深受发达国家的欺凌与压榨。对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也是数字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当然，数字资本家还与金融资本家同流合污，共同致力于数字资本的积累。他们可以协同促成虚拟资本的不断周转而获得更多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以此来提升数字平台中虚拟资本的周转效率和虚拟货币的涌入量，继而引导和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
（二）数字资本的剥削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不是一个无剥削、无压榨的美好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并未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也未改变资本的谋利本性。“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48} 依然是这一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49}，“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仍然是数字劳动者无法摆脱的宿命{50}。
一方面，剥削的范围得以扩大和剥削的方式得以更新。在数字平台之上，用户浏览网页、社交聊天、创建博客、建构虚拟空间等都会产生并分享相应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数字资本运营公司的基本素材，获利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广大用户。广大的用户在无形中为数字资本作了贡献，“庞大的人群通过网络提供了惊人的价值。但是财富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数据的集合者和分流者，而不是‘原始数据的提供者”。{51} 数字资本的获利模式也逐渐显现，“社交平台赋予大众生产工具，可大众却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东西的所有权，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有效机制，它能从大量免费劳动力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中获利”。{52} 有鉴于此，尼古拉斯·卡尔感慨道：“这是现代的佃农制度。就像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南部一样，社交平台给每个人分配一小块虚拟土地，让用户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自己的互联网作物，比如发布文字或照片，然后平台就会利用这些内容来吸引广告，赚取利润。这些数字佃农一般都很高兴，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自我展示或者进行社交，而非挣钱。”{53}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数字资本施展自身的平台会越来越大，数字资本的剥削领域也会越来越宽。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和提升了劳动强度。数字、信息等生产资料的流动性和虚拟性，以及便携式数字劳动工具——电脑和手机等的“进化”，使得数字劳动得以灵活化。人们的办公场所既可以是办公室，也可以是咖啡馆、图书室、休闲室，居家办公和休闲办公成为现实。很多公司还为加班员工提供更好的待遇、更多的福利，以此来刺激和激励员工加班。虽然这些新变化看起來是更人性化，但却在无形中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加大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因为有很多好处（如免费的食物），雇员们希望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许多人一天工作超过八小时，然后还会在家继续加班几小时，晚上（或周末）也是如此。”{54} 同时，一些貌似与劳动无关的玩网络游戏、听网络音乐、看网络视频的活动也在无形中与数字资本的增殖关联起来。通过模糊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二者得以交融，就此而大大延长了劳动时间和加大了工作强度。在数字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剥削是藏匿于娱乐的结构之中的。{55} 不仅如此，数字平台时刻记录着劳动者的行程与工作时间，并能及时而准确地推算出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劳动者必须全力以赴方能获得可观的收入而不致被淘汰。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大量的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出来。为了更好地盈利，数字资本家必然会想方设法引进先进技术、研发先进平台、购置先进处理设备、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等，其目的就在于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获利最大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提高生产效率的实质就是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继而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当年描绘的情况也是适用于数字时代的：“这里，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56}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也并未消除剥削，数字劳动者在资本的洪流中饱受压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了更深层次的人身强制。
四、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新篇章”。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又不能忽视其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
（一）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的进步
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相遇和结合开启了社会生产的“快进键”，数字和信息等原材料在平台之上的运转加快、数字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数字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加快、数字资本对于社会的掌控力也快速凸显……数字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也正在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数字资源的重复、持续和高效利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为一种融合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于一身的资源形式，数字资源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同时，数字资源的获取、分析和处理都呈现出简单、方便和快捷的特点，这就使得数字资源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宝贵资源。数字资源汇聚于数字平台之上，通过一系列“计算”而统计分析出相应的结果，并以此引导人们的经济行动，积累社会财富。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处理数据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数据的处理质量也大为增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产成本、交易成本都得到了大大降低，资源的配置也得到了最大的优化。“所有东西都正在随着数字化、互联网的发展而实现连接，网络数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57} 据统计，2017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12.9亿元，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到2.3亿元;2018年各国数字经济增长对同期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为正值，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韩国高达100.8%，美国高达91.8%，英国和德国分别为76.5%和75.8%;2019年，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63.4%、62.3%、61%。
其次，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多领域的跨界融合，加强了产业间的合作并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然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网页浏览记录、刷卡支付记录、电子账单、运动轨迹、聊天记录和各种APP下载等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数字化的发展降低了商品的搜索成本，降低了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数字经济和数字资本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由于数字技术的日臻完善和数字资本的普遍发展，传统的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跨界融合、推陈出新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数字资源在不同的经营主体、不同的营销领域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充分涌流，继而打造了“数字经济+农业”“数字经济+制造业”“数字经济+金融业”“数字经济+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旅游业”等经济模式。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传统产业得到了迅速转型升级，无论是产业的运作模式还是生产的质量和效率，都更加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
最后，数字资本主义在改善人们的生存境况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数字资本主义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改善了人们的生存境况。虽然工业时代的剥削、压迫依然无法消除，但信息时代的压榨和剥夺是在全新的环境中发生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境况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数字资本的运作可以允许数字劳动者居家办公，为了激励劳动者加班会提供丰富的食物、饮品和可观的报酬……显然，劳动者的生活要素不再是“肮脏”“堕落”“腐化”和“文明的阴沟”。{58} 数字劳动者生活得更体面，他们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他们不再被严格地捆缚在机器上和厂房中，他们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和享受着更大的自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也可以随时使用免费的数字服务，“用户只需支付网络连接费用，就能免费使用谷歌的搜索服务、地图APP提供的路线规划服务、Facebook等SNS、Instagram的照片共享服务等。……这些服务提高了我们的生活便捷性，帮助我们节约了时间，提升了生活质量”。{59} 可以说，数字劳动和数字技术可以“使人从旧的分工中松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缚，而且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思想道德素质，陶冶高尚的情操，培育广泛的兴趣。”{60}
（二）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后果
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数字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互联网的最重要成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数字网络深深地嵌入到2008年的危机和此后持续至今的停滞综合征中。”{61}
首先，“数字鸿沟”拉大，全球不平等加剧。数字资本主义是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技术并不为全球人民所掌握，其关键和核心技术依然牢牢控制在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手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谁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谁就抢占了主导权，谁就能够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动。信息时代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围绕核心技术而展开的竞争。就此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显然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弱势群体”，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渐拉大。不平等是私有社会无法克服的弊病，随着数字资本的壮大，拥有数字资本和精通数字技术的群体会获得高额的回报，他们也借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些权力又服务于数字资本的增殖。只要数字资源和技术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就不可能产生共同富裕和消除贫富分化的结果。数字资源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会造成数字垄断，继而使得数字鸿沟得以持续拉大。
其次，“数字奴隶制”产生，剥削不降反增。与传统资本主义充满暴力、血腥和奴役的掠夺方式不同，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温和的、隐蔽的。在资本主义工厂，广大雇佣工人是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到了数字平台之上，广大数字劳动者的“傀儡”形象并未消却。他们虽然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再参与单一的机器生产作业，甚至都不用严格遵守上下班的时间规定，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改变了受剥削者的身份。数字佃农或码农的劳动时间并未削减，他们的劳动从工作之内延伸到了工作之外，他們的劳动场域从公司延伸到了家庭，他们的工作内容从信息处理延伸到了情感投入……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所获得的丰厚回报是以透支生命和消耗身体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数字劳动者纵然知晓这一情况，但依然无法摆脱这一宿命。“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62}
再次，“数字化繁荣”的出现无法消解资本主义危机四伏的困局。由于数字技术的催化作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节奏得以加快，造物的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使得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这种景象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诸多危机的。与高效产出相伴随的是“快餐”产业和创造力的消失，比如文化产业的模式化生产、工厂化作业和齐一化表达造就了多样的却丧失了创造力的文化产品;数字金融的出现，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数字资本的流转和产业的发展，但其内部潜藏着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素也会随时爆发;数字平台（比如Uber和Twitter等）以“先发展再盈利”为其发展的基本思路，虽然在短期内吸引了众多的投资和关注，但也难以抹煞和掩盖其中包含着大量泡沫的事实。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繁荣和数字化衰退、数字化危机是同步的，繁荣的背后必然潜藏着危机和衰退的趋势。
最后，“数据主义”盛行，拜物教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是衡量一个企业规模和竞争力大小的关键。海量的数据既是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又是数字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资产。由于无法洞察数字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加上数字貌似具有支配和掌控一切的能力，人们陷入了对数字的痴迷与崇拜。人们的行事动力和目的都旨在获取数字，甚至连人自身都被抽象化为一连串的数字。商品、货币和资本被赶下神坛，数字迅速填补了空位而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拜物教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数字拜物教。正是长期陷入这种只见数字而不见人的境况中，人们逐渐迷失了自我并引发了一系列恶果。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与马克思身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其私有本性和基本矛盾依然未曾改变。这是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要号召“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理由。“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要求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结论中去，而是要充分领会和妥善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向数字资本主义自身，以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复杂的关系为对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眼光来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惟此，我们方能对数字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知。
注释：
①[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页。
②③[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页。
④{42} [美]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⑥{57}{59} [日]森健、日户浩之：《数字资本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5、45页。
⑦{40} [美]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⑧{61} [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185页。
⑨⑩{11}{12}{13}{14}{15}{21}{27}{28}{29}{30}{31}{32}{33}{34}{36}{37}{41}{46}{48}{49}{50}{56}{6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1、51、51、61、433、435、56、55、55、57、57、208、215、211、211、216、217—218、586、178、714、582、582、364、714页。
{16}{17}{47} [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49、42页。
{18}{60} 付文军：《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9}{20} 徐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制度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42页。
{22}{39}{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225页。
{23}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10.
{24}{25}{26}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108-109.
{35} 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 Press， 2012， p.220.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43}{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4页。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页。
{51} [美]杰伦·拉尼尔：《互联网冲击》，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2}{53} [美]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8頁。
{54}{55} Christian Fuchsp，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Press， 2013， p.2， p.124.
作者简介：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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