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大唐的六个维度
邵思思
盛唐时期
《同舟共进》：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表述，尽管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但基本都集中在“唐”“宋”两个朝代。您是否认可这一说法？唐代和别的朝代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于赓哲：如果从科技与人民生活水平、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说，宋朝与唐朝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比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唐朝与其他时代区别在于哪儿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各项指标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无论文治武功还是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农业发展，包括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比较发达。另外在武力方面也比较强盛，这是与宋代很大的不同。陈寅恪就曾评价：“唐代之武功为中国历史上之空前盛业。”
唐代绝大多数时间段内，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拥有广大疆域。
唐朝的建立有著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开辟了新型的官僚政治，这种新的政治体系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二是完成了民族大融合；
三是创造了历史新局面。
在我看来，唐朝最大的特质就是开放包容，从不盲目抗拒外来事物，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文化自信。唐朝的对外交往十分频繁，不仅影响了政治和经济，也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人的国民心态，在这种新环境中得到了滋养，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点。
比如，唐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到李隆基时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力鼎盛。对于盛唐时期的繁华，杜甫曾写诗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写的是盛唐时的富庶；
白居易写诗曰，“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描绘的是开元时期的疆域远在万里之外。盛唐时，不仅疆域辽阔，百姓也享受到了富足的生活。
开元时期设有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疆域直接达到了中亚地区。到白居易所处的年代，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尤其是丧失了对整个西域和河西走廊的控制，所以他说“今日边防在凤翔”，两相对比，差别不可谓不大。
当时人对盛唐时期的怀念，一个是生活的富足、安定，另外一个就是国土疆域横跨天下，雄关万里，这大概是当时人们的主要憧憬。
唐朝女性风貌
《同舟共进》：在唐代，出现了杰出的女王——武则天。一个女性直接登上皇位而不是“垂帘听政”，从侧面可以看出唐朝女性的地位。唐代的妇女是否是古典时代地位最高的？她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于赓哲：相对来说是这样的。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唐朝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是秉承了北朝的遗风，这是一个从北朝一直延续下来的社会现象。这可能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在草原游牧民族那里有“妇持门户”这样一种社会风俗，即家里女人说了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北朝一直到唐代，不断涌现出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武则天当然是登峰造极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阶段内不仅有女性政治家，甚至女性在军事领域也颇有成就，比如唐朝的建国功臣平阳公主，还有隋末农民大起义中著名的起义军女领袖陈硕真。
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那个年代尚武风气的一种体现，也是妇女积极主动精神的一种体现。后来宋代理学兴起以后，对妇女的束缚愈发紧了。因此，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当中，还没有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全面打压，因此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女皇武则天则属于金字塔的塔尖。
除了在政治、军事等这些大的领域以外，唐朝的妇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比如，拿着装来说，唐朝女性穿衣服挺大胆，一是穿男装很普遍。为什么爱穿男装呢？因为男装是圆领袍衫带裤子的，唐朝女性比较自由奔放，爱骑马，穿裤子特别方便。第二，她们喜爱穿低胸的、类似于现代晚礼服的背带裙。那时候封建礼教的渗透还没那么严，女性这样穿，在时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觉得有伤风化。
就婚姻来说，在唐代，虽然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但是对妻妾地位的区分还是比较严格的，妻是妻，妾是妾，界限分明。妾的人身权利没有保障，可以随意送人或者买卖。但是妻只能有一个人，所以名义上来说是“一夫一妻”制。唐代妇女再婚现象并非罕见，尤其是在贵族妇女中，再婚者更是屡见不鲜。据我统计，自唐高祖到唐昭宗，正史有名的公主共212 名，其中初婚者104名，再婚者25名，三婚者2名。另有情况不明者39名，早薨者29名，终生未嫁者1名，出家者12名。“离婚”“再嫁”均是法律所允许的。
虽然《唐律》赋予了女性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等权利，但从各种史料以及出土墓志铭的情况来看，唐代的婚姻还是没有摆脱“门阀”“门第”的束缚。唐代的妇女，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妇女，三从四德的观念仍很浓厚，多数民间妇女的守节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女官”这个群体中，女官这个群体，历朝历代都有，并非唐朝所独有，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后宫的女性。可即便是最接近这种角色的上官婉儿，我们也只能给她一个绰号叫做“巾帼宰相”，虽然她实际上参与了很多重大军国事务的决策，但是她没有正式的外朝官员身份，她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唐中宗的昭容。唐朝没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外朝的女官体系，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今人在赞美唐朝女性自由、开放的时候，一定不要抽离了她们的时代。对唐代妇女地位的赞誉实际上是相对于宋代以后过于严厉苛刻而言的。
像长孙皇后、武则天、上官婉儿等这些杰出的唐代女性 ，在历史中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但从负面讲，她们的作为也引起了男权意识的反弹。从唐代起，就不断有人呼吁抵制女性当权。宋代理学兴盛，对包括武则天在内的许多唐代女性人物都给予了负面评价，对妇女的束缚日渐加强。说到底，中国古代社会大体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即便是在唐代，妇女地位有所抬升也未能改变这一点。
唐诗的繁荣
《同舟共进》：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完善，对比之后的八股文取士，唐代的科举制有哪些高明之处？对唐代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于赓哲：唐朝的科举制处在中国科举制最有活力的一个阶段。虽然科举制最早出现于隋代，但那时的科举制很难说是真正的科举制。第一，它摆脱不了察举制的很多历史遗留；
第二，规模很小。但是到了唐代，尤其是从唐太宗以后一直到武则天这个时期，唐朝科举逐渐定型，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的阶段。
初唐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有利于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唐朝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二次“贵族政治”的高峰。到了唐朝，贵族政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科举制的完善，加速了它的衰败，给了社会上其他阶层以平等竞争的机会。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唐朝的貴族并不是完全抵制科举的，很多大贵族也积极投身于科举，甚至有的家族因为有雄厚的财力，还能在科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的子弟考中的比例还比较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族又重新把权力垄断了，相反还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不管他们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如何，都必须站到考场上，和社会其他阶层一起展开公平竞争，这就是科举制的意义。这样的规则之下，虽然贵族世家们可以享受某些身份带来的便利，获得一些好处，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垄断地位。
武则天在科举当中加试杂文，间接促进了唐朝文学的形成。唐诗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官方在科举中加试杂文，杂文重点指向的是诗词歌赋。既然写诗词歌赋可以当官，那么社会上的读书人自然会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创作上去，这间接促进了文学的兴盛。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唐朝的大诗人，特别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基本上是武则天执政以后的人。而武则天之前的唐朝杰出诗人，一般人只能说出个“初唐四杰”，所以武则天一朝是唐代诗歌的分水岭，武则天之后，唐朝的文豪井喷式地出现，这与科举制的推进是密切相关的。
总的来说，唐朝的科举制正处在中国科举制新兴的蓬勃发展阶段，充满了活力，这跟八股文时代完全不一样。八股文时代的科举已经开始走向僵化了。
唐朝的开放与包容
《同舟共进》：在唐代，有不少少数民族甚至外藩人进入庙堂为官，他们是如何影响那个时代的呢？
于赓哲：唐朝皇室本身就有一定的少数民族血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同样是延续了北朝以来的风范。北朝以来，政权的统治者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它们本身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军功贵族集团，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了唐朝。因此，在唐朝为官，不在乎民族出身。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亦有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当官。比如，在日本派出的遣唐史中，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开元年间，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此后在唐朝做官，官拜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还有唐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先后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司天监的印度人瞿坛撰等。最盛时，有三千多名外国人在朝当官员，波斯人还曾做过宰相。这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之后最直观的表现，可见唐朝的开放性格与包容气度。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两百多年之久的国家分裂，也使得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
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突厥的一部归附唐朝并请求在内地安置时，大臣们都反对，以为将会留下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唐朝除了允许外国人当官，军队当中也有很多胡兵胡将，他们为唐朝的开疆拓土也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当然，安史之乱也跟胡人有很大关系，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胡人的正面作用，更何况，镇压安史之乱叛乱的，也有很多胡兵胡将，比如哥舒翰、李光弼（契丹人）。
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带来了类型多样的文化，古希腊时期的数学和医学、天文学，辗转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所谓胡服，主要是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和波斯、康国、安国等国的服饰，其特征是短衣窄袖，以方便骑马出游、狩猎。唐代女子喜欢披肩巾，肩巾是从中印度传入的。唐代有一项体育活动风靡一时——打马球，那也是外来文化，它发源于波斯，经土库曼斯坦和印度传入吐蕃，最后传到长安。据记载，唐玄宗、唐僖宗打马球的技术十分精湛。
外来的乐器、舞蹈和音乐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生活，比方说胡角、胡笳、琵琶、筚篥、羯鼓、箜篌，就是从国外传入的，只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把它们看作是我们的传统乐器。大名鼎鼎的《霓裳羽衣曲》其实也是外来乐曲，其原型是婆罗门曲。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印度乐曲。
当时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都市中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酒肆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肆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唐朝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了唐人的思维模式。从这点上来说，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是动态的，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时间点的传统文化就是纯粹的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吸收外来的优良文化，所以才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传统文化。这种“拿来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的文化魅力之所在。
《同舟共进》：唐朝是对外往来十分频繁的朝代，在外交上有什么特点？
于赓哲：当时，除了与世隔绝的美洲，几乎各大洲都有来到唐朝的人。唐朝吸引周边国家的主要因素，就是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以及璀璨的文化。比如日本，日本当时正处在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阶段内，所以日本人当时很羡慕唐朝，认为唐朝是一个“律令制”国家，什么意思呢？说通俗点就是“以法治国”的国家。对当时尚未摆脱部落政治色彩的日本来说，唐朝自然颇具吸引力，所以他们愿意来向中国学习。
再比如新罗，唐玄宗说“新罗号为君子国，颇知书礼，有类中华”，意为新罗几乎是全面向唐朝学习，几乎就是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翻版。新罗比日本走得更甚一步，日本起码还有自己的年号，新罗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使用中国的年号，中国是什么年号它就是什么年号，官服体系等等几乎全部仿效唐朝。可以说，唐朝对整个东亚而言，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除了软实力，“硬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带领下，唐朝开疆拓土，里海、西域、外蒙古都曾是唐朝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名将李靖大败突厥之后，众多小国纷纷依附过来，臣服于唐。
当然，不可忽视的还有李唐统治者对于不同外邦实行的灵活的外交政策。“实用多元主义”是唐朝对外政策的内核，即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中国与四邻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力量对比，具体外交举措、军事行动对唐朝和相关国家所带来的后果，再决定唐廷的国际行为模式。这包括运用“软实力”“硬实力”（军事力量），或两者兼而用之。这就是唐王朝对外政策的“合宜性”及“功效性”。对待弱小的以军事力量来震慑，对待吐蕃则以战争之后的和亲为主要手段。不同的手段，却都是为了相同的结果。
唐朝的对外交往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在东突厥被灭掉之后，唐太宗曾经在自己的禁卫军中收容了很多突厥人。不料出现了禁卫军叛乱，刺杀唐太宗，许多贴身卫士因此而战死。后来唐太宗就把突厥余众调到了边境地带。这也证明了在民族融合过程当中，不是一蹴而就的，会有很多波折与反复。
安史之乱与“夷夏之防”
《同舟共进》：后世把“安史之乱”作为唐由盛转衰的转折，安禄山以节度使身份叛乱，节度使在唐朝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如何评价安史之乱？
于赓哲：节度使的称呼，最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已出现，指那些被授予使节的都督，他们可以节制各路军队。所以，设立节度使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唐朝边境的安全。但是战争需要调配的资源实在太过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由单纯的军事长官逐渐演变成了握有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合二为一的职务，这样就给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创造了一个便利。
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國。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平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唐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实际上，这种对“夷夏之防”的关注，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严重，与唐和五代时期的民族矛盾是密切相关的。
《同舟共进》：安史之乱后，唐又维持了一百多年，出现了几次“中兴”，但始终未能再现盛唐时的荣耀，原因何在？
于赓哲：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150年里，之所以还能延续下去，一是因为唐帝国的余威尚在；
第二是各个藩镇之间互相割裂，没有出现像秦始皇这样能统一六国的强有力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藩镇之间需要一个平衡机制来协调各方利益，虽然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不如前，但起码它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谁也不敢公开挑战它。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唐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借用藩镇打藩镇，加强中央禁卫军如“神策军”的建设等。这些策略，对于维持唐朝后期150年的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
神策军正式成为皇帝的禁军，是在唐代宗年间；
神策军的人数达到顶峰，则是在唐穆宗年间，其总数有18万之多。而纵观整个中晚唐时期，在唐昭宗之前，神策军的规模始终都保持在十万人以上。明代的王夫之曾这样评价神策军——“建国威，捍非常，实天子之爪牙也”，它成了维系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军事框架平衡的关键所在。神策军的发展、壮大，最终走向衰败，跟唐王朝的兴衰也是完全契合的。自唐德宗之后，神策军的兵权开始落入宦官手中，神策军与宦官的结合，最终使得唐朝皇帝成了“提线木偶”一般的存在。在朱温解散神策军之后，唐王朝便彻底走向了终结。
《同舟共进》：虽然历代都有宦官专政，但在唐代，这一现象似乎尤其突出。
于赓哲：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是三个时代：东汉、唐、明。宦官专权的问题相当复杂，如今我们在史书中看到，史官们对这三次宦官专权一致给予了负面评价。但我们要看到：第一，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是天然对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宦官集团的抨击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文官集团的夸大，这需要辩证地看待。
第二，宦官集团背后实际上站着的是皇帝，因此，宦官专权其实是皇权的变相需求。中国历史上总是存在着一个内外朝抗衡的问题，对于皇帝来说，他身旁需要有一个小内朝来完成他的个人意志，同时与外朝大臣之间形成一个抗衡，从而有利于皇权的巩固。
所以可以看到，从汉代开始，皇帝就不断培养自己身边的近侍之臣，用他们来对抗外朝。比如汉武帝时期，把给事中、尚书等的地位抬升起来，让他们来对抗外朝的丞相，说白了，就是皇帝用自己身边的小内朝来对抗外边的大外朝。
在我们看来，宦官不是正常的人群，而且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再加上他们身有残疾，所以一般来说，心态也容易跑偏。但是皇帝需要他们，对他们很放心。
当然了，有的宦官权力越来越大，皇帝最后觉得难以控制也想铲除他们，这在东汉乃至唐代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明朝也一样。比如，崇祯皇帝上来之后就要铲除魏忠贤，唐朝的“二王八司马”、甘露之变也都是奔着宦官去的。也就是说，在内外朝之间，皇帝始终在玩弄平衡术，有时候玩脱了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唐朝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宣宗就死于宦官之手，这就是失衡了。
唐宋是中国历史的特别阶段
《同舟共进》：有学者曾提出“唐宋变革论”，主张“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您是否认同？为什么？
于赓哲：唐宋变革论，我本人是认同的。因为唐宋的确是中国历史一个大转型阶段，它有以下几个表现：
一是贵族政治到了五代和宋，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彻底消失了。在唐朝，名门望族虽然在名义上和政治上失去了特权，但起码在社会观念中，还是居于天下一等一的地位。但是到了宋代，彻底完成了政治的平民化。宋朝皇室出身于平民，宋朝的皇后出身于平民，乃至宋朝的官员主要也是靠科举选拔的，而不是靠门第，这跟唐朝有着巨大的不同。
二是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唐宋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周边的回鹘、吐蕃、突厥、六诏等等都臣服于唐，唐太宗也被尊称为“天可汗”。而宋代即便是疆域最盛之时，也就仅仅和中晚唐大致持平。周边少数民族林立，这时候，汉族政权在跟少数民族政权对抗时，已经失去了很多优势。
三是文武彻底分野。唐朝前期还有文武不分的现象，但是到了唐朝中期，乃至到了宋代，文武分途的现象越来越凸显，这意味着文人集团与武人集團的决裂越来越明显，而在宋代就出现了“扬文抑武”的现象。宋朝的皇帝是靠着武将身份夺取的天下，为了防止再出现此现象，便对武将集团采取了种种打压措施，最著名的当然是“杯酒释兵权”，文武分途被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所继承，所以说唐宋时期蕴含着极大的变化。
四是儒学的复兴。安史之乱后，儒学出现了一个强化的趋势，以春秋学派的崛起为开端，后面伴随着古文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在文学界的一种折射。我们可以注意到，宋代理学兴起，而理学思想是以儒学为内核的，但也渗透了佛教思想，这也是唐朝时期佛教文化大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唐宋时期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特别阶段。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皇权正是从唐代开始不断走向强化，中国历史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到武则天，不断走向摆脱贵族政治掣肘、强化皇权的道路。强化皇权带来的后果就是官僚制逐步巩固，在这种背景下，唐、宋乃至后面的元、明、清其实都在沿着这个道路前进，于是，贵族政治在唐朝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以后，有贵人而无贵族政治，所以说“唐宋变革论”，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有道理的。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中国
《同舟共进》：了解唐代人的精神世界，除了唐诗以外，敦煌学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敦煌学的发展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什么样的眼界和内容？
于赓哲：敦煌文书室出土的文书，跟以官方正史为代表的传世史料不一样，更多更广地展现了唐朝基层民间社会的状况。敦煌文书当中的大多数是佛教文书，但是也有一部分属于社会性质的。这些文书当中，种类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比如说有儒家经典、账目、书信、诗歌、契约、婚书，甚至还有学生写的家庭作业等等，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图景。这是传世的官方文献很难给我们展现的。所以研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于科学技术、农业乃至妇女问题等等，都离不开敦煌文书。如果没有敦煌文书的话，隋唐史研究可以说是塌了半边天。所以敦煌文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补正史之不足，全方位立体展现了唐朝的社会生活，这是它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