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

肖春连

1958年底，我认识了《红旗》杂志社办公厅主任郑公盾先生，他送给我一些政治理论书籍。

他家住在四楼，面朝南三大间阳光房，紧靠西头那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四周墙壁都挤满了两米多高的书架，中间也是几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古典书籍和“马恩列”全集，还有各出版社赠送给他的各类新书，郑先生在书房中间铺了一张床，靠窗户放了一张写字台。我跟他在那间书房里睡了三夜晚，闻了三夜晚的书香。

回家后，我把大哥不用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打铁棚改成书房。没钱买木头做门窗，我就用家里的废木头、枯枣树，跟北京的铸锅厂换他们当柴烧的好木头，拉回家做门窗;没钱买砖头砌小屋门墙，我就把锅厂丢弃的砖头请人用马车拉回家砌成门墙;没有床板，我就将年终分红的十多元钱拿到周口店火车站买一根东北松圆木請木匠据成床板。没有书架，我就将土墙掏个四方形洞，放上隔板，摆上几十本图书;没有书桌，我向郑公盾先生求援，他送给我二十元，从北京西四家具店买了一张水曲柳的俩抽屉写字桌，拖运到周口店火车站，我用板车拉回家。郑先生为我的书屋增添光彩，还特意送了我名画家送给他的一张长条“猛虎下山”图，我挂在书房的北墙上。比葫芦画瓢，从此我也算有了一间简陋的书房。

有了书屋后，我就想办法赚钱买书。我利用节假日帮大哥厂里拉砖。搬砖时，每次用铁夹子夹5块砖重达25斤，去时往卡车上装，回来时从卡车上往下卸，手磨破皮，累得腰疼腿酸，每天挣1.8元。我还给人家当小工，和泥、搬砖，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我把挣来的钱买成书时心里非常开心，早把那苦累忘得一干二净。

1963年初，我去参军，就将那100多本书装进小坐柜里用锁锁好，把钥匙交给母亲保管。

1966年，我在四川修建成昆铁路时，部队批准我回家探亲10天。当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第一天就发现我那一柜书所剩无几，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二哥找借口说郑公盾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他怕红卫兵抄家，就和我那缺心眼的妹妹一起把那些书撕成一页一页放在房后头厕所的墙头上当手纸。他还把我保存的那份刘少奇与陈毅一同出访东南亚几个国家的《人民画报》送给本村陈老蛋的儿子当玩具，被他孩子在炕上撕成一条一条。他还把作家浩然写给我的一封信也烧了。我听后肺都快气炸了。对这俩不懂得珍惜书的人，我无言以对。第二天一早，我就背着那仅剩的40多本幸存的书，头也不回地离开家，返回了部队。

在打西昌市青山隧道时，我将报废的炸药箱改成书箱，把从家带来的那40多本书保存起来。后来我被提升为排长后，在修建峨边县扬旋火车站时，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就自己动手用木棍和油毛毡紧靠我排营房墙角搭了一间只有两平方米的小书房，白天我带着战士施工，晚上就坐在小书房里读书、看报，还结合工作实际写些新闻报道。有一次，师宣传科王征干事下连队采访时，看到我那工棚式小书房后，他称赞我这种边带兵施工，边读书、边写报道的吃苦精神在全师都很难找到。

在修建襄渝铁路时，我被调到宣传股当干事。在安康市旬阳县吕河镇对面的那半山坡上，我一人住半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里，我请人帮我打了一顶书柜，又添置了不少政治理论书籍。在那间土墼墙、油毛毡的书房里，我写出的很多篇有价值的新闻报道被军内报刊采用。

在修建青藏铁路时，我任连队政治指导员，一人住一间办公室兼卧室的书房。白天带战士施工，晚上和节假日我就在那间窑洞式的书房里坚持读书写作。我写的那篇《铁道卫士》通讯，被《铁道兵》报在显著版面上刊出后，当时在新兵团集训的新兵读后，纷纷要求上级将自己分配到我的连队里。

如今，我有两间书房达30多平方米，靠墙一面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橱，我的藏书达8000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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