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马政及其对外扩张
王玉强 庄苗苗
摘 要：
为满足日本对外扩张战争中对军马的需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明治政府借鉴西方近代马政制度，设立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与之相关的行政和经济制度，由此近代日本马政体系被建立起来。此后近代日本马政主要由农商务省负责管理，作为国策被强力施行。但在近代日本马政建设中，日本陆军出于对外扩张目的，一再强化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建设方针，农商务省与陆军为此进行了长期斗争，陆军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建设方针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除在日本国内开展马政建设外，为了进一步对外扩张，日本陆军还将马政活动扩展到海外，着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等地开展马政活动。近代日本的马政活动几乎伴随日本对外扩张的始终，是支撑日本对外扩张战争的重要制度。
关键词：
日本;马政;马匹改良;日本陆军
马在古代战争中必不可少，古代中国和日本都设有专门制度管理马的繁育、训练等，称之为马政。至近代，机械虽然在很多领域里开始取代畜力，但在军事领域，由于军用运输发展缓慢，加之近代战争中陆战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大量军马仍被用于军事物资运输或骑兵作战。因此马在近代各国国防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致力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马更是被视为进行扩张战争的重要战略资源。
明治初期日本尚未重视军马问题，国内马政事业迟滞，而且日本本土马存在身材矮小、体力不足等缺点，导致其无法适应明治政府一再发动扩张战争的需要。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明治政府认识到军马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借鉴近代西方国家的马政制度来实施本国的马政建设，随后将马政活动延伸到日本控制下的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和库页岛等殖民地以及中国东北地区，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近代日本马政体系，直到二战战败时日本的各种马政制度才被废除。可以说，近代日本的马政制度是支撑其对外扩张战争的重要方面，几乎伴随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始终。因此，以马政为切入点，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这无疑是对传统上以天皇制、藩阀、军部以及资本家等为研究对象或者从国际关系史视角去研究日本对外扩张的有益补充。
目前中国学界对近代日本马政制度的研究较为少见。我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马政及其对外扩张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喆君：《日本马政改革之经过谈》，《骑兵杂志》，1934年第10期;余流柱：《日本军马之准备》，《日本评论》，1935年第4期;崔步青：《三十年来日本马政之一瞥》，《兽医畜牧学杂志》，1936年第2期;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孙瑜：《伪满洲国的“马政”与马产业变迁》，《中国农史》，2014年第4期。
二战后日本学界对从甲午战后一直持续到二战战败的马政活动的研究亦不充分，日本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伊藤一允：「明治初期の青森県馬政—近代馬政と産馬組合及び軍馬補充部に関する資史料（2）」、『郷土史·地域文化の発掘と研究』、第2巻第2号、2001年;寺島敏治：「馬事資料 馬政局主管期の馬の人工授精事業（1）」、『Hippophile』、第35巻第35号、2009年;岡﨑滋樹：「近代日本の畜産雑種化黄金期と馬匹改良：1896～1935年の馬政/畜産」、『立命館大学経済学会』、第63巻第1号、2014年。
没有对近代日本马政进行综合研究，且评价多为正面，对近代马政源于日本对外扩张战争需要，并同军工产业一样服务于日本对外扩张战争的根本性质有所回避。日本学界的这种研究与历史事实不符，不利于日本对其对外扩张历史进行反省。因此，有必要对几乎伴随日本对外扩张始终的近代马政进行充分研究，阐明日本近代马政制度與其对外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探究“九一八”事变前后近代日本马政制度的建立及其向海外的扩张，进而揭示近代日本马政在其扩张战争中的作用。
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近代日本马政制度的建立
明治之前的日本马政管理较为简单和粗放，至律令制时代才开始制定一些基本的驿马、军马补充以及检查等法令。涉及马的律令有《厩制律》中关于驿马的规定;《厩库律》中关于牧马的规定;《厩牧令》中关于马籍、兵马补充、驿马检查等规定;《职员令》中关于兵马司的规定;《军防令》中关于骑兵队的规定等。
随着律令制崩溃，马政逐渐衰落。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开始重视马政，各藩国也致力于发展牧马事业，但马政建设依然落后，幕末时期日本马身高大多在1.36米以下，体型矮小。
明治政权建立后，马政被划归陆军和民政部门共同管理。负责陆军军马管理的机构，最早可溯源至1867年设立的大总督府厩，明治元年幕府被废除，设立大总督府，在此之下设立大总督府厩，作为军马补充机关，负责管理军马事务，如官马的供给、马的生产繁殖等。
其后经多次调整被1874年设立的军马局取代，1886年由骑兵局掌管军马局业务。1896年日本设立军马补充部，负责军马管理并一直存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作为民政事务的马政由1881年设立的农商务省负责，以服务农业经济为目的。1884年农商务省从各地选拔畜产养殖专家组成畜产咨询会，着手牛马改良事业。但随着日本陆军扩军备战的开启，陆军要求农商务省予以配合。1886年5月，陆军大臣特意致信农商务大臣，要求其配合陆军的军马供应，该提议虽然得到农商务省的积极回应，但并未落实。直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明治政府才切实感受到军马在对外扩张战争中的重要性。为了改变日本马体质低劣的现状，明治政府决心把马政建设上升为国策，通过建立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以及相关的行政和经济制度，将军政和民政并行管理的马政予以整合，并为此制定了长期发展计划。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被征调到战场，暴露出日本马不适于大规模军用的现实。1895年3月，兽医今井吉平今井吉平（1868—1913年）生于鹿儿岛，是明治和大正时期对马政建设颇有影响力的著名兽医学者。他于1889年在东京农林学校兽医专业毕业后留学德国，1903年任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教授，1906年出任马政局马政官，1909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代表作有『馬政学』、東京：東京成美堂、1910年;『日本馬政論』、東京：東京有隣堂書店、1913年。
前往金州、旅顺、营口、牛庄、海城等战场实地考察，回国后发表文章指出，甲午战争期间符合军马标准的民间马数量很少，日本马在战场上表现极为不佳，为此强烈呼吁明治政府改良日本马。今井吉平：「本邦馬匹ノ改良ニ就テ」、『中央獸醫會雑誌』、第9巻第1号、1896年、4-6頁。
关于改良日本马的方法，东京帝国大学的兽医学专家詹森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1849—1914年），德国兽医学专家，于1880年受日本政府邀请来到日本并在东京帝国大学农业学院任教，是明治时代日本兽医学的奠基者。
提出向欧洲军事强国学习马政建设的经验，建议日本设立畜产养殖户为代表的代议机关，制定畜产教育法和畜产行政法，建立直属宫内省的养马机构，或将相关众多养马机构合并设立一个中央局等。ヤンソン、今井吉平：「日本畜産事業ノ改良ニ就テ」、『中央獸醫會雑誌』、第8巻第2号、1895年、5-7頁。
甲午战后明治政府充分认识到“马匹改良是国防上之急务”，并由此开启了近代马政建设。1895年6月，明治政府颁布《马匹调查会规则》，成立马匹调查会，该调查会由农商务省和陆军省的相关人员组成，会长由农商务省次官担任。马匹调查会主要围绕马改良方针、种马牧场和种马所的设置、种马的选择标准、养马奖励、马籍实施办法、马去势实施办法等事项进行审议，迅速确定了“马匹改良需基于国防上之必要，根据乘马、挽马、驮马乘马是指用于骑乘的马，基本用于陆军骑兵和赛马;挽马是指牵引马车等的搬运马;驮马是指在马背上托运行李物品的搬运马。
的不同用途，产出合适马匹”的方针。马匹调查会制定了军马标准，即军用乘马、挽马、驮马的身高应分别为1.45～1.52米、1.45～1.58米、1.36～1.42米。计划在全国建2～4所种马牧场，10～20所种马所，主要引进阿拉伯和英国纯种马作为种马。1895—1905年间，日本共从海外引进种马175匹、牝马81匹。農文協：『畜産全書7畜産総論馬』、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3-1985年、286-287頁。
但关于养马奖励政策，马匹调查会仅仅简单规定每年应发给养育良马者奖金及提高购买马的价格。
马匹调查会并不是主管马政的专门机构，作为临时机构，其作用仅是加强农商务省和陆军省等机构间的合作，负责马政建设的主体部门是农商务省。农商务省在1897年发布了《欧洲各国马政及日本养马改良调查》，强调“因养马对国家富强和国防十分重要，所以要特别注意国外的马政建设”，ヤンソン：『欧洲各国馬政及日本産馬改良ニ関スル調査』、東京農商務省農務局、1897年、1頁。
主张通过借鉴西方国家的马政管理方式开展日本的马政建设。
1900年，日军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此次日本军马仍从民间征调，表现依旧不佳。随军兽医冈源次郎到广岛县征调军马时，其过程十分艰难，马群发生骚动并互相踢咬。与其他国家的军马相比，日本马性情暴躁、不听指挥，因而受到其他联军嘲讽：“日本马不是家畜，而是野兽。”岡源次郎：「清國事件ニ於ケル我軍馬ニ就キ」、『中央獸醫會雑誌』、第13巻第12号、1900年、24頁。
侵华联军评价日本马是“野兽”一事在日本报界引起热议，从中亦可看出马匹调查会制定的日本马改良计划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03年8月，陆军大臣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再次向农商务大臣提出供应军马的要求，强调军马是维系战争的重要因素，伴随火器改良、战场变化，骑兵和炮兵都对军马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日本军马体质不如西方列强军马的情况下，更应努力提高军马能力，因此就平时和战时陆军所需军马数量、军马资质、改良措施、统一马政机关等方面向农商务省提出了具体建议。帝国競馬協会：『日本馬政史』第四巻、東京帝国競馬協会、1928年、92-93頁。
但陆军大臣的上述要求还未得到落实，日俄战争即爆发，也正是以日俄战争为契机，陆军大臣以军需为目的的马政建设要求得以实现。
日俄战争比甲午战争规模更大，征调军马数量约为甲午战争时的3倍，导致马匹调查会制定的马匹改良和增殖方针无法满足此次战争之需。由于日本马数量不足和体质低下导致军马补充困难，日军不得不临时大量购买澳大利亚马作为军马使用。陸軍省：『馬事提要』、東京兵用図書株式会社、1931年、356-357頁。
日俄战争再次暴露出日本马不适合扩张战争需要的窘状，促使明治政府进一步加强马政建设，开始着手建立专门的马政机关并制定全面的马政计划。
鉴于军马问题的急迫性，在1904年9月日俄开战后，明治政府就颁布了《临时马制调查委员會官制》，设立临时马制调查委员会。与马匹调查会不同，该委员会由日本首相监管，这是对陆军大臣建议设立统一的马政机关的回应。临时马制调查委员会召开了九次会议，制定了为期三十年（1906—1935）的第一次马政计划，欲将马政上升为国策，全面开展马政建设。1906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马政建设，明治政府颁布了《马政局官制》，废除临时马制调查委员会，正式设立直属内阁、专门负责马政事务的中央机构——马政局。
马政局设立后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如1906年7月颁布《马政管区监督规程》，12月颁布《产马奖励规程》《为赛马举办设立法人及监督文件》《关于马匹联合共进会厅府县共进会的文件》，1908年11月颁布《赛马规程》。其中《产马奖励规程》对调动日本民间力量积极参与马政建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马匹调查会时期曾颁布养马奖励政策，但未形成统一章程。与之相比，《产马奖励规程》制定了完整的奖励政策，要求马政长官任命府县马匹联合共进会的审查官，出席共进会并为优秀马匹授奖，为新开设的共进会提供部分经费，资助有益于马匹改良的赛马会，奖励体格优良、繁殖成绩优良的民间马等。大蔵省印刷局：「産馬奬勵規程」、『官報』、第七千三十五號、1906年。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950378（2021-04-25）. 由此推动了日本各地纷纷建立马匹共进会分支机构，成为日本马政建设的民间基础。正如上文詹森所建议的那样，明治政府参照西方国家的马政管理体系，设立马政局并制定相关行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基本上建立起近代日本的马政体系。
二、马政近代化与围绕日本马政建设方针的军民之争
近代马政制度建立后，马政局开始实施第一次马政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1906—1923年，第二期为1924—1935年（基本由农商务省主导）。通过两期马政建设计划，日本实现了马政近代化。从1906年设立马政局到1923年，日本马政建设方针偏向以军需为主导，尤其是1910年6月直属内阁的马政局被直接移交给陆军省以后，马政局由陆军大臣监管，马政局长官由现役陆军中将或少将担任，其他职务也多由陆军军官担任，这使陆军得以通过掌控马政局来贯彻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方针。
为了实现第一期马政建设计划设定的改变三分之一日本马基因的目标，马政局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淘汰不堪军用的日本本土种马，大量引入西方优良洋种马，与日本本土马进行杂交，以实现日本马的杂种化改良，迅速使体型矮小、耐力不足的日本马向体型高大、体质良好的欧美洋马转变。为此马政局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首先划分马的行政管区，把日本全国分为六个马政管区，各管区设立马政官，负责养马改良事业的调查、指导和监督，推动马匹改良的进步;其次设置种马牧场3所，种马养育所1所，种马所15所，种马牧场是饲养引进的种马和优秀牝马，使之交配生产国有种马的场所;种马养育所是养育在种马牧场生产的马及从民间购买的种马候补马，培养国有种马的场所;种马所是把在种马牧场和种马养育所生产养育的国有种马派遣到各养马地，与民间繁殖用牝马交配的场所。
并在这些场所种植牧草。随后大量进口外国洋种马，使国有种马达到1500匹，占全国马匹总数的千分之一，并制定严格的民间种马检查标准，淘汰不合格的日本本土种马;最后制定各种奖励政策，并成立相关组织团体以鼓励民间参与马政建设，如授奖给培育优良马者，支持民间成立马匹共进会、赛马会等。農林省畜産局：『馬政統計：第九次』、1936年、306頁。
通过强制性淘汰日本本土种马以及大量利用洋种马繁育杂种马的措施，第一次马政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日本马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全国马匹总数每年基本维持在150万匹左右，低劣的、不堪军用的日本本土马几乎消失。1906年，日本本土马占马匹总数的87.8%，杂种马占11.4%，洋种马占0.8%。此后杂种马数量迅速增加，到1917年杂种马占51.5%，1923年杂种马占80.1%，1935年杂种马占93.2%，洋种马占3.4%，基本实现了日本马的杂种化。岡﨑滋樹：『畜産から見た戦前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農業経済圏の再編：台湾馬政計画（1936年～1945年）を中心に』、博士論文、立命館大学、2018年、19-20頁。
马种改良后，日本马体型变大，明治维新以前大多数日本马的身高在1.36米以下，1906年，身高在1.21～1.36米之间的日本马占马匹总数的42.9%，1.36～1.52米占55.6%，1.52米以上占1%。1923年，身高在1.36～1.52米之间的日本马占马匹总数的73.7%，1.52米以上占9.3%。1928年，身高在1.36～1.52米之间的日本马占马匹总数的67.0%，1.52米以上占21.6%。1933年，身高在1.36～1.52米之间的日本马占马匹总数的62.0%，1.52米以上占29.0%。農林省畜産局：『馬政第一次計畫實績調査』第2巻、1935年、497-499頁。
陸军采购和补充军马的身高标准为1.36米以上。由此可知，在实施了作为国策的马政计划后，日本基本淘汰了不堪军用的本土马，拥有了大量符合军用标准的杂种马，使其成为保障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资源。
日本马政近代化还体现在民间成为维系和运营马政的根基所在，民间力量大量繁育和买卖杂种马，使之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动民间进行马匹交易，1910年日本政府颁布《家畜市场法》，在民间设立年交易日在一百天以上的常设市场、交易日不足一百天的定期市场，以及在上述市场不开放时进行交易的临时市场。图1显示了1911—1936年日本家畜市场的数量变化。从中可知三种市场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市场总数从807处增加到2225处，其中常设市场占家畜市场总数的比例从1915年开始维持在10%左右，定期市场占比从90%以上逐渐下降到40%左右，临时市场占比总体呈增长趋势，最终达到40%左右。由于临时市场受到各级政府监管少，交易灵活，所以特别受到农民和马贩子的欢迎，由此在图1中呈现出临时市场的数量波动曲线与市场总数波动曲线基本相一致的特征。
图2显示了1913—1936年家畜市场中马匹的交易情况。从中可知每年马匹交易数量很大，平均值为142 305匹。值得注意的是，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农业和农民遭受重创，导致1930年临时市场数量下降，马匹交易数量也降到最低。从1931年开始，临时市场和马匹交易数量同时增长，但马匹交易价格却持续低迷。出现此特殊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危机导致农民的现金流减少，不得不大量贱卖手中的马匹以求度过经济危机。这也表明马是农民的重要资产，困难时期可通过卖马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日本军马的身高标准为1.36米以上，自从马政作为国策被强力施行以来，日本民间符合军马身高标准的马急剧增多，如1923年身高在1.36～1.52米之间的马占马匹总数的73.7%。但从图3可知，除个别年份以外，军方每年购买的军马数量变化不大，平均约为4391匹。与民间市场相比，军方每年购买军马的数量仅占民间市场平均交易量的3%左右，平均每年的交易额仅占民间市场年均交易额的11%左右。这意味着尽管日本民间繁育出大量符合军用标准的马，但军方平时只采购其中很少一部分。军方希望剩下的大量符合军用的马由民间保有，以便发动战争时能够大量征调军马。由此可知，尽管军方参与马匹采购交易，但实际上日本近代马政建设中马的繁育饲养成本主要由民间来承担，马匹的繁育和交易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日本马政建设的实际管理者是农商务省，实际承担者是日本农民，但陆军一直欲将民政领域的马政建设附属于军政。如上所述，尽管非战时军方对军马需求有限，每年采购量仅相当于民间交易量的3%左右，但仍试图在民间保有大量符合军马标准的杂种马，以备战时征调。然而，陆军这种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建设方针损害了农民利益，给农业经济造成冲击。繁育杂种马所需的配种费、饲料费、人工费、医疗费等成本远高于日本马，但军方采购量很少，导致这些高大的杂种马在民间市场只能以远低于军方采购价的价格进行交易，或者作为畜力被农民用于农耕。但繁育成本高的杂种马作为畜力使用的经济效益远低于被淘汰的日本本土马。因此，从农业经济以及农民实际使用经验来看，与繁育适合军用但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杂种马相比，低成本、低价格、低风险且能够满足农耕需求的小型马更受农民青睐，也更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
因此，农商务省极力反对要求民间大量繁育和保存高大军马的军需主导方针，试图维持军用和民用的均衡，即在保障实际军需的情况下，尽可能实现杂种马的经济价值。在陆军掌控马政局期间，日本政界内部一再对其提出抗议，批评陆军过于介入民政事务。众议院议员泽来太郎曾在《陆海军政整理论》中着重对“陆军全力进行军马改良和养育”的马政方针进行批判，指出“军马养育改良虽重要，但一般马匹改良更重要，因为若一般马匹改良事业繁盛，军马改良就随之兴盛，但军马改良不一定会促进一般马匹改良”，建议“马政局应移交给农商务省，农商务省与陆军省不同，以生产事业为主，并与各产业机关联系密切，在马政建设上有巨大便利”。沢来太郎：『陸海軍政整理論』、東京：東洋出版社、1912年、108-109頁。
“以生产事业为主”进行“一般马匹改良”的方针逐渐占据上风，加之此时陆军大臣山梨半造施行军缩政策，有意削减兵员和军马以节省经费充实其他近代装备，最终导致1923年4月马政局被撤销，马政事务划归农商务省畜产局掌管。这意味着马政管理部门从中央机构被降级为农商务省的下属机构。虽然陆军仍对马政建设有很大影响力，但1924—1935年的马政计划基本在农商务省主导下进行。
农商务省的马政建设与陆军所坚持的以军需为主导的方针有着根本不同，其马政方针主要是“通过产业上的措施和奖助政策促进马改良繁殖进程，立足于国防和经济基础，培育有耐力和用途广泛的马”。農林省：『馬政第二次計画』、1938年、11頁。
因此农商务省调整马政建设方向，着力繁育身高低于军用标准，但适合日本中等身高者使用的马，培育耐力更强和用途更广的马匹，尤其奖励民间扩大对杂种马的使用，如利用杂种马进行耕地和搬运等。農林省畜産局：『馬政統計：第九次』、1936年、307-308頁。
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一再扩大侵略势头，陆军对军马的需求加大，并就军马问题多次向农林省1925年农商务省被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
提出要求。在陆军省的强势要求下，马政局于1936年被重新设立。由于陆军省再度在马政局中掌握话语权，导致1936年才启动的第二次马政计划于1938年在陆军干预下被终止，开始实施以满足军需为唯一目的的“内地马政计划”，该计划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近代日本马政方针出现的军用、民用之争中，陆军偏向甚至完全以军需为主导的方针最终占据支配地位，导致马政彻底沦为支撑侵略战争的制度，并最终因日本战败而崩溃。
三、日本对外侵略中的马政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进行对外扩张，相继占领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库页岛和旅大租借地等，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構并驻扎军队，其军马一直由日本国内供应。但陆军谋划从上述被侵占地区直接获得军马供应，以便于进一步开展侵略活动。因此，以服务日本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近代日本马政除了在日本国内展开外，还进一步扩张到海外。日本在海外实施的马政活动基本是由陆军发起并主导的，其标志性事件是1917年7月3日，陆军大臣同时致电朝鲜总督和关东都督，要求他们在各占领地开展马政活动以加强军备。根据电文，陆军大臣强调在朝鲜增殖军马资源是“国防”的“紧急事项”;在台湾地区进行马改良增殖是“紧要事项”;在写给关东都督的电文中强调“有事之日”借助中国东北当地军马资源是“国防”的“紧要事项”，为“战时不留遗憾”，平时的马政活动极为重要。『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03-707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此后，陆军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为重点进行马政活动。
（一）日军在朝鲜的马政活动
早在1916年5月2日，陆军省次官就照会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指出“现日军已在朝鲜设立常设师团，因此有必要从朝鲜当地获取军马资源，但朝鲜马体格矮小不符合军马要求，不利于军用，要通过在朝鲜进行马匹改良，奖励养马，移入日本马等措施丰富朝鲜军马资源”。5月19日，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回复陆军省次官：“已认识到在朝鲜进行马匹改良的必要性，开始进行牧马事业。” 『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00-702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同年8月，朝鲜总督府在江原道建立兰谷牧马场，引入蒙古牝马进行改良试验。1917年7月3日，陆军大臣照会朝鲜总督，指出“随着日军在朝鲜常设师团建立的完成，军马资源于国防上日益紧急……鉴于此次一战实况更感军马之必要性，贵府去年以马匹改良为目的开始牧马事业，诚为此感到欣慰，今后更要发展该事业，同时保护、奖励民间从事养马业者……以实现平时、战时迅速充实军马资源”。『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03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同一天陆军省次官致电日军驻朝鲜军参谋长，要求其留意陆军大臣对朝鲜总督的照会。
上述陆军省与朝鲜总督府、驻朝鲜日军之间的密集电文往来，可说明日军将朝鲜马政作为“紧急事项”予以重视。此后陆军省继续督导日军在朝鲜的马政活动。1918年2月18日，陆军省次官再次照会朝鲜政务总监，告知马政委员会中有关朝鲜马改良增殖和蒙古马的改良方案。该方案要求陆军省马政局提供国有种马给朝鲜总督府并同总督府加强在马政上的联系，迅速建立一个军马补充部支部，保护与奖励日本国内马移入朝鲜，尤其要降低运费;要求朝鲜总督府直接开设并运营种马所、监督与保护朝鲜王室和民间经营的牧场、奖励日本马移入朝鲜并撤销进口税和降低运费、减免利用马力的交通机关的税务、间接奖励种植牧草、进行道路修建、奖励马耕、普及养马有益观念、奖励赛马等。
1922年，陆军省军马补充部在朝鲜设立雄基支部，该支部为陆军省军马补充部在海外设立的唯一分支机构。
此外，为彻底调查和研究利用朝鲜马的军用价值，1918年6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制定《朝鲜马调查班及中国马调查班设置要领》，理由是“随着日军的增加，仅靠日本国内养马不能满足需求，有进行朝鲜马和中国马调查的必要”。『朝鮮馬調査班及支那馬調査班に関する調査方針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0909900、1919年、316-317頁;『朝鮮馬調査班及支那調査班設置要領同細則制定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3022489600、1920年、115-127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朝鲜马调查班”隶属于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设置在野炮兵第二十五联队，由联队长监督，其调查报告经朝鲜总督递交给陆军大臣。“朝鲜马调查班”的调查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18年8月到1920年3月，负责调查辎重兵和机枪兵使用乘、驮、挽马及马具等事宜，第二期从1920年4月到1921年9月，调查骑兵使用乘、驮马等事宜。该调查班摸清了朝鲜马的军用价值，指出朝鲜马在乘用上不符合骑兵和辎重兵乘用要求，只能用于短距离传令，或用于辎重和机枪部队搬运弹药大炮等，在挽用上没有利用价值。『朝鮮馬調査班及支那馬調査班に関する調査方針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0909900、1919年、333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调查结束后，该调查班被撤销。
朝鲜总督府按照上述要求在朝鲜开展马政活动。1919年2月，朝鲜总督府召开会议制定关于奖励养马等政策，主要内容是减少利用朝鲜铁路运输马的费用，撤销日本马和中国东北马的进口税，同年在咸镜北道设置种马所改良当地马，号召朝鲜民间养马等。经兰谷牧马支场和咸镜北道种马所改良形成了新朝鲜马，其中兰谷支场的新朝鲜马分为一次杂交后身高達到1.42～1.48米的马，以及二次杂交后身高提高0.03～0.06米的马，一次杂交马可用于乘挽使用，二次杂交马可作为中下级军官的乘马使用。渡邊義一：「朝鮮馬産に關する意見」、『中央獸醫會雑誌』、第40巻第2号、1927年、177頁。
日军推动的朝鲜马政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25年朝鲜马达到56 000多匹，其中朝鲜本地马51 900多匹，日本马和洋马2400多匹，中国马1500多匹，新朝鲜马230多匹。同日本国内一样，朝鲜主要城市也出现了赛马热和乘坐马车热。渡邊義一：「朝鮮馬産に關する意見」、『中央獸醫會雑誌』、第40巻第2号、1927年、172、179頁。
1932年12月，农林省主管的马政调查会准备在各殖民地正式实施马政计划。1933年朝鲜总督府颁布《种马牧场官制》，1935年制定了朝鲜马政第一期计划纲领，计划实施时段为1936—1953年，规定以马匹增殖为目标，改良马匹基因，改良马数量要达到4万匹;确定以挽马为中心同时繁育乘马的养马方针。除上述改良增殖措施外，还有其他政策，如充实马政机关，召开共进会、竞技会，表彰有功劳者等，与日本国内马政制度大同小异。“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更加认识到朝鲜马的重要性，于1938 年强烈要求农林省把上述为期18年的马政计划缩短为15年计划，发布朝鲜马政扩充计划，企图加快完成目标，增加军马生产数量。
（二）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马政活动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并建立了关东总督府，随后将关东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集民政与军政于一身，直到1919年才将关东都督府分立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关东都督府建立初期并没有实施具体的马政计划，仅对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包括马资源在内的军用资源调查。1905年“满洲产业调查会”中的农业调查班内设有畜产组，把东北马作为畜产资源而不是军马资源进行了调查。次年开始更大规模的“满蒙”物资大调查，形成调查报告《满洲治草稿》，仍把东北马作为家畜进行调查。
1917年，陆军大臣致电关东都督，提出“鉴于日本军马资源之现状，有事之日应借助当地军马资源，此为国防上之紧要事项。因一战实况更感其必要性，中国马在以往战役中资质劣等，符合军事上的要求者甚少……为国防上不留遗憾应在满蒙进行马改良、奖励养马以丰富军马资源。为战时军马之利用准备，如何进行平时马政计划则极为重要”。『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06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关东都督府积极回应陆军省指示。1917年9月10日，关东都督致电陆军大臣，表明已制定《满蒙马匹改良方案》，该方案指出，南满和内蒙古东部马数量很多，但多数体质低劣，适于军用的良马很少，为了满足战时所需军马数量，需要对马匹进行调查和改良试验，同时要设置大规模的模范种马牧场和种马所，计划在郑家屯附近设置马匹改良试验场，在达赖罕王府和乌丹城附近设立大种马牧场，在各地设立种马所，在郑家屯和赤峰设家畜市场。但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该方案最终没有完成。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0-301页。
1918年陆军省次官致电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告知马政委员会关于蒙古马的改良方案，该方案要求马政局提供国有种马给关东都督府，并与都督府在马政事业上加强联系;要求关东都督府设立马政改良实验机关，经营家畜市场，奖励赛马，在“满铁附属地”允许发行赌马券，设立一或两所种马牧场并把成年种马借给民间。『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10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同年拓殖局长致电陆军省军务局长，告知其拓殖委员会的决议，即为充实日本军马资源，要求满铁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进行马匹改良实验，若成果良好则设立种马牧场进行种马的繁殖养育。『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24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另外，1918年6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制定《朝鲜马调查班及中国马调查班设置要领》，“中国马调查班”隶属于关东都督，设置在关东军的野炮兵联队，由联队长监督。“中国马调查班”从1918年8月到1923年3月进行了三期调查，主要调查东北马的调教、管理方法、耐久力、分布状况和马具马车的使用等。其中重点研究适宜日军炮兵、骑兵、机枪队和辎重兵队所使用马匹的快速调教方法和配套马具的使用方法。『朝鮮馬調査班及支那馬調査班に関する調査方針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0909900、1919年、334頁;「朝鮮馬調査班及支那調査班設置要領同細則制定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3022489600、1920年、115-127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通过调查内容可看出，日军更关注和研究东北马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与能够迅速利用东北马的方法。与同时设立的“朝鲜马调查班”相比，日本陆军中央更重视“中国马调查班”。1923年，“朝鲜马调查班”和“中国马调查班”在完成调查后被撤销，但1925年5月陆军省却命令关东军参谋部重建“中国马调查班”，使之作为平时编制存在，继续对满蒙马资源分布状况、利用和增殖方法等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支那馬調査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3022706800、1925年、435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此次调查的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准备更充分，由此可见，与朝鲜马相比，日本陆军中央更加重视对中国东北马的利用。
为进一步商讨确定东北马改良方针，1919年3月8日，陆军在马政局内专门召开第一次“满蒙”马匹改良会议，3月11日在陆军省内召开第二次会议，最终确定《“满蒙”马匹改良方针》。该方针规定改良后的东北马身高要达到1.45米（相当于日本乘马、挽马的标准身高），作为日本军马备用资源;改良东北马要兼顾军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能丢掉“满蒙”马的优势，要适应大陆环境且耐用;体型上要排除蒙古马的缺陷，明确各种马的体型标准;为兼顾军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决定大量培养乘用和挽用马;尽量降低改良马价格，与“满蒙”经济实情相适应;迅速进行改良事业，掌握内外蒙古的养马现状和马群集散产地以备将来供日本利用。『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78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1921年11月，陆军省次官致电关东厅事务总长，提出实施关东赛马令以推广马政政策，加强与日本马政的联系。『馬政関係書類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2031137300、1923年、728頁。https：//www.jacar.go.jp（2021-04-25）.
1923年以前陆军掌控马政局并极力推动在中国东北的马政活动，其后尽管马政局被撤销，马政事务重归农商务省管理，但日军在东北的马政活动仍继续展开。1925年6月14日，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及满铁三方代表召开马政协议会，讨论落实上述东北马改良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農林省畜産局：『外地及満洲国馬事調査書』、1935年、248-255頁。
确定改良的重点方向是大量培育轻挽马，决定由关东厅及满铁共同负责进行东北马改良工作，关东军尽可能给予援助，在旅大地区及奉天以南铁道沿线进行马匹改良，设置种马所，培育种马用来改良马匹，其经费由关东厅及满铁共同负责，满铁负责奉天以北铁道沿线和内蒙古东部的马匹改良工作，经费由满铁负担。其中改良所需种马数为旅大地区25匹，奉天以南铁道沿线20匹，奉天以北铁道沿线30匹，计划自1925年起用三年时间在旅大地区及奉天以南铁道沿线完成种马改良，自1926年起用五年时间在奉天以北铁道沿线完成种马改良。种马改良所需经费由关东厅和满铁协商决定。改良用种马主要以小型海克纳马为主，也包括阿拉伯马、优良蒙古马等，主要来源是购买及借用农林省的种马。
次年10月，关东厅设立临时马政委员会，与日本国内的马政委员会作用相同，旨在提供马政方面的咨詢和审议马匹改良相关事务。随后，临时马政委员会就扩大和完备马政协议会确定的计划召开了两次委员会，着手审议和推动在中国东北地区引入日本的马政计划。
随着日本国内马政体系的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及各种政策制度被全面移入中国东北，东北成为日军在海外开展马政活动最为充分的地区，尤其因各种马政奖励制度开始发挥作用，当地农民对养马产生了兴趣，成为日军在中国东北开展马政活动的“辅助”力量。日军持续开展马政活动，使得其直接掌控下的东北马数量逐年增加。以旅顺和大连为例，1912年旅大地区共有2402匹马，1921年达到3817匹，1926年达到5878匹。1926年设立种马所后，产马速度提高，1929年达到6325匹，1931年达到6834匹。農林省畜産局：『外地及満洲国馬事調査書』、260頁。
日本陆军1929年、1930年、1931年在日本国内军马采购量分别为3813匹、4110匹、3427匹，可知日本关东军掌控的旅大地区的军马资源非常充足。除旅大地区以外，关东军还对其他东北各地的马资源进行了彻底调查，并掌握了快速调教和利用东北马的方法，这无疑使得中国东北马资源成为日军进一步扩张的重要补给。经过较为系统的马政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颇为得意地指出，“北部满洲和东蒙地区在畜产上十分有发展前景。“满蒙”马匹大概有250万匹，因此‘有事之日可从该地获得军马补给”。小林龍夫、島田俊彦：『満州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141頁。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日军所指的“有事之日”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
结 语
近代日本不断对外发动扩张战争，直至二战战败。为满足对外扩张需要，日本政府制定了多种制度保障各种军用物资的供应，如同近代日本军工产业一样，近代日本马政也是支撑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制度。明治初期马政尚未受到重视，后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马不堪军用，日本政府遂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马政活动，并逐步建立各种行政和经济制度推动近代日本马政建设。马政被作为日本的国策得以持续维系和运营，全面地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行政，从军需到农业发展，从日本国内到海外，从繁殖养育到市场交易等方方面面。
在维系和运营马政上，日本陆军出于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一再推动以军需为主导的马政方针。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一战爆发后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陆军一再提出改良国内日本马和海外日本驻军所在地马匹的要求，推动日本马政从根本上服务于日本对外扩张。农商务省一直坚持军用与民用相均衡的马政建设方针，并与陆军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但在陆军的强势干预之下，1938年农林省主管的第二次马政计划被终止，日本开始在国内实施以满足军需为唯一目的的“内地马政计划”。这导致近代马政彻底沦为支撑侵略战争的制度。
日本陆军除了在日本国内推动以军需为目的的马政建设方针以外，为了便于进一步对外扩张，早在1917年就决定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开展马政活动，并将其列为“紧要”“紧急”事项。与日军在朝鲜的马政活动相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马政活动是日军的重点所在。除将“中国马调查班”列为平时编制以便彻底调查和利用东北马的军事价值外，日本还近乎全面地将国内马政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移入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在海外开展马政活动最充分的地区，东北马成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的重要资源。纵观近代日本马政，其从根本上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是支撑日本对外扩张战争的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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