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黄蓓佳小说的电视剧改编
张冉
摘 要：
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媒体空间环境中走上了“触电”之旅。黄蓓佳的多部作品，被苏州福纳公司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采用“忠于原著”改编法的基础上，电视剧对比小说文本，依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修改，以适应媒体空间的传播环境和大众接受语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主要人物进行“去恶化”处理;将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叙事作用集中到代表人物身上;強化辅线人物的笔墨，进行散点透视，力图展现整体图景;反思并拓展大众关心的主题。
关键词：
黄蓓佳 小说 电视剧改编.
在当代媒体空间视域的传播环境下，影视源源不断地以文学滋补灵魂和体魄。越来越多的作家愿意接受影视全新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改编。江苏作家的作品在影视银幕上频繁可见。黄蓓佳作为江苏代表作家，多次化身编剧，与苏州福纳公司联手，将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比如《新乱世佳人》《我要做个好孩子》《派克式左轮》等。
从小说到电视剧，既融入了福纳公司新文人电视剧的精英化改编意识，又由黄蓓佳亲自掌舵，把握改编主旨，延续小说对社会问题的反思精神。如《新乱世佳人》乱世个体的生命意识;《我要做好孩子》把每个孩子都当成珍贵的个体;《派克式左轮》更是直接取材自震惊中外的卢刚事件，叩问国外求学游子在文化冲突中的物质与精神状态。黄蓓佳与福纳公司总体采用“忠于原著”的改编方法，但是在两种不同媒介的转换中，改编剧依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主要人物的去恶化、反面人物的集中化、叙事重心的散点透视化和主题的大众化。
一、主要人物的去恶化
与小说相比，电视剧主要人物性格特征汇聚善与美，剔除瑕疵之恶。电视剧《新乱世佳人》采用增、删或直接改变事件处理方法，对董心碧、冒银南、薛暮紫、独妍、王千帆等都进行了去恶化处理，使之呈现完全正面的形象。电视剧中的董心碧比小说思虑更加细致，处事更加圆润。在处理绮凤娇与董克勤偷情一事时，她刻意回避，既避免了父子俩的记恨，又体现出了睿智柔和的处事风格，更契合大众心中江南女子温婉贤淑的形象。在塑造冒银南、独妍夫妇俩时，电视剧加入了多处救民、救国、救董家的戏份，人物形象愈加去除私心，充满了正能量。
薛暮紫从一个顾飘摇小家、重个人情感的乡野医生，变成一名全民族大义、重人伦情感、博学多识的救世良医。小说中的薛暮紫只懂内科，不通接骨，只懂中医，不通外文，遇到断骨或枪伤只能简单包扎;在逃难与颠簸的岁月中，与董心碧同舟共济，虽未有婚姻之名，但顺应了人性的自然需求，确有夫妻之实。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个体生存意识和自然人性的勃发从飘摇的历史中凸显，以碎片化的历史拼接出完整的人生与人性原生态。电视剧更注重对人物的正能量塑造，顾及观众的集体无意识，打造契合大众传播的典型人物。电视剧中的薛暮紫知识广博，读过医科大学，既有中医内科知识和祖传续骨良方，又通晓英文。一个立足于自身职业、积极抗日、惩治汉奸走狗的救世良医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与小说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在处理与董心碧的感情方面，他不断强化“朋友妻不可欺”的观念，发乎情而止乎礼，尽管担当起董心碧家庭中顶梁柱的角色，但是依然恪守朋友的本分，从小说中丈夫的地位退居到守护者的位置。王千帆从次要人物变为了主要人物，从一个容易移情的毛糙青年变成了意志坚定、无畏生死，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体现在三处情节的改动中。一是小说中，王千帆在逃亡中，失手打死了一直庇护董家的抗日军官沈沉，电视剧借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洗去了王千帆的人生污点。二是电视剧删除王千帆对润玉的爱慕，从始至终钟情绮玉，从情感层面强化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三是电视剧增加王千帆敢于纠正党的错误，力挽狂澜拯救爱国乡绅冒银南。
电视剧《我要做个好孩子》《派克式左轮》都将主人公完美化。电视剧《我要做个好孩子》进一步强化金玲心性纯良、语言沟通能力强及课外知识面广。电视剧《派克式左轮》以不断恶化的外在环境代替鲁杭的恃才傲物与缺乏情商。黄蓓佳操戈改编，与范小天一起将主人公进行去恶化处理，与电视剧的大范围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紧密相连。电视剧在传播上的优势远远超过文学，乃至于电影。“它以直接进入家庭的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本来属于电影的位置”①（188）。千家万户的观片范围、家庭式三五成群的观片方式、以更新周期为单位的零散化观片时间使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物更容易通过反复强化被观众记忆，更适宜家庭成员探讨剧情，更容易达到普及正能量的传播效果。
二、反面人物的集中化
黄蓓佳常常设置不同的支线人物，构建与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同阶段的矛盾几乎伴生着不同的支线人物。家庭化、碎片式的观片环境使电视剧不得不删减一些次要人物，将矛盾冲突集中在固定的两、三个反面支线人物身上。影视改编的这一创作手法类似于布赖恩·迈克黑尔提出的文学手法——“被删除的人物”，指“文学人物被看做文本功能而非拥有自我身份的‘统一物”②（36）。改编剧集中多位反面人物的叙事功能，将固定的反面人物作为文本功能的扁平性格的统一物，具有设置矛盾、塑造主人公、推进情节进展等叙事功能。
电视剧《新乱世佳人》将反面形象集中在范宝昆、钱少坤和语嫣三个人身上。小说中的这三人各自兴风作浪于某一个或两个历史时期，销声匿迹于下一个历史时段，如范宝昆活跃于民国时期，钱少坤活跃于民国和日本殖民时期，语嫣仅以一个上海女人的身份陪着董家二房的儿子回过东吴。但在电视剧中，三人均贯穿情节始终，成为董冒两家灾难的直接制造者。范宝昆在民国时期助纣董家二房欺压大房董心碧;在日本殖民时期当起了汉奸走狗，关押思玉，威胁董冒两家;在国统期以借高利贷的方式，逼迫董家倾家荡产，逼死一辈子信佛的大太太董心锦;在解放初期，故意投机革命，威逼利诱董济民写伪证，企图致冒家于死地。电视剧《我要做个好孩子》将优等生和后进生做了集中化处理，将主要事件集中到从始至终贯穿的对比人物身上。
为了实现叙事功能，影视剧抹杀小说中反面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转变，刻意将圆形人物改编成扁平人物。从民国时期担任东吴县长的钱少坤，在小说中，从一开始的贪财好色，到叹服董心碧的心性和手段，不再刻意为难董家的孤儿寡母，性格发生良性转向。但在电视剧中，他对董家的仇恨随着情节进展愈加刻骨。
三、叙事重心的散点透视化
电视剧改编，比起电影改编，以剧集连续更新的形式更容易实现叙事中心的散点透视，也更适合改编人物多、篇幅长的长篇小说。《新乱世佳人》《我要做个好孩子》《派克式左轮》三部电视剧均力图体现原著中多个鲜活的正面人物形象，甚至在超越原著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做了不可磨灭的努力。
散点透视源自中国山水画，最大的特点是：“画者不止一个视点，好像人在山上端着照相机边拍边游览，然后将这些从不同视点拍下来的照片景象组织在一个画面里。”③（133）《新乱世佳人》等电视剧每一集都像一个好奇的旅游者用眼睛、用手机移步换景地搜寻着每一处景致，尽管可能知晓自己观赏的主景点或主目标，但并不妨碍观赏沿途的风景。因此，相比小说，电视剧扩充了一些人物的戏份，比如董心碧的六个孩子、金玲班的优秀学生乔思思等，使这些辅线人物成了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董家大女儿润玉改学音乐，主动求职于独妍创办的女子学院，剔除小说中的優柔寡断，凸显独立、自主的性格特征。董家的二小姐、三小姐、四小姐绮玉、思玉、烟玉都被增添了不少情感戏份，比如在烟玉的结局上，刻意添加了被薛暮紫救活后，依然被爱人（明月笙）和家人视为耻辱，最终走向死亡的“河豚事件”后续情节。电视剧既塑造了特立独行的烟玉，又特别展现了民族气节，任何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不是行事有因，便能获得民众的谅解，最终只能接受大众的审判，如烟玉选择死亡一般。为了塑造五小姐小玉的善良，电视剧不惜在原著中小玉与冒家大少爷感情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与冒家三少爷的感情戏。小说塑造了以董心碧为核心的众星捧月式的乱世佳人，散点透视下的电视剧，董心碧退居与几个儿女同等的叙事地位。整部电视剧像一件镶满明珠的旗袍，颗颗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又共同组成了华丽的中国式瑰宝。
四、主题的大众化
改编后的电视剧主题尽管保留了小说原著对社会问题关注及反思，但是依然做了大众化的调整。媒体空间视域颠覆了传统的权威视域，大众视域已经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全方位覆盖成为当下主流视域。大众文化是影视不得不面对并赖以生存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很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逐渐弥合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并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④（230）。大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生存状态，日常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困顿都成为影视应当展现的主题。黄蓓佳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主题思想都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大众生存状态和思想困顿的反思，可以成为影视展现的主题。但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宽对大众物质和精神的思考面，对大众进行主旋律的熏陶和引导，是影视也需要承担的重任。
电视剧《新乱世佳人》对原著张扬个人生命意识的主题进行了世俗化、大众化处理。原小说以历史风云变幻为背景，着重展现董心碧的生存惰性。她不关注环境变迁，关注的始终是尽可能保留董家的原产和保护一家人安稳的生活，不关注其他孩子（比如冒家公子）的生存状况，只关注自己子女的安危。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董心碧依然停留在生存的原地，守护一家一室，映射战乱中老百姓艰难的生存状态和苟且偷安的生存意识。电视剧将历史背景从幕后拉至台前，将普通百姓的生存惰性普世化为积极的生存主题——活着就要善待自己。电视剧第29集，董心碧劝慰董家三公子冒之诚忘了去世的思玉：“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的人还要活，人一辈子就像地上长的一棵草，千人踏，万人踩，可它根子里没坏。人只要活着，还有一条命，就不能自己糟践自己。”这种普世化的积极生存意识可以超越具体历史时段的苦难，启迪任何时代的人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沿袭了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用豁达恣意心态面对人生困境的大智慧。除此之外，电视剧新增抗日情节，凸显救国救民的主题，以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
电视剧《我要做个好孩子》通过新增人物乔思思，提出了当下优等生教育缺失的问题。乔思思是典型的优等生，几乎门门课程都可以考满分。但是她的缺点非常明显，知识面狭窄，没有人生理想，人情淡薄，除了考上重点中学外，没有任何人生目标，除了一本又一本习题，没有任何人情意识，因为一道数学题遗忘了隔壁老奶奶生命的嘱托。和乔思思相关的情节直击大众对优等生的偏爱，直击当下教育的弊端，对“好孩子”的评判标准提出了质疑。电视剧在原著主题“每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宝贝”的基础上，力图探究升学和个性发展之间的冲突问题。
如果说“去恶化”和“集中化”是新文人剧自身叙事特色和受众接受美学的体现的话，那么“散点透视”和“主题大众化”则是对原著的拓展和升华。尤其是一改电视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在结尾处提出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从闭合式结局走向开放式结局，达到了与纸质文本一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接受效果。因此，在改编剧普遍存在深度缺失、人文缺失的大背景下，改编自黄蓓佳小说的新文人电视剧探索出了一条娱乐与深度同在的改编之路。
注释：
①刘明银.改编：从文学到影像的审美转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②徐颖果，主编.族裔与性属研究最新术语词典[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③肖锋，编著.当代运动与技术潮流素描与速写卷[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④陶国山.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黄蓓佳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SJA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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