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专辑
这是一期勇敢的专辑。正如程凯文章中所坦承的：“直面当代‘理想主义的讨论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或许会有一种不适感。”{1}在这个时代，理想主义似因其过于“高贵”而清冷于角落，虽不至于被遗弃却不是大家愿意公开讨论的话题。一个时代创伤被锁闭在“理想主义”的概念里，其中的问题来不及被耐心整理就被束之高阁，我们试图用遗忘及匆忙的替换来疗愈这一创伤。在私人场合，当我们调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时，其中溢出的暧昧，五味杂陈，且多少有点自嘲。理想主义并未散场，却好像既找不到理直气壮的时代存在形式，又找不到理直气壮地存活于其中的时代精神土壤。本专辑的讨论希望突破这样的时代景况，探寻如何重新认识、思考当代理想主义问题，使之在今天的知识思想工作与社会实践探索中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
这期专辑的文章，直接源自2021年4月18日“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线索”工作坊{2}。这次工作坊属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系列活动之一。这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多学科的视野”两个研讨会，以及2021年1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会③。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讨论的第一场，余旸围绕贺照田“陈映真文”展开有关当代中国理想主义重构问题的思考{4}，程凯、冷霜从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角度，作了展开回应与讨论。他们三位的对话及与会者围绕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信念所遭遇的思想与现实困惑展开的热烈讨论，直接推动了“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工作坊的举办。
本专辑的7篇文章，即由这次工作坊讨论的后续思考发展而来。七位作者以贺照田《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简称“陈映真文”）一文为思考媒介，从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体察、思考和自身研究与相关反思出发，从不同维度展开了对于当下中国理想主义重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讨论。
贺照田在2005年提出“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发”的命题，他的系列研究一再提醒我们，中国大陆当代知识思想的认知与时代现实间存在着错位关系，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历史资源的整理、当下社会现实的判断以及如何达致理想未来的想象方式。贺照田的“陈映真文”从非常基本性的层面为从时代困境中有效突围提供着对治思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陈映真这一思想资源放置在中国大陆1980年代革命理想主义遭遇危机的大背景下，细腻分析了陈映真1980年代初反思重构理想主义的思想历程及其重构后的新理想主义的思想特质与涉及的诸多重要课题，同时，深刻阐发了陈将其重构后的理想主义转化为建设性实践的启发意义。贺照田对陈映真此阶段思想与实践探索的整理与阐发，为我们探讨如何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思考理想主义重建、在现有条件下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理想主义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照资源。这也是他所谓“陈映真文”能够成为触发七位发言人对于今天理想主义重构所需的基础性工作与可能路径的再思考媒介的核心原因。
在专辑中，冷霜的文章剖析了中国当下富有理想主义特质的青年实践者对于理想主义抱有的暧昧心理，他们与传统革命理想主义切割的姿态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传统革命理想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天重构理想主义的必要。余旸的文章对自己精神状态富有感染力的描述，让读者体会到理想主义的挫折带给他的无以名状、无法逃避的刺痛，也向读者表明理想主义重建是今天普通知识分子基于身心需要的诉求。同时，余旸通过反思自己对贺照田的“潘晓文”{1}与“陈映真文”的阅读感受，探讨了今天理想主义重建的可能性。贺照田在“潘晓文”中分析了传统革命理想主义构造的内在不足，以及1980年代遭遇革命理想主义危机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在努力纠正此前历史弊端时，因为没能很好顺承与转化当时现实中依然存在、蕴蓄的积极能量，导致对治方案的不对症进而造成“病药相发”的严重后果。1980年代因认识方面的不足与缺失而错失了理想主义重构与转化的可能，这份遗憾今天可否补救？余旸从对“陈映真文”的讨论中找到了希望，看到革命理想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的可能性。贺照田在“陈映真文”中指出，1980年代初陈映真遭遇革命理想主义危机后对理想主义的重构并非简单地抛弃革命理想主义，重构后的新理想主义并不失理想主义的革命底色——从人民立场来重构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主义，从第三世界视野重构有关理想世界的总体性构想。陈映真剔除与抛弃了传统革命理想主义中作为革命手段之一的“恨”，在“爱与希望”信念的引导下，陈及其同人开创的《人间》杂志，使其“思想上重建后的理想主义落地成为具有高度建设性的实践”{2}，并体现了“非常简单却又深刻”的实践介入方式。这些可实践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理想主义介入方式，给专辑的七位作者以正面讨论理想主义重构的信心，可能也会给这期专辑的读者在今天重新思考理想主义重建提供宝贵的认知参照。
姜涛从自己大学时代——传统革命理想主义消蚀的1990年代——参加文学社团的经验出发，指认出当年传统革命理想主义向个体日常生活渗透转化的一支细流，并由此想象普通人理想主义重建的可能性。他从切身经验出发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重建不应限于独立个体在各自生活领域、工作领域的主体培力，而更需要相应的“精神土壤”和“有我的小结构”的培育，需要“与他人共在的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的支撑。姜涛基于自身研究，讨论了中国近代历史中不理想的团体生活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些讨论，呼应着贺照田在其系列研究中的贯穿性思考：团体成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学习如何深入了解他人、省察自身，学习容纳差异，与他人展开情意沟通，使得人己之间能形成共同成长、相互支撑的良性关系。姜涛的探讨核心指向小团体如何“突破亲密关系的限制，进一步在可能的实践中开放自身，更多与他人和社会联动”，进而“超越团体自身，朝向社会打开更大意义”。③姜涛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团体层次在新理想主义重构中可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是需要特别着力培植的“精神土壤”。
冷霜的讨论同样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关切。冷霜联系自身在当代诗歌领域的经验与困境，思考新的理想主义落地转化的可能性。他呼吁当代诗歌的再出发，探问“对一种新理想主义的思考、讨论以及相关的实践，是否能为更多有社会关怀也有意振拔的诗人在突破当代诗歌的困境、通向开阔的艺术境界的过程中提供观念的联动，或带来认识的资源呢”。{1}
冷霜、余旸、姜涛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入手，探问今天中国社会理想主义重构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李娜则着重从认知角度探讨理想主义重构的必要性及其路径。李娜从《我拍了杀马特》纪录片导演的自述入手，讲述了“我们”如何自以为是地解释“杀马特”的文化意涵，而导演如何在“有情境有历史的人的意义上‘看见杀马特”{2}。李娜论述说，“如何看见”成了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屏障，阻碍着人们的认知和相互的联通，也阻碍着新理想主义的重建。她讨论的问题实则涉及包括所谓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如何“看见”下层、大陆的贺照田如何“看见”台湾的陈映真、乡建青年如何“看见”村民、我如何“看见”你、你如何“看见”我等问题。李娜从贺照田对陈映真（包括雷锋、“潘晓”、欢欢等）的研究中，提出要非常谨慎运用各种现成的“知识—观念”，运用这些“知识—观念”需要把“以对象为方法”作为自己的前提，并借用何浩的总结，称之为“随物赋形的史学研究方法”，即：研究者需要努力追随研究对象，努力进入对象所处身的历史脉络、具体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捕捉对象呈现的经验背后更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形构。在这一过程中，“看见”的关键不仅在于“进入”对象及其历史，还在于凝视者能否同时“看见”自己、能否反思性地识别出自己既有知识—观念的力量和限制所在。李娜的讨论也触发我们对于今天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训练方式的反思：在从理论到经验、再回到理论的认知路径与过程中，研究者只依赖理论来认识对象及其经验，这种认知路径会导致怎样的知识生产成果与实践后果呢？显然，这是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极需检省却一直正视不足的问题，希望本专辑能引起社会科学界同人的反思与讨论。
程凯强调，贺照田的工作使他认识到，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过程及其“新理想主义”的反思方向，与大陆新时期革命理想主义的遭遇以及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构成了一种潜在且内在的对话关系。程凯认为贺照田的讨论开启了“一种批判视野”，同时“把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和实践努力变成了批判、反思大陆思想曲折的认知资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对革命的反思不足及偏差所造成的当代思想惯性、思想困境中突围”，也有助于我们在今天重新思考理想主义重构的可能性时必须从事的“看似迂回，实则根基性的工作”③。
本专辑的七位作者中，黄琪椿是唯一一位台湾学者。她立足于台湾经验来讨论贺照田对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的研究，特別指出贺照田的“陈映真文”表明台湾与大陆的知识思想工作可以形成互为启发、“互为烛照”的关系，并借此反思与批评了当下两岸研究中同时存在的“分断感”和“异己感”。正因为对“分断感”和“异己感”的认知，黄琪椿进一步指出，贺照田的工作不仅对她“重新思考理解与把握台湾80年代”有关键性推动作用，还为她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文革结束后书写‘文革经验与革命理想失落的作品的方向”{4}。黄琪椿有关如何克服两岸研究中的“分断感”与“异己感”的讨论，和李娜文中谈及的她与读书小组在阅读《夏潮》杂志的同时追随《夏潮》提供的线索一点点深入台湾历史社会的认知努力的经验，相互呼应。
贺照田的文章交代了自己“陈映真文”的写作基于的时代现实境况及对其问题的判断与思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他对陈映真有关思考的整理与他所倡导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系列讨论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把陈映真的思想资源作为大陆青年理想主义者实践的可能营养，有助于当代大陆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改造社会的行动。此外，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扼要陈述了自己陈映真研究中未及展开的多个重要问题及这些问题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自我认识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了“陈映真在台湾创造的经验”和他系列文章中讨论的大陆经验“有许多可相互充实、互补、乃至相互辩证之处”。他亦同时坦承在他的研究意识中，除陈映真研究外，他之前的研究：《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有关“群众路线”、“潘晓讨论”、“雷锋”和“欢欢”的研究{1}以及《后社会主义历史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的变迁》等，也都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关联到对今天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思考。这也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贺照田的学术思想、思考理想主义重建提供了更广阔的思想资源。
经过贺照田分析展现出的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面向及通过《人间》杂志把重构的理想主义落实为成功的实践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介入现实的具体案例。期待《汉语言文学研究》这次正面展开理想主义讨论的专辑，能够如当年陈映真的探求那样，在“理想主义重建”的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都迈出坚实的一步。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专辑题为《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专辑中的各篇文章作者在究竟用“重建”抑或“重构”还是“重造”时，曾经在讨论中表达过各自的意见。鉴于语词的运用对应着运用者微妙的感受，为了保留这种独特语感，本专辑不再对各篇文章中就此行文不一致的表达进行统一化处理。
作者简介：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女权思想史、共和国妇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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