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支部建设的百年历史考察
许士尧
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党执政的基础。党历来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一百年来党不断加强支部建设。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党支部锻造成战斗堡垒，强化其组织力和政治功能，引领社会发展，使基层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全党奋力推进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支部建设将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扎根与成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支部建设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党的一大通过的革命纲领明确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为开展组织工作提供了切实的依据。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特别是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的现实，成为建立和完善党的组织体系的迫切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革命运动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组织体系尚不完善，对党支部的功能定位、职责任务并未完全确立，但这并不影响党对党支部建设的规律认识。伴随着革命工作的开展，国共合作的初步实现，党员队伍的壮大，对党支部功能职责的清晰界定就成为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上，首次明确“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1]也是这次大会通过的组织工作决议案，作出了三人及以上要成立党支部的规定。随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社会，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各阶级阶层支援北伐战争，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一度发展到6万人左右，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促使党支部数量增加，为党支部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时期，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先后建立了党组织，特别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内的基层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为培养基层干部、稳固革命秩序、巩固革命成果、扩大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中国大地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前后，日本侵略者的毒手深入华北地区，民族矛盾急剧上升。1935年12月，党中央决定要普遍建立基层党组织。此后不久，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集中批判了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明确了发展党员、强化党支部建设的组织路线。该决定是党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而作出的重大组织方针调整，坚持和加强了党要管党的原则，对党支部建设制度的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党员，完善各级党组织，普遍建立基层党支部。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当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强化了组织建设制度，并在实践中完善了党支部的纪律制度。次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党的支部》中提出了党支部建设的基本制度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则系统阐明了党支部建设的思想，标志着党支部建设在理论和制度上的成熟。通过完善党支部建设制度，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彻底夺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大力整顿，不仅有“量”的发展，而且着重突出对“质”的要求。到抗战胜利时，党员已发展到120余万人。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党组织建设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广大解放区，基层社会的党支部已经在事实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参与到坚持社会治理当中，对稳定基层社会、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而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支部建设在实践中发展，逐步走向完善，实现了扎根大地、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对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广大基层党支部的建立，构筑起了从上至下完善的组织体系，从而把广大基层社会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政治秩序之中，实现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
二、固本与整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支部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有近500万党员，但分布不均衡，尚有相当多的新解放区没有或少有党组织，而老解放区的党组织也亟待整顿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在部分新解放区面临着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严峻的社会改革任务，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一切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推进，这就迫切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党组织，扎稳扎牢人民政权的根基。
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一大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县以下乡级基层组织处于复杂多变和纷乱无序状态”[2]，这种状态伴随着民国政治的始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深刻地认识到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改变旧时基层社会游离无序的境况，把基层社会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社会改革任务，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力量，这就对党支部建设提出了要求。
发展党员、建立完善党组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一贯强调要“经常性”开展的組织工作。针对具体情况的差异，在新解放区，“一般的须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始能进行建党工作”，而在老解放区，“应着重于教育已有党员和整理组织”[3]。换言之，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在于广大的新解放区，只有新解放区党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建党工作的目标，才能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在1952年左右，南方新解放区在基本完成土改、稳定社会秩序后，陆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建党工作。从此，以发展党员、提高党组织为基本内容的建党工作成为乡村党组织一项日常性、常态化的组织工作。195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乡村中党员发展到一定数量之后，“应当暂时停止发展，以便腾出时间，进行健全支部组织、培养领导核心和加强对新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4]。而到1956年前后，伴随着“三大改造”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新区的建党任务基本完成，全国乡村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实现了“村村有支部”的目标。从而把城乡社会完全纳入党领导下的新的治理体系。
这一时期党支部建设的逻辑基点，首先体现在新的政治秩序的重构方面。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广大乡村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土改中依托党支部实现了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建构。早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党中央要求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开展农村建党工作，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农村建党工作的组织路线要求，即通过土改，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重大历史关头考察和鉴别优秀分子，吸纳先进分子充实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土地改革兼具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过滤器”，由人民群众当中先进分子组成的乡村党支部推动了土地改革，并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改革的目标，确立了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一言以蔽之，正是通过乡村党支部建设工作，从政治上最终确定了农村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基层社会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党支部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还凸显在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迈开步伐，合作化成为农村发展的方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党领导下的重大政治经济变革，可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就是党的中心工作。把农村建党工作与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用建黨工作推进中心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有效方式。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考察发展党员，不断壮大乡村党支部的力量，在充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5]中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把农民纳入集体之中的同时，乡村社会新的政治秩序基本确立，党组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政治上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基层社会的发展不再“放任自流”，而是置于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从而乡村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通过农村建党工作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乡村社会纳入党领导下新的社会体系之中，自上而下打通了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梗阻，破解了数千年来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将其从相对自治状态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6]。在乡村党组织普遍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绝对的政治优势，通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运动，把乡村旧有的政治力量涤荡一空，赢得农民的普遍拥护，为建立乡村党支部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为构建新型乡村秩序铺平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来的乡村党支部逐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承担着政治领导作用，把乡村社会完全纳入党的领导体系之中。而乡村党支部的普及和在基层社会中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就是对党领导下乡村社会关系变革的组织确认和保证。
三、巩固与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支部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掀开新的一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为标志，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为改革开放打破了体制上的坚冰。党支部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条件下，与时俱进，巩固阵地、努力提升，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略，从中央到地方，依靠各级党组织大力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在基层社会，依托党组织的力量厘清和甄别各种关系，摘掉各种“帽子”，营造心情舒畅、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推动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在基层社会政治秩序恢复和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党支部起到了政治上引领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党支部一方面领导群众重塑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也逐步加强了基层党支部的政治领导能力和群众凝聚力，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由此得到锤炼和提升。
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必然要求组织工作步入正轨。邓小平强调：“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7]。具体到基层党支部建设，就是选拔配备作风优良、政治素养高、工作能力强的党员组成党支部的领导班子，全面加强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把党支部建设成为拥护改革、支持进步的坚强战斗堡垒。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就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历史自觉，始终把农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不断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断推动农村发展，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戴。
但乡村党支部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巩固党对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也不是一日之功。改革开放在农村取得突破口以后，农村经济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农村经济活力开始释放，农业快速发展，农民“一年翻身”的现象逐渐增多，农村社会面貌出现较大变化。针对有人担心农村集体经济会受到“单干”的影响，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指出，只有农业实现机械化、干部管理水平的提高、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及集体收入的增加才会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否则农村经济社会很难发展。邓小平的谈话，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明确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解放了广大干部的农村工作思想。为进一步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党工作。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8]。自上而下的整顿，使农村党组织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洗礼，一大批思想解放、理论水平较高、懂农业和实践能力强的农村党员走上乡村党支部的领导岗位，带领农民群众发家致富，乡村党支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得到巩固，乡村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组织力空前加强，进而增强了党对乡村社会的领导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此时，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艰辛开拓，改革开放已经走向深入，城乡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各级党组织坚定执行党中央政策，各种村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迸发出极大的经济活力，广大城乡焕发出勃勃生机。党支部在坚持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领导核心作用。2000年初，为缩小东西部和城乡发展差距，党中央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指出：“大力提高党支部一班人的素质，增强群众观点和政策观念”，“村党支部才会在群众中形成更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9]。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广大西部乡村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极大地弥补了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的短板，为乡村党支部更好地发挥政治领导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走向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总体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中国迈开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步伐。胡锦涛一针见血地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中去”，为了群众根本利益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10]，而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在乡村，这就为21世纪党的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为农村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21世纪以来，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支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解放思想，带领群众完善基层自治制度，依靠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群众组织力，全面引领基层社会发展，进一步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在21世纪初，取得了总体小康的重大建设成果。这就充分证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是密切相关的”[11]。基层党支部在城乡全面发展进步中也实现了巩固和发展。
四、突破与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支部建设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面对复杂的党情國情世情，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入攻坚期，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基层党支部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党支部建设迈入新阶段。
首先是全面从严治党向支部延伸。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的鲜明特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12]。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时代命题。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必然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来实现，而落实在基层是其重要体现。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只有把治党的压力和效能传导到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真正深入基层，党支部建设工作也才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完善党支部治理、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提供了路径。
党支部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基石。党支部处于党组织体系中的终端，是党的基层单位，直接与人民群众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党支部的形象就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党支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能就切实关乎党的执政形象以及执政基础。突出对党支部的政治要求，强化思想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选优配全党支部领导班子，结合新时代基层治理实际工作，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把人民群众聚集在党的周围，紧跟时代要求，服务人民群众。
党支部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净化了党支部，而且全面提升了党支部的工作能力。“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1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统领下，党中央大力实施精准脱贫攻坚战，党支部建设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着力化解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
“党建+精准脱贫”和“党建+乡村振兴”为锤炼党支部工作能力提供了实践路径，是实现乡村党支部综合治理的实践平台。因而，只有把基层社会的党支部建设和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党支部的建设和治理才是富有成效的。
其次，党支部建设逐步标准化规范化。2018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新时代党支部工作开启了新篇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随着党员的增多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党就有计划地建立了一些类型不同的党支部，它们在动员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等方面起到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是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组织基础，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新时代对党支部工作的要求，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之举。《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就是党支部工作的制度抓手，从党支部的设置、基本任务、工作机制等方面对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标准做了细致规定，这就使得党支部建设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支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全面执政时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是党组织群众的组织基础，也是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之举。在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和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支部在基层社会将始终发挥着“强根固基”的重要作用。
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新时代组织工作的路线，为新时代组织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实施，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党支部建设工作的具体目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正是打造坚强有力党组织的必经之途，使之更好地提升组织力水平。党支部工作条例的制定实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执政的组织基础和治国理政方略的新认识，体现了党对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和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实施综合治理的重要表现。
最后，党支部政治功能全面增强。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单位，因而，不断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是必然要求。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入决胜阶段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14]。建设新农村，必然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尤其是基层乡村党支部的深度参与其中，才能把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落实好最后一公里”，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关怀，使惠民政策落在实处，乡村才能实现振兴。在这个过程中，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得到锻炼，其凝聚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显著提升，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提供了政治保障。
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15]，筑牢党的组织根基，就显得尤为重要，也为党支部强化政治功能指明了方向。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支部的职责功能，才能为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同时应当看到，党支部政治功能的完善和加强也要依托实际工作的检验，使党支部在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互动中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
五、结语
一百年来，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传统国家政治结构中，基层社会处于相对自然状态，而党支部的普遍建立，则使之进入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这为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支部从少到多、组织力从弱到强，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形成网格化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格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尤其是在全力冲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基层党支部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梢神经”，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党的全面领导就通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而得以充分展现。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党支部必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基层社会共同全面进步。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支部建设实践及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9CDJ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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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胡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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