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具身体验视角下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
曾丽 高权 陈晓亮
[摘 要]传统乡村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地方在短时间内经历着急剧的解构和重构。如何在由旅游引发的变迁中理解乡村的地方重构问题，相关机理和实践均有待深入。近年，具身范式转换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其中，旅游情境下游客具身体验与地方呈现出复杂和多元的关系。该文首先从游客具身体验视角对旅游引发的地方重构进行了文献述评，探查游客在地方重构中的作用，并以婺源为案例地，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查游客具身体验重构地方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婺源“地方性-去地方化-再地方化”的地方重构过程中，游客高峰体验和日常性体验对立统一的演进过程推动了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地方重构;游客;具身体验;婺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0-0069-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11.010
引言
旅游大开发背景下，传统乡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居民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等均发生剧烈变迁，乡村在短时间内经历着急剧的解构和重构过程。旅游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将潜在旅游资源要素进行挑选、整理和建设的过程，婺源的旅游发展体现了复杂的地方重构特征。（1）探索期发现“地方性”：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先锋游客（探险游客、摄影师、文化考察者等）“发现”婺源，并主动传播其独特地方性[1]。婺源被“发现”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香港著名摄影师陈复礼到婺源采风时的摄影作品在国际摄影比赛中获得金奖，此后不久专门举办“中国最美丽的农村”婺源摄影作品展，婺源开始被大众所认知。（2）成長期的“去地方化”：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实质性介入婺源旅游开发，开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面向大众游客需求的规划建设，大规模现代化接待设施大量涌现。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婺源江湾开始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并将“大力支持江湾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分别写入了次年的江西省及上饶市政府工作报告中1。这一时期大量“去地方化”的城镇建设还导致婺源李坑、汪口、江湾三景区相继关闭的社会冲突事件发生[2-3]。（3）发展期的“再地方化”：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以来2，婺源又表现出重塑地方性的“再地方化”迹象[4-5]。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婺源篁岭成功开展的古宅民宿群改造，打造出“晒秋人家”乡土中国新符号[6]，带动了婺源乡村旅游的再次提升。
旅游发展驱动下，婺源已经成为知名的大众旅游目的地，但也经历了剧烈的地方社会文化空间消亡和重组的变迁过程。在婺源案例中，旅游如何作用于地方重构？旅游情境下“地方性-去地方化-再地方化”的地方重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婺源地方变迁又有何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旅游引发的社会变迁中，剖析乡村地方重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婺源这一典型案例，从游客具身体验视角出发，对旅游如何作用于地方重构过程进行理论探索，尝试解析传统乡村如何在旅游的作用下实现由偏远的、“前现代”地方逐渐重构为现代、流行的旅游目的地。
1 文献述评：旅游情境、具身体验与地方重构
1.1 旅游作用于地方重构
旅游对地方的影响至关重要[7]，以往研究常常把地方理解为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认为地方特质和地方文化的形成是内生性的[8]，地方独立于个体之外而存在[9]。这种静态的地方观把作用于地方的旅游要素看成是“去地方化”的力量[10]，传统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被认为逐渐消解了地方意义[11-13]，因此导致地方“无地方性”而失去真实感[1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地方理解为开放的、可以被不断地再生产和重塑的空间[14]，地方性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11-13]。“进步的”地方观将旅游要素视为塑造地方的重要力量之一，地方具有不断形塑地方意义的动态本质，进而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特征。
旅游情境下的地方重构进程中，游客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15]。地方尤其是传统乡村要想成为旅游吸引物，需要游客对其进行认知、分类与解读，通过审美、品鉴与拍摄，在游客“凝视”中形成看和被看的关系，最终实现价值的交换[16]。大众旅游时代，游客凝视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运作形式附加于某一特定地方和景观时会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旅游凝视作用下，作为地方表征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符号，也会经历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1.2 游客具身体验与乡村旅游情境
旅游的核心之一是体验[17]，游客凝视的视觉过程是旅游最惯常的体验形式。但游客对地方的感受还包括味觉、触觉、嗅觉以及整体的身体实践。因此，游客不仅仅只是通过视觉观看达到体验的目的，而是借助多种感观实现具身体验[18]。具身范式下的旅游体验强调身体、感知和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游客与旅游地交互过程中的具身体验，是理解旅游情境中人地关系、地方场域和旅游认同的关键环节[19]。
Valtonen和Veijola指出，旅游研究经历了由凝视转向身体，从本真性转向表演性，从表征转向日常习惯和实践的发展过程[20]，学术界对游客具身体验的研究渐趋增多。总的来看，具身体验关注游客在地性的所有活动，主张像研究日常生活一样研究旅游，强调既关注能让游客产生愉悦的高峰体验，也关注其日常性体验[21]。
中国情境下游客乡村旅游活动的高峰体验主要表现为对特定地方的怀旧与乡愁[22-23]，这是一种重要的乡村旅游动机[24-25]，亦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所在。对于婺源来讲，其所营造的“中国最美乡村”“梦里老家”等怀旧风格迎合了现代性背景下游客的心理需求[26-28]，是游客高峰体验的重要表征;而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舒适性的交通和住宿条件则成为游客日常性体验的关切点。
不管怎样，旅游情境中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可以被置于地方属性和人的具身体验两个维度下进行理解：（1）地方重构能够体现独特的本地特征，在物质功能方面与外界存在差异[8]，地方因与众不同而受人注目;（2）地方重构与游客具身体验具有关联特征，表现在传统乡村要想成为游客逃离现代性的向往之地，就需要使游客在差异化的地方景观中感受到“远离现代性、寻找原真性”的高峰体验，同时，又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得安全感、舒适度、熟悉感、便利性等日常性体验。
学术界已经广泛认识到地方可以通过人的主观经验来构建[29]，但对游客体验与旅游目的地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探讨仍有待深入[30]。因此，本文将注意力转向具身体验与地方重构的关系，通过经验知识的发现和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游客具身体验在旅游地的地方重构中的重要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地及其特点
（1）婺源李坑
李坑村是婺源旅游业发展最早也是较为成熟的一个村落[31]。该村以保存较完整的明清古民居、古桥、古亭、古树等为依托，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典型乡村景观。2000年，婺源县政府将李坑村旅游景点的经营权转让给某旅游集团开发有限公司，此后，李坑旅游得以快速发展。
（2）婺源江湾
江湾位于婺源县境内东北部，是婺源东大门。从宋代到清代，有状元、进士与官宦约38人，村人著书88种，是婺源“书乡”代表。2001年，时任国家主席曾视察江湾，一度使江湾成为婺源最有吸引力的景区。2013年1月，江湾景区获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9年8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省71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进行两轮暗访复核，江湾作为5A级旅游景区被严重警告1。
（3）婺源篁岭
婺源县篁岭古村是典型的山居村落，曾是空心村。因其數百栋徽派古民居围绕水口呈扇形梯状、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排布，无意间造就了“晒秋”景观。2009年，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古村产权收购、搬迁安置、古民居异地搬迁保护等措施对古村落进行保护和开发。2014年5月，篁岭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这3个古村落均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优美的田园风光、精巧的徽派建筑和传统的民风民俗，这些元素相互交织，构成核心的旅游吸引物，展现了独特的地方旅游形象。在婺源旅游研究中，这3个古村落成为透析不同时期婺源地方重构的重要窗口。婺源李坑是婺源“小桥、流水、人家”“中国最美乡村”具象的化身，成为婺源旅游的开端，是婺源地方性的典型代表;2000年前后，婺源地方政府实质性介入旅游开发，婺源旅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江湾景区为打造国家5A级旅游景区，按照5A级景区标准进行改建扩建，使江湾成为婺源“去地方化”的典型代表;2014年开始，婺源篁岭“改建、重建、舞台化、创造”古宅民宿群，使得篁岭热度开始超越李坑、江湾（图1），成为引领婺源旅游发展的新风向，篁岭可以作为婺源“再地方化”发展的典型代表。
鉴此，本文以李坑、江湾与篁岭分别作为婺源地方性、去地方化、再地方化的典型代表案例进行分析。
2.2 研究方法
游客的具身体验在地方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该视角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和认知体验的能动建构作用。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结合实证案例，探索游客的具身体验如何重构地方。本文所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以及文本分析。案例地调研始于2016年11月，并持续多次跟踪调研（图2）。本文围绕婺源3个村作为传统乡村的典型代表、受欢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等方面进行评论性资料的收集，并对各种与旅游相关的文本内容（如新闻报道、宣传材料、官方网站、旅游网站游客点评及攻略、调研资料等）进行文本分析（表1），重点关注游客的认知、情感、经验、体验等方面内容。
另外，本文第一作者曾深度参与过婺源旅游开发、推广、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此，对案例地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是由现象学方法支撑，笔者并不认为研究的发现代表了所有游客的体验以及对婺源地方重构的全部“真相”，相反，本文所呈现的是样本游客以及研究者本身在婺源的具体经验。
3 研究结果
3.1 探索期婺源的“地方性”——原生化
3.1.1 先锋游客的高峰体验成就原生化“地方性”
曾经是传统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婺源，因一批先锋游客（探险游客、摄影师、文化考察者等）到来，并主动传播其独特的地方性：“层峦、溪涧、粉墙、黛瓦、人家，集自然景致和民俗文化于一身，她就是在业界素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江南名邑——婺源”2。“中国最美乡村”成为婺源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表达，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李坑“小桥、流水、人家”独特地方性被游客选中，正是Urry所说的“浪漫凝视”出现的时刻：先锋游客从大城市旅行到婺源，被婺源独特的乡村地方性所吸引，在大脑内部以一种纯句法的形式（“祥和”“意境”“韵味”）对这些乡村性符号进行组织，并将婺源地方性的知觉输入转化为符号表征（“中国最美乡村”“梦里老家”），再通过网络分享（表达）对婺源共同的情绪和情感认知，进而最终影响其他潜在游客对婺源地方性的想象和理解。游客的浪漫凝视使得李坑由“传统乡村”开始向“旅游目的地”转变。
结合网络点评文本中游客对婺源李坑高峰体验的描述（表2），强调了“水画的江南”的田园风光、“返璞归真”的乡土风情、“民风淳朴”的亲善人际关系等特定怀旧符号 [22，32]的地方性，体现了游客对婺源的高峰体验，满足了游客怀旧的具身实践。
3.1.2 游客日常性体验与高峰体验对立
通过游客对李坑网络文本的分析发现，游客在李坑的具身体验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丹青水墨画”景观体验，也有具体的生活场景体验，但其日常性体验往往比较负面（表3），不满性言语成为一种高频表达的话语叙述形式。传统乡村地方性景观给游客带来“怀旧”的高峰体验与日常生活场景中卫生、方便、整洁、安全等的日常性体验需求相对立，形成一种矛盾的力量推动着地方重构。
3.2 成长期婺源“去地方化”——标准化
3.2.1 游客日常性需求推动“去地方化”建设
互联网的传播加速了婺源“中国最美乡村”的知名度，使游客到访量激增。为满足大众游客“吃、住、行”等多种日常生活所需，地方政府于2000年前后对婺源进行全方位开拓和升级。婺源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高峰是2011年江湾景区为打造成国家5A级景区而进行的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工程：（1）建设配套设施。江湾新建了景区入口牌坊、新游客中心、停车场、百工坊、商贸区、三星级厕所等基础设施项目。新游客中心还设有投影室、休息室、咨询台、医疗室、投诉室、接待室、贵宾接待区和手机充电站。（2）扩大景区容量。从新游客中心通往景区沿路进行滨水景观建设，对萧江宗祠进行改造，在后龙山修建旅游步道。（3）完善标识系统。对垃圾箱、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统一进行规划、设计、翻译、制作、安装。（4）外立面统一风格。将游客视线范围内的建筑进行徽派建筑风格改造。在5A级景区打造的品牌效应下，江湾景区成为婺源地方性的新表征，而大规模的硬化建设也极大改变了江湾原有的乡村地方景观。
3.2.2 标准化建设满足游客日常性体验
江湾景区进行的配套设施完善、统一规划管理等景区改造工程，满足了游客“生活场景”式的便利感、安全感、整洁舒适感的日常性体验（表4）。
3.2.3 标准化建设破坏了游客预期中的高峰体验
江湾在景区建设过程中，为打造成国家5A级景区而进行的大规模改建和扩建，破坏了原有的历史风貌，江湾已无法像“中国最美乡村”形象宣传上所描述的那样“有意境”，游客体验到的服务非常商业化，到处是旅游纪念品摊位，破坏了游客预期中的高峰体验（表5）。江湾“去地方化”效应直接或者间接导致2019年江湾景区被江西省文化旅游厅“严重警告”。
这一时期的婺源发展使得地方重构中“去地方化”力量消耗和蚕食了原有的独特地方性。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婺源曾经吸引了众多的驴友趋之若鹜，这里给予他们太多的惊喜。但这两年来，随着当地的旅游开发，旅行社的大力推广，过去那些驴友熟悉的村庄变成了景点，淳朴的村民变成了 商贩。这些变化与“驴文化”的冲突令许多驴友困扰不已[33]“（婺源）这个地方我是不想来了，我觉得这种名声在外的地方，其实有一半多的功劳是因为炒作……”（来自2016年团队访谈资料：ZZW，女，29，自由职业）。可见，从“趋之若鹜”到“不想来了”、从“惊喜”到“名声在外”、从“淳朴”到“炒作”的认识转变，人们预期中令人愉悦的高峰体验和实际体验之间产生巨大差距，从而引发了游客在网络上的抵制和声讨。
3.3 发展期婺源“再地方化”——重构化
3.3.1 游客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的对立推动“再地方化”重构
婺源得到大众游客的关注，并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来，表明婺源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这是“浪漫凝视”进入“集体凝视”的阶段。婺源变得像纽约第五大道、拉斯维加斯赌场、成都九寨沟一样，成为受大众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通常情况下，集体凝视的地方又是令人失望、沮丧、苦闷的地方，这是一种沉浸在人群中矛盾的情感状态[34]。婺源为满足游客的日常性体验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众多游客的“在场”对旅游体验形成极大的干扰。“这个地方……我们是通过熟人知道的，很不错……从10点开始，人们会打扰你。我想如果我们在景区刚开放的时候来到这里，并且是第一个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将完全不同……现在人们会打扰你的体验。”（来自2017年的访谈资料，LJP，男，58，退休）
传统乡村性景观赋予游客的“怀旧”高峰体验与生活场景中形塑的便利性、安全感、熟悉度等的日常性体验对立，推动了婺源篁岭的“诞生”和“再地方化”进程。2009年，篁岭曾一度是一个濒临消亡的古村落，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采用“收购古村产权，村民外迁”的措施，对篁岭村进行景观改造和旅游开发。通过“改建、重建、舞台化、创造”古宅民宿群、返迁当地人复原晒秋、重开油紙伞坊、聘请老工匠采用古法雕刻徽州三雕等方式大力度展示传统地方性：“传承原住居民群体形成的社区、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的古村文化，是我们保护古村落的终极目标。有炊烟、浣衣、把酒桑麻、鸡鸣狗吠……”（来自2017年的访谈资料，LCF，男，36，篁岭景区前总经理）。在“乡愁复原”过程中，“晒秋人家”成为婺源乡土中国的新符号。同时，还将徽派建筑群落改造成篁岭“民宿式酒店”。“外立面改造修旧如旧，既要展示吸引住客的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和室内设计风格，又要达到五星级酒店的居住舒适性”。（来自2017年的访谈资料，YYG，男，43，婺源篁岭民宿式酒店改造设计项目组成员）
篁岭的地方重构既保留了地方性特色迎合了游客的怀旧与乡愁的高峰体验，又满足了游客生活实践场景中对便利性、安全感、舒适度等日常性体验的需求。可以说，婺源正是通过新一轮的“再地方化”过程，再次推动旅游业发展。
3.3.2 “再地方化”重构使游客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相对统一
篁岭的兴起是一种“复合型”的地方重构过程。不同于李坑和江湾景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去地方化”力量和“再地方化”力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调和了游客具身实践中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的对立。“美景”与“美食”、“方便”和“卫生”的“共存”实现了游客具体体验的互嵌和统一（表6）。
3.4 基于游客具身体验的婺源地方重构理论解释
旅游情境下，婺源地方性作为“中国最美乡村”而存在，旅游发展进程中，去地方化进程消解了婺源独特的地方性，并最终被重构成“晒秋人家”乡土中国新符号。婺源的地方重构主要经历了传统地方性认知、去地方化过程、再地方化过程3个阶段。先锋游客高峰体验对原生化地方性要素进行挑选，赋予地方以旅游景观层面的内涵;大众游客的日常性体验又促使婺源进行“去地方化”的标准景区建设;而由此引发的游客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的对立，进一步推动婺源“再地方化”进程，最终使游客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达到相对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婺源这一地方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解构与重构。
透过游客具身体验视角，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性-去地方化-再地方化”重构过程可以用理论模型（圖3）来进行描述。该模型强调：第一，游客高峰体验会对地方性进行认知和挑选，并对地方进行原生符号表征。第二，大众游客日常性体验会引发“去地方化”的标准化建设从而消解原有地方性;同时，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的对立促使地方进行“再地方化”重构。第三，复合型的“再地方化”重构过程能够调和游客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并实现暂时相对统一。
4 研究结论
4.1 游客具身体验视角的地方重构一般性结论
在旅游发展情境下，地方除了为游客提供可消费的景观、产品和服务外，还涉及体验价值：地方是包含了主体对地方主观认知和情感依附的“真实与想象兼具”的第三空间[35-36]，是人的感觉、知觉、情感、记忆等体验属性共同作用创造出的意义空间[37]。
（1）游客所消费的地方是景观（landscape），而不是土地（land）[38]。景观的内涵强调休闲、放松的地方体验，游客不仅仅通过视觉观看达到体验的目的，更是借助多种感官实现具身体验[18]，具身体验相对统一的地方在游客认知和情感上都是愉悦的。（2）作为普遍旅游消费意义而存在的地方，是潜在游客想象中的世界。地方被大量游客所“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日常生活场景属性，具有日常性体验价值。而旅游情境下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具身体验包含了高峰体验和日常性体验的对立统一。
旅游目的地尤其是传统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地方重构实质上是新营造的旅游景观、旅游活动和旅游形象替代原有地方特征的过程[39]。地方重构的形成源于有形物质空间的地方特性与外来游客正面或负面情感和体验两个方面[40]。本文认为，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应从地方特性和人的具身体验两个层面进行整合：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共同作用于地方重构进程，同时，“去地方化力量”与“再地方化力量”相互交织，促进高峰体验与日常性体验的相对统一，并在调和中不断形塑地方发展。
4.2 基于具身体验的地方重构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具身体验理论视角，强调在旅游引发的地方重构中，游客高峰体验和日常性体验对立统一的演进过程，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本研究通过婺源的实证案例论证了游客“在地性”的具身体验[21]对于地方重构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在人与地方的互动中，具身体验使得身体和地方都变得不可分割[41]。具体来说，本文加深了对地方重构的理解，游客体验可以建构和重塑地方，有效地打破了传统的以物理空间为中心的地方变迁研究模式，游客的视觉凝视同高峰体验和日常 性体验共同作用，生产和重塑了地方的空间意义和价值。
中国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必然伴随 旅游这一现代性力量而不断被重构。旅游情境下 地方重构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实体的景观 变迁，更是不断地被“发现”和“发明”的符号，将 会不断适应旅游新的需求，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或形态。
5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婺源案例，结合具身体验视角，探查旅游如何作用于地方，从而将这一宏大的命题向中层的地方重构理论推进。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缺憾，比如地方重构的效果应该如何评估？旅游引发的地方重构透过具身体验的角度可以提供哪些反思？目前，本文仅止于游客视角，并没有关注当地居民地方认同的态度和看法;本研究仅以李坑、江湾、篁岭作为婺源旅游发展3个阶段 的典型代表，没有对更多的村落做详细的描述与 研究。因此，对地方重构进行维度细分（形象重构、结构重构、景观重构、意义重构），并结合居民地方认同的多样性（原生认同、文化认同、工具认同），从游客具身体验（高峰体验、日常性体验）视角出发，以婺源多类型村落为研究对象，展开多维度的地方重构机制探讨，将是本研究团队未来的工作目标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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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Plac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in Wuyuan， China
ZENG Li1，2， GAO Quan3， CHEN Xiaoliang4，5
（1.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2. 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pace Technology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HIST） Nanchang Branch ， Nanchang 330022，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4.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5.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lac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y focusing on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tourism geographers have exhibited growing interests in examining how tourism reshapes the meanings of place in rural areas.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tourism has substantially eliminated the authenticity of place and brought about a condition of “placelessness”. However， other scholars also argue that place is not static and bounded but rather constantly redefined by people who create and inhabit the meanings of place. In this sense， tourism may also help produce a more progressive and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is paper therefore builds on and advances these debates by engaging in recent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and embodied dimensions of “tourism gaze” and tourism experience. Many scholar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place in tourism context is not a singular process of “tourism gaze” but rather an embodied and emotional encounter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body and plac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limited attention that has been paid to exploring how embodiment theory can provide new understanding of place reconstruction in tourism studies. This paper therefore captures how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tourists shapes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place and people in Wuyua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tourism and place and highlight the role of embodied experience in place reconstruction. Then， we use qual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interview， online ethnography and grounded theor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tourists in Wuyuan.
We suggest that the emotional tensions and discrepancies between tourists place imagination and the “actually existing” embodied experience they encountered were a crucial force that facilitates the place reconstruction of Wuyuan tourism destination. In order to meet tourists romantic imagination and to improve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Wuyuan government reconstructed the landscape and “placeness” of Wuyuan so as to achieve place-promotion in broader scales. However， this also resulted in the “delocalisa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of place in order to fit within the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That is， the newly constructed place was disconnected from the history and memory of Wuyuan. However， as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evolved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landscape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e situated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 Wuyuan was undergoing a new wave of “re-localisation” that emphasized the true rurality. In general， Wuyuan was experiencing a process of “localisation-delocalisation-relocalisation” driven by tourists changing embodied experience. In sum， this paper therefore highlights the consumption of emotional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as the driving force in shaping the dynamics of place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place reconstruction; tourists; embodied paradigm; Wuyua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王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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