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
苗智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军阀阎锡山为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与不甘失败、企图东山再起的死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勾结，以残留山西日军为主体，建立反动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继续负隅顽抗。但终究逃不过正义的惩罚，最终全军覆灭。
残留日军的“军国主义梦”
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侵华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进行投降缴械并被遣返回国，但仍有少部分对军国主义抱有狂热幻想的日本侵华势力，企图利用国共矛盾积蓄自身力量、卷土重来，继续谋求日本在华利益。国民党政权也有意利用日军的“剿共”经验进攻解放区。国民党政府非但没严惩罪行累累的日军战犯冈村宁次，反而秘密聘请他为军事顾问，为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出谋划策。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则更肆无忌惮，考虑到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恢复在山西的统治，便有了利用日本人打击共产党力量的打算。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估计要留用日本军6万人，收编伪军2万人，连同一切后杂人员，估计要多供10万人。”
1945年8月5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由北平（今北京）到山西省孝义县（今孝义市）与阎锡山秘密会晤。会谈中，阎锡山向日军提出了“寄存武力”的建议，即驻山西侵华日军可把武力寄存在中国，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国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然拿在日本兵手中。8月31日，在返回太原的第二天，阎锡山主动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澄田睐四郎面谈，再次提出期望日军“寄存武力”的要求，并加派人手同日军联络“剿共”事宜。9月2日，阎锡山召集留在太原的数百名日本人并发表演说，称将为愿意与其合作的日本人提供生命财产保障和经济报酬，并要求他们留在山西。
一些在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非常赞同阎锡山把日军留在山西的建议。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策划日军残留山西活动的主要头目之一，他说：“这样对我们大大有利，因为一个中队的日军便可在中国横行阔步，有一个师便可控制华北，有日军作后盾，便可充分开发山西的资源。”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伪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军国主义分子，认为盟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不会长久，日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而同阎锡山“寄存武力”的想法一拍即合。
日阎双方经过秘密谈判达成以下协议：（一）日军响应阎的提议，将部分日军办完复员手续，编成部队，受阎指挥;（二）阎对这部分“残留”日军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现有级别基础上连升三级;（三）给全部人员安排宿舍，允许在营外居住;（四）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之;（五）合同期暂定两年，归国时由阎办理离开中国之有关事宜;（六）交通恢复时，给予从日本接家属来太原或给家属寄钱之方便，并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
侵华日军高层对此事采取了默许态度。1946年1月，澄田睐四郎到北平向日军华北方面军报告山西大部分日军不愿返国之事，得到的回复是：“中国方面既然要留住这些军队，日本方面是战败国，也就没有意见。”残留日军中的高级军官也对士兵进行鼓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难以避免，到那时我们留在山西的日军，便成为日本复兴军的先头部队……”他们还采取殴打、威胁等方式强迫厌战士兵留队，并声明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
残留日军逐步“整编”
阎锡山为达到留用日军的目的，在战后审判侵晋日军战犯时刻意包庇。澄田睐四郎既是阶下囚，又是座上客。他以太原绥靖公署高级顾问身份，住在一座小洋楼里，配备副官1人、炊事兵2人、司机1人、女仆11人，丰田小车1 辆、卡车11辆。这些生活设备全由阎锡山供给，样样齐全，唯独没有法警看守。澄田曾受过两次传讯，但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会客室里。他与法官分宾主落座，法警甚至为其送上香茶，法官毫无法庭审判战犯的威严可言。
阎锡山代表梁延武和日本方面的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合谋社”，作为发动组织“残留”活动的专门机构。“合谋社”故意向日军士兵施加压力：“如果留守人员总数达不到，就将在山西曾犯有杀人、掠夺、强奸等罪行的日军官兵作为战犯判刑，复员回国毫无希望。”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高级副官恩田忠录因反对日军留在山西，就被阎锡山以战犯名义软禁，迫使他参加日军“残留”活动。城野宏通过炮制《日本人的立场》一文，鼓吹日军“残留”，还派人去北平、石家庄等地煽动了数百名日本旧军人和侨民到山西。一些日本人特意从日本、武汉等地来到山西参加“残留”行动。
在人员征召和政治宣传等工作的铺垫下，大规模组编残留日军部队的条件基本成熟。1946年一二月间，阎锡山将太原周边地区的残留日军初次整编为“特务团”，下辖7个团，分别驻守太原、榆次、阳泉、原平等地。大同特務团下辖5个团及一个机动装甲大队。每个团各由四五个中队组成。之后残留日军又改编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下辖7个工程队（团）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通讯队、土木抢修队。据统计，阎锡山最初收留的日本军人约6600余人。
为对外保密，阎锡山一再否认侵华日军残留山西。在国民政府受降小组来太原时，他将有关部队分散到太原周边躲避调查组。当调查组外出检查时，他安排哨兵鸣枪警示残留日军躲避，并污蔑是共产党武装在放枪。为欺骗舆论，还把日军武器上的“菊花”标志去掉，铸造大批“晋”字标分发驻晋日军，让他们钉在武器上;又利用出操时间，把架起的枪拍成照片，算作阎军缴获的武器，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他为阻碍军事调停“三人小组”检查阎军某阵地，令人在阵地周围布满地雷，致使一名中共人员被炸身亡。为揭露阎锡山利用战败日军打内战的行径，时任中共方面代表的陈赓亲自在阎军阵地上将一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日本兵抓到三方代表和随行记者面前，用铁的事实揭穿了阎锡山的阴谋诡计。
1946年4月中旬，阎锡山在“三人小组”的调查干预和舆论压力下，将部分日军残留人员遣返回国，将剩余的残留日军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下辖6个大队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工程队、通讯队。1947年3月山西保安总司令部改称“山西野战军司令部”，下辖各大队及直属工程队、通讯队等。
残留日军“借尸还魂”
1947年5月，在正太战役中，阎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该部队在1946年初，由日伪阳泉矿警队改编成立）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残留日军第五大队向人民解放军投降。6月1日，残留日军主体袭用了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的番号，正式被阎锡山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简称“第十总队”），总部设在太原市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总队长由今村方策（化名为晋树德）担任。
残留日军认为：“如果尽是日籍队员，作战中将大量损耗，于我们不利。要以中国人队员扩充各个大队，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于是，残留日军部队按一定比例吸收中国籍士兵，主要招募对象为原伪军人员。到整编完成时，总人数9726人（不包括大同总队）。其中有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97人，但从总队长到各团团长，领导骨干基本是日本人。第十总队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政治、军事组织，提出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部队宗旨，使得“残留”活动更具号召力和凝聚性。其司令部具有独立掌握作战指挥、人事任免、福利待遇、武器给养的权利。下辖第一、二、三、四、六团和大同总队，直辖特务营、通讯营、工兵营等。12月，第十总队大同总队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在大同和平解放时，该部日军向我军缴械投降。
残留日军各部队分驻太原、榆次、原平、阳泉等地，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队的任务，配合阎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日军高级战犯还成为阎军的“导师”，山冈道武、澄田睐四郎先后主持绥靖公署总顾问室，参与军事筹划。其他各级残留日军军官则大量担任阎军各兵种的教官，阎军各部队师以下军官全要经过日本顾问的轮训。据1948年1月第十总队参谋处教育科统计，有236名日本军人以教官名义被派往“亲训师”。
1948年3月，第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改编后部队实质并无变化，在统计上报等材料中，还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 名称出现。基本组织结构为特务连、独立营、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导三团、军士一团、军士二团、通信抢修处、工兵营;参谋处、副官处、新闻处、军械处、后勤处、政治部、生产处（分为建筑、制药、被服、酿酒、制鞋、洗衣等工坊）、合作社、病院等。
阎锡山特许残留日军高级军官乘坐的轿车插将官旗，阎军士兵凡见到者必须敬礼。其军官贾宣宗回忆：“日本大小汽车、摩托车，依然在街上横冲直撞;日军官兵牵着狼狗，在人群中乱咬，也没人管。”日军在一些行动中还呼喊“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打出侵华日军的旭日旗，气焰极其嚣张。
残留日军的覆灭
自1946年开始，残留日军配合阎军进攻解放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不断地被消灭，成为阎锡山政权的陪葬品。
1948年3月临汾战役后，阎军主力面临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危险。阎锡山要求教导总队直接参战，并任命日军将领元泉馨（元全福）担任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同年6月，晋中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歼灭了阎锡山的主力“亲训师”。在阎锡山的命令下，今村方策率领教导总队前往晋中增援，却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于太谷、徐沟间的大小常村、戴李青、西范村、南庄等狭小村落地带。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用上百门火炮对教导总队阵地进行覆盖式打击，后逐屋逐巷展开白刃战。在激烈交战中，残留日军伤亡惨重，其所属5个团中，教导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教导三团团长增田重之、军士二团团长布川直平被打死，教导二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元泉馨被我军炮火炸伤后自杀，总队长今村方策等100余人被从太原赶来的“岩田挺身队”救回，经此战后，残留日军主力被我军歼灭。
今村方策逃回太原后，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又将残部编为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约3000人。1948年10月，太原战役打响后，阎锡山将教导总队残部部署在牛驼寨阵地负隅顽抗，还在战斗中丧心病狂地使用了“联二苯”毒气弹，给人民解放军造成严重伤亡。在11月17日我军攻占牛驼寨阵地后，剩余300余名日军退回太原城内，再也没有力量主动发起进攻。阎锡山将分散于阎军各部队的日本炮手和兵工厂中的部分日籍人员集中起来，将残余日军改编为今村炮兵大队，总兵力不足500人。随后，阎锡山又将“亲训炮兵团”、榴弹炮团和今村炮兵大队以及6个独立炮兵营编成10个炮兵群，由今村方策统一指挥。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上千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向太原城轟击，今村方策指挥的10个炮兵群被摧垮。在双塔寺阎军炮兵阵地被俘的日军士兵山下正男等人目睹了解放军攻占太原的过程：“那种情景难以名状，感觉就像是梦中一样……大地为之颤动，一刻也没有停息……很快，解放军先头部队就在已经占领的城墙插上了鲜艳的红旗，渐渐地，四周城墙上都插满了红旗。”据城野宏回忆：“23日晚，军司令部的四层建筑物也中弹震塌了一半，城内上空炮弹啸声嘶嘶，远的近的爆炸声响，已辨不出是何方所发，事到如今，唯一方法是权保性命，再考虑下一步行动了。今村司令和我退到司令部二楼的小房间里，邀集各干部，叫他们不要再作无谓牺牲。”日军官兵、阎军官兵四散溃逃。今村方策在被解放军俘虏后服毒自杀，残留日军主要策划者岩田清一、城野宏、河本大作等人及残留日军残寇近400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至此，残留山西日军全军覆灭。
战役结束后，被俘的残留日军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他们先后在山西榆次、太原、大同，河北永年、易县等地接受劳动和思想改造。1954年9月，第一批被释放的残留日军战犯从天津塘沽港上船遣返回国。这时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已有9年，本可以在1945年就回日本的他们却执迷不悟地走上反动道路，最终成为阎锡山“独立王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幻梦的牺牲品。
（责编 申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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