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更关注万家灯火中的微弱一盏
姚远
他不仅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更关注万家灯火中的微弱一盏。他呼吁大城市平等地接纳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大城市更大，让异乡人安家，让城乡鸿沟得以弥合。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为弱势者奔走，为所有想在城市里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发声。在公共话语空间里，他坚守着一块属于理性、科学和人文关怀的阵地。他用思想拆除藩篱，改变偏见，也让看似冰冷的经济学有了“经世济民”的温度。
与陆铭交谈，一时会忘记他已年近五十，是一位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
时下最新潮的流行语，他信手拈来。他说，自己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本科前两年一上课就打瞌睡，稀里糊涂地以为学经济学以后是去当会计，后来大三终于睡醒了，一发力，保了研——“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他笑着说。
回忆自己高中时的经历，自己读了文科，让父亲很不高兴——“真是爷青回了。”
陆铭说，他比一些自己的博士生还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消费方式。他逛街，看电影，主动地去接触时尚，永远保持着年轻和开放的心态。这似乎和人们心目中位于高阁之上的学者形象有所出入，但对于陆铭而言，研究城市经济，必须要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保持同步。
他怀有热切真挚的人文主义理想。他关注留守儿童，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系列研讨会上，发起签名征集，呼吁让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在他们父母工作的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为在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发声，向政府建言，为外来工提供平等的公共资源服务，让他们在城市安家。
这似乎和冷冰冰的经济学形象有所出入，但陆铭觉得，这是人们对于经济学的误解。
“在现实生活里，大多数场合中，效率和平等是可以兼顾的。甚至于，两者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他积极奔走着，希望将这个道理告诉政策制定者和心怀隔阂的社会公众。
陆铭是多面的、矛盾的。他严谨，对社会科学研究一丝不苟；
他风趣，在公共演讲场合是一位娓娓道来的表达者；
他也有叛逆的一面，敢于逆风而行，敢于走与众人不同的路。
然而，陆铭说，自己是社恐。
我在南风窗“2021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活动现场与他第二次见面。他是这场上百人的活动上不容置疑的视线焦点之一。他的主题演讲从小故事切入，继而引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口齿清晰、节奏适中，引人入胜，即使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听众，注意力也会被牢牢抓住。一位对他略有了解的同事对我说：“完全看不出来，陆老师怎么可能是社恐。”
对他自我评价的惊讶，他已面临过太多次。“我其实很内向”——这话和学生说，和同事说，结果“他们都笑死了”。“他们觉得，你看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媒体上出现，演讲、直播，都觉得我特爱社交。其实完全不是。”
在外界眼里，陆铭是一位明星经济学家。近年来，不少政府论坛、公共演讲上都有他的身影。2020年8月，陆铭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十四五”规划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作为在场发言专家里最年轻的一位，将自己的观点讲给国家最高决策层听。自那以后，陆铭更是邀约不断。
但他并不享受被聚光灯对准的滋味。
有时，他甚至会对朋友和学生讲，如果再一次选择，自己不会学经济学。要么学一个更加偏文史的学科，要么学自然科学，总之不太想当社会科学家——“因为我有非常严重的社恐，但社会科学研究太需要跟别人打交道了。”
他的研究方向——流动人口、户籍制度等，与公共政策息息相关，天然具有强烈的争议性。在2019年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迎来拐点之前，他的观点一直是“逆风而行”的。
陆铭认为，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聚集，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尊重这一普遍规律，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在人口流入地提高承载力。
简单来讲，是让大城市敞开怀抱接纳外地人，为人们提供更加充沛的公共服务资源，而非采取“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管理策略，在教育、医疗上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区别对待。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不被理解。有时，向刊物投稿论文，都会引起对方内部的激烈争论。对他的观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2016年，他出版了《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被人评价是一本“离经叛道的书”。他在后记里写道，在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前政府官员握着他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開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还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
2017年以前，发论文、演讲、参与政府会议，陆铭接收的负面反馈占据了绝对多数，十个人里面约有八个人是反对和抗拒的。“有的就差骂人了。”陆铭说，“我是一个典型的江南人，没有好斗的性格，这样的争论，对我自己个人生活和心理状态也有影响。太累，心累。”
所以，陆铭有时会想，自己也许更适合去研究一门不用和人打交道的学问，躲进小楼，自成一统，也不愁没饭吃。话音刚落，他又觉得这样太矫情，自我批判道：“当然，有人听你讲话，有人觉得你的研究可以影响国家政策，我应该觉得荣幸。应该自己慢慢适应、慢慢调整，天性不行，后天努力。”
负面反馈于他而言一直是困扰，但并未成为阻止他向前迈出脚步的石头。在与时代发生碰撞的过程之中，陆铭也会疲惫、沮丧，但从未停止发声。他会说，“我又不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但也会说，“还是应该有人去讲点话、写点东西”。
政策拐点发生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这同样是陆铭学术科普事业的拐点。
陆铭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他在家里吃午饭，像往常一样将电视打开，看新闻。画面里，正在播报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会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形势下，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这正是陆铭一直以来不断向政府和公众建议的方向。坐在餐桌旁，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个社会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观念变成了政策导向，绝大多数人就会觉得是对的。在以前，我的观念和政策不一样，人们觉得我肯定是错的。现在，政策调整了，我再去讲一些话，比以前顺利许多。”他说。
阻力依然存在，不过肯定少多了。于这位生性恐惧与人打交道的学者而言，仍是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的一堵墙。
陆铭不怕被批评，但怕被曲解。他观察到，现在通过社交媒体接收信息的群体呈现出一种拒绝理解的状态，甚至于，会以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不设条件的引申来混淆他的表达。
“为什么不可以理性一点呢？”这是陆铭对社交媒体时代持有的困惑。
于是，在南风窗的颁奖典礼上，陆铭在发表感言时说，把自己2021年的关键词定为“调整”。调整自己，更加专注、聚焦，将自己的研究发现讲给愿意听的人听，不再强求所有人听。
陆铭之所以选择流动人口、城乡收入差距等作为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学理逻辑上的一致性：他的博士生导师袁志刚教授，研究方向是失业经济学，于是，他在读博时选择谈判理论作为研究方向，毕业后开始关注收入差距，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区域经济，自然而然。
另一方面，是他个人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情感认同。这与陆铭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开玩笑说：“我们家三代人是一部中国当代移民史。”
他的爷爷是宁波人，属于上世纪30年代移民上海的“宁波帮”。母亲家是四川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迁移至上海。他的父母中学毕业之前一直在上海生活，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于是戴着大红花来到安徽马鞍山扎下了根。
陆铭是在马鞍山出生、长大的。
马鞍山是一座移民城市。在陆铭的成长记忆里，父母讲上海话，邻居是山东人，老师是北京人，同学们讲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从小到大，他一直很怕别人问起自己是哪里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算是宁波人、上海人还是安徽人。
儿时，一放寒暑假，父母就把他送去上海亲戚家，就这么一直在上海与马鞍山之间来回往返。
初中毕业的暑假，他在马鞍山的同学到上海来找他玩，两人从外滩出发，走过南京路、华山路，走到华庭宾馆。走了整整一天，大汗淋漓。“小时候很自信，以为外滩和华亭宾馆离得很近。那时对空间是没有尺度感的。”陆铭对那一天记忆犹新。
中学生陆铭以马鞍山为参照系，觉得上海实在太大了。地图上相隔不远的两点，竟然需要走上整整一天。
而学者陆铭，在见过世界后，发现“上海”其实很小。从经济规律看，一个在经济意义上连片发展的大城市（都市圈）有多少人口是由国家总人口来决定的，而上海都市圈的成长速度仍未匹配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规模。
从个人关心的议题出发，再超出个人身份的局限性，站在全国、全球、全人类的视角去讨论公共议题，这是陆铭成为一名学者走过的路。
陆铭强调国际经验的普遍性。他在《大国大城》一书的扉页写道：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國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第一次出国时，少年陆铭也怀有强烈的文化保守性，喜欢给自己限定一个讨论问题的身份：我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我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慢慢地，你看得越多，越会与人共情。而共情是对话的起点。”陆铭说。
2019年，他带着上海交通大学MBA的学生去英国访学，剑桥大学教授问学生们，你们觉得中国人和英国人差别大不大？学生们回答：大。课程结束后，晚宴上，陆铭作为带队老师致辞，他说：如果我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回答中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差别的问题，我会首先说，我们在绝大多数方面是一样的。我们都爱美食，爱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人性对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向往，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时，他听见人们说，老师，你讲的都是外国的道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陆铭会感到悲观：当普遍性成为一件需要强调的事情，会让人们忘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陆铭强调公共的价值观。他常常提醒学生，讲话不能带有歧视意味。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对某个歌星的偏见，陆铭看见，会立即提醒他删掉。“喜不喜欢是你的事情，在公众场合表达是另外一码事。”提起这事，陆铭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朋友圈是‘公众场合’，你的表达会影响周围的人，反过来，别人也会因为你的表达这么看你”。
他对学生说：“你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要建立公信力，要有公正的价值观，不能这么做。”
这也是他作为学者对自己的职业要求。
在陆铭位于上海的家里，有整整一柜CD。第一次采访时，我被他家里浓厚且精致的艺术气息所震惊。或许难以想象，这位经济学家平日里是一位资深的文艺爱好者。
谈论经济学时，陆铭条理清晰、沉着冷静。话题一转，谈起文艺，他仿若化身成为一名资深发烧友，对自己欣赏的艺术家和作品如数家珍。
他说，文艺会让人变得柔软。经济学的基础是数字、曲线、方程式，是冷冰冰的分析工具。但一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知晓世间冷暖，洞察人心，文艺就是一个窗口。通过艺术家的眼睛去看世界，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是极佳的参考。
“和所有人一样，文艺对我来讲也是抚慰人心的。甚至是某种精神支柱。”
他喜欢八大山人。这是出身明朝皇室的画家，在明朝灭亡后削发为僧，后转信道教。他的书画以水墨写意为主，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陆铭的一位书画家朋友，得知他喜欢八大山人后，吃惊极了。书画家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是个活在尘世之中的人，怎么会喜欢这么花鸟孤绝的画？
他还喜欢爱尔兰摇滚歌手希妮德·奥康娜，“在我心里排名第一，没有第二”。她的音乐里有宗教，有政治，有文化，有叛逆。
陆铭对他们不单纯是欣赏，还有与他们跨越时空对话的共鸣。他觉得，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存在某种共通性：“某一天你会觉得别人都不懂你，别人都在质疑你，你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越是走在前沿的人，越是会有这种感觉。”
这也许可以被称作某种孤独。自提出让大城市继续更大的理念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陆铭是不被人理解的。而这些年，在公共领域得到承认之后，他又在学术研究上陷入瓶颈。
近年，他提出，经济学研究需要“新思想、新数据、新方法”，将大数据研究和经济学分析更加紧密顺畅地结合在一起。“学术界已经有一个圈了，我要在这个圈里再往前走一步。”他比喻，“像是在森林里另辟一条小径。这路上也许会有美丽的风光，但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去，有着强大的不确定性”。
陆铭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同。他在自己写的小说里，借主人公画家之口，说：“一幅画大家都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位经济学家，和他欣赏的艺术家一样，一直存有某种摇滚精神，独立、反叛，不迷信权威。
他从来不在微信群里恭喜别人发表了什么文章、升迁了什么职位，觉得没有意义。“如果我知道他写了什么，我会去和他讨论。但是在我了解他做了什么研究之前，我不会因为他在Top 5期刊上发文章就去恭喜。”陆铭说，“好杂志上的文章也有可能是错的。”
我问陆铭：“您如何定义自己？”
他回答：“我是一个读书人，职业读书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