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进路
吕翠微 张廷霞 李钰
[摘 要]人的需要问题是马克思始终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前提，阐明了现实的人的一般需要;以劳动实践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揭示了人的需要演进的一般规律，并提出在人的劳动实践的推动下，人的需要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归宿必定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9-0010-06
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马克思立足于現实的人，在考察人类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我们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集中论述人的需要理论的相关论著，但关于人的需要的观点和思想在他各个时期的经典著述中都有涉及和论述。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探究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内蕴的逻辑线索，从而全面深入理解其实质和价值旨归，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前提，将人的劳动实践作为逻辑起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逻辑归宿。只有深入探究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内在逻辑，才能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实质和价值归宿，从而进一步厘清新时代人的需要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方向。
一、“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前提
唯物史观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其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始终是现实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阐述了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一）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黑格尔是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哲学史上首先运用辩证法探讨人的需要问题的哲学家。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全面地论述了人的需要，并把人的需要看做是人的机体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去探讨人的需要，他所说的“人”是由自我意识创造的人，人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精神层面的。黑格尔将自由作为人的特质来规定人性，其理论中的“人”是抽象的和永恒的。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宗教批判及对唯心主义的扬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对人的需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他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研究人的需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费尔巴哈扬弃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思维”，转向“感性客体”。这一转向决定了他开始从“感性直观”的角度去探索人的需要本质。但费尔巴哈把人看做是普遍感性的存在物，“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1]530。在他看来，人是一种直观的自然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而且为了生存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因此，他将人的自然规定性归结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中蕴涵着对人的需要问题的深刻认识，但他的理论根本缺陷在于：他只是把人当做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只看重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片面地将人的本质归结于肉体上的自然需求，“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1]530。因此，不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2]996，致使他们所描述的“人”仅仅是“抽象的人”。
马克思经过一系列考察发现，一切问题的根源都能在人的现实活动中找到，“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147，也就是说，人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或者现实基础是人的现实活动，人们通过现实活动改造自然界，生产自身所需的物质资料，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在完成自我的实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根本缺陷，他将人看做是一种超越动物本能活动的有自主意识的主体，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强调要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植根于现实世界来考察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9，这一论断完成了对抽象的人的批判，明确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使“抽象的人”转向处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
（二）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他指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1]218，“现实的人”指的是虽然受自身肉体组织约束却有着各种需要的人，虽然受各种社会关系约束却能根据自身的需要改变这些关系的人，是能够通过进行各种生产生活劳动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人。“现实的人”有着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内在规定性，概括来说，“现实的人”内在包含着以下含义：第一，“现实的人”以肉体的存在为存在基础。人是自然存在物，要依赖自然界而存在，是和自然界中其他动物一样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第二，“现实的人”以实践活动为存在基础。马克思直接从人的物质活动出发，强调人的劳动，将实践作为武器对“抽象的人”进行批判，把人作为“历史中行动的人”[4]334去考察，从而完成了对“抽象的人”的纠偏和超越。第三，“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现实的人”的活动推动形成了人类社会，进而形成人类发展的历史，所以考察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历史以及人的未来发展都必须将“现实的人”作为立足点。实际上，人类历史的形成就是人的需要的外化。人有了需要，并且以需要为起点进行实践活动，彻底将自身与动物分离开来，开启了人类历史。人不断地满足需要，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的需要与满足方式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同时也为人的生命活动赋予了实质的内容，变成了合理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因此，对人的需要的考察必须也只能以“现实的人”为起点。
（三）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需要的考察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需要的考察，是从“现实的人”的三重属性展开的。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类特性出发，阐明了“现实的人”的一般需要。
首先，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自然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209，换句话说，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生存需要得以满足的先决条件。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209，需要外在对象来满足自身的生理性需要，人通过实践活动获取一定的外界物，以此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和其他动物一样，人要依赖于自然界生活，并受自然界的制约。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具有生物性需要，即满足吃、穿、性行为的需要等，这种需要就是人的自然需要：它和动物的需要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1]209，不会满足于自然界提供的有限资源。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创造力使人能够超越动物，人可以能动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够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取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资源。
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社会需要。为了满足人的生物性需要，人必须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使人成为了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需要进行社会交往活动。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是有机统一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人的本质只有对处于社会中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9。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需要的源头就来自人的生物性需要，正是为了满足生物性需要，人才逐渐变成了社会的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行为方式也变成了社会行为，基于身体自然的能力也变成了一种能够进行社会活动和生活的能力。概而观之，只有在社会活动中，个人才能成为“现实的人”。作为“现实的人”，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交往活动。一方面，人的社会交往促进了人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人类语言，而人类语言又使得人从简单的动物心理进化为人的意识，使人彻底与动物分离开来。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得以满足并且不断丰富。在人类社会初期，低水平的生产力无法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必须联合起来，逐渐出现了部落、民族、国家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的需要也随之变化，有了政治诉求、精神向往等社会需要。人的社会需要又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日益丰富并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联系。
最后，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人的精神需要。人是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62，“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169-170。动物的活动是由它们的生理构造和本能决定的，而人的活动都是在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有目的活动，只有人能够把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当做自己的对象予以关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7。也就是说，人的有意识的生产活动能够使人在社会交往和生产中对自身所处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达到真理性认识，并使人能够按照自身的需要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使人为了满足美的需要和自由的需要，通过认识、扬弃、确证自身，从而实现自身的类的需要即人的精神需要。
二、劳动实践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起点
人通过劳动实践获得需要的满足，又在劳动实践中产生新的需要。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手段和途径，也是人的需要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劳动实践推动人的需要从产生到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并且由于劳动的异化导致人的需要异化，只有消除劳动异化，才能实现人的需要的真正全面的满足，因此，劳动实践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劳动实践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手段和途径
人们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界的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175。概括来说，人的一切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都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劳动，即人们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出拥有使用价值的人需要的物质产品——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3]158，这些物质资料都是通过自然界获取的，但自然界的物质资料是有限的，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也不会仅仅止步于自然界所提供的有限的物质资料，人需要“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7]12。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界，将自然界原有的物质资料转变为人真正的需要对象。劳动实践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精神创造和物质化手段来实现的，人首先通过精神创造将其完成，再通过物质化的手段将其体现出来。
（二）劳动实践是人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解决矛盾，人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新的需要也随着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改变而不断产生：劳动实践成为人的新需要产生的推动力。人的需要具有丰富性和延展性，会随着人的劳动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优化。“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159。人们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不仅使前一个需要得到了满足，还为后一个需要的产生創造了条件，推动了新的需要的产生。劳动实践本身也在创造着人的需要，当劳动者生产出新奇且丰富的产品时，对该产品的需要就会被相对应的人创造出来，并由这一需要衍生出其他的需要，不断拓宽人的需要范围。通过劳动实践，人满足了自身某一范围或某一时期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又会应运而生。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又开始新的劳动实践，这时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又随之产生，从而通过“实践—需要—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推动人的需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三）只有消除劳动异化，人的需要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异化理论最早出现于黑格尔哲学中，黑格尔用它来表示“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费尔巴哈用它来批判宗教的异化，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劳动本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但工人的劳动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发生了异化。在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59，工人丧失了人之非物、人之为人的属人性。“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163，迫使人不再把自由当做自身的存在方式，不再将自由自觉活动作为活动的目的，只能将其当做维持自身基本生存的手段。劳动不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方式，它还是人的所有需要中起决定作用的需要。既然被看做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出现了异化，那么人的需要也必然随之发生异化。劳动的异化实际带来了人的需要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阐述了人的需要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状况。他着重对人的需要的异化现象展开了分析和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需要的工具化，即把人的需要看成是少数人获得私人利益和支配他人的工具。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223。工人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向资本家出卖劳动，资本家利用工人的需要压榨和支配工人为自己谋取私利。二是人的需要的野蛮化，即把人的需要动物般地野蛮化，而资本家甚至连工人最基本的动物性需要也满足不了——这说明工人的需要已经被迫下降到了动物的需要。“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是朝不保夕……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1]225。这种野蛮化的需要及其满足，使人无法成为人的存在，而只能成为动物的存在。三是人的需要的物化，即只着眼于物质层面的人的需要，将占有货币和追求财富的需要变成了人的一切需要的出发点，“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1]227。相對地满足物质财富的需要变成了绝对地满足，物质需要也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变成了奢侈和炫耀，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变成了人们终其一生也填补不了的黑洞：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需要。概而观之，异化了的需要，因它的工具化、野蛮化、物化，不仅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属人性，也使人失去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成为异己的、否定人的、敌视人的力量，阻碍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发展。因此，扬弃需要的异化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异化的直接根源是劳动异化，只有消除劳动异化，才能实现人的需要的真正全面满足。
三、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旨归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需要被强制降为人的动物性需要，工人的需要被异化。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需要将能够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将是真正属人的社会，“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267。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需要的价值内核，也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逻辑归宿。
（一）平等发展是实现人的需要的基础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所有人平等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平等发展是每个人的需要获得实现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3]200，少数人的享乐以大多数人的痛苦为条件。工人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必须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这就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又导致了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与工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之间的不对等。物质财富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已经满足了生存需要，转向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追求物质消费，甚至于过度消费。追求绘画、音乐、骑马等高层次的享受的需要好像天生就是资本家享有的权利;而工人却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变成了他们的唯一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似乎与工人毫无关系，就像天生不属于他们一样。工人和资本家地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需要获得满足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需要主体间的不平等，最终导致了人的实践活动能力、社会关系、个性都是片面的、不自由的、畸形的发展，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平等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平等发展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明确提出，“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231，也就是说，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和限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每个人才能平等地满足自身的所有需要。
（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实现人的需要的前提
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对劳动的需要实际上是对自由的需要，而自由作为人的本性，又内蕴于人的劳动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被异己的社会关系所支配，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被迫成为了工人谋生的手段，失去了自由自主。此时的劳动对工人来说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非人的、痛苦的。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是一个由低级演变为高级，由简单演变为复杂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必然会到达这样一种状态：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每个人的自然需要;支配着人们把追求物质财富当做唯一目标的劳动已成为过去;人与人之间为了夺取和支配物质资料而展开的竞争，也因为物质资料的极大满足而停止了;在满足了人的生存和享受需要后，人们就会转而关注自身的发展，追求自身需要本性的实现，即对劳动本身的需要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所勾勒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人不再需要通过劳动获取财富，按需分配取代了按劳分配。此时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8]435。劳动变成了人的第一需要，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在劳动中真正享受着自由自觉的快乐并确证自己的本质。
（三）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的需要的保障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得以实现，人在满足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后，向更高级阶段的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迈进，相应地，人的需要也将得到充分的满足。第一，人的实践活动能力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一切能力将会被最大可能地发挥出来。“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9]330。也就是说，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全部能力是每个人的使命和任务。马克思主张人要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創造性天赋，无论在任何境遇里，都可以发挥出自身的能力，使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第二，所有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道德、交往、家庭等关系。人要想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摆脱掉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狭隘的界限。社会交往和互动要深入到各个层次和领域，令人的社会活动范围不断扩展，社会关系不断拓宽：每个人可以完全地占有全部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极大丰富的社会关系使孤立片面发展的人变成丰富的人，让地域的人变为世界历史的人，将封闭的人变成开放的人，人才能够完全占有全部的社会关系。第三，所有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随着个人的交往关系和个体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也将获得全面的实现和满足。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的探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人的需要的逻辑前提、人的需要的逻辑起点和人的需要的逻辑旨归。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三重属性分析，得出了“现实的人”具有的三重需要，即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以及精神需要，并深入阐明了“现实的人”的一般需要。人的一般需要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能得以满足，劳动实践不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也是新的需要产生的动力，推动着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是被异化的，因而人的需要也是异化的，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工具化、野蛮化以及物化，这严重阻碍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及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和限制，人的需要回归到本真状态，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的本质得到确证，人的需要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即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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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责任编辑 丛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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