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理论视域下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构建与展望
纪志晴
摘要：从探寻红色之源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对上海红色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基于场景理论的研究视域，结合上海市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实践状况，提出建设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探析上海红色文化遗产如何能在城市更新中长足发展，充分发挥其教育、教化等作用，助力上海建设具有“红色文化品牌”标识的大都市。
关键词：场景理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构建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1.06.011
红色文化遗产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历史印记。《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最早提出红色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遗产，并指出要尽快构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红色文化遗产是一个学术概念，既具有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又有一定的独特性，并未受到遗产形态的约束，包含了各种物质及非物质的与特定意义相关的遗产，即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走向新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遗留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凝聚着伟大的革命精神，记录着丰富的历史记忆。[1]
有“红色之源”之称的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位置，是桥头堡般的存在。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为了更好地挖掘党的历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上海积极探索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比如在“十四五”规划中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对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等，为上海红色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基于场景理论的研究视域，探寻上海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构建可行性与实践路径，以推动城市发展，建设具有“红色文化”标识的国际性大都市。
一、理论基础：场景理论提供新的探索视角
“场景”源于英文的“scenes”。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它是指关于在真实生活中或者是在小说里出现过的地方或者是发生过事件的地方，从较为具体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指一个拥有特殊气质或能留下特殊印象的地方和设施，或是一个活动或兴趣集结的特定地点。”[2]“场景”最开始是被用于描述爵士音乐的，之后才被使用在其他文化场合。Straw将场景正式纳入文化研究，使得场景的应用变得更加灵活，成为文化群落的一个默认标签。[3]而“催生”场景理论的关键因素则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21世纪以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发展动力逐渐发生转变，文化价值在众多动力因素中脱颖而出。在“娱乐城市”[4]和“消费城市”[5]理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性大都市进行细致化探索，以特里·克拉克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场景理论”。从音乐领域到文化领域再扩展到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场景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也持续增强。
新芝加哥学派主要是从消费角度分析后工业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现象，“创造性地将文化和美学融入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中，通过对3个主维度和15个子维度的提取和赋值组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兼顾本土性和普适性的定量分析新工具”，[6]强调“都市娱乐休闲设施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都市‘场景，不同的都市场景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又吸引着不同的群体前来进行文化消费实践，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7]由此可以看出，场景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即为“发达工业社会里，个体空间行为动机凸显在对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诉求之上”。[8]此时的“场景”是“一种涂尔干所描绘的社会事实，是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9]注重形成特定文化价值取向的场景理论，从整体角度出发，全面整合都市资源，通过将都市中的不同设施进行组合，形成特定场景，营造特定文化氛围，发挥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作用，在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凝聚文化价值、吸引不同群体、促进文化消费、引导城市公众行为、推动城市更新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为我们探索城市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根据自身发展优势，接通历史和未来互动路径是值得我们深入探寻的课题。基于场景理论的研究视域，分析上海的发展动力因素，可以变现，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文化因素更为突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更是其发展的特有优势。场景理论中强调“不同城市场所所具有的场景对于固化个体的是非观念、对真假的认同与归属感等都有着较强的影响”，[10]场景的塑造有助于打造创意城市的环境氛围，进一步引导城市公众行为。通过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场景，凝聚城市文化力量，吸引更多民众参观与体验，进一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梅根·卡拉曼就曾指出“革命咖啡馆”作为一个场景，对于振兴农村地区发展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成人导师杰伊·斯塔尔（Jay Starr）牵头，当地高中生组织和策划的“革命咖啡馆（Revolution Cafe）”在波兰、纽约等地很是流行，公开拥抱社区的态度以及接纳自由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展示艺术作品、主持演出的场所，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促进着当地和全球社区的发展。这对于上海这座具有丰富革命文化资源的城市来说，是一个可借鉴的成功案例。
二、实践基础：历史文化风貌区奠定建设经验
根据场景理论，“特定的区域文化与价值观常常体现在建筑、民俗、社区和群体活动中，这些要素因个体的不同需求组合形成了具有不同功能和种类的生活娱乐设施”。[11]对历史建筑、道路等不同设施进行组合，便可以形成某种特色的场景，而风貌区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承担着丰富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吸引众多人群前来活动的“职责”。据《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上海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特点的地区，可以确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12]风貌区强调对历史建筑等进行整体性保护，以“集中连片”的方式再现区域地方特色与文化风貌，在保护物质载体的同时，对其形成的文化也在进行整体性展现。同时风貌区建设承载着激活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活力与推动区域文化价值、凝聚人心的功能。可见，风貌区是营造场景的有效路径。
上海作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遗产，上海进行了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保护规范体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于1959年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开启了单体保护;市城市规划办公室于1979年提出把思南路地区、豫园地区规划为旅游区，进一步保护分布密集的革命遗迹;市委、市政府于1984年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附件中提出成群保护标志性建筑和革命历史遗迹的设想，并强调“保护上海城市风貌”理念。从这里可以看到，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思路基本转变，不再只是关注单体个体的点状保护，而是更加注重对“面”的保護，形成整体性保护思想，风貌区保护雏形逐渐显现。上海市规划局、市文物局于1991年“首创了‘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概念，初步形成了由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历史文化名镇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构成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13]上海市人大于2002年7月颁布《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明确了风貌区保护的合法身份。自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建设日渐具有条理性与规范性。截至目前，上海市拥有历史文化风貌区44片，“其中中心城区12片、27平方公里，郊区及浦东新区32片、14平方公里”。[14]在分析场景理论时，克拉克强调作为一种空间，场景吸引着个体前来消费实践，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收获不同的情感体验，愉悦或是憎恶、真实或是虚构等。风貌区作为一种场景，从整体角度出发，对划定范围进行规范化管理，公众参与社区生活，在这个场景中消费实践，享受与创造文化价值。以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简称“衡复风貌区”）为例，衡复风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范围较大，注重从整体上对所划定的范围进行综合性保护，在文化资源整合、人文精神发挥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已形成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大戏院、文化广场等大型公共演出场所，以及上音歌剧院、上交音乐厅等专业院校和团体的附属场所为主的文化设施群落，[15]文化辐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形成良好的地区文化氛围，也为社区居民生活创造了优异的条件。
总体来说，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建设取得了良好的保护与开发成效，有一定的保护实践经验。但是其对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主要是在建筑本体上，侧重于对建筑样式、空间格局等方面的保护，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具有较好风貌特色和历史价值的地区未纳入风貌保护体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被破坏和拆除的危险，[16]这其中不乏对红色文化遗产遗存的忽视与破坏。当下，对于历史风貌区中的红色文化遗存却并未有专门性的保护规范。虽然部分划定的历史风貌区附近有革命遗址遗迹，例如衡复风貌区沿途有宋庆龄故居、武康大楼、夏衍旧居等，然而零散的分布并未引起重视。有的只是划定在保护范围内，并未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给予专业性与针对性保护，因此难以形成红色文化保护合力，也较难发挥红色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对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品牌特色的国际大都市来说，基于场景理论的研究分析，上海应根据自身拥有的“舒适物”——各种资源，以及已具备的历史风貌区建设实践经验，通过从整体出发，全面协调设施建设，将红色文化遗产、革命遗址遗迹等有机组合形成特定的“红色文化”场景，在这种组合形式中形成共同的红色文化价值，同时这对于充分挖掘上海“党的诞生地”发展优势，打造具有“红色文化”品牌标识的国际大都市有重要价值。
三、建设构想：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发展路径
上海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遗产更是独具特色。但目前仍存在红色文化遗产体量大但影响小，分布不均与合力难成等现实问题，红色文化遗产集群效益难以发挥，影响力未达到理想效果，整体性保护思路尚未形成规范性，虽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却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因此，如何从整体角度，全面协调整合上海市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激活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并使其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亟待思考与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场景理论，上海可根据自身状况，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营造“红色场景”。场景理论中用“舒适物”作为衡量空间文化的基础信息，而文化舒适物则是指空间中在商业和服务上能够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让其愉悦的设施，同时该设施也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可见，作为城市文化物质载体的文化舒适物承载着多样的文化内涵。对于上海来说，红色文化遗产便是其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文化舒适物。在城市规划和定位时，“应在城市文化场景模式框架下充分考虑地方文化特征，将城市功能提升与文化遗产、城市风格保护相结合，着力保留城市的真实性和个性魅力，推动传统与现代文化共生发展”。[17]
（一）全面调研，确定“红色”保护主题
政府是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其统筹全局的作用是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关键环节。“场景”理论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克拉克等新芝加哥学派经过对纽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的深入研究，探索出从文化消费角度出发刺激都市建设的路径，因此场景理论不论是对于区域发展路径选择还是在公共政策创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有序进行上海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规范化保护与合理性开发，借鉴已有对历史风貌区保护与实践的经验，“将风貌保护作为城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窗口，对标国际标准，坚持‘整体保护、积极保护、严格保护的原则”，[18]全面整合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结合场景理论，注重从整体性规划，“通过打造由历史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有机组合形成的不同‘场景来传达价值观，并通过特色活动的展开，吸引创意人才自发入驻”，[19]由此，塑造风貌区场景内整体的价值观来实现风貌区的更新发展。
整合文化舒适物，展开以政府为主导的摸查调研红色文化遗产活动，全面梳理目前上海市存在的红色文化遗产，对每一处遗产都要做到“有档可查、有迹可溯、有文可究”，并做好数据等相关资料的整理归纳，在调研中标注清楚每一处遗产的类别，以便在划分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时能高效地确定其保护主题。根据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别划定不同的风貌区保护主题，增强红色文化遗产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便于提供专门性的管理与保护的同时，也能更加多样性地为参观者提供不同的体验。对遗产进行专门梳理与划分类别是很好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例如，圣彼得堡在对其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便格外注重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对其所有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整合并做细致划分类别，“建立‘规划与景观历史要素认定，明确哪些遗产要素需要保护及其具体的保护内容，从遗产元素的保护细节到整体的保护数量和种类都得以考虑”，[20]以便能提供完整性、有效性的遗产保护依据。由此可见，整体性、完整性的保护是遗产保护的基础性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文化基因与文化生态。
通过全面调研，根据红色文化遗产类型的不同划定不同的“红色”保护主题，以做到专门性与规范性保护，为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实践路径奠定基础。另外，政府相关管理机构或者部门根据调研上海市红色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管理与保护措施，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合法身份，也为在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奠定基础。“法律法规在发挥明显的约束作用的同时，能够进行有效的规划和指导，使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相互关系得以明确化，从而有效增强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可操作性。”[21]这对于红色文化遗产的规范性保护与开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多方面考虑不同都市设施、不同文化舒适物的有机组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为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克拉克强调区域发展具有“传统模式”“人力资本模式”“都市设施模式”这三个连续模式，而“都市设施模式”应是现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它将其他两种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核心是以‘人力资本模式为中介来实现与‘传统模式的连接，强调都市设施的组合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的作用”。[22]政府在实践调研时，要对都市设施进行全面整合，因为不同价值观的选择与确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要根据调研确定的资源主题，思考规划不同都市设施的有机组合会形成怎样的场景。
（二）结合实践，探索“风貌区”建构方式
对文化舒适物进行有机组合，结合上海红色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地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建设“红色文化”场景。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最新统计报道，目前上海有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其中包括497处旧址、遗址，以及115处纪念设施。[2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对于上海来说，拥有丰富的党史资源是其发挥红色文化遗产价值的优势所在，但是上海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存在分布不均的现实问题。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网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市区，所以相对来说上海市区革命遗址遗迹的数量较多，分布也较为集中，比如黄浦区等8个市区就拥有498处革命遗址遗迹，占到了全市总数的75.8%;而位于郊区的革命遗址则相对较少，分布也较为分散，比如浦东新区等9个郊区仅拥有159处革命遗址，在全市总数中占比24.2%，“其中仅曾经作为上海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主要区域的黄浦、静安、徐汇3区就有革命遗址225处，占全市总数的34.25%”。[24]从革命遗址的地域分布中可以看到，上海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分布不均，市区和郊区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分布集中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现阶段来看，上海红色文化遗产的集群效益较弱，并未能发挥其独有的发展优势。
虽然红色文化遗产的区域分布较为分散，但是从整体上看也有一定的集聚，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的现实。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例，其周围聚集着众多红色文化遗产、革命遗址遗迹，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因此该区域可以结合其自身实际条件，构建“红色源头”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就曾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红色圣地的上海，应该重视对中共在上海的历史风貌的保护，尽早建立“红色源头”历史文化风貌区。近年来，上海也在持续关注其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并经过多次跟踪调研、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等，逐步形成“以一大会址为核心，打造‘红色源头历史文化风貌区”构想，这将有利于强化上海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历史地位，确立建党革命遗存的鲜明主题，丰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内容和红色资源旅游项目。[25]可以看出，这是以某一处红色文化遗产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方式。因地制宜，全面整合“红色源头”舒适物设施，通过有机组合，建设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营造不同“红色文化”场景，建构红色文化价值取向，从整体角度出发，汇聚力量，助力大都市建设。
在红色文化遗产分布较为零散的区域，在其原有历史风貌区中构建小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也不失是一种合适的构建方式。将原有风貌区划定为不同类型的保护区，以推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化与合法合理化。此外，还可以在红色文化遗产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内，将相同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进行串联，构建某一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对同一类型的遗址遗迹等进行整体性保护，可提供更具有針对性的保护与开发方式，串联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更能从专门性角度对其展开合理性保护与开发，从而充分发挥上海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将红色文化基因更好更快地传播。“红色文化”场景不仅在提供文化消费实践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人们文化价值观的塑造提供深层次的精神体验。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展现出红色文化的深层影响力，比如构建旧居类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划定保护范围，深入挖掘不同旧居主人公的历史故事，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便是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群像画”，而这些人物所展现的精神风貌与凝聚的时代价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价值观导向。这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聚集，“一定的文化场景有利于促进创意人才的集聚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人才的集聚反过来也会对城市建设者提出建构和完善‘文化场景的要求”，[26]这种双向互动的活态发展方式是大都市城市更新所要重视的。
以美国为例，他们非常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保护，在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优势，保护利用文化遗产等方面值得学习借鉴。目前美国共有20多种类型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国家公园，其中“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场、国家战场公园、国家战场遗址、国家军事公园、国家历史遗址、国家纪念地、国家纪念碑以及4个直接以国家公园命名者，共计282个成员是依托文化遗产而设立，属于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27]美国国家公园功能体系完善，对公园的系统性开发，从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休闲等角度多方面发挥其价值，能有效地保护开发文化遗产的价值。这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来说，亦是很好的案例。以保护与开发上海红色文化遗产为例，可以从顶层设计角度对红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构建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类似于大型公园，追溯与探索中国革命故事，以红色文化为基调，追溯革命历史（革命时代和人物的故事）、探索红色文化（保护红色文化）、青少年项目（每一个孩子的记忆）、教师项目（红色文化课堂）等，将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打造为连接古今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将保护与研究红色文化遗产、文化遗址遗迹等，展示革命历史纪念馆、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名人故居等，红色文化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打造整体性的红色文化精细化管理，充分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等。
四、展望未来：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融合发展
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建成之后，和上海红色文化旅游有机融合发展将是重要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其红色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教化作用等，助力上海红色旅游，努力提升全社会的红色文化风貌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红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氛围，提高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对推动上海大都市建设，打造城市红色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红色文化社会影响力的探索，红色文化旅游带来的效益很具有发言权。据文化和旅游部有关红色旅游的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红色旅游的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并且以11%以上的市场份额占据着全国国内旅游市场，从数据中可见红色文化具有旺盛的发展活力。当前已认定的上海市红色革命纪念地多达1 020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遗产区域较广，红色文化资源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遗产类型多样，拥有红色旅游发展的独特优势。而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不仅仅停留在红色文物层面上，对于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红色文化遗产的活态利用更应该是其探索的方向。充分发掘上海市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主题文化，以人为本，借助高新技术手段，让消费者参与互动，“既要善于通过借助图片、橱窗文物展示等传统的表现方式，也要善于使用现代化的立体呈现方式，让参观者能感受到震撼力，让参观者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感染力”。[28]例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充分挖掘上海——“党诞生地”这一红色资源，上海于2021年4月底推出了“时光之境”建党百年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通过将陈延年、瞿秋白、向警予等革命先烈“请回来”，参观者可以通过时光之境与他们进行互动，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拉近当代人与革命先烈们的距离，开启对话，如此新颖的活动形式毫无疑问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学习，活动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建设是保护红色文化、红色文化遗产与推动城市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在场景理论的城市发展内生逻辑中，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文化场景构建对引导消费实践行为、推动城市发展至关重要。”[29]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出发，以人为中心，全面整合上海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合理有序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增强红色文化遗产与红色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根据场景理论，可以看到其深刻展示了各种不同的都市休闲娱乐设施通过有机组合而形成特定的场景，也正是在这个场景中蕴含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吸引不同群体前来，或是居民单纯享受，或是创意人才集聚创作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忘历史，开拓创新”，同时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在推动上海红色文化建设的同时，亦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效发挥上海“红色源头”的独有优势，在充分挖掘其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综合价值的同时，增强市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推动上海建设有“红色文化品牌”标识的大都市，将城市精神与红色文化精神深深熔铸在民众血脉中。
五、结语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潜力巨大。从场景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上海市应该合理利用其丰富的“文化舒适物”——红色文化资源，并结合其红色文化遗产基本概况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实践经验，与时俱进提出建设对红色文化遗产具有专门性与针对性保护与开发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
新芝加哥学派强调不同都市设施、不同文化舒适物的组合会形成不同的场景，形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吸引着创意人才聚集，进一步刺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更新。通过对上海市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整合，建设“红色文化”场景，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而建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路径也应当根据“红色文化舒适物”的分布及区域发展实际状况合理选择，除了以某一处红色文化遗产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构建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方式之外，还可以在红色文化遗产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内，将相同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进行串联，构建某一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而在红色文化遗产分布较为零散的区域，在其原有历史风貌区中构建小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也不失是一种合适的构建方式，将原有风貌区划定为不同类型的保护区，以推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化与合法合理化。
当然，“红色文化”场景的建构也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的，红色文化遗产风貌区的发展可以与上海市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增强融合发展，与上海有“红色文化品牌”标识的大都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城市建设，打造城市品牌等。
说明：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上海红色文化遗产安全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8BCK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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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Ji Zhi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Red， based on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Shanghai"s Red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scene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protection and practice of Shangha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s，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red cultural heritage area to explore how Shanghais Red cultural heritage can develop in urban renewal in the long run， give full play to its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nd help Shanghai to be a metropolis with a "Red cultural brand" logo.
Key words：
scene theory; Red cultural heritage; style area construction
責任编辑：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