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己卯本与庚辰本成书时间考
摘 要：被新红学考证派极力推崇的“三脂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从己卯本与庚辰本上面所出现的大量抄写错误来看，此二本均属于“蒸锅铺本”，而“脂砚斋”就是一个类似于“蒸锅铺”的书斋明或店铺名。所谓“己卯冬月定本”与“庚辰秋月定本”并不是作者写定时间，而是“脂砚斋”组织抄写完成用于租赁的抄本后汇集成册的时间。己卯本是1819年抄成的“蒸锅铺本”，庚辰本则是1820年抄成的“蒸锅铺本”。
关键词：《红楼梦》 己卯本 庚辰本 脂砚斋
“三脂本”一直被新红学考证派所推崇，但也是争议最大的几个本子。推崇者认为甲戌本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子，也是海内最古老的《红楼梦》本子，而己卯本与庚辰本又是据甲戌本抄录的早期抄本，而且上面脂砚斋的批语更是考证作者曹雪芹最重要的证据；
反对者则认为“三脂本”是伪本，是有人为了配合新红学考证派的观点而故意伪作的本子。
对于正反两方面的论述，笔者都持有不同意见。如果说“三脂本”是研究曹雪芹及其底稿的重要资料，有极高的价值，笔者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要说“三脂本”是伪作，是有人故意造假以配合新红学考证派的“伪本”，也有失公允，起码己卯本与庚辰本不是为了作假而“造出来”的。
一、己卯本与庚辰本属于“蒸锅铺本”
周绍良先生曾于《读刘铨福原藏残本〈石头记〉散记》一文中提出甲戌本是“蒸锅铺本”这个判断。周先生所指的“蒸锅铺”是清代北京一种卖馒头的铺子，专为早市人而設。由于这种铺子的营业时间仅在上午，其余时间大多为闲暇时间。为了增加收入，铺子中的伙计就组成抄租小说唱本的“班子”，“不论有否木刻，一律由人工抄出，三数回钉为一册”。抄成之后，“任人租阅”。但是，由于“其人略能抄录，但又不通文理，抄书时多半依样葫芦”，致使书中出现大量错误，比如“獭头（应为‘癞头’）和尚”“开口失（应为‘先’）云”等。周先生最后得出结论：“庚辰本当然也是这种店铺的本子”，“所以它又像是一本正经抄录的书，但也会抄得讹错离奇，就像这个抄本的样子。”a
周绍良先生的判断非常有道理，从目前发现的几乎所有的《红楼梦》抄本来看，除甲戌本之外，都具有“蒸锅铺本”的特点。即使被新红学考证派认为血缘关系最近的“三脂本”，在其同有的十二回书中，共有异文约一千九百多处b，按照这个比例，八十回的异文应该在一万三千处左右，半部作品有六分之一的异文，居然有研究者还认为是血缘关系最近的本子，且还要从这样混乱的状态中厘出一个头绪，无意于缘木求鱼，毫无意义。
对于周绍良先生的判断，笔者完全同意庚辰本属于“蒸锅铺本”的观点，但是，甲戌本的情况也许要复杂一些，以后专文论述，这里先谈一下己卯本与庚辰本。
笔者认为，“三脂本”中，己卯本与庚辰本都是“蒸锅铺本”的产物，此二本完全符合“蒸锅铺本”的所有特点，而且，那些批语是不同时期传抄者不断加上的。如现存庚辰本第十四回开头有三条眉批：
宁府如此大家，阿凤如此身份，岂有便（使）贴身丫头与家里男人答话交事之理呢？此作者忽略之处。（朱笔）
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用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墨笔）
且明写阿凤不识字之故。壬午春。（朱笔）
从以上三条批语的内容来看，明显是出自三人之手，换言之，这显然是在藏抄过程中经过不同藏抄者或者阅读者在不同时期所加。如果真如新红学考证派所言，曹雪芹的《红楼梦》还在未定稿之时就由脂砚斋等这些“深知拟书底里”的评点者（或部分作者身份）着手进行“阅评”，而且还做过对清、誊抄、命删等等干预小说文本的行为的话，就不会出现以上如此明显的多人批语现象。理由其实非常简单，既然这些“深知拟书底里”的人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甚至具有血缘关系，那么，即使在校对中发现了错误，当面提醒或提出修改建议即可，绝不会用嘲讽的口吻批出。然而，如此明显的证据，新红学考证派偏偏视而不见，硬要把脂砚斋说成是曹雪芹的亲人，非要把庚辰本说成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本子。
新红学考证派把己卯本与庚辰本上面的“己卯冬月定本”与“庚辰秋月定本”理解为曹雪芹生前经过脂砚斋评阅的时间，其实是非常荒唐的，这两个本子上面都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既然都是重评，而且是“四阅评过”的本子，那为什么两个不同时间段定稿两次呢？为什么庚辰本不是“五评”呢？
面对以上问题，新红学考证派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己卯本与庚辰本都打着“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幌子，如果非要承认这是脂砚斋的“四阅评本”，那么，其中必然有一个是假的。面对这样的困境，新红学考证派只能采取诸如“过录本”等各种苍白的说辞来替自己遮羞。如冯其庸就认为：“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子”，但是并非“原抄本”，“而是一个过录本”。c
再如，王毓林先生认为：“正是因为己卯本底本和庚辰本底本是脂砚斋一次修定完成的四阅评本的再次修订前后的过录本，所以它们才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d
冯、王等人这样的解释非常令人费解，首先，如果是“四阅”后的一次修订，就是说明已经定稿，为什么还要再次修订呢？如果是定稿后发现了其中有错误或者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重新修订，为什么两本在文字和批语上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呢？退一步说，即使要对己卯本重新修订，那也应该称之为“五阅”而非“四阅”，因此，冯、王等人的认识存在巨大问题。
二、己卯本与庚辰本是“蒸锅铺”抄定的时间
在关于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上，冯其庸做了如下论述：
1.两本抄写的款式相同；
2.两本的回目相同。就连两本回目中的错别字也错得一模一样……己卯、庚辰两本回目的完全一样，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3.己卯本的批语，主要是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全书七百一十七条批语中，只有庚辰本第十九回漏抄了一条一个字，其余完全相同。而且，批语分布在各回的情况和所在的位置也完全一样。
4.庚辰本和己卯本，还有一些完全相同的特殊的特征，如己卯本第十九回第三面第二行在“小书房名”下空了五个字的位置……然后在下面又一直空到这行末，形成一条大空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空白，都原样保存在庚辰本里……
5.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因而抄手避“祥”字、“晓”字的讳……细检庚辰本，在第七十八回《芙蓉诔》里，有“成礼兮期祥”的句子，而这个“祥”字，却避讳写成“栏”，与己卯本里避“祥”字讳写成“栏”一模一样。
6.庚辰、己卯两本有部分书页抄写的笔迹相同，显系一人抄下来的。
据以上六条所谓的“证据”，冯其庸认为：“这些相同点，自然对研究两本的关系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是不能对它无视或忽视的。”
笔者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引用冯其庸先生的大量文字，主要是想进一步说明己卯本与庚辰本的来龙去脉。
冯先生以上的所谓证据对于确定庚辰本与己卯本的时间与价值没有任何帮助，最多能证明这两个版本同出于一个“抄写组织”。冯先生所有的证据几乎完全符合“蒸锅铺本”的特征。比如，由于抄手水平有限，对于其中的错字没有鉴别能力，或者为了尽快抄写成册，并没有仔细甄别；
再如款式相同、回目相同、批语相同、抄写的笔迹相同（即抄手相同）等。至于上面所谓的“己卯冬月定本”与“庚辰秋月定本”根本就不是曹雪芹底稿定稿的时间，而是“蒸锅铺”抄写者抄完之后汇集成册的时间，否则怎么会出现两个“重评”、两个“四阅”呢？
如果结合清代一些传统的“蒸锅铺”的名称来看，己卯本与庚辰本属于“蒸锅铺本”就更加明顯了。流传到现今的古代书坊、饭店名称有很多，仅举几例：“大顺斋”，始于明代崇祯末年，主要经营火烧与各种糕点，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月盛斋”，始于清乾隆四十年前后，到今天已有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是一家专门经营清真酱牛羊肉的老字号；
“桂顺斋”，回族人刘珍于1924始创，距今近百年历史；
“六味斋”，历史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最初在北京，现主要在太原，主要经营馒头、糕点、熟食等，距今已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又一斋”，主要在济南，始创于清光绪三十四年，迄今已有百年以上历史，主要经营馒头、糕点、肉食等。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除了文人书斋有叫“斋”的习惯外，很多食品店也常常以“斋”为名，比如上面这些“大顺斋”“月盛斋”“桂顺斋”“六味斋”“又一斋”等。那么，所谓“脂砚斋”是否也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店名呢？即使不是卖馒头的，是否也有组织抄手抄书的可能呢？在这里，笔者与新红学考证派一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脂砚斋就是一个卖馒头的食品店或者卖笔墨纸砚的文具店，但是既然清代有那么多“蒸锅铺”在闲暇时组织铺中伙计抄写小说唱本，目的是“任人租阅”，那么，“脂砚斋”这样一个略带文化（或者文具）气息的铺子为什么不能组织一些人来评点和抄写《红楼梦》呢？
三、己卯本与庚辰本的抄成时间
实际上，己卯本与庚辰本抄程本的例子有很多，曲沐在《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一文中指出了很多，仅因为串行而少字的例子就有许多：
第四回，程甲本影印本175页：
那日已将入都，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母舅管辖，不能任意挥霍。
而庚辰本抄成：
那已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旧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
曲沐认为，这并不是异文，而是抄手将前一行之“母舅”看成下一行之“母舅”，漏掉前一“母舅”以后三十字。e
再如第六回，程甲本影印本225页将两个“妇人”看混，从前一“妇人”跳到后一“妇人”，漏掉中间二十二字；
再如第二十三回，程甲本影印本601页，因为两行两个“进去”紧靠在一起（见影印），抄手粗心，从前一行之“进去”一下子跳到第二行之“进去”，漏掉中间二十四字。程甲本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四字，此处恰是抄漏一行文字，因此形成这种错句。再如第二十四回，程甲本影印本625页，因为“不是”与“吃的”是两行紧靠在一起，处于一个位置，抄手抄到“不是”时，再起笔就看到下一行的“吃的”去了，所以抄成如此错句，漏掉中间二十三字。
曲沐先生与欧阳健等人对于“三脂本”的考证非常有价值，但笔者并不同意“三脂本”有意作伪的判断。笔者认为，己卯本与庚辰本抄录过程极其敷衍，为了提高抄写速度，甚至经常出现一人读几人抄的情况，比如第六十七回，庚辰本把“冷月葬诗魂”抄成“冷月葬死魂”，这明显就是因为没有底稿通过听原稿阅读而导致的误听或误解。“蒸锅铺本”本来就是为了商业利益，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新红学考证派对于这样非常明显的错误视而不见，甚至极力为之辩护，非要考证原稿到底是“死魂”还是“诗魂”。按照常理而言，只要不是故意，稍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对“冷月葬诗魂”与“冷月葬死魂”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新红学考证派为了维护“三脂本”的价值，常常逆学术常规而动，即使在无法用“死魂”取代“诗魂”的情况下，还要提出“死魂”是“花魂”的“形近而误”。死与花是两个最简单的字，相似程度并不高，只要不是文盲，就很难发生这样的错误。
但是，对于曲沐先生庚辰本抄自程甲本的观点，笔者是有所保留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程甲本是一个全本（一百二十回），庚辰本如果要抄程甲本，为什么不全部抄录呢？另外，笔者认为庚辰本造假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即程甲本与己卯本、庚辰本的前八十回均出自于同一底本，这一底本非常有可能就是怡亲王府本。理由主要是现在看到的己卯本既避“祥”字讳，又避“晓”字讳，而第一代怡亲王名允祥，第二代怡亲王名弘晓，这属于避家讳。既然同时避第一第二代怡亲王的讳，那抄录者只能是第三代怡亲王永琅。永琅于嘉庆四年（1800）去世，那么，怡亲王府本抄成的时间应该在1800年之前。既然怡亲王府有抄本存在，就有被传抄的可能。而在传抄过程中，或有人不断加批，或有人不断作序，于是错字、讹字、异体字、俗字就频繁出现。到脂砚斋（类似于蒸锅铺）手里，为了租阅效果，于是整理了那些在传抄过程中本来就有的批语和自己新加上的批语（比如那些署名为脂砚斋或者脂砚、脂研的批语），这也是脂批中有不同署名批语以及脂批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原因。所谓“四阅”，就是脂砚斋整理批语过程中的“四阅”，然后组织脂砚斋中的伙计进行抄写，在己卯年抄成一个“蒸锅铺本”定本，这个时间应该是1819年，即“己卯冬月定本”。
笔者之所以这么认为，理由主要是根据怡亲王府本抄成的时间。上文说过，怡亲王府本抄成的时间大致为1800年之后，距离这个时间最近的己卯年是1819与1879年，那么，脂砚斋抄成的“蒸锅铺本”己卯定本会不会是1879年呢？笔者认为不太可能，主要理由是第一个提到脂硯斋的人裕瑞（1771—1838）的生活时间。裕瑞在其《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确甚，易其名曰《红楼梦》……‘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f
尽管裕瑞的《枣窗闲笔》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但是，笔者认为，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完全认定裕瑞是造假。从裕瑞留下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对《红楼梦》作者的了解非常模糊，但也没有造假的必要。既然裕瑞活着的时候就提到了脂砚斋，而且在1838年就已经去世，因此，脂砚斋抄成的“蒸锅铺本”己卯定本不太可能出现在1879年。按照常理，以怡亲王的身份和地位，购买或组织抄写一部价值“数金”的抄本《红楼梦》并非难事，而且，王府的抄手应该水平不至于太低，然而，“现存己卯本的书写水平，实在与王府抄本应有的书写水平不相称”g。因此，按照常理推断，怡亲王府本在抄成之后被不断传抄，后辗转落到了脂砚斋手中，脂砚斋老板组织伙计抄写的时候，或出于盈利，或出于喜爱，整理了一些评点者的批语，同时自己也在上面加批，而那些水平很一般但似是而非的批语又在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出一些作者的信息，因此深受一般读者的喜爱，因此脂砚斋评点本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且愈传愈奇，而且在传的过程中把一个蒸锅铺或者文具店的名称当作一个人，甚至出现了脂砚斋与作者有血缘关系的传说。这个传说想必裕瑞也听到了，因此，才有了上引的那段看起来只是道听途说的言论。不过，我们如果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所谓的“己卯冬月定本”与“庚辰秋月定本”就非常好理解了。只有租借效果不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抄写两次，而且都冠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字样。
综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己卯本是1819年由脂砚斋生产出来的“蒸锅铺本”，而所谓“庚辰秋月定本”的庚辰本就是1820年由脂砚斋生产出来的“蒸锅铺本”。
a 周绍良：《读刘铨福原藏残本〈石头记〉散记》，《红楼论集·周绍良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b 杨传容：《甲戌本是怎样成为〈己卯·庚辰本〉的》，《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期。
c 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
d 王毓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上）——兼评冯其庸同志〈论庚辰本〉》，《文献》1984年第2期。
e 曲沐：《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f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548页。
g 童力群：《己卯本原本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左右》，《鄂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红学200年及文学创作启示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B457）
作 者：
王俊德，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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