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新外交：“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寄望中国早日步入强国之列，称“深望吾国得列入公认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可以说，百年来，中国的“强国梦”是一以贯之的。
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迫切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的世界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的“世界梦”，它是立足当代中国、面向新的未来、符合世界潮流、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为什么要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中国办成了“革命”“建设”“改革”3件大事，如今正奋力做好“复兴”这第四件大事。然而，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后冷战、后（金融）危机、后西方”的重要转折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实现中国的更大、更快、更好发展，就必须“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可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发展的戰略引领，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有利环境、争取更广阔空间，是应对当今世界多元复杂挑战、引导和推动国际秩序向积极方向演变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对当今世界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也蕴含着对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永续发展的价值追求。近代以来，在启蒙理性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从隔绝走向联通，“帝国”体系也逐渐瓦解，人类进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发展阶段。然而，以殖民扩张、炮舰外交为手段的国家崛起方式，以你输我赢、恃强凌弱为特征的国际关系模式，以“势力均衡”和“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形态，最终让人类社会在20世纪陷入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等深入推进，人类居住的星球成为“地球村”，人类社会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各国利益纽带更趋深化，全球共同利益链条凸显。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全球化进程的“双刃剑”效应更加明显，以“西方化”为指向的全球化遭遇挫折，“去全球化”思潮涌动。地缘政治冲突在乌克兰等局部地区死灰复燃，“新冷战”的阴霾时隐时现。从理念和精神层面看，绝对安全、零和博弈、武力干涉、阵营对立的旧思维难被摒弃，“伊斯兰国”等势力的突起表明“文明冲突”的危险仍然难以排除，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等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愈演愈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乐观至上”，不否认、不回避上述挑战，而是直面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的失衡状态，直面发展低迷、地缘竞争、社会动荡、文明摩擦等“失序”因素。它正是希望能够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让世界能够“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山清水秀、清洁美丽”。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破旧立新”与“增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中国既主张推动改革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机制和规则，又倡导互谅互让，不搞正面冲撞、你输我赢，多做增量改革、做大蛋糕。习近平强调，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
中国认为“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号召和推动世界各国用更大的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更有力的改革弥合改革中的分歧，用更大的合作应对合作中的矛盾。习近平强调，“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实现将中国的发展机遇转变为世界的发展机遇，将世界的发展机遇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通过睿智运用“中国智慧”、合理提出“中国方案”、妥当使用“中国力量”，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稳定的方向演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尊重多样性、差异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又倡导共通性、整体性，“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鉴的重要性。针对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深化自身改革发展实践，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各国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奥秘;中国共产党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进步意义，是中国迈向民族复兴之际的政策宣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超越狭隘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和世界眼光，凝聚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前瞻性思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引领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寓中国发展于世界发展之中，寓中国利益于各国利益之中，寓中国主张于全球治理之中，寓中国道路于人类政治文明之中。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更好把握我国发展方位与外部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缥缈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过去几年来，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者，更是负责任、有行动、敢作为的实践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主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结伴不要结盟，大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中国“朋友圈”;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新模式，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革新;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建设性、桥梁性作用，在应对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中国加大支持联合国等多边主义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发展援助、联合国维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经过过去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可以说，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地区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越发清晰，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同也越发深化。
然而，我们并不能低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更不能盲目超越中国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和全球角色去推动这一进程。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心任务，需要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具象化、实体化作为重要努力方向。从发展进程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进入一个特殊重要阶段，即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需要深入研判、准确把握这个“历史交汇期”的若干新变化新特点，进而不断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略。筹谋这一方略，要始终将其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框架内加以审视。
从发展阶段而言，中国虽已“强起来”，但还没有实现“全面强大”，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发展阶段、中心任务等作出清醒、客观、准确的判断，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基本框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同样充满各种挑战。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军事能力、科技实力等有望跨越新的台阶，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势将进一步上升，战略博弈更趋复杂。从国际战略环境看，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将面临以下主要挑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弱全球化”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大国战略竞争将进一步深化，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性;由于民粹主义、大国“内顾”倾向等因素，全球治理动能或有所弱化;各大国围绕亚太和印度洋地缘板块的竞争、碰撞或更为突出;西方世界“散、乱、降”的外溢性效应不容忽视，中国在如何运筹与西方国家关系方面将面临新的考验。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战略机遇不仅靠相对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靠推进改革的战略魄力、抢抓机遇的战略能力、把控全局的战略定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把握机遇、突出重点、讲求策略。
无疑，“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试验田”，可以也应当成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重要平台和有效途径。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具象化和实体化，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要更好地贴近、聚焦和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打铁还须自身硬，强大的国家实力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由内而外、内外兼顾、内外联动”的基本性质，切实避免“一带一路”被无限泛化。
第二，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经略周边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所言，“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深化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全方位交往，有助于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积累必要条件。随着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路线，采取零和博弈、利己主义、单边主义等做法，我国加大对周边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经略或将迎来重要机遇。
第三，注重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应对“治理赤字”的有效方案，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完善。思考构建行之有效的治理架构，尤其要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相互结合，面对分歧摩擦，既靠规则疏导，也靠关系“润滑”。目前看，加大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方向的引导是重中之重，是逐步增强中国在国际标准和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制定权，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第四，要借助“一带一路”培育中国外交的“雅实力”，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社会文化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互学互鉴是一种深层次的互联互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丰富的“文化共识”资源，如“万物并生而不害、道相存而不悖”的“和而不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义利之辨”，“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知行并进”。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将传统文明与时代现实相结合，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公约数，阐释好、弘扬好中国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雅实力”，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色。
（摘自商务印书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外交》 作者：赵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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