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的马克思人学阐释及其三重维度
王浩斌 李勇
[摘 要]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引致贫困形式的转换，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为厘清相对贫困的具体内涵和治理方式，大量研究对此做出阐释但普遍存在着两大误区。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出发，治理相对贫困成为人均衡而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据此从人的主体性、本质的丰富性以及能动性这三重维度出发重新审视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多维性表现以及内源性要义，并深刻把握相对贫困的人学内涵。
[关键词] 相对贫困;马克思人学;人的本质力量;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8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1）06-0020-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使“相对贫困”这一事项被提上日程。2020年底彻底实现全面小康，脱贫攻坚获得绝对性胜利标志着我国绝对贫困被消灭，而反贫困行动并未停止，更为复杂的相对贫困成为关注焦点。现有研究对相对贫困的内涵、治理条件和治理问题进行了大量分析，认为相对贫困是不同地域或者不同主体在主观认定的基本生活需要上的差异所产生的贫困现象[1]，且这一现象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相适应（李小云，2019;向德平，2020;吴振磊，2020），是一种囊括了收入、消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综合性贫困问题[2]。值得商榷的是：其一，相對贫困仅仅是指向不同地域或者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吗？其二，相对贫困的衡量仅仅是一种主观认定的结果吗？显然，深刻阐明相对贫困的时代内涵，理解相对贫困的根本性质、基本表现和核心要义是回答诸问题的要点。马克思人学理论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考量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在分析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劳动获得自我确证、发挥能动性以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指导重新审视相对贫困的基本内涵，发现当前研究对相对贫困的理解存在些许误读，以为应当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把握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考察相对贫困的多维性表现，从主体能动性认识相对贫困的内源性要义，并认为相对贫困是涉及人与自身本质之间、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差异性体现，需要从多元综合性维度对其进行衡量。
一、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人学转换
2021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开局之年。至此，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高质量完成了消除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重要战略任务。但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终结并不是宣告反贫困工作的结束，而是社会主要贫困形式已经转换，相对贫困上升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位置。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差别与联系
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换过程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在二者的相互衔接中生成。在目标导向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实质上具有一致性，作为对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回应，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其物质基础。而作为对绝对贫困消除的延伸策略，治理好相对贫困问题实际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力来源，是对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呼应。在价值导向上，不管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本质上都深刻体现出党和国家力争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者差异仅在于绝对贫困作为生存需要的缺失而存在，而相对贫困作为发展需要的缺乏而存在;在手段导向上，绝对贫困时期所使用的反贫困策略和手段仍然部分适用于相对贫困治理，但受制于相对贫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缓解相对贫困的手段更具有多样性。恰恰是相对贫困的衡量和治理中所蕴含的这种发展性价值导向和多样性手段导向，使其充分反映出相对贫困的人学意蕴。
（二）相对贫困的马克思人学解读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通过对摩赛尔河沿岸葡萄酒农民贫困状况的考察，马克思第一次透过劳动群众极端的物质贫困的表象，洞察劳动者的贫困根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尔后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考量，指出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推动劳动者从贫困中解放，得出“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4]（p30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最初考察所遵循的逻辑就是“物质利益”的考量，将劳动者的物质（工资和收入等）不足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仍然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观点，但与早期不同的是，这一提法是在人学语境下提出，“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5]（p175）。马克思将人的贫困归结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人的异化劳动，工人只有占有才能自我持有，甚至连富有和贫困也被简化成简单的物质占有关系。正是如此，马克思摆脱纯粹的物质贫困，转向人本学意义上的贫困考察。在人本学意义上，富有即是“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5]（p177），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命表现被压抑和剥削，自身的丰富性被同质化为单一的资本逻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被归纳为单一的物化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转化为占有和非占有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恩格斯同样指出“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4]（p304），此时的贫困表现在“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4]（p303） 的牺牲和潜伏在人身体中的力量被压制。在马克思人本学意义上，贫困是从人的主体性本质出发对人的内在丰富性的考察，是生命力量被压制的表现，它不仅包括物质意义上的贫困还包括精神上的贫乏、能力上的压制及品质的牺牲等等多个维度。因此，绝对贫困是对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绝对压抑，是将人的贫困简单地归结为物质利益缺乏。而相对贫困则一方面是对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相对压抑，另一方面则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性所产生的贫困现象。
二、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再谈相对贫困的本质
在人的对象性本质阐释中，马克思将人的主体性定义为人对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占有，即人在从自身出发确证自身的过程中充当主体角色，将自身视作自身的对象来看待。相对贫困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相对压抑，对其本质的把握应该从人的主体性出发。
（一）相对贫困本质的误解
与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理解相对贫困的本质相反，从物的主体性出发对相对贫困的本质进行考察，“相对贫困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既呈现为一种客观状态，也表现为一种主观体验”[6]，相对贫困的这种复杂性揭示其主客相对性本质。但是对这一主客相对性的理解并非是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的理解，而是从物的主体性出发的理解，在这一主客相对性中，现有研究将“客”定义为“客观标准”，将“主”定义为“主观感知”，主体始终是贫困标准而不是人本身。这导致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转化为人与物的相对性关系，即在相对贫困的相对性本质中贫困标准是主体而人成为客体，不是人选择脱贫与否，而是贫困标准确定谁是贫困者。“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5]（p177），而贫困标准和扶贫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正充当他者的角色。所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生的“争当贫困户”现象就不难理解，从物的主体性出发对相对贫困的理解结果是主客關系的颠倒，争当贫困户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是进一步将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的过程。马克思通过比喻的方式来论述相对贫困，“一座小房子不管怎么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7]（p367）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比较的意愿上的贫困[8]，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主观比较或者比较意愿的贫困，马克思的比喻更加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异己力量统治下，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这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相比较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导致的现实的贫困，这种比较只不过是现实贫困的反映。所以，从物的主体性角度出发，将相对贫困理解为一种包含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的贫困现象，实际上是对相对贫困相对性本质的误解。
（二）相对贫困主客相对性本质的新阐释
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并非是客观和主观的二元相对性，而应该是客体与主体的相对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他者之间的相对性，即客体相对性，是存在客观标准和可量化参照基础上的相对性，这是由人在与客观标准和参照对象对比中所处的客体地位所决定;其二是人与自身之间的相对性，即主体相对性，是存在于人与自身各种丰富性要素和生命表现之间的相对性。前者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发展的均衡性问题，后者则表现为人自身发展的充分性问题，且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优先性关系。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时指出“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且“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性的关系”[5]（p163）。因此，相对贫困以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为目标，但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往往以人与人之间的均衡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而在这主客相对性本质中还存在着时间序列和空间场域相对性问题：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中相对贫困具有不可逆性，不同时期间的相对贫困是不能进行量化比较的，且随着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相对贫困也随之调整，这不仅反映在主体相对性，也反映在客体相对性中;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地域差异也逐渐凸显，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相对贫困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呈现。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重新审视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如此才能明确相对贫困并不仅仅指向不同主体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更指向每个人自身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
三、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性
“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5]（p175）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丰富多样的，而这一丰富性来自主体的、人自身的感性的丰富性，同时也来源主体、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客观展开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使主体能够在对象世界中以多元化的方式肯定自己，且以独特的本质力量的形式确证自己的个性，正因为如此，相对贫困应该摒弃绝对贫困时期单一物质维度的肯定体系而具备多维性的表现形式。
（一）单一肯定体系下相对贫困的误读与问题
从物的主体性对相对贫困本质的理解导致对相对贫困的考察往往从客观相对性的角度出发，形成以客观的、可度量的物质要素为核心的单一肯定体系。这可以从当前国内国际对相对贫困的测量中得到印证，周力通过借鉴美国和英国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构建出以家庭规模加权赋值的测量形式，认为“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可视为相对贫困”[9]。而国际减贫标准则将低于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40%的情况视为相对贫困，这种以货币收入为依据的相对贫困测量仍然未脱离物质贫困的范畴。当然也有学者对物质贫困以外的领域做出了延伸，包括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国内学者阐述的精神贫困等。但其将缺乏理财意识和正确消费观念，归纳为文化贫困的重要表现，这表明所阐述的精神贫困仍然未能摆脱物质贫困的维度，仅仅是以物质（经济）这一单一肯定的维度来确证精神贫困。与此相同，文化贫困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虽然将贫困分析延伸至文化层面，但其贫困内涵仍然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仍然是以物质贫困为基点，仅仅是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主体的经济贫困现象，所阐述的也并不是马克思从人的本质意义上所描述的精神贫困。虽然“森指数”“人类贫困”监测指标、“参与式贫困评价法（PPA）”以及“相对剥夺感”等从多重维度对相对贫困进行阐释，但是这种多维性仍然是以单一的物质肯定形式为基础，多重因素仅仅是作为经济贫困的原因而不是人的本质丰富性意义上的多维肯定形式。在对相对贫困多维性表现误读的情况下，单一的物质贫困肯定形式仍然是决定性因素，一方面贫困户认为得到国家资金扶持就意味着自身脱贫，不仅导致“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还会造成虽然物质上贫困消除但精神、能力以及机会等其他维度的相对贫困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物质贫困考察过程中出于国家绩效考核要求，存在大量的“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强调“当期回报”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情况，直接影响到相对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问题。
（二）本质的丰富性决定相对贫困的多维性
“贫困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贫困在政治经济过程中被反复生产和再生产”[10]，而相对贫困的相对性本质更加剧了这种复杂性和多维性。社会创造具有全部丰富性的人，而相对贫困对人的本质的相对压抑则在于相对贫困并不仅仅指向单一的物质贫困维度的差异性，还应该指向包括精神、能力以及机会等在内的多维度上的差异性和人自身在这些不同维度上发展的不充分性。因此，相对贫困适应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意义也应该是多维度的相对贫困，是以多元肯定方式呈现的多维性。相对贫困的衡量应该摒弃在绝对贫困时期国家仅仅以地区或者主体的物质（收入、财富）丰富程度为依据的形式，而应该设计一套囊括精神文化富足程度、能力提升效果以及机会有效实现等多方面的衡量指标体系。在此意义上，“头脑中的贫困”[11] 并不仅仅是绝对贫困时期对贫困问题诉诸的道德和义务层面的理解，不能仅将其作为“贫困可耻”的反应，而应该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相对贫困不只是一种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贫乏和空虚。“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不应该以提升贫困户的脱贫信心和积极性为结束，而应该充实贫困户的精神世界，不仅物质上脱贫而且精神上充实，促进其对相对贫困有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在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意义上，相对贫困不是单一的物质贫困，也不是以物质贫困单一肯定形式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而是多元肯定形式共存的多维性贫困。基于这种多维性，对相对贫困的衡量也并非是由主观评价构成的单一的物质标准，而是一整套包含物质、精神、能力等事实基础的综合体系。
四、从主体能动性看相对贫困的内源性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的对象性本质决定了人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受动的存在。在能动的存在中，人的本质力量以各种欲望和需要的形式展现，而在受动的存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即欲望和需要的满足，往往受制于对象世界。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5]（P186），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物、激情存在物，所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追求本质力量成为更重要的一环。相对贫困的相对性本质和多维性表现表明，相对贫困的根本在于内源性，这是由人的发展所决定的，受对象世界制约的发展过程更离不开人自身力量的发挥。
绝对贫困时期，贫困户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户的脱贫行动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资源，大部分贫困户通过系列扶持途径成功实现脱贫。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最大的差异在于表现的多维性，绝对贫困时期由单一的物质贫困决定的贫困在不同的区域和主体之间实质上是大同小异，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同质化的外力支持帮助其摆脱贫困。当相对贫困出现时，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主体，甚至是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差异化需求。一方面受制于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其无法提供满足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同一主体不同的发展需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陷入相对贫困的“悬崖效应”。更重要的是即使受惠于绝对贫困时期的外部条件，部分贫困户仍然无法实现脱贫，或者出现返贫和次生贫困现象，这涉及相对贫困的内源性问题。“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5]（p177），虽然扶贫过程中由政策“给养”的丰富的对象世界给予贫困户顺利脱贫的支持，但是能否有效利用这些对象性力量则因人而异，且外部嵌入的对象世界并非来自其自身本质力量，只有当这些对象性现实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时候，自我实现的这一过程才成为可能，而一旦政策“脱嵌”必然导致返贫现象产生。对应于更为复杂的相对贫困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外部嵌入的形式获得自身发展而不充分调动主体自身的能动性，那么相对贫困的问题只会愈演愈烈。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5]（p177） 相对贫困的内源性深刻地表现在人与自身本质力量的斗争中，从相对贫困的产生来看，不同的主体会产生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贫困，这是与每个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性相关联的，内源性并不等于主观性，并不意味着相对贫困的产生仅仅是主体一厢情愿、主观认定的结果，因为本质力量的实现是需要自身与对象性现实相互适应，同理相对贫困也表现为主观认定和现实条件是否相互适应的结果，这一适应性并不是由主观单方面决定的;从相对贫困的缓解来看，相对贫困的内源性决定相对贫困的相对性本质和多维性表现，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来推动人均衡而充分的发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往往需要从感性活动出发、从自身出发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也只有在这样条件下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才是人的真正的发展。
五、总结
绝对的贫困也是从相对的概念中提出的，相对贫困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被提上日程。但当前对相对贫困内涵、意义等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些许偏差，相对贫困是人的相对贫困，人才是相对贫困的主体，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审视相对贫困显然很有必要。在人学理论中，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对象性以及能动性做出强调，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指明方向。而相对贫困在人学意义上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表现的相对压抑和差异性发展，据此对相对贫困的根本性质、基本表现和核心要义进行梳理：从人的主体性来看，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并不是现存意义上的主观和客观的二元相对性，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对性，这一新的理解表明相对贫困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的二分，而是指向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主体间，甚至是同一主体自身发展的差异性;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来看，相对贫困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物质贫困，也不是以单一物质肯定体系为核心的多维贫困，而是囊括了物质、精神、能力以及机会等多元肯定形式的多维性贫困;从主体能动性来看，相对贫困的内源性并不等于主观性，相对贫困是自身与对象性现实之间是否相互适应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认定的结果，内源性实质指向在化解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贫困作为新兴议题在不同的语境下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除了对相对贫困的内涵进行理清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针对如何化解相对贫困提出相关实际性建议和对策，对相对贫困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参考文献]
[1] 吴振磊， 王莉. 我国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现状研判与治理重点[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0（04）：
16-25.
[2] 邢成举. 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4）：
133-143.
[3] 郑会霞.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趋势、挑战与思路[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28（10）：
118-124.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 向德平， 向凯. 多元与发展：
相对贫困的内涵及治理[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02）：
31-38.
[8] 王峰明. 悖論性贫困： 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根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6）.
[9] 周力. 相对贫困标准划定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14）：
70-79.
[10] 李小云， 于乐荣， 唐丽霞. 新时期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35-41.
[11]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