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机制与历程
摘要：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百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形成了紧密的互动、联动关系，深刻地反映着、建构着现代的中华文化，成为人们理解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女性、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亦体现少数民族女性解放的过程。综观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到她们不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内涵转变而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轨迹，而且表现出精神突围的重要意义。从启蒙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到革命话语叙事，从现代性的建构、解构以至于重构，民族国家叙事始终贯穿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始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影响着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使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百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机制与历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研究”（20AZW02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1-0078-0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人文传统体现在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脉络中。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批评与研究的对象，构成了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语言意象，深度参与了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不断再生、流变、建构、重构的意义符码。
20世纪之交兴起的女学运动和女权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催生了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随着社会历史的几经转移和文化思潮的不断演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逐渐丰富丰满。在启蒙、革命等现代语境，解构、重构等后现代语境以及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民族解放、民族团结、中华文化认同等话语背景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数度糅合，繁复汰变，最终形成了“社会关系总和”① 那样的复杂、多维样态。从文学文化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百年中国社会与文化形成了紧密的互动、联动关系，深刻地反映着、建构着现代的中华文化，成为人们理解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女性、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也因其充沛的“边缘活力”② 彰显出中国文学生成的多源性，贡献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综观百年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走过历史、走进当代、走向未来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亦体现少数民族女性解放的过程，对我国的现代审美创造和文化建设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整体性关注，意味着在中华文化的大花园中，呈现“美美与共”的多民族文化特色。
一、清末变革思想的萌发与旗人平民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的塑造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自古就有且足够丰富，但是，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是由男性作家创造的，比较而言，在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进行自我塑造的机会短暂、断续而且相当有限。从《诗经》开始，女性审美的主流从主张“德颜容功”到崇尚“琴棋书画”，体现了社会审美思想的嬗变。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生成了以贤妻良母、贞女孝妇等为标准的女性形象，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被凸显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建构内容。
清末兴起的女权革命和新民思想极大地扭转了文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时涌现的大量新式报刊杂志，特别是《女报》（1898年）、《女学报》（1898年）、《中国女报》（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等，以“兴女学，倡女权”③为宗旨，展开了对新女性的想象。“新女性”形象通过对西方文学、文化的翻译、转译、借用，逐渐涌现并影响到文学创作，出现了“国民女杰”④ “女国民” “汉侠女儿”⑤ “英雌”等女性人物形象。她们告别传统，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进入社会;她们蜕掉旧时女儿身，怀抱自强自立与救国强国的目的，成为汉侠女儿、国民女杰，成为与男性“英雄”比肩而立的“英雌”。她们在金一的《女界钟》（1903年）中被命名为“新中国女子”，这意味着一种女性新標准的确立，同时也树立了文学书写女性的新范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百年来女性形象塑造的机制、方法和思想价值诉求。她们是有别于传统女性的现代新女性，挣脱了古典的羁绊，拥抱新文化，建设新文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华民族从沉睡到觉醒的重要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质的规定性。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具有现实性、战斗性、尖锐性等特色。少数民族作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针砭时弊，抒发浓郁的爱国情怀，产生了满族的《一夜皇妃》、蒙古族的《巴拉根仓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珠里》等代表作。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出现在描写底层平民生活情状的社会小说当中，关注平民女性的命运体现了清末民初少数民族作家有关男女平等现代意识的萌芽。如：满族作家松友梅的中篇小说《小额》1907年连载于《进化报》，1908年由和记排印局出版单行本。小说摹写了清末京城旗人平民的众生相，塑造了老实本分的女性伊太太、少奶奶、大姑娘、额大奶奶等，她们具有忠厚贤德的传统美德。满族报人作家冷佛的长篇小说《春阿氏》，1914年印行初版，根据清末一桩实发公案编创而成，描写了满族少妇春阿氏因追求婚姻自由未果，被迫嫁人后又遭冤狱终至惨死的过程。这一时期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社会小说以描写底层、平民人物的生活情状为主，在千里巷陌与万家灯火处思考女性的生存处境。此时的女性形象多是现实社会中女性的直接映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性别观念和历史书写在建构女性形象时显现出与时代风潮的间接承续和复杂关系。
以民为本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精髓，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文学担当。清末民初变革思想的萌发与文学中清末旗人平民女性形象的塑造，传递着具有社会现实感的诉求，呈现出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
二、现代性启蒙机制与革命话语交融下的革命女性形象
自1917年文学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交融并置的现实形态。不启蒙无以革命，不革命无须启蒙;而启蒙深化了革
命，革命、救亡又促进了启蒙的深化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旋律中交相并错，正是它看似矛盾的几大主题范畴将其审美行为与民族的解放和现代化的推进蝉联一体，深化、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过程。⑥ 这一时期是少数民族从觉醒到投身革命和建设，最终获得自由平等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历史性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旋律中受到现代启蒙意识和革命话语的双重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一方面，在现代启蒙意识下，少数民族作家持续观照在现实黑暗中挣扎的底层女性，对深处苦难困境中的女性寄予深切同情。小说创作方面，满族作家穆儒丐于1919至1920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描写了深受黑暗社会摧残而无力反抗的女学生佩文的不幸遭遇;满族作家老舍的《月牙儿》（1935年）塑造了两位在旧社会被迫堕落为娼的底层母女，老舍用朴实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在面对命运强加给自身的不公时，从惊恐、困惑到屈服的悲惨心境变化。在老舍的笔下，挣扎在苦难中的女性还有《老张的哲学》（1926年）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李静和龙凤，《骆驼祥子》（1936年）中的小福子以及《鼓书艺人》（1949年）中鼓书艺人方宝庆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还有满族作家李辉英《投宿》（1935年）中被日本鬼子奸污害死的张三的妻子和因生活所迫靠卖身维持生计的女儿;满族作家马加的《登基前后》（1936年，后改名《寒夜火种》）中以伪满洲国为背景，描写了急瞎了眼的母亲和被诱骗的妻子的悲惨遭遇;蒙古族作家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1936年）满怀同情地讲述了寄人篱下的孤儿寡母（《篱下》）和饱受打骂侮辱后变疯又再被糟蹋的童养媳（《雨夕》）的不幸人生。
诗歌散文创作方面，回族诗人马瑞麟的诗歌《河》（1949年）诉说了白发老妇、年轻女人在旧社会遭遇的深重苦难;壮族女诗人曾平澜以细腻的笔调对女性的生活及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1935年出版的《平澜诗集》收录的诗歌《逃》《自决》《在黑暗里》等表现了女性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和困苦;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年）、《湘西》（1939年）在反映湘西人民悲欢的同时特别关注卖身为生的不幸妓女;白族作家马子华的散文《三道红》（1935年）描写一群彝族姑娘被当成“高脚骡子”背负沉重的货物，还被老板们随意凌辱的苦难经历。
戏剧创作方面，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蕴倩姆》（1940年）、《古丽尼沙》（1941年）等剧本塑造了在黑暗社会中受损害的维吾尔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多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苦难形象。作者通过描写她们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在对黑暗社会进行揭露和控诉中，表现她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中国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是在一个复杂而急速变化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也是在人的发现中发现了女性。“作女人”成为五四女性的精神觉醒，“我是我自己的”⑦ 成为五四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普遍共识，尤其是被现代理性启蒙之光照亮的娜拉们，贯穿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种女性形象的谱系。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面向和深入民间生成的女性形象，拓展了这一时期女性所承载的现实社会意蕴。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类触摸不到时代脉搏、挣扎在深重苦难中的女性形象与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的多元化存在，反映着启蒙时期新旧杂陈的社会景观及性别解
放话语下的女性众生相。
另一方面，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家在宏阔的社会主题叙事中关注女性积极投身革命，对国家、民族苦难的承担，表现她们与时代大潮、国家命运在精神上的深度结合。
满族作家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年）塑造了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的新女性蕭苓，《蒙古之夜》（1936年）刻画了刚烈不屈的蒙古族姑娘勒勒车，她为保护负伤的抗日战士英勇献身，表现了少数民族女性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蒙古族作家萧乾的小说《栗子》（1936年）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勇敢跳出个人私情小天地，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大学生于若菁;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小说《暗夜》（1939年）讲述了勤劳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美妮如何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勇于反抗社会的黑暗;回族作家白平阶的小说《金坛子》（1941年）塑造了一群勇敢承担复杂路段修筑任务的底层妇女，歌颂了她们坚韧耐劳的精神。满族诗人金剑啸的抒情诗《白云飞了》（1934年）抒发了对一位“穿着黑白格的衣裳”美丽的新女性的深情;维吾尔族诗人艾里坎本·艾合坦木的《喀什葛尔姑娘》（1945年）表现维吾尔族女青年对光明未来的热望与追求。此外，还有沦陷区的满族作家李辉英、关沫南、端木蕻良，以及奔赴延安的壮族作家陆地、土家族作家思基、纳西族女作家李纳、侗族作家苗延秀等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滚滚硝烟战火中成长，以柔弱的身躯承载着家族、民族千钧重负的血泪史，展示出各族儿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1930年代苗族作家沈从文塑造了一系列自然滋养成长的纯真乡土女性形象，如《萧萧》（1930年）中的少女萧萧、《三三》（1931年）中的三三、《边城》（1934年）中的翠翠等。“她们总是乐于助人，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待万物世象，用热情和善良对待周围的人。”⑧ 她们是现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中美好的存在、自然的化身。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在时代主旋律“救亡”主题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家在有关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塑造女性形象，以女性及边缘立场思索民族历史文化，揭示女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复杂关联，思考女性在政治话语下的存在境遇以及文化心理与民族历史、民族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民族团结话语的“询唤”机制与时代女建设者
1949年统一平等的多民族新中国成立，催生出建设新时代崭新生活的万丈豪情。第一次“文代会”产生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會章程》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⑨ “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25天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高度重视。⑩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作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展示多姿多彩的风光民情新画卷、各族人民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叙述两个时代生活的巨大变化。白族作家那家伦的短篇小说《篝火边的歌声》（1959年）讲述了兄弟民族地区在反动统治时期，人民被残酷剥削，瘟疫横行，人们死的死、病的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满目荒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政府开医院、派医生，在极短的时间里消灭了传染病，使兄弟民族地区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被部队军医抢救过来的茶凹林老人深情地唱出了民族同胞的共同心声：“太阳发出的光辉，比不上毛泽东的关怀，宽阔碧蓝的天空呵，比不上共产党的恩情。” 美好的新生活万象更新，各家各户在门前摆上鲜艳的山茶花，表达欢天喜地的心情。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理想、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也显示了“询唤”机制在文学中的运行。
1970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发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指出，在国家政权机构所构成的“国家机器”基础上，还有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柔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个基础上，阿尔都塞借助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提出了“询唤”这一概念，认为“询唤”构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工作机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借助大众传媒等手段，“询唤”个体并将其转换为主体。政治主体正是通过这种“询唤”机制，完成对全体成员的指导和教育，达成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以及当时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社会环境，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之一，文学的“询唤”机制也就成为了民族团结话语生成和统一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通路。
作为个体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自觉强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通过这一“询唤”过程，在广泛深入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关注女性，着重表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积极投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建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女性英雄和女建设者形象。
受革命话语的持续影响，少数民族作家在革命—社会主义实践框架中，以新的发展为契机，创造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女英雄形象。小说方面，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根据真实生活素材塑造了勇抓特务、保卫家乡的蒙古族草原女英雄萨仁高娃;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老虎崖》（1962年）塑造了曾受蹂躏而最终觉醒的少女七顺和由柔弱女孩成长为为正义献身的勇敢女性李玉顺的人物形象;侗族作家腾树嵩的《侗家人》（1959年）塑造了侗族妇女龙三娘果敢坚强为民除害的传奇女侠形象;京族作家李英敏的《椰风蕉雨》（1962年）塑造了以黄英为代表的众多琼崖女战士形象，她们勇敢机智、坚贞不屈的品格，丰富了“琼崖战士艺术形象画廊”。戏剧方面，朝鲜族剧作家黄凤龙的剧作《长白之子》（1959年）塑造了药房女仆郑凤女作为地下工作者的坚强形象。诗歌方面，满族诗人戈非的叙事长诗《金珠儿》（1959年）描写一位历经苦难的草原女儿在重获新生后勇敢地为草原献身的感人故事;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1957年）塑造了壮族女性的优秀代表——美丽的姑娘依娌，她善解人意、坚贞不屈，勇敢反抗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
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其中指出：“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光景，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他们的作品标志着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话语的鼓舞下，作家们塑造了一群新时代女建设者形象。新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女性开创美好生活的愿望，她们积极投入生产生活，展示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女性形象与时代发展同步，文本无形中通过各民族女性形象的塑造询唤了国家“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哈萨克族作家哈吉库马尔·沙布坦（哈吉乌买尔·夏布坦）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了《活泼的姑娘》《心连心》等短篇小说。
小说《心连心》（1957年）塑造了佳玛莉追求自由爱情、不爱金钱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作家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书写佳玛莉与沙德克的爱情故事。大胆的爱情书写，为小说增添了温馨浪漫的抒情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具备了复杂的人性内涵，从而呈现出由政治符号向人性回归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十七年时期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反拨。
壮族作家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1960年）以20世纪50年代壮族地区土改为背景，在复杂艰巨的土改工作中塑造了苏嫂、银英等一系列新时代女性形象，展现出翻身觉悟的壮族女性思想解放、认识提高的精神面貌;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诗歌《塔里木姑娘》（1963年）被誉为新时代女性的赞歌，歌唱新中国成立后，塔里木姑娘用双手引来泉水，把戈壁变成良田的动人事迹，她们是新的时代幸福生活的创造者;纳西族诗人木丽春和牛相奎创作的长诗《玉龙第三国》（1956年）塑造了勤劳能干、像云霞一样美丽纯洁的纳西族姑娘海妹这个人物形象;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然米渡口》（1962年）、《思茅女儿》（1964年）、《美丽的树海》（1963年）等叙写了云南各族女性的美好品格。
白族作家杨苏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1961年），塑造了具有崭新时代精神风貌的景颇族女性形象。她们不受传统习俗束缚，展现出新时代年轻女性热爱劳动、学习新本领的风采。其中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曾被茅盾称为“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最初发表于《边疆文艺》1959年第10期。小说情节简单，人物也很单纯，只有母女两人。但是，围绕着景颇族姑娘娜梦与她的母亲麻比在织筒裙上的不同态度和矛盾，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景颇族青年一代的成长，他们热爱黨、热爱新生活，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崭新的生活;赫哲族剧作家乌·白辛的《赫哲人的婚礼》（1962年）书写了不同时代中赫哲族女性始终不变的坚韧意志，尤其突出了那些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新女性代表;回族作家哈宽贵的小说《金子》（1959年）反映宁夏回族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歌颂回族妇女柔韧刚强的品质，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回族人物形象的作品，填补了回族文学史的空白。《夏桂》（1962年）通过回族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塑造了“口紧手勤”“肯生韧长”的回族劳动妇女夏桂，表现了回族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歌颂新中国带来人人平等的新生活。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的延续与民族团结话语的“询唤”机制建构出了一批女英雄和时代建设者形象，女性的光荣和尊严体现在劳动生产中。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洋溢着时代倡导的公共情感和集体精神，她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祖国建设紧密相连，坚守自尊与平等，表现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四、中华文化认同机制与多元化女性形象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报告：“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占我国幅员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世世代代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生息，有各自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都为发展我国的文化作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后，我们要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1980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中国作家协会将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少数民族文学》，刊登少数民族作家和作者的作品及有关的各种评论，也适当选发少数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培养翻译人才、提高翻译质量和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队伍。
新时期以来，文化“寻根”话语机制、女性意识的复苏、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兴起，促使少数民族作家以敏锐的视角，捕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和文化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本境界，多元的文学景观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多民族文学大花园的包容气度。
女性形象越是丰富多样，越能够表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表明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重视。土家族诗人黄永玉的《献给妻子们》（1979年）歌颂了在特殊的年代里同丈夫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妻子们。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1983年）描写新一代白族农村妇女白姐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敢地打破白族古老的民俗，对世俗社会发起挑战。小说从女性个体生活的变化反映白族妇女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赫哲族剧作家乌·白辛描写历经不同时代赫哲族女性坚韧的生存意志，壮族黄佩华、韦一凡、黄钲，瑶族蓝怀昌，侗族张泽忠，纳西族诗人戈阿干等人的作品均塑造了众多具有中华文化美德的女性形象。
文化“寻根”话语机制促使少数民族文学探寻传统文化人格，重塑女性形象，表现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少数民族文学在追寻中华文化之根的过程中，回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从民族民间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中挖掘女性形象的美与善。白族作家张长的小说《空谷兰》（1979年）塑造了性格开朗、热爱家乡、尽心教学的女教师兰芮的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黄佩华的长篇小说《生生长流》（2002年）描写了红水河流域农氏家族的两位曾祖母依月和依达身上所具有的传统壮族女性美德，他的长篇传记《瓦氏夫人》（1994年）塑造了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具有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的壮族女将领的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韦一凡的小说《劫波》（1986年）塑造了集妻子、嫂子、母亲的角色为一身的艾彩莲的形象，《姆姥韦黄氏》（1981年）叙写了隐忍伟大的壮族母亲韦黄氏坎坷的一生;另一位壮族作家黄钲的小说也塑造了一系列平凡而普通的壮族女性人物形象;壮族作家韦麒麟的叙事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1984年）是根据壮族传说《妈勒访天边》创作的，刻画了不畏艰险带着儿子历尽千辛万苦追求光明的壮族伟大母亲;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黄河东流去》（上下，1978年、1984年）描写了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妇女李麦如何在苦难中艰难抗争，她秉承了中国劳动妇女善良坚忍的品质，是农村进步女性的代表;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1982年）中的善良宽容的额吉是草原母亲的化身，索米娅是草原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像草原上所有的女性一样，历经快乐与艰难而走向成熟，在她的身上流淌着额吉的血液，体现着蒙古族女性传统美德的代代相传;回族女作家霍达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88年）、《红尘》（2005年）塑造了不同时代的回族女性形象：单纯耿直的梁君璧、善良纯真的韩新月、心灵纯洁的德子媳妇等。
随着女性解放话题的再次被关注，少数民族文学中女性形象更加开放多元，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在对历史记忆、文化中国认同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和思考。如藏族女性形象系列，她们个性鲜明，精彩纷呈：女作家益西卓玛的《清晨》（1981年）以西藏和平解放为背景，塑造了阿妈卓嘎、苏姆白玛等传统藏族女性形象;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1981年）以旧西藏时代为背景，描写了农奴少女德吉桑姆的反抗和复仇;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1980年）描写了温柔多情的娜真成长为展翅飞翔的女英雄;扎西达娃《系在皮扣上的魂》（1985年）描写了被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纠缠的琼的人物形象;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年）描绘了在追求权力中迷失本性的悲剧女性土司二太太、貌美无情的塔娜、身份低下深受痛苦折磨的桑吉卓玛等人物形象，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空山》（2009年）更是塑造了丰富的女性群像，既有充满神性色彩、仁慈无私的老一辈母亲们，也有集传统品质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年轻知识女性。
此外，南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多姿多彩：彝族女作家李纳的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塑造了云南边陲撒尼族女性的形象;土家族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1982年）描写奔赴新天地的土家姑娘阳春;瑶族蓝怀昌的《波努河》（1987年）塑造了波努姑娘玉梅、玉竹的形象;侗族作家张泽忠小说集《蜂巢界》（2003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侗族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纳西族诗人戈阿干的《格拉茨姆》（1980年）塑造了格拉茨姆以自我牺牲实现“爱”对“恨”的超越的美丽形象。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注重对美的歌颂，如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的小说《美与丑》（1980年）中的草原女性是对草原人民心灵美的赞颂;满族女作家邵长青的小说《八月》（1979年）里的日本年轻女子是对特殊年代里人性美的呈现;回族女作家马瑞芳的散文《煎饼花儿》（1980年）通过对母亲的塑造歌颂了母爱，她的《女学究轶闻》（1979年）、《美国女博士和中国老太太》（1992年）则塑造了美好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坚持自我、蔑视传统规范，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走上新的人生道路;黎族女作家符玉珍的散文《年饭》（1981年）中的母女歌颂美好生活;满族作家赵玫的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1994年）、《以爱心以沉静》（1991年）在母女的日常生活叙写中展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执着与坚守;彝族女诗人巴莫曲布嫫的组诗《彝女》（1989年）表现彝族女性的美好品质;满族女散文家康启昌的散文《嘎啦哈的故事》（1987年）叙述了善玩“嘎啦哈”的表姐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的故事等，这些女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均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美德的体认与传承。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意识在文化方面觉醒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破除了女作家叙述的禁锢，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发展态势。如佤族董秀英，藏族央珍、梅卓，满族赵玫、庞天舒、叶广芩，回族马瑞芳、于秀兰、陈玉霞，朝鲜族李惠善、金仁顺，壮族李明媚、罗小莹，瑶族纪尘、林虹，纳西族和晓梅、蔡晓龄等，她们的创作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以女性为叙述中心，从不同角度探索传统与现代女性的心理情感。土家族叶梅的《五月飞蛾》（2002年）、仡佬族王华的《雪豆》（2007年）、壮族陶丽群的《回家的路亮堂堂》（2007年）、仡佬族肖勤的《我叫玛丽莲》（2010年）等作品不约而同地关注“打工妹”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追求。在时代语境的转变中，少数民族女作家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女性群像，表达对个体生命、社会人生、民族国家的深层次的思考，体现对传统所作出的超越，对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对性别歧视观念的批判。
新时期以来，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记载，我国总人口在30万以下的28个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少天然限制了这些民族的发展脚步，且居住地理环境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与发达地区的经济
文化差距，但他们并未因现实的困境放弃前进的希望，而是坚定地迈着坚实的脚步前行。而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完整地展示了他们的“民族性”特质，也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柔的奋斗精神和韧的生存智慧。东北“三少民族”作家的审美意识及其创作观念无不受到民间宗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的文学创作也总是浸染着这种浓厚的宗教意识。
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的《风》（1989年）通过对年轻媳妇花热的塑造，呈现了鄂温克族“节烈观”下的女性苦难，包括她的《木垛上的童话》（1986年）、《留下那美好的……》（1984年）、《烟雾在升腾》（1983年）等小说中“讲故事的女人”形象;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清晨升起一堆火》（1987年）和《灰色驯鹿皮的夜晩》（1990年）中的巴莎老奶奶、《悔恨了的慈母》（1993年）中的母亲萨克莎是坚守传统文化的老一辈女性形象;裕固族作家杜曼的《男人，女人》（1993年）中的妇人展现了作为家庭主妇的裕固族女性的辛苦生活;杜曼的另一篇小说《哦，已成年的格孜》（1984年）塑造了阿娜（母亲）这一个被父权文化异化了的女性形象;普米族作家汤格·萨甲博的《情葬》（1992年）塑造了一位海螺河边独立、自强的普米族姑娘苏娜的形象;鄂伦春族女作家阿黛秀的《林间小路》（1993年）中的玛尼也是一位遭遇爱情挫折后勇敢站起来的女性形象;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弯弯的山路，弯弯的歌》（1999年）塑造了腊团这位走进“致富夜校”的山寨姑娘形象。此外，还有撒拉族闻采的《下弦月》（1993年）中的阿丽玛，阿昌族罗汉的《蛊女》（1995年）和《蛊女的婚事》（1996年）中两个蛊女的形象，怒族彭兆清的《诅咒崖》（1996年）中的江塔，《女岩神祭》（1989年）中的怒族姑娘江姊，保安族绽秀义的《离婚》（1986年）中的“她”，毛南族作家谭自安小说中的古典女性等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在生活的沼泽中挣扎的苦难的女性，有的是敢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新女性，有的是具有江湖豪情的侠义女性。
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们书写了本民族女性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的成长，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内涵。少数民族作家们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意识中，以其敏锐的视角，捕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和文化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本境界，有的侧重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书写，有的侧重于对中华历史记忆的寻找等，多元的文学景观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各民族女性紧跟时代、共同奋斗的历程，也显示了她们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所做出的努力。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傳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在百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民本精神、浓烈深沉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的包容精神，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标识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高度凝练与符号化表达，探寻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对构建现代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百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整体现代化的一个部分，其谱系的建构置于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叠部分，而最终融汇于中华文化的整体。在百年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相似、相异，在既有连贯性，也具有断裂性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影响下，形成既具有独自特色，又具有家族类似的现象。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某种类型的女性形象连续出现，或相隔一个时期，某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再次出现。即使时空已经转变，但她们基本出现于相似的文化语境中，如从清末到五四的“新女性”与启蒙文化、妇女解放思潮相关;从清末到抗战时期的“英雌”“女英雄”则和革命文化、民族主义相关;1930年代、1990年代出现的“欲望女性”与都市文化、女性独立相关;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乡土女性，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关;1990年以后出现的职场女性，则和民族文化现代化、中华文化认同相关;在历史阶段不同而文化相似的语境中，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家族相似性，体现了同类事物历代系统及其变化轨迹的谱系特征。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凝练，意味着将抽象的、复杂的、深刻的精神内涵具象为少数民族女性的身份识别及融爱与美的形象为一体的文学形象塑造。由此，研究这些形象谱系，发掘其中的文学、文化机制，彰显她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记录了不同时期“女性的性格”，对于改造民族性格和重塑“民族灵魂”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具有身份识别、精神凝聚的功能，在爱与美的民族形象展示中，表达各民族情感、挖掘女性精神力量。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塑造国家形象，成为现代中国民族融合与民族进步的文化象征，她们作为女性个体进入到文本中，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为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 原文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② 杨义认为：“边缘文化不是只会被动的接受，它充满活性，在有选择接受中原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中原文化。少数民族的文明、边疆的文明往往处在两个或多个文化板块结合部，这种文明带有所谓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而且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之间的混合性，带有流动性，跟中原的文化形成某种异质对峙和在新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这么一种文化形态跟中原发生碰撞的时候，它对中原文化就产生了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边缘的活力。”参见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③ 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大公报》（天津版）1904年5月20号。
④ 秋瑾：《勉女权》，陈平原选编：《秋瑾女侠遗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⑤ 秋瑾别号“汉侠女儿”。
⑥ 皇甫晓涛：《现代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⑦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⑧ 康长福：《自然的生命与至美的人性》，《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⑨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1949年7月19日。
⑩ 梁庭望：《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百花绽放 全面繁荣》，《文艺报》2019年10月11日。
那家伦：《篝火边的歌声》，《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1期。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10月9日。
参见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151页。
参见何联华：《南湖论丛·第1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
茅盾：《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33页。
参见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张永刚、王炜、马继明主编：《多彩的文学世界：云南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参见于宏、胡沛萍：《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0页。
参见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學的审美观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柏林），《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作者简介：黄晓娟，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6。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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