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娘一声妈

文猛

在中国，一个人一生中最先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奶子”。

发音的简洁、呼喊的明快、传统的习惯、亘古的血脉——“妈妈”绝对是最美的呼喊。可是，我呼喊的就是那个有些拗口甚至有些羞涩的词语——“奶子”。大哥这么喊，教会二哥这么喊，教会三哥这么喊，教会四哥这么喊，自然也教会我这么喊。

我们喊“妈妈”的人，是我们隔房的伯娘。母亲说，大哥生下来不好养，总是生病，乡村的老人说要抱养给伯娘，要喊伯娘“妈妈”。

于是，我们的“妈妈”在隔壁，我们的“奶子”在口中。

母亲一生有三个最大的心愿。

母亲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儿女成群。事实上，这个心愿是残忍的，也是母亲一生唯一没有实现的心愿。

说到母亲的这个心愿，还得说到爷爷。

如果不看见我爷爷穿着草鞋一身土一身泥地在生产队挣工分，单看他如雪的长须和手下那笔漂亮的毛笔字，你一定覺得这老头是一位学者，至少也是曾经的私塾先生。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给他还没有影儿的孙子取好名字：“明”“发”“万”“代”“猛”“勇”“刚”“强”。这取名看不出什么中心意思和价值取向，就响亮。大家笑爷爷，你能养活眼前的几张嘴就不错了，还八个？

爷爷不笑，说就八个，八个足矣。

母亲真生了八个。

也许是名字阳气太重，也许是父母命中注定无女，我前面的姐姐三岁时候生病夭折，让本来就很瘦弱的母亲一下又瘦了很多。等到母亲从悲痛中缓过来，母亲决定还要生个女儿。可惜，我的到来让母亲再次失望，母亲喊我的小名叫“六妹”，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和下一个孩子是女儿的希望。

母亲看不清儿子们的未来，可是又很想知道儿子们的未来。我们幼小时，母亲算是乡场上算命先生的常客，她总要去打探儿子们命运的风声，想提前去儿子们未来人生的现场踩点、布置，希望在儿子们命运的路口或者转角的时候能够知道些天地给予儿子们的信息，能够提前为儿子们做些什么，等着总比碰着踏实。尽管在那些老的、残疾的甚至来路不明的算命先生那里，母亲得到的总是打结的话语，总是漏洞百出、模棱两可的暗示，抓到手里的签文总是粗劣的、硌手的、坚硬的疙瘩，就像母亲鞋里的沙子。算命先生连一句善意的谎言也不给母亲。我们不知道母亲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的信息，但是我们坚信那些信息像一粒忧伤的尘埃，永远落在母亲的心里。

有了最小的弟弟之后，母亲坚持还要生个女儿，我们就有了最小的妹妹。母亲有了一年最好的收成。母亲没有给儿子们做过满月酒，妹妹的到来，母亲有了做满月酒的激情。

妹妹贺满月那天，我那凶狠的二舅送来一升新米，对浑身无力的母亲吼道：“只知道生，你养得活不？”饭也不吃，骂骂咧咧地走了。

为了一大家人的口粮，母亲生完妹妹刚满月就开始下地挣工分，背妹妹的任务落在我的身上，结果悲剧继续发生。不知道是因为妹妹生病还是因为我贪玩忘记喊人看背上的妹妹，我把妹妹背到地里让母亲喂奶之后，就跟着小伙伴在田边玩耍。等到母亲觉得又该给妹妹喂奶的时候，要我放下来，妹妹已经没有呼吸……

等到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赶快去把六妹找回来，我丢了一个娃儿，不能再丢一个娃儿啊。

本来很漂亮端庄的母亲一下老了十岁，更为揪心的是，过度的悲痛让母亲从此患上脑壳痛的毛病，哪怕是炎热的夏天，母亲总得包着厚厚的毛巾。

母亲的第二个心愿是给六个儿子每人修上两间房子、一间猪圈。

我们出生在一个叫白蜡湾的偏远乡村。村子里有山，山不高，更算不上秀丽。村子里没有河，连一条能够长流的溪也没有。村子里还是有水，那是水田里的水，水井里的水，是天空落下的水。要是十天半月不下雨，大家就像庄稼一样枯萎，就得到外村挑水——这样的地方就算再荒唐的风水先生也不会光顾。人也许杰但地却不灵，这样的地方养活人都很困难还能谈得上出什么才。因此，我朴素的故土并没有给我及我的弟兄、我的乡人任何走向成功的暗示。

父母自然清楚自己孩子的走向，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每个儿子修上两间房、一间猪圈。在农人的天空，有家有猪的日子才是最踏实的日子。要是放在今天，这个心愿实在是太平常、太简单了，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乡村，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艰难。

最早的八间大瓦房如何建起来的，我不在场，我在爷爷取好的名字中。

解放前，爷爷在城里做过药房掌柜，父亲做过药房伙计，在我们那个最初穷得连个地主也没有的村庄，爷爷和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自然被村里人作为批斗的对象，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母亲受不了村里人的批斗，坚决要父亲搬家。为了躲避那些批斗和冷眼，我们的家从黄泥凼搬到马槽，从马槽搬到现在的白蜡湾，寄居在上白蜡湾一个地主家的两间牛棚里。村里有了真正的地主，开始顾不上我们家那含混的成分，母亲说，我们不搬了好吗？

家就在一个小土包和一道山梁之间的空地上建起来，没有地名，爷爷取了一个叫新龙岭的地名，望子成龙的心思从地名开始。随着四哥和我们后面弟妹的出生，母亲说八间房子以后不够孩子们分家的，全家开始了浩大的造屋工程。哪里有片石山，记下来，屋基要用。哪里有棵树，记下来，屋梁要用。哪里黄土最粘实，记下来，夯土墙要用。哪家造屋要帮忙，赶过去，我们家造屋需要人家帮忙……

1983年，最小的弟弟小学毕业的时候，全家十八间房子完成了，每个儿子两间房子、一间猪圈。

母亲的第三个心愿是给每个儿子娶上媳妇。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乡村，生孩子不难，造屋难，给孩子娶媳妇更难。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幸福。父亲母亲想不到更高、更远的目标，给每个孩子房子，给每个孩子娶上媳妇，就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大的成就。

在儿子们就媳妇的问题上，母亲是很有套路的。

没有女儿，母亲以想女儿的名义，在周围的村庄，在亲戚朋友家中，哪家有长得稍微漂亮的女孩，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去认作干女儿，这个追求和努力无可厚非，合情合理。事实上，从后来母亲努力的细节和方向看，这些干女儿不仅仅是满足母亲对女儿的渴求，母亲是在为儿子们储备未来的媳妇。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乡村，一个儿子多的家庭是很难让全部儿子娶上媳妇的。母亲有一手很漂亮的针线活，她给干女儿扎鞋垫、做布鞋、买新衣。母亲有很棒的饭菜手艺，她能够把最普通的粮食做出很多的花样，这也是各级干部把村里的派饭总安排在我们家的最大的理由。母亲做好吃的、买好看的，就是为了把那些干女儿请到家中来，万一哪个干女儿看中我们哪个弟兄，母亲就了了最大的心愿。

对于一个十口之家的大家庭，每天母亲推开堂屋大门时的目光，母亲拾掇土灶上油盐糖醋时的沉重，绝不亚于一个工厂厂长对高大烟囱的凝目。今天，我们总在使用累、苦、烦这些词语描述我们的职场、打工场、生意场，为此还引进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词语：压力山大。

谁也没有去想过做母亲是否算是一種职业，如果是，这种职业是谁给予的？

谁也没有去想过做母亲是否算是去打工，如果是，谁给过母亲打工费？谁算得清母亲的打工费？

谁也不敢说做母亲是否算是一种生意，如果是，谁能够计算母亲一生的盈亏？谁能计算儿女该给予母亲的酬金？

母亲总是全村最早起床煮饭洗衣的人，饭煮好后端给卧倒在床的爷爷奶奶，然后叫醒我们吃饭上学。她空着肚子扛起锄头走向家中那九亩地九亩田，默默地站在父亲旁边挖地——我十一岁那年，父亲累倒了，成天咳血不止。母亲上坡劳动时，父亲只能拄着拐杖站在屋前伫望责任田中孤单的母亲。深夜，母亲做布鞋、缝补衣服时，父亲就生了一堆火，默默地陪着苦命的母亲……

看着这一切，我们谁还能安心读书，都打算退学。母亲知道后，毅然举起猪草刀铡断了食指，我们知道母亲心中苦啊！大哥为了不让母亲伤心，装着上学的样子，却悄悄跑到电站工地劳动，挣钱为父亲治病。直到有天父亲咳血昏迷，到处急着找钱送医院，哥哥垂着头把五十元钱送到母亲手中——母亲才知道哥哥退学一年多了……

我不知道现在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阅读墙上日历时是怎样一种心情？那些揪心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兄弟们最怕见到的就是教室墙上的日历和学校门卫室的黑色电话机。一见到它们，我们就遥想起母亲在那一个又一个用阿拉伯数字命名的日子里，用枯瘦的双手去耕耘那大片贫瘠的责任田地，用土地上菲薄的收成，一次次走进药店给父亲和爷爷抓药，一次次走进邮政所给在天南海北读书的儿子寄钱，用她生命的阳光照耀着家中每一个人，用她弱小的身躯把小山村那辆叫“文家”的破车拉过那些寒冷的冬季。

1986年4月1日，门卫老头喊我接电话，爷爷走啦。

1986年5月2日，门卫老头喊我接电话，父亲走啦。

爷爷坟头的长明灯还没有熄灭，父亲睁着双眼连同一副黄灿灿的棺材走向村庄向阳的山坡。人世间的家庭还有比这更为凄惨的剧情？母亲上坡劳动时，家屋前没有了那深情的注目;母亲在煤油灯下劳作时，木床上没有了那声声揪人心弦却又亲切踏实的咳嗽！

我没有去问过我前面三个哥哥他们的媳妇是如何娶进门的，在那个家穷父病多子的家庭，母亲风风光光帮三个哥哥把媳妇娶进门。

在没有亲眼见到我结婚成家前，最能打动母亲的莫过于乡村的唢呐和鼓点。在那些悠长、铿锵、红硕的乡村喜乐中，母亲会马上停住手中的活计，走出家门目送村庄一个又一个姑娘远嫁。等到我十天半个月一回家，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看，那个能犁田耙地的荷花嫁人啦！”“你看，村小学代课的腊梅也嫁人啦！”……

把传宗接代和穿衣吃饭一同视为人生最高追求的母亲，一生就在那片黄葛树、老鹰岩、盘龙河界定的她心目中最大最宽的世界中，为在外面读书工作的儿子守望着村里那些姑娘，守望儿子最美好最实用的爱情。

记得我初中毕业那一年，繁重的功课让我骨瘦如柴，脸上过早地挂上一副眼镜。回到家中，母亲看着我这副模样，以种庄稼般的心思担忧我未来的日子，就想让村东头打石匠刘老三的女儿刘二丫做儿媳妇。她说二丫人高马大，田头地里的活都在行，还说以后建房子、砌猪圈之类，二丫的父亲也能帮上大忙。那些日子里，母亲三天两头借故到二丫家中，有时送去一块鞋子布，有时送去半升花生米。同学二丫问我，我跟二丫说：“我妈要你做我家媳妇哩！”

我十分理解母亲这朴素的实用主义爱情观。在我那并不生动水灵的村庄，生活的炊烟绝不是绣花针所能描绘的，要的是抡起大锄的高度，要的是牵牛配种、担粪浇地的风度。在母亲的眼中，村里的姑娘们不是花瓶中插着的鲜花，不是手绢上荷包上描绣的鸟啊花啊，她们是铁锄上的汗花、烟囱口的悠香、家屋前的唤归、布兜里的奶气……

母亲正要请媒婆去撮合这桩实用爱情时，我却被中师录取啦！通知书是二丫赶场卖猪仔时带回来的。她把通知书交给母亲，母亲不知道中师是什么事，就问二丫中师是什么学校，二丫也不知道中师是什么，她说好像就是中专，乡场上就有一个考上中专的，母亲问中专是不是学砖工的学校，二丫连说是的是的。

晚上回家，母亲责怪我：“我昏天黑地干活供你读书，你咋考这么个学砖工的学校，那么远去学砖工，不如跟二丫爹学。”我只好耐心给母亲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在母亲满脸通红的羞愧和喜不自禁的“死二丫”骂声中，我人生第一桩由母亲构想的实用爱情结束了。母亲说，学了中师以后就是教师，好歹也是吃国家粮食的，要是娶个农村媳妇，忙了学校又要忙着回家种庄稼，哪里累得过来……

母亲开始构想我新的实用爱情啦！母亲这回看中的是只有一排货架卖些煤油盐巴之类的村代销店的冬梅。冬梅的闪光点就是她属于县供销社职工，吃国家供应粮的，以后不用担心家里的农活，而且我家点灯老是煤油不够用、写字老是纸不够用的问题也能解决，真是太美满的婚姻啦！

中师毕业后，我分配到离家不远的丁阳中学教书。在那个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山区中学，母亲最担忧的还是我的媳妇问题。关键是村代销店的冬梅已经出嫁，在母亲的视野里，没有了未来儿媳妇的影子。母亲知道儿子今生是不能牵着她守望的那些姑娘走向红毯那端啦！每次回家就再三叮嘱我找媳妇要找一个勤快的、会煮饭的、没有病的、家庭状况好的……总之不能是花瓶（脸蛋漂亮却无用）、药瓶（病怏怏的风都吹得倒）、破瓶（行为不端正、誓爱天下所有男人），将她一生追求的实用爱情主义光辉照耀在儿子身心之中。

后来，四哥在城里结婚，喊母親去。母亲不情愿去，说这个媳妇不是她张罗娶进门的，她没有脸去，没有脸给去世的父亲交代。然后，母亲托人送了两双精心扎的鞋垫，中间夹着三百元钱，说是给四哥结婚的贺礼。四哥哭啦！

后来，我在城里结婚，请母亲来。母亲就当没有听到，说身边工作的儿子结婚，她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我带着媳妇回家，母亲还是捧上两双她扎的精美的鞋垫，中间夹着五百元钱。我说：“奶子，都过了这么多年，工资涨了几次，你才给五百元？”母亲扬起手，你们都拿着工资，还来取笑我这个穷老娘，该打！我和媳妇把手伸出去，母亲一人一下，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一刻，我们才真正看到母亲心中的幸福。

最小的弟弟在重庆举行婚礼后，我们就要小弟回老家再举行一次婚礼。母亲最小的儿子结婚可是母亲人生一直牵挂的最后一件大事啊！

遵照母亲的要求，弟弟的第二场婚礼是在父亲坟前举行的。冬日纷纷扬扬的雪花、父亲的坟茔、洁白的婚纱、欢乐的鼓乐，构筑了婚礼的悲壮和圣洁。

一拜天地，高远的雪空，茫茫的青山，我们为有这样伟大的父母骄傲。

二拜高堂，黄土中的父亲该瞑目了，苦难的母亲该放心了。

夫妻对拜，记着我们的父母，是他们温暖的阳光照亮我们走过寒冬。

为了工作，我们还得离开母亲，在那些离开母亲的日子，我们总是捧着母亲那一针针绣出的鞋垫，走上阳台，看秋阳在西方的天空一点一点地下沉、黯淡。母亲啊，那些日子，我们最怕您站在大门口望我们的小城，望山梁上那颗秋阳，我们怕看落日、残荷、秋叶……

我们一直在思考母亲一生苦难的编年史，母亲从十三岁嫁到文家，在1986年之前的日子，尽管父亲已经生病多年，但是父亲还在，在母亲拖家带口的劳累后面还有父亲的咳嗽声。1986年父亲去世之后，父亲那揪心的咳嗽声远去了，世界上最后一个陪母亲说话的人也走啦。从1986年到2010年的二十四年，应该是母亲苦难中最辉煌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前面的几个哥哥都分家并成家立业，大家商量要母亲想到哪家就到哪家去。母亲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的幺儿还在读书，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她孤独地守在老家，操持着家中的责任田，供着弟弟读书考学。哥哥们给母亲钱粮，说弟弟的事情大家来完成。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说，你们有你们的孩子，她还有她的孩子。

有一年春末，我请假回家看母亲，刚好碰上读高中的弟弟来信要钱交学费。其实我知道哥哥们和我已经给弟弟准备好了所有的费用，可是要强的母亲总是不收，要我们拿出来多少拿回去多少，说她的儿子得她自己供到大学毕业。母亲急得六神无主，家中实在找不出钱来，也找不出换钱的东西卖。没有办法，母亲请人把她出嫁时的雕花木床抬到乡场上卖。那个时候的乡村实在太穷，那么精致的雕花木床，愣是没人问。母亲抚摸着木床，嘶哑着喉咙招呼过往的行人，依然没人理睬……望着母亲那着急的样子，望着母亲那想哭又不能哭的样子，心痛之情难以言表……

有亲戚看着母亲的孤单和艰难，要母亲改嫁，母亲说：“我一下给别人送六个儿子，便宜人家啦。”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们做儿子的是非常残忍的，母亲最后的日子总是一个人面对镜子说话，哪怕那个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站出来支持母亲，也许就没有母亲的孤单和落寞。

1992年，弟弟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很早就喂了一头猪、一只羊。弟弟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母亲请了全村人吃饭。送客人走的时候，母亲给这个五十元，给那个一百元，说这是弟弟读书时候借的。接到钱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就脸红地说：“哎，这个你也记着。”

我们问母亲：“真借了那么多钱？”

母亲说：“乡村的礼数，你们不懂。”

我们对母亲说：“这下你该跟我们进城去带孙子了吧。”母亲居然没有推辞，高兴地说，好，进城带孙子啦。

母亲只是要求大家过年必须回到老家。其实我们最理解母亲回老家过年，她心中挂念她的老屋，挂念老屋背后父亲的坟茔，挂念她那遥远的村庄，挂念那些让她魂牵梦绕的乡里乡亲——母亲总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们还欠着他们的钱啊。更为重要的是，一辈子要强的母亲，她挂念着她每年该向村里上交的农税款，说乡下人看重年归年款，说她一辈子没有欠过村里的钱，不能让村里人戳脊梁骨，不能因为随儿子进城就欠国家的“皇粮国税”。母亲说，你们不是每个月都要去交党费，那是你们做党员的本分，她上交“皇粮国税”，那是她做一个村民的本分，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这千年不遇的国运，她这样一个农村老娘，就是再拼命，也不能够让孩子读上大学、读上中师、当上干部。

我们突然感觉母亲读了很多的书。

母亲每年坚持回到老家上交农税款。母亲哪里知道，国家很早就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我们做儿子的不敢取消，因为，我们记着母亲的话，我们欠着乡亲们的钱、欠着国家的钱。

我家的孩子读初中离开家后，母亲就去了弟弟家带孩子。母亲带孙子，才能感觉到自己在家中的重要位置，那段带娃的日子应该是母亲最开心的日子。

我至今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儿子们面前要强。弟弟的孩子上学了，尽管大家争着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母亲觉得自己一下没有了意义，突然一下失去往日的风采。

儿多母苦，不仅仅是指我们年幼的时候，事实上儿多母苦更多的是指在母亲年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给母亲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来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却总是忽略母亲的心思。母亲最后的日子总是在不断地数钱，其实我们知道不识字的母亲是无法数清楚她手中那厚厚的钱，其实后来才知道母亲数钱其实是在数她的儿子，这个是哪个给的，那个是哪个给的。

母亲总是以一种委屈求全的态度无奈地听从儿子们的安排，舍去自己艰辛营造的家，游走于儿子们的家，不能自主地想留而不留，想走又走不了，借张扯李地婉转表露，又得不到理会而违心求全受之。

现在想起来，母亲不管是在哪个儿子家中，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带了你们这么多儿子，就是不让我回老家，把我盘过去盘过来（四川土话，就是搬的意思），反正给你们说清楚，最后的日子我必须要回老家等死。”这些话让我们很不舒服，慢慢一想，才知道，母亲离不开她的老家，离不开我们的父亲，在儿子家，她只是客人，在老家，她才是主人，她不想漂泊。

2010年到2017年，没有了养育儿子的责任，没有了给儿子们娶媳妇的压力，没有了照看孙子的寄托。母亲最后的八年，陪伴她的只有孤单。

2017年5月2日，也是三十一年前父亲去世的日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月同日死，母亲不会再记得这个日子。母亲记着她的农历，在母亲的农历中那天是四月初七，这是我们将永远记住的日子。

那天，我受邀去大理参加一个“全国知名作家看大理”的采风活动。也许就是母子连心，早上赶到机场的时候，心中总是不踏实。其实之前接到通知的时候就担心这次采风活动能否成行，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生病了。可是，写作多年，第一次以知名作家的身份被邀请，又不想放弃见那些知名作家的机会。早上给母亲打电话告别，母亲说，去吧，回来的时候不要慌，有哥哥们在的。我就很奇怪，还没有出发就说回来的事情。

到达昆明转车的时候，二哥在电话里说，母亲送医院了。

到达大理的时候，二哥在电话里说，母亲正在往老家赶。

晚上举办作家见面会的时候，二哥电话说，母亲走了……

母亲最后落脚的家是在二哥家。二哥后来告诉我们，在母亲走的三天前，母亲神清气爽地坐在沙发上对二哥说：“贤发，我要回老家，将就死在屋里，用上你找的木料割的棺材，埋在你爷爷看的那个地方。”因为同样的话母亲说过太多，二哥没有当回事，还埋怨母亲现在念起有什么作用：“真哪天您走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会怎么做的。”母亲很不高兴地说：“天大由天，在各你们啷个做了（就看你们怎么做了）。”

母亲一生都顺从她的儿子们，从不给哪個添麻烦，居然最后的走也会是那么干脆和坚强。最后送终的大哥、二哥、她的侄女千碧和我妻子说，母亲在医院已经人事不醒，就剩最后一口气，从医院回我的老家要三个小时车程，我们那坚强的母亲居然坚持到回到老家，回到她亲自建起的堂屋，刚把母亲放下，母亲就永远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惊慌失措地赶回家中，我这才明白母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母亲躺在棺材中，棺材前是不灭的烛火和燃香。

相片挂在镜框中，那是母亲很早以前记录下的笑容，最后一次看我们，最后一次看这个世界，以不在场的方式。

挽联写在白纸上——“大岩口黄泥凼白蜡湾一生三地三冬暖，孝公婆侍夫君育六子万苦千辛六月寒。”一向才思还算敏捷的我，就这两句话，我想了整整一路。

村里的人抬着棺材，我们抱着母亲的镜框，走过杏树下，走过水井旁，走过石板路。有人唤她奶，有人唤她祖，有人唤她娘，有人唤她姑，有人唤她婶。我们兄弟都是四十多岁以上的人，我们无法再唤奶子，我们也无法唤妈，唯有唢呐以呜咽的声音，呼唤着与生命根脉有关的哀思。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心中有诗，不能成句，涌上心头唯有余光中的诗歌。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生活不能给予母亲的幸福、快乐和优裕，用古老的烛香燃纸的方式寄往母亲的天堂，尽管那是一次没有收件地址的邮寄，那是一个从任何人口中也无法打听的地址。我们烧成箱成箱的纸钱，烧竹篾和纸张折合的房子、家电、家具、轿车……入殓师本来要制作银行卡和储蓄卡，被我们劝阻。母亲不喜欢那些虚拟的东西，她要眼看到、拿在手才踏实，就像看到最小的弟弟考上大学的录取通知，就像接到最小的弟弟结婚的电话。

没有收件的地址，却有准确的落款，有儿子，有孙子，有曾孙子，注定这是一封要退回的信件吗？送给母亲，不如说是对我们在世人们的救赎仪式——点燃纸钱，点燃土纸包好的钱包，跪拜，磕头，烟雾升腾，让这些物品尽量燃烧，让天堂的投递员顺着那缭绕的青烟一件不少地送给母亲。冷灰泛白，心境泛白，苍天泛白，大家静静地怀着关于母亲的念想，从不同的入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场景，心里总会安稳许多。

最小的曾孙还小，见着棺材稳稳当当地搁放在土坑里，他说，我们把祖祖种在地里，是不是会长出更多的祖祖。我很喜欢这种诗意的悲痛，让一些轻得无法承接的事情有了坚实的力量。

道士打开棺材盖，大家再看一眼吧，母亲躺在棺材里，棺材放在黄土里，我们跪在风声里——

“妈妈！妈妈！妈妈！”

大雨倾盆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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