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研究
潘子阳
摘要：如何建立健全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意识形态风险是一国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受到内外侵害的可能性状态，意指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及其效能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总和。相较于意识形态风险的学理研究，当前学界对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探讨存在滞后性。本文以现代风险理论为支撑，尝试构建一套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设置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指标及其原则，搭建包含了情报收集、信息处理、决策支持和风险警报四大子系统的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模型。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确立科学的风险预警评估意识、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和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从而有效提高党和政府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以及预警评估能力。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
意识形态风险；
风险防范；
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11-0113-08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维护新疆安全对策研究”（19XJJC810001）；
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XJEDU2018SY005）；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影响新疆意识形态安全的境外影响因素研究”（17BZZ017）；
2015年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项目（XJE？ DU010315C01）。
中国特色社会主義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客观趋势导致意识形态渗透性交融，而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利益固化的藩篱更是成为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温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3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虽总体向好，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也取得一定成就，但不应放松警惕。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170，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复杂，相较于意识形态风险的学理研究，当前学界对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探讨存在滞后性。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国家安全学的设立，构建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的时机日益成熟。
一、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内涵界定及理论依据
明确概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在探讨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之前，应明晰其基本内涵及学理基础。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以风险理论为基础。“风险社会”这一术语最早由乌尔里希·贝克最早提出，现已成为安全研究中约定俗成的专业概念，也是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特殊场域。风险预警是指识别和评估各种风险，降低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精确的风险预警可以研判风险发生的概率和破坏性，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可靠、实用的政策建议。
1.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深刻内涵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风险预警机制可以有效规避重大风险，尤其是对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十分重要。工业化社会的风险不仅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不确定性，而且极具破坏性。风险往往事发突然，决策者、专家学者和应急处置人员往往很难通过以往的经验进行及时处理。因而，风险社会的制度主义流派认为，必须摆脱对各种专家的依赖，采取事先的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风险的预警、决策、响应机制。
然而，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一方面，现有的意识形态风险研究存在“重理论分析、轻解决方案”的现象，缺少对风险预警机制的关注。杨军、杨玉认为，意识形态风险具有关联政治安全、外源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叠加互动的特点[3]。洪志雄认为，尽管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加剧，因此意识形态风险应与其他各类风险相互联动，形成风险外溢效应[4]。陈中奎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5]。张三元认为，意识形态风险本质上是制度风险[6]。赵欢春专门讨论了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但也只停留在确立意识形态领域的“预警安全观”和“第一智库”上[7]。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风险的内涵、种类等缺乏共识，尤其是缺少明确的意识形态风险定义，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将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视作风险本体。具体而言：一是简单将意识形态风险视作指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8]；
二是将意识形态风险视作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改变性质、受到冲击、地位颠覆、作用丧失的危险和可能[9]；
三是将意识形态风险视作意识形态领域中可能对政治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总和[10]。
既有研究侧重于意识形态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质，却忽略了不确定性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肌体的侵蚀或危害。综上所述，意识形态风险是指受到国内、国际环境变动的影响，一国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受到内外侵害的可能性状态，意指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及其效能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总和。具体而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可以分为外源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前者是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
后者是我国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非主流价值观等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的压力与挑战。
2.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理论依据
中国人有着丰富的预警智慧。《礼记·中庸》有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尽管古人已经意识到了风险预警评估的重要性，但由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此时的预警评估不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神秘色彩，也没有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计算机的出现和情报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风险预警评估机制最初以情报学分支的形式出现。有学者认为，预警是将收集的一切警告信息根据事先确定好的预警阈值进行分类整理和综合研判，通过信息处理系统及时准确上报，并且接收决策部门的反馈信息，以便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从而达到控制危机或防止危机扩散的目的[11]。也有学者认为，预警是指在已经发现可能引发危机的某些征兆，但危机仍未爆发前所采取的危机管理措施，如信息搜集、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和信息识别以及信息发布等[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化解，这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考量。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要命题：一方面，它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产生联动效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乃至相互转化；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又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社会安全的巩固。国内关于风险预警的原创理论还十分匮乏，国内学者偏好西方的风险理论范式，部分学者运用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理论剪裁中国实际。此外，西方主流风险评级机构的设立是基于西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的需要。而中国意识形态风险研究的出发点是加强党的领导、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借鉴西方风险预警理论时必须站稳中国立场，从世情国情党情而不是西方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的狭隘立场出发。
鉴于此，所谓的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是指紧紧围绕“两个大局”，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分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信息，及时识别和评估风险，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精确的风险评估预警，可以研判风险发生的概率和破坏性，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可靠、实用的政策建议。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国家在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危机的风险源上设置警情指标，设定一定的预警阈值，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演变趋势、可能引发的危机类型及破坏性进行动态监测，并借助现代化的情报体系进行预警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从而确保决策者及时发现、规避乃至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理论架构
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理论架构是整个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只有设计出科学、合理、高效的组织架构，才能发挥各个模块集成的系统效应。鉴于此，笔者搭建了一套由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指标及预警程序组成的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理论架构。通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平台，运用相关的聚类算法，设置相应的情报评估预警的程序规则，再结合人工情报分析师的研判，对涉及意识形态风险的海量情报信息进行详略搜集、分析研判、预警评估。
1.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指标的系统建构
预警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经过理论遴选和专家论证的敏感指标组成的测量风险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系统[13]。“指标设计是预警工作有效展开的重要保障，也是风险预警体系的内在核心。”[14]结合上文对意识形态风险的界定，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因素：第一类是警源，即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根源；
第二类是警兆，即意识形态风险在演变发展当中暴露出的迹象；
第三类是警情，即意识形态风险呈现的可识别的外部形态。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除了考虑危及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还应该涵盖可能指涉政治安全的联动因素。
为了进一步确定各级指标的赋值和权重，笔者尝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较为严密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2大类19个指标（见下表）。第一类是反映外源性意识形态风险的指标；
第二类是反映内源性意识形态风险的指标。具体而言，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分解为若干要素，根据组成因素的相关关系，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从战略整体的角度构造递阶层次结构，设置权重，并对判断矩阵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减少了指标权重设置的随意性，提高了预警评估的效度和信度以及规范性、科学性和真实性[19]。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研究人员在问题的认知以及研究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无论是对意识形态风险的警源、警兆和警情的设计，还是各级指标权重的赋值难免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指标的选取原则
意识形态风险信息往往难以重复验证，使得情报人员难以判断其真伪，也就容易造成大量的虚警、误警的情况，造成宝贵情报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意识形态风险领域工作的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确立科学的风险评估预警原则。
第一，堅持“疑有从有”原则。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它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党的执政地位。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及治理的关键在于事先预警，由于意识形态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危害性，如果不能加以有效预警和响应，就有可能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并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负面的联动影响。因此，风险预警评估必须坚持“疑有从有”的原则，宁可预警过度而不可放任风险的蔓延，这体现了“安全胜过后悔”的风险规制理念[20]。
第二，坚持动态性原则。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应密切关注风险信息的动态演变，做到收集、分析和预警发布子系统的实时更新，进而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响应处置。具体而言：一方面，当意识形态风险加大时，提升预警发布的级别，按照相应的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置，将意识形态冲击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另一方面，当意识形态风险消除或降低时，也要及时降低预警发布的级别，尽可能降低风险预警当中的“时滞”效应，减少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坚持系统性原则。预警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预警分析等。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具有代表性、全面性、广泛性等特点，预警分析具有层次高、涵盖广、系统性强的特点，因而，风险预警机制必须以整体性、系统化的视角来设计。意识形态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风险预警评估必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预警体系、发布体系的设计上应包含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面，保证风险预警与发布的体系运作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描述当前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变化趋势。
3.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程序的科学设计
“预警系统对预警对象和范围、预警指标、预警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或现实的危机因素，以便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21]预警评估系统一般包括四大子系统：一是负责信息收集的预警信息收集子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对有关风险源以及风险征兆等信息进行收集；
二是负责信息甄别、处理预警信息的分析评估子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识别转化，保证信息准确及时；
三是负责对预警信息进行综合决策的决策支持子系统，该系统的任务是根据信息分析评估子系统的信号和指标，决定是否发出警报以及警报级别，并向警报子系统发出指令；
四是负责预警信号、预控方案的风险警报子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当监测结果表明社会中存在风险时，及时向决策者和一线人员发出警报，以便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22]。
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的程序，是对意识形态风险的具体指涉对象，如西化思潮的遏制情况、网络舆论的掌控情况以及多元思潮的引导情况等，进行预警评估的既定步骤与运行过程。同样，它也由信息收集子系统、信息评估子系统、决策支持子系统和风险警报子系统四部分组成。
第一，情报收集子系统。目前，我国社会思想意识复杂多样、相互交织，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必须系统收集有关内部和外部意识形态环境的风险情报，为信息评估提供充足素材。第二，信息处理子系统。首先，对信息收集子系统提供的原始信息进行加工，通过甄别分类对信息进行评价、预测；
其次，借助大数据等现代化情报数据分析工具进行风险信息的挖掘处理，并利用现代通信工具向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专家们进行德尔菲法调查，实现高水平的人机互动，使风险评估贴近实际情况。第三，决策支持子系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决定。在意识形态风险的决策系统中，国安委应当发挥坐镇指挥和居中协调的作用，充分利用好上述对意识形态风险信息的收集和评估，及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作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决策。第四，风险警报子系统。警级是根据意识形态风险程度的严重程度而人为划分的预警等级，绿灯表示无警，此时采取常规监控；
蓝灯表示轻警，此时采取轻度警戒；
黄灯表示中警，此时采取中度警戒；
红灯表示重警，此时采取重度警戒。其中，警限是警情发生质的变化的警戒线，警级的确定通常是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来划定警限（如下图所示）。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的建构路径
“风险社会”的制度主义流派认为，在一个工业化的风险社会，个人在风险应对上的局限性越发明显。意识形态风险预警体系的建构要紧紧围绕预警意识、谁来预警、如何预警展开，即确立科学的“风险预警评估意识”，打造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以及信息收集和分工子系统为支撑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1.确立科学的风险预警评估意识
“风险预警评估意识”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前提。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如果丧失了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未能及时预警到即将发生的危机，缺少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风险就将演化为对人类造成重大损失的灾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与自然界、人类自身的风险以及灾害共生共存，风险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下，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风险生成的主客观条件，降低风险发生的频率而不能将其消灭。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意识形态风险与国家行为体相伴相生，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意识形态风险相互叠加的时候，更要重视风险预警评估。
習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3]84面对内生与外生、传统与非传统、主观和客观的意识形态风险考验，对其进行预警评估就是长时段、全过程地监测风险形势并发出预警信号，确保风险疏解计划的正常运行，以避免小风险演变为大风险。在全社会确立风险预警的忧患意识，既要做到安不忘虞，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又要直面意识形态风险，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斗争精神确立现代风险预警评估观，采取措施积极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风险。
2.形成风险预警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指标选取和程序设计都必须依靠主体来落实。风险预警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预警评估的科学性。如果参与主体单一，会造成预警评估的信息的收集、信息的评估、决策和风险预警的困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4]要着力提升党对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能力，构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风险预警评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一方面，各级党委要把握好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的大方向，各级政府要积极落实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的具体举措。意识形态风险的预警评估不能通过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提供风险的预警评估以及防范化解的公共产品。政府应积极作为，建立健全风险预警评估机制，协调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到机制构建当中来。另一方面，吸纳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尤其是有条件的企业、智库等机构可以提供相应支持。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可以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宣传，让人民群众意识到意识形态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在群众身边突发重大社会问题时，通过人民对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参与及时发现、果断阻断，使其无法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高度。同时，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风险预警评估提供技术支持，解决机制构建当中的技术“拦路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智库可以发挥个人所长，为风险预警评估的全过程提供智力支持。
3.构建风险预警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是整个监测预警系统设计的基础，更是关键。”[25]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构建，归根结底就是对涉及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的信息进行采集、评估和处置。信息管理的水平就成为衡量整个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国内与国际海量的意识形态风险信息，传统的人工研判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风险信息管理系统。
第一步是信息的收集系统（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ICS）。信息的收集分为统一的信息处理中枢与子系统信息的动态交互两部分。《韩非子》有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面对意识形态系统内杂乱无章的风险信息，必须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主体的风险信息处理中心。同时，围绕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的指标体系，通过5G、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一套连贯、动态的子系统风险信息收集更新机制。第二步是信息的处理和加工系统（Information Handling System，IHS）。各级党委和政府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云上”的风险信息数据库。首先是对信息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按照时间、地点、领域等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
其次是对信息数据进行甄别，删除其中的错漏信息；
最后是信息的转化，通过上述对信息的梳理和甄别，在系统内对信息进行动态传递和及时反馈。
四、结语
防范化解重大意识形态风险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当前学界已经对意识形态安全及其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缺少对国家意识形态风险预警评估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有不少学者通过借鉴情报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对社会风险、经济风险乃至于生态风险等都进行了预警评估的探索。新形势下，面对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发展的新趋势，有必要探索建立意识形态风险的预警评估机制，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作为一种理论前沿的探索，本文难免存在一定的缺漏。比如：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议题具有一定的宏大性，笔者设置的警情指标远不能囊括所有的意识形态风险。当务之急，学界应就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的预警评估指标设计以及程序步骤展开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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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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