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
杜黎明 徐淇鑫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道路到走顺走好初步定型道路，从事前系统设计到事后比较并在实践中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从适应国际规则实现自我发展向维护和完善国际规则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既蕴含在习近平个人的实践历练之中，也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之中;其理论逻辑凝结在价值立场之中，体现在具体内容的“基本原理+现实问题、中国实践+理论创新”的创新方法之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在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贡献者地位，拓展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对“两个确立”的理解，把全党意志、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2）01-0059-09
党的十九大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写入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阐释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既要深化对思想体系的认识，更要深化对“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2〕的认识和理解，把党员干部、社会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中。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我国的“三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用“五个时代”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用“八个明确”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架构〔3〕，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转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八个明确”丰富完善为“十个明确”，在“八个明确”基础上新增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两个明确”，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4〕，使“三大转变”的特色更加明显，实现“三大转变”的保障更加充分。
（一）从“探路”到“走路”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逐渐探索成型。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僵化，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二大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要求全党上下解放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的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既是对中国特色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中国梦”汇聚中国特色社主义建设的磅礴力量，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果。〔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6〕;“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直观明了地勾画出新时代的“走路”特征。党的十九大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步骤、政治保障，提出了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政策指导，构建了初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为走好走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新时代的成就时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7〕，这既充分彰显出新时代的“走路”特征，也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走路”的成果。
（二）从比较中见特色向主动塑造特色的转变
事先规划设计、事后比较是呈現实践特色的两种方式。在探路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更多是以事后比较的方式，在中国实践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比较中，以及中国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比较中呈现中国特色。事后比较见特色，在展现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给误解、甚至是刻意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可乘之机。西方反华势力以及国内别有用心者无限夸大中国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的关联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称之为“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坚持、盲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者，把道路探索中出现的曲折实践和难以避免的实践失误也归结为中国特色，借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尽质疑、嘲讽、调侃。党的十九大不仅强调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而且还全面深入地部署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力图把最突出和最鲜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具体化到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具体行动中，落实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动实践中。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进一步凸显了事先规划设计，然后在实践中塑造和彰显中国特色的特征。新时代着力塑造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旨在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讲述中国故事，既注重用语言文字直观表达，更注重用实际行动具体回答“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色得以更加充分地彰显，事前规划设计的中国特色在新时代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实践伟力。
（三）从适应规则向维护和完善规则的转变
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拥护者和建设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主动适应国际秩序、利用国际规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与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新崛起的大国挑战既有秩序和规则、守成大国则致力于维护既有秩序和规则不同，当今世界是新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遵守、维护和完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守成大国挑战、违背、破坏其主导建立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积极践行和平外交、促进国际互利合作、发起成立亚投行、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成为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压舱石。党的十九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决定人类前途，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胸怀天下，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9〕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
实践出真知，人类历史其实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0〕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自幼接受的家庭文化熏陶和在丰富的从政经历中的实践历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选拔制度实践、形成和维护领导核心的历史实践，这些层面全方位、多维度地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实践逻辑。
（一）习近平个人的实践历练
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成长发展。习近平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信仰坚定、久经考验、永远跟党走的老革命。家庭生活中受到的浓郁革命氛围的熏陶，从小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等“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成为习近平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源和信仰根基，使他的“家国天下”情怀具有远超于普通人的视野和内涵。革命家庭中得到的生活历练，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是他人生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他日后形成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条件。
丰富的从政经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从1969年下乡当知青到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当选总书记的44年中，习近平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历史风云人物。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的各个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经几年、都扎扎实实、都政绩卓著，每一岗位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作为省级行政区域的主政者，他先后治理过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是内部差异大、脱贫任务艰巨的沿海地区，是落实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阵地;浙江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育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上海是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经济中心。这三个发展特色迥异的地区幅员面积之和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土面积，承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规模大，经济总量规模也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丰富的从政经历锤炼了习近平把控复杂局势的能力，使他对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国家治理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和敏感。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他总能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急剧变化的时局中明辨发展方向，总能“危”中见“机”、化“险”为“安”，展露出卓越政治家的风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帶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尽管饱受别有用心者的非议和抹黑，但最终都取得远超预期的发展成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肯定。这些事实正是习近平超乎寻常的直觉和敏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治理能力的明证。
实践的多样性成就思想的丰富性。多岗位、多区域的主政经历，使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治理能力得到全面历练、展示和提升，成就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特征。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提出的许多思想与重大战略，早在他主政地方时就已生根发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成就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特征。正是经过一步步丰富而长期的实践锤炼，厚植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一经站上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岗位，就立刻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这种气魄和风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可以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在周围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和感召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戮力奋斗的力量。〔11〕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参与、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习近平逐渐成为指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航向，凝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国领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始终保持了制度规则的“变化”和“稳定”、制度执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党和国家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把成功的实践经验用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形式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根据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制度实践中修正和完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
当代社会中，中西制度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坚持形式和内容、程序和实质的辩证统一，评判和检验制度成效的标准是实践成果，而不是先验的、抽象的制度原则，这与西方制度实践过分、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固守程序与形式形成鲜明对比。以国家领导人选拔制度为例，西方将候选人公开拉票竞选、选民公开投票决定竞选结果的程序民主作为不可动摇、必须坚守的原则。知和行的脱节、说和做的分离，为政客赢得投票选举却难以兑现选举承诺埋下隐患;除了用下次选举的选票惩罚外，选民无法对竞选者难以兑现选举承诺进行责任追究。西方国家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竞选者即使毫无从政经历、从政经验，依然能够胜出;是否具有执政的能力，执政后是否会引发社会混乱，是否能带领国家发展，根本就不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与西方公开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不同，中国政治制度安排采用的领导人的选拔和培养合二为一，将竞争贯穿于选拔培养全过程，选拔和培养有机结合。领导人的胆识、才干和领导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得到检验。
我国领导人选拔制度实践内在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庞大、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显著，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明显，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并存，先进领域和落后领域、长板优势和短板制约并立的二元结构性特征突出。这些都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实际的基本特质，以及顶层设计、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统筹兼顾的掌控能力。这些特质和能力的形成，必须经过多层级、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积淀，而非单纯通过接受教育、短期速成可为。中国的制度安排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他们的政治智慧、治理能力是其个人的努力，更是制度实践的结晶。治国理政必然会遇到各种突如奇来、未曾预期的风险挑战，也面临稍纵即逝的重大机遇，相较于缺乏实践磨炼的领导者，一个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更有识别和应对问题、发现和把握机遇的敏感直觉和强大能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骄人发展成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丰硕成果，无不昭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发展的科学研判、治国理政的胆识和智慧。
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最根本的优势。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本身就互为因果，根植于我国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我国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耦合形成，这使具体制度安排实现了集成优势和效能叠加。我国实践导向的制度安排所独有的开放性、创新发展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正是“两大奇迹”得以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1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方的抗疫乱象与中国的抗疫成就形成鲜明对比，这直观生动地揭示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制度性成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新时代“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13〕，这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实践逻辑生成的强调。
（三）形成和维护核心的历史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形成和维护社会运动的核心的历史实践产物。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4〕。近代中国社会运动，曾有过没有核心、一盘散沙、积贫积弱、招致外敌入侵的悲惨经历。这种格局是在形成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历史运动的领导核心之后才逐渐得以改观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5〕中国共产党100年的风雨历程昭示了一个真理，完成党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开创党的事业必须自觉维护核心的权威。恩格斯以直观形象的方式阐释了领导核心的权威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6〕。党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虽然是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领导核心地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能在未来社会运动中始终保持。要保持党的領导核心地位，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深化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据时空条件的变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化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具体行动之中。
领导干部个人行为是关系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公共行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核心和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个人行为所释放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一方面，“领导干部要用科学理论、组织原则、思想武器、人格魅力，切实管好自己”〔17〕，坚持从己做起、以上率下。另一方面，党的建设要抓“关键少数”，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首先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理念，牢记根本宗旨;要落实到德行上，在实践中修身养性;要落实到用权上，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要落实到自律上，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切实从理念、德行、用权和自律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18〕。让人民群众从领导干部的言行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信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国人在家庭生活和单位集体生活中，习惯于在能够代表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主心骨带领和安排下活动，这种“主心骨”文化传统与文化偏好正是对社会运动领导核心权威的认同。领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特定制度安排选举更不是人为指定产生的，毛泽东、邓小平在党内核心地位的形成莫不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驾驭全局的能力，高超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渐为全党同志所认同和折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其在中国社会运动中的领导功能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形成核心的历史实践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9〕，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实现的实践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其理论逻辑既体现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中，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与对理想和价值的追求与践行中，还体现在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的发展中。
（一）在具体思想内容中体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内含在具体思想的理论架构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有着“基本原理+现实问题、中国实践+理论创新”的结构特征。任何一条具体的思想都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核和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都包含运用理论内核作为分析工具来解剖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理论内核进行丰富和发展的成分。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具体内容上的结构特征直观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也体现了其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具体内容上的这种逻辑结构提出了学习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大要求和三重任务：一是明晰理论内涵，弄明白内含在思想内容中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二是明晰现实指向，弄明白该思想是为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勿将思想内容作为到处乱贴的理论标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之后，漫天飞的“新常态”就是乱贴理论标签的行为;三是明晰创新表现，弄明白该思想从哪些维度、哪些方面，对作为解剖现实问题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二）在立场和价值追求中体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内含在他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始终不渝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是避免社会分裂、成就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当前，一些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陷入社会分裂的泥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政党缺乏一以惯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不同政党在谋求选票的过程中又走上利用社会分裂、甚至是恶意制造社会分裂的不归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中的“人”，包括现实的个体人、若干个体人依据某种联系而形成的群体人、整个人类等三重内涵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解放是受现实制约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总结提炼社会实践经验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个性张扬本是人自由发展的题中之意，具有个性的人组成的社会总存在分化的可能性，社会分化的过程也是群体人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由此可见，推动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要正视社会阶层分化、防止阶层固化。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坚持“始终代表最广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力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避免阶层固化和社会分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认识和实践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的”〔20〕。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民群众内部构成存在变化，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表现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党要代表、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深刻认识并妥善应对这种变化和差异。早在新世纪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治理中就强调，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要突出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协调和处理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各自的内部关系，统筹兼顾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团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个人的利益以及近期与长远、全局与局部的利益，使之协调一致，得到充分实现和发展;二是协调和处理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防止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并建立一套科学的运行、调节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三大利益’关系协调一致，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最大化实现和最优化发展”〔21〕。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必须正视并顺应社会分化的现实的理念和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
坚持人民立场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体地位。人总是在能动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并满足需求、张扬个性、彰显能力，不断提高自由全面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既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领导人民群众在能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立场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一味地提供社会福利，要“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使之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社会改革和建设由全体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和积极发挥作用的伟大实践，变为由少数社会精英主导、主演，广大人民群众在一旁看或被动服从的贵族式的上层社会活动，从而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22〕。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更加全面、更加充分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使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制度化和更大程度的规范化，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更加充实和完善的保障，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迈向更高的台阶。
（三）在理论创新中体现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位一体”的内容结构不仅体现其理论创新方法，也体现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具分析解决现实发展难题，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以推进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的途径和方法本身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这种生成逻辑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自信源于对经典文献的实践运用。从思维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家庭文化熏陶、经典文献实践运用等方面，成就了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实践中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透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时代价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用中国實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学界大规模引进、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沿化的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习近平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的时代意义》，既深刻阐释马克思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又重点剖析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23〕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明辨言论是非、保持战略定力的前提。针对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泛市场化思潮，以及以市场化之名行全盘西化之实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有机结合，是用市场经济这一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即在两者的关系中社会主义是基础、是根本，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24〕。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借否定计划经济之名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5〕。习近平总书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中。针对不计政治抓经济的言行，经济发展一肥遮百丑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文化和历史问题，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26〕。早年主政地方時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实践应用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领袖。人民领袖对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他在社会整体意志和利益实现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而且在于他有效凝聚和聚合分散的个体人的作用和贡献，更在于他敏感地发现社会整体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及时捕捉历史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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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 习近平.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
〔25〕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J〕.经济学动态，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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