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
史琳琰 张彩云 胡怀国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提升消费是助推新发展格局形成、实现经济发展阶段性跨越的必然之举。本文利用119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196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验证了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试图对中国如何通过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有所启发。首先，从消费率变化出发，通过研究消费的“量”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发现，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呈现倒“N”型的影响，消费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其次，深入到消费升级层面进一步验证提升消费的“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提升消费要“质”“量”并重，才能更好地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按照收入水平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对上述国家分样本回归发现，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过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历了完整的倒“N”型、目前消费过度的趋势较为明显。同样，消费升级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这一影响在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样本中尤为显著。实证结果对消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了经验总结，对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挖掘消费潜力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消费升级;阶段性跨越
中图分类号：F202;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6-0009-13
作者簡介：史琳琰（1988-），女，河南濮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消费经济、经济思想史;张彩云（1987-），本文通讯作者，女，山东昌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资源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政府治理;胡怀国（1971-），男，山东省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究”，项目编号：20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大循环成为了“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确实使中国整体实力得以快速提升。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波动及逆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加之中国日渐减弱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往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相适应。新冠疫情外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内需不足又严重制约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运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体现了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而且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要求。如何扩大内需以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亟待论证的学术问题。就国际经验来看，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投资所占比例以及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需求将逐步下降，扩大内需将转变为消费率提升及消费升级的过程。所以，消费的“量”与消费的“质”对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实现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119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扩大消费的“量”和提升消费的“质”两个方面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试图对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
经济学家历来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威廉·配第（1978）、亚当·斯密（1972）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节俭才能积累更多资本，进而才能进一步增加国民财富[1-2]。与此同时，托马斯·孟（1981）等重商主义学者以及李斯特（1983）则将视角转向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是大量积累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3-4]。当经济发展演进到一定阶段，即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则需要关注消费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李嘉图（1962）、马尔萨斯（1962）、凯恩斯（1988）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过，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不足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7]。事实上，这些观点证明了投资、出口和消费均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但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变化。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及对外贸易两大要素主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提出扭转了经济发展中消费的被动地位，重申了消费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为55.40%，居民消费支出中的科教文卫等支出占比仅有22.88%，消费无论在量还是质的方面，均与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低于同等发展阶段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扩大内需的战略势在必行。
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例，消费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保持在60%以上，投资率仅为 20%左右并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然而，高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并不始终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例如，巴西的最终消费率虽然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但经济却长期陷入震荡和不稳定局面，迄今仍然没有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消费结构中去挖掘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相关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结构中包含大量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关的高端消费，而发展中经济体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消费升级过程[8]。据UNdata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在进入经济结构服务化和消费主导的发展阶段后，科教文卫等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30%，提高到2019年接近50%的水平，韩国则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不足2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近年来持续追赶至接近40%的水平，高出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5个百分点以上。与之相对，拉美国家在1992-2019年的科教文卫等消费支出比例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消费结构中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占比仍较大。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跨越，既要寻求消费率提升以促进“量”的扩大，更要注重消费升级来推动“质”的提升，而其中的内在机理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二、文献综述
罗斯托[9]认为，提高生产性投资率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量新兴消费品的不断涌现，消费倾向才会逐步提高。他提出：“经济现代化中，存在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过程自动性的技术性经济要素，亦即投资率的提高”，并且，“过渡期的本质最终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把投资率提高到经常性地、大量地和明显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而“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全世界都将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在这个阶段，“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一個高水平及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渴望获得成熟经济的消费果实”，此时，“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向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从罗斯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消费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
（一）消费总量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人们对于消费需求在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步从理论分析进入实证检验。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Aoji and Yoshikawa（1999）明确提出“需求创造”（Demand Creation）的经济增长理论，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解释，新需求的出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10]。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结构向有利于制造业的方向发生强有力的转变——这种需求的变化是工业化的一种强大力量[11]。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的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发现，产出增长主要源于国内需求和出口的增长，并且国内需求在各国的发展中往往处于支配地位[12]。Sabillon（2008）进一步指出，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由于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保持了年均 5% 的高增长率[13]。Osterhaven and Linden（1997） 通过对欧盟的实证研究也认为，消费需求是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14]。此外，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带动了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从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居民消费的不足又导致了后期经济增速的下滑，长期以来对内部消费需求的忽视是导致日本 1990 年代“失去的十年”的主要原因[15]。Felipe and Lim （2005） 在对亚洲5国家（中国、韩国、印度、菲律宾、泰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也发现，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增长均发挥了较大作用[16]。城市作为消费的中心，伴随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到来，使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成为可能[17]。
国内学者对消费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相对较晚。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在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中国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结构性失衡进而威胁到经济增长的质量[18]。苏宏伟（2013）通过对中国1985-2011年和日本1970-2011年的实际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提出，在外部需求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均有必要提振消费需求，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理性的消费模式降低和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增长[19]。消费率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是随人均收人上升基本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20]。郭克莎和杨阔（2017）针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应继续提高国内的最终消费率，不断拓展国内大市场，通过消费增长拉动长期投资增长，促进经济的长期平稳运行[21]。方福前（2021）通过研究也肯定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稳定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继续提升最终消费及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以保持经济发展的平稳运行[22]。
（二）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增长过程伴随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23]。此外，需求引致创新，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样十分显著[24]。人力资本作为消费升级的结果，不仅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扩长密切相关，而且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25]。波特钻石模型还指出，如果本国购买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这会对厂商造成一种压力，迫使其在产品品质、性能及服务等方面做出改进，有利于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26]。消费升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改变，也是很多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满足顾客需求已经不足以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企业要想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需要超越顾客的需求，给顾客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27]。
国内更多学者集中于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对消费升级作用的研究分析。消费升级之所以重要，在于高端消费具有特殊的生产性或效率补偿性，即推动人力资本升级的潜力[28]，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亦成为一国（地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重要条件[29]。由于消费升级状况决定了生产扩张的边界和结构调整的程度，发达国家科教文卫等高端消费项目比例的上升，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升级相互促进的重要原因[30]。因而，消费升级成为迈向中高端的关键环节，是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制造业协同发展及增长可持续的重要因素[31]。在以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的现代消费理念下，教育、文化和医疗投入的增加可以实现动态效率的生产和消费一体化[32]。此外，知识消费可以提升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积累则有助于激励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发展[33]。消费升级作为技术进步的源头，最终会带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34]。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成为推动总消费增长及消费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依然存在着可深入研究的空间：第一，就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低收入、中低等收入甚至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都处于较高水平，但经济却始终无法跨越当前的发展阶段。对此，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不足或消费增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就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影响的量化研究较少。第二，关于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即使具有相同的消费率，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态势。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深入到消费结构的优化即消费升级中去寻找。学者们通过数理及实证模型就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基于不同国家消费升级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少有文献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角度对消费升级的细化影响加以论证。因此，本文在梳理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根据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组别的划分，首先从消费率变化出发，研究扩大消费的“量”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及阶段性影响变化;然后深入到消费升级层面，进一步验证提升消费的“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之，本文总结了消费率提升和消费升级对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影响，实证结果对消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提供了经验总结，对一国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典型事实描述与模型构建
（一）典型事实描述
基于已有研究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收入组别划分的119个国家1960-2019年的数据，首先对消费率与经济发展进行相关关系描述。如图1所示，整体来看，在经济发展初期，消费率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反向变动关系，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二者则呈现出同向变动。并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消费率与经济发展同时存在反向及同向的變动关系，这也说明了发展后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态势的分化。分阶段来看，低收入及中低等收入组别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发展的变化整体呈现负向关系，说明该阶段过高的消费率不利于经济发展;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发展之间整体呈现出由反向变动到同向向变动的关系;在高收入组别国家中，二者整体呈现出反向变动的趋势，该现象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的过度消费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整体来看，消费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倒“N”型：低收入向中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消费率一定程度的下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由中高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消费率提升能够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收入阶段持续提升消费率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本文认为扩大消费的“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适用于特定的消费率区间，消费过度或不足均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可持续发展。
随着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服务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逐渐提升，对旅游、医疗及教育等需求将呈现不断增加的消费升级趋势。为尽可能凸显消费升级的趋势变化，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各国之间的可比性，在此选取服务进口占GDP比例表示消费升级中服务性消费的整体变化，然后以旅游、医疗和教育作为服务性消费的细分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下：选取旅行服务占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服务进口比例表示旅游消费，选取内科医生（每千人）、医院床位（每千人）表示医疗消费，选取大学生入学率表示教育消费。为深入研究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对整体服务性消费需求及旅游、医疗、教育的各细分变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描述。如图2所示，表示整体服务性消费变化的服务进口占GDP比例与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的同向变动趋势，教育消费同样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同向变化，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变化，医疗消费整体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的同向变动关系，后期出现了微弱的反向变动趋势。总体而言，市场中的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但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各异的消费升级趋势，导致了消费升级各细分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化，这也是本文所探求的“消费率相同的国家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原因可能就在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消费升级趋势不同，导致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响。这也再次对中国目前的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一定借鉴，在大力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率提高的过程中，应注重中高端市场的培育与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教育、医疗及旅游等方面的高层次消费需求，逐步增强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提升作用。
（二）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1.实证模型构建。基于上文消费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典型事实分析，消费率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了阶段性的关系变化，消费升级则与经济发展整体表现出了正向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验证消费变化对整体经济发展及阶段性发展的影响，在此对上述的典型事实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故本文考虑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对面板数据进行霍斯曼检验以进一步确定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适宜性①。由于霍斯曼检验的p值为0.0000，因此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进行消费率及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在模型（1）中引入消费率滞后一期的一次项ptcei（t-1）、二次项ptce2i（t-1）以及三次项ptce3i（t-1）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研究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控制反向因果问题，避免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模型（2）中引入表示消费升级的核心解释变量服务进口占GDP比例pis、旅行服务占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服务进口比例pit、内科医生（每千人）pp、医院床位（每千人）phb、大学生入学率pue②，以进一步分析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及阶段性影响。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i表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t表示时间。在模型（1）中，变量ptceit表示第i个国家第t年的最终消费率;lngdpit为模型的因变量，代表了经济发展或经济发展阶段，用人均GDP对数（2010年不变价美元）表示。在模型（2）中，因变量保持不变，ugcsit表示消费升级的核心解释变量;X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涵盖了投资和储蓄、外贸、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结构变化、人口因素及自然资源。此外，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影响，模型还控制了个体和时间的双重固定效应，分别用γi、μt及λi、δt表示，εit为残差项。
2.变量说明。为尽可能凸显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选取了各国1960-2019年的数据，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了世界银行2020年最新收入组别划分的119个不同收入组别国家，通过对相关指标加以匹配，最终选取了如下变量，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投资、储蓄和外贸变量。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把今天的消费节省下来变成投资，并在明天生产出超过投资的收入。因此，如何增加储蓄并提高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35]。提升消费的过程意味着投资一定程度的减少，但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成熟期的路径上，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逐渐趋于下降并维持在某种水平上是常见现象。对外贸易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而国际环境的动荡导致了外部需求的减弱及不稳定，因而对扩内需提振经济发展有做出了新要求。本文选取了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pgcf、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例pgs、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fdi及贸易额占GDP的比例pgt作为投资、储蓄及外贸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控制变量。
（2）人力资本变量。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时期，高投资向以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转变成为城市化的现实基础。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生产构建过程的外溢性，能够通过促进投入要素的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从而成为经济效率改进的关键[36]。狭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健康[35]。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消费升级中的科教文卫等高端消费支出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深化过程本质上也是经济追赶过程，主要包括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高素质劳动者在总劳动者中比例的提高[36]。本文选取大学入学率pue及预期寿命age作为人力资本的控制变量。
（3）技术进步变量。如果将资本积累视为内生变量，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会趋于越来越小，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将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另外，根据经济增长的核算方程，随着投资增速的下降及人口红利的消失，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影响。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创新活动，而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37]。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35]，一国的出口结构大致代表了本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因此，我们用通信、计算机等占服务出口额的比例pecs作为技术进步的控制变量。
（4）结构性变量。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历经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结构性变迁，同时使得劳动和资本在部门间发生转移，并通过产业升级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此，我们选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pgio、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比例sie及服务出口占GDP比例pes作为产业结构的控制变量。
（5）人口因素。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主要来自于消费-生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库兹涅茨（1989）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高速增长[38]。较大的人口会带来需求的增加，由此带动生产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形成对需求进一步的增加。在此，我们使用人口总数tp、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pd作为人口因素的控制变量。
（6）自然资源。费兰克·关汉姆（Frank Graham）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所谓的“关汉姆之谜”，即自然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或地区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得快。总体而言，资源丰富国家经济表现受制于国际需求，缺乏自主产业，“荷兰病”的症状比较明显。在此，我们用自然资源收入占GDP的比例pgnrr作为自然资源型国家的衡量指标。
各变量的具体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扩大消费的“量”的作用
1.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对变量数据逐步进行回归。首先，以119个国家的人均GDP对数（ln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消费率滞后一期的一次项、二次项及三次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之后再抑制的规律，结果如表2第（1）列所示。然后，逐步加入投资、储蓄及外贸、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结构变化、人口因素及自然资源这些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依然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均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又抑制的影响变化，如表2第（2）-第（7）列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结果都十分稳健，从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始终呈现倒“N”型。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进一步得出消费率促进经济发展的适度区间为[0.6029 0.9803]。因而，只有适当扩大消费的“量”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消费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2.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检验。上述分析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消费率变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根据各收入组别国家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典型事实分析，我们引入消费率滞后一期的一次项作为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核心解释变量，对高收入组别国家依然引入消费率滞后一期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3所示③。
表3通过分样本的方式报告了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从回归结果可知，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处于此发展阶段国家的消费率相对过高，降低消费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助于促进该阶段的经济发展。对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来说，消费率对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该发展阶段的消费率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由于很多国家在1960-2019年经历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发展历程较为完整，消费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依然呈现倒“N”型。分组回归结果再次证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率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作用，提升消费率促进扩大内需的措施会因发展的阶段性差异而对不同国家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因而，一国在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计划时，不仅要考虑消费水平的适度性，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的发展阶段精准施策。
（二）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升消费的“质”的作用
1.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该部分通过在模型（2）中逐步引入消费升级的核心解释变量服务进口占GDP比例pis、旅行服务占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服务进口比例pit、内科医生（每千人）pp、医院床位（每千人）ph及大学生入学率pue，依次进行消费升级即服务性消费、旅游消费、医疗消费和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④。表4给出了消费升级的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各变量均表现出对经济发展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进口占比pis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对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旅游服务占服务进口比例pits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推动旅游需求的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将产生持续的推动作用。内科医生（每千人）lnpp与医院床位数（每千人）lnphb分别在10%及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医院床位数的供给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加人们的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大学生入学率pue代表了消费升级的结果，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凸显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检验。在此通过对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分组回归，进一步验证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影响，结果如表5-表9所示。整体来看，服务性消费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内科医生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影响为负外，其他具有显著性的各细分变量均呈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不仅再次表明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推动消费升级的必要性，而且也说明消费升级状况不仅关系消费的“质”，更直接影响着各国经济发展和阶段跨越。
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服务性消费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变化。服务性消费、旅游消费及医疗消费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而大学入学率对低收入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在各收入组别国家中最大。该结果说明低收入国家的高素质人力资本依然比较匮乏，持续提高该发展阶段的教育消费，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提升，成为推动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发展，实现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因素。对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服务性消费及旅游消费的增加对该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大学入学率对该阶段国家发展的影响大小仅次于低收入国家，提升该阶段的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低收入国家一样，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不受医疗消费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国家还未到达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消费升级阶段。
从中高等收入国家来看，服务性消费、旅游消费和医疗消费对该发展阶段的影响最大，处于通过消费升级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期。其中，医院床位数的增加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大，说明中高等收入国家目前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多体现在医疗基础设施方面;而内科医生的增加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呈现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国家的医疗资源配备不够合理，医疗基础设施很难满足医生的需求，从而导致过高的内科医生比例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向影响。提升大学生入学率对中高等收入国家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影响，说明中高等收入国家在提高大学生入学率的过程中，应加强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提质增效作用。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及消费升级的服务性需求在该阶段基本已经满足，继续推动消费升级对该阶段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或促进作用小于其他发展阶段的国家。但医疗服务的增加对该阶段国家的发展影响相对较大，说明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升级更多表现为对提高生存质量的精准化服务需求。
整体而言，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且消费升级的各细分项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存在异质性影响，医疗消费在中高等及高收入阶段才显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低收入及中低等收入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依然要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尤其是通过进一步推动教育消费的升级，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高等收入国家在服务性需求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消费升级趋势，持续推动该阶段在旅游、醫疗及教育方面的消费升级，同时强化教育质量、合理配置人力资本，加强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以充分发挥消费升级对该阶段跨越性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升级趋势趋于稳定，继续提升高收入国家的旅游、教育及医疗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努力实现该阶段的持续、平稳发展。因而，对于消费率相同或相似的国家，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消费升级趋势的差异性，导致了经济发展基础及动力的不同，进而使经济发展态势因消费质量而出现分化，由于篇幅所限，进一步的论证可作后续研究。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而言固然重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愈加精细，从而消费升级的内容也愈加细化，如何在保证消费升级“量”的同时，逐渐引导市场重视消费升级的“质”依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三）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说明
上文对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及分组回归显示，消费率及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较为稳健，在此通过使用居民消费率pgrce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再次检验消费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化，结果见表10的第（1）列;通过剔除人口小于500万的国家的样本数据，再次回归检验代表消费升级的服务性消费、旅游消费、医疗消费和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化，结果见表10的第（2）-（6）列。从表10的结果可知，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依然呈现稳健的倒“N”型，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也依然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再次说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关于实证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属于宏观性质，工具变量的选取存在一定困难，故本文通过将消费率滞后一期以及尽可能多的加入控制变量的做法，以减少消费率与经济发展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于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消费升级在大多数已有文献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在此同样将消费升级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重视扩大内需的作用，以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通过释放消费潜力来促进消费总量的增加及消费结构的升级，成为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由中高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重要驱动力。为明确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的影响，文章借鉴早期学者就消费与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及后期学者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及119个不同收入组别国家的数据，对消费的“量”及消费的“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消费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倒“N”型，扩大内需的“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征，与亚当.斯密、威廉.配第、西斯蒙第及钱纳里、罗斯托对消费与生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一致。经济发展初期应注重资本积累以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中后期应把消费提升作为进一步促进发展的动力。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表现为负向作用，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提升对经济发展则呈现出较大的促进作用，而高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先抑制、后促进，最后又抑制的倒“N”型变化。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大多处于消费过度的现状，适度减少消费增加积累，将会对该阶段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和大部分高收入国家而言，适当继续提升消费率可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部分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消费过度问题，应当采取适度减少消费的措施，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可持续性。整体而言，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应以消费的适度性为前提，消费不足或过度均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提升消费的“质”对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性消费对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说明当下这些国家更需要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跨越，包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学生入学率对经济发展显现出较强的正向作用，持续推动该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至关重要。服务性消费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显著，而大学生入学率及内科医生的增加尚未发挥出其对该阶段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面推动该阶段的消费升级，尤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加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助推中高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在高收入阶段，仅医疗服务对该阶段发展显现出较大的影响，该阶段的高质量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平稳可持续运行极为重要。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的消费升级策略，通过适度消费及消费升级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扩大消费的“量”与提升消费的“质”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二）政策含义
1.消费变化也有阶段性特征，若无限提升消费率，经济难以长期维持增长态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基本处于60%以下的水平，且呈现出消费水平不断降低的总趋势，消费的节约对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中国已经跨入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最终消费率只有55%左右，始终难以跨越60%的门槛。因而，实现消费率的门槛式跨越及持续提升，以形成消费率提升对經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助推中国经济早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在扩大消费的“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消费的“质”。消费总量提升的过程，应顺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升级趋势，持续推动科教文卫等高层次服务需求，进一步增强消费升级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要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住房以外的投资，以减轻房价对其他消费的挤出，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使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性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外，应采取措施激励市场提供更多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供给。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与高质量供给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加快消费升级步伐，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及经济发展的跨越。
注释：
① Hausman检验的结果不再列出，如有需要，可想作者索要。
② 由于大学生入学率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先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1），然后再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模型（2），具体分析见下文。
③ 低收入组别、中低收入组别、中高收入组别中，消费率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均不显著，因而只加入一次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列出，有兴趣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④ 由于篇幅所限，表4-表9的回归结果只显示消费升级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显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同时，由于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均不显著，在此只引入一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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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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