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虓野小说二题
王虓野，本名王岳辉，1998年生于甘肃民勤，20岁进藏后开始小说创作。2020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拉萨某中学。固执诚恳，遵守规则。处女作发表于《西藏文学》，是为故乡，愿终此生做个“小说作者”。小说《远去的未知》被《思南文学选刊》转载。有诗歌刊发于《草堂》诗刊，入选南京出版社《大学生诗歌2019》等。
鸥群飞上喜马拉雅
在小說的伦理中，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空调机轰轰地震动，格桑买了一杯冰美式咖啡，坐在连排沙发角落的暖光里，深圳的七月燥热难耐，汗液浸湿了短袖，空气里遍是潮湿的霉味。香樟树弥漫在城市街道，雨时停时下。这时阳光洒落在雨珠的表面，透过路边的玻璃窗格，映在格桑的笔记本电脑上。最近几周，他每日下午，都坐在咖啡店这个固定的地方。
他是个写小说的人，年轻，在一些刊物发表了几个短篇。他时时冷漠地观察着四周，与人交流很少，并且浅尝辄止。其实他很喜欢在人群中的感觉——暖洋洋的午后，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欣赏大人带着孩子在广场中央踢球。格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白达瓦，达瓦在藏语里是月亮的意思，而白字，是父亲的姓氏。白色的月亮，它孤独且静谧，如同一汪水停在山谷里。
咖啡店的氛围让格桑觉得舒畅，不仅是这样的暖光，他坐在靠窗的地方，抬头就能看见街边来往的人群和车流。这是一种生命的流淌，像河水，一旦静止，小说的生命力就不复存在了。行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表情举止，他们的目的地，或他们的心情都不相同，每一片凋落的香樟树叶，都有独特的归处。这些景观对格桑没有实在的帮助，但他觉得，这样忙碌的人间，让他的小说富有烟火气。几天前，他动笔写父亲的经历。
那是一九七五年，父亲在西藏教书，在一个日喀则的山村小学，父亲是唯一的汉语老师。学生只有二十来个，父亲教汉语和历史，校长教数学。当地人亲切地叫父亲白老师。父亲住村支书家，闲时帮助村民喂养牲畜，收拾牛粪。格桑问过父亲，为什么去西藏教书。
父亲说，当时是去西藏发财的。西藏解放以后，很多人冒着危险去那个神秘的地方做生意，像是沙里淘金。淘换了值钱的宝贝，拿到内地来卖，他们从没见过高原的宝贝，对这样的陌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很多人因此发了财。但那时候公路刚刚修通，路途险塞，十有八九回不来。
父亲一行五人，两个死在了西藏。那时从康定出发，路上搭车，拿一些饼干和汽水当作路费。西藏买不到这些东
西，到了路上，吃食用品比钱管用。大多数时候只能拦到拖拉机，顺路走十几里地，当作歇脚。其余的时间只靠两条腿。每人背一个大包，颤颤巍巍地摸着路沿走，一边是石山，一边是悬崖。迷彩胶鞋走破了几双，有时运气好，能搭到解放车，就激动地把包里一半的物用都给了司机：手电筒、雨靴和一些压缩饼干，司机也情愿拉他们。他们就蹲在木箱子中间，用篷布盖着头，免得被路上的卡子发现。父亲的一个伙伴，在解放车行驶到一条江边的时候，用力挥着手臂，掉下山崖摔死了。剩下的人都跳下车朝山谷里叫喊，没有回应，解放车司机走下来瞅着他们，把装着手电筒和饼干的帆布包踢回给父亲，翻上车走了。
而通往西藏的路上，险象环生，也有的患了什么要命的病，被伙伴扔下了。父亲说，有一天太阳很大，一个伙伴扑进湖里游泳。没想到水冰得彻骨，四肢顿时就抽搐了。父亲几个把他捞上来，当天夜里，他咳嗽不止，得了很重的感冒。接连几天，每日只能行十几里。后来他开始吐血，脖子肿得像汽车轮胎，没几天就死了。父亲和同伴，用路边的碎石把他埋了，插了几根桃树枝。淘金的人脑子狂热，即便路上死人常见，他们也拼了命地往西藏发财（返回的路也不好走，只能硬着头皮往高原上）。
格桑听到父亲的讲述，脑子里总会有些奇怪的想法：他想，如果父亲那时候死在了西藏，自己会在哪里。他怪自己思想悖逆，但事实上，他觉得关于小说，所有的设想都无可避免，这是作为自然人的必需体验。就如同父亲和他的伙伴，他们的发财梦，本身就背离了道德。
格桑对父亲说，你发了财，并且活得不错。
父亲说，那时候，他们走到了日喀则的山地，去山沟里散布的村落和寺庙里寻宝贝。到西藏之前，他们已经看了淘金指南，外国人写的，说西藏遍地是金银。事实同样令他们欣喜。父亲走进藏族人家，用背包里的货品换了成箱的玉石珠宝。父亲感到惊讶的是，西藏人似乎并不看重这些。淘金者发财了，他们不再想起死去的伙伴。
父亲终于说，他差点没了命。到西藏的第三天，伙伴们继续走访牧民的帐篷，父亲借了猎枪去沟里打兔子。走得越来越远，看到一片冻湖。父亲穿着雨靴在湖面上滑冰，猎枪是他的拐杖，滑倒了几次，父亲愈发兴奋，滑向湖心处。
层层叠叠的阳光堆在草原和湖面上。父亲感到一阵晕眩，冰面剧烈地抖动，把父亲整个吸进了水里。他在水里扑腾了几下，很快，冰面恢复了平静，除了湖心处留下的一个窟窿。
他再醒来的时候，躺在一个牧民的家里，厚厚的羊毛毯子压在他的身上。屋子里生了火，空气干热，有草木混杂牛粪的气味。父亲抬起头，牧民家的女主人和孩子一齐朝他望过来。一屋子老少七八个人。一个孩子跑出去，叫他阿爸进来。
男人走进来，抖了抖身上的草枝。
他说，醒来了吗？
父亲头沉沉的，没有说话。
他说，这时候的湖不能下，看上去冰冻得很硬，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
父亲说，是你救了我。
男人端来一碗茶水，说，我正好放牛回来，看见湖中间一个窟窿，以为是牛掉进去了。走过去一看，是个人。
父亲坐起来，抱住男人的手。
他说，你是汉人，来做生意的吗。
父亲点了点头，喝了几口茶。
男人说，起来吃点东西，来几杯酒吧。
父亲靠在火炉边上，披着一块羊皮袄。他使劲地回想掉进冰湖之前的事，很多想不起了，只记得当时剧烈地下坠，身体很快失去了知觉。父亲命大，碰上了善人，他面容局促，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个陌生的男人。
几个孩子围在父亲旁边，好奇地望。父亲看了看，五六个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来岁，最小的躺在妈妈的怀里吮着奶水。
父亲说，都是你的孩子吗？
男主人手指团着糌粑放进嘴里，嗯了一声。
父亲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孩子。
男主人看了看妻子，很勉强地笑了笑。
他说着很生硬的汉话，女主人看起来听不懂。男人说，难，有两个饿死了，家里唯一的牛经常得病，孩子吃不上东西。
父亲看了一眼简陋的石头房子，光线很暗，中间生了一个火堆，干草枝堆在屋角，横斜地搭着几块木板。父亲站起身，找自己的背包。藏族男人从屋外取来了父亲的包，上面堆积了一些盐渍，交错着白色的歪歪扭扭的线条。父亲打开包，夹缝里的纸币都已经粘在一块。他小心地撕开，给了藏族男人。男人腼腆地笑，说，要走了吗？
父亲取出了手电筒和两罐可乐，塞给了男人的孩子。他点点头。
天已经黑下来，父亲问湖的方向。不远。他走回去找到了伙伴，伙伴正坐在牧民家里啃煮肉。父亲看到了堆在角落的几个箱子，跟他们坐下来。
伙伴说，明天就回去。他们互相挤眼睛，父亲知道，这些东西足够他们下半辈子生活了。
第二天，父亲告别了伙伴。
他说，要在西藏待几年。父亲帮伙伴们背上箱子，拍拍他们裤腿上的泥尘，伙伴们没再说什么，也没问昨天晚上父亲去了哪里。他们觉得这个走失的人应该是发了别的财，他们驮着箱子艰难地离开了，日光一缕缕地打在他们几十日来黑红的颧骨上，走向冰冷的灰色草原。
父亲说，他就留在这个村子做了老师。
格桑看着窗外，他把父亲的叙述梳理了一遍。他发现，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无法起笔。也许因为这是父亲的往事，他写出来，必须成为他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格桑反复做了几次提纲，把小说的结构写在稿纸上，他有些犹豫，草草画了几遍，又撕了扔进垃圾桶。
父亲告诉他，因为他在西藏的经历，所以给儿子起名叫格桑。格桑是西藏遍地盛开的一种花，小小的，几乎绣满每个角落。在高原上，它明媚顽强，父亲很惊讶格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作者，他要格桑写出他的传奇经历。父亲是个商人，在他眼里只有钱和面子。但不得不承认，他很会做生意。
一九八零年前后，很多如父亲一样的人，涌进深圳改革开放的浪潮。那时，前途未卜，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父亲下海淘金，做起他的本行。很多人被淹死在海浪里，而大多数人看到海潮汹涌，没走几步就退却了。
父親掉进过冰窟窿，所以这些风浪对他来讲不算什么。他的伙伴，在回到老家以后分了财宝，一个不知去向，一个留在深圳。留在深圳的那个，着实过了几年好生活，但好景不长，他去外地赌博，把变卖财宝所得都输尽了，后来人进了监狱。
格桑把父亲的几个伙伴都写进了提纲，不过是以支线的形式出现的，他尝试类似于蒙太奇的写法，把相似的片段迭摞起来。在格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他想去西藏看看，但几次都犹豫不决，像有什么东西在牵着他。
深圳像一个迅速成长的孩子，短短几年就生成壮年。现代的城市对格桑的冲击很大——他几乎是与深圳同时成长，从前的一个海滨小镇，到如今高楼林立，商区繁荣，似乎全中国的人都向这里涌来。格桑续了两杯咖啡，坐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写。他抬头望了一眼，墙面的巨大滚动日历上，写道：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星期三，深圳腾飞。
格桑回到家，说，我想去一趟西藏。
父亲愣住了，他问，你多大了。
格桑没抬头，他把白天的手稿整理在一块，用夹子别起来。收拾了半晌，他说，二十。
父亲把烟头掐灭，说，二十岁了。该去西藏了。
格桑望着父亲的脸，辽远而空洞，他很少这样。二十年以来，父亲一直生活得风生水起，从未有什么挫败。他想去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为他补充生命里的细节。
他没再说什么，二十岁，一个人已经足够面对了。他不想成为父亲的影子，并拒绝他所有的帮助，以至于父亲提出让他去自家公司上班时，他着实痛苦了一阵子，但终归他走上了自己的路。
格桑在收拾行李，父亲走进来，给了他一张字条。
他说，你到西藏以后，去这个地方。是他救了我。
格桑抹平字条，看了好几遍。
父亲脱掉外套，抱住了格桑，他肥胖的肚子贴在格桑的胸脯上，热乎乎的，有些酒精的味道。父亲说，你长大了。格桑的眼睛泛起酒精样的湿润。他坐上到西藏的飞机，又转了两次大巴车，第二天下午踏上日喀则山地。他按照字条上的地址，来到了一个村子，村子在山沟里，格桑坐着村民的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开到地址上的人家。
这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格桑爬到山坡上，有个老阿妈在捡牛粪。他追上去问，老阿妈听不懂汉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格桑指向山沟里的房子，老阿妈似乎明白了，她摆摆手，往一座山背面看过去。
阿妈的小孙子说，这户人家搬走很长时间了，搬到了镇子上。
格桑问，在镇子什么地方。
他说，不知道。
格桑跟老阿妈告别，望了一眼这座石头垒的简陋的房子。他的心剧烈地跳动，又感觉从未有过的平静。山腰挂满了五色的经幡，黑牦牛星星点点撒在山脚下，一条河水流过去，彩虹色的光斑映在格桑的眼镜上。
格桑去了父亲曾经工作的学校，拍了几张照片。他搭了一辆东风卡车去镇子上。
格桑问司机，这所学校十几年前有位姓白的老师吗？
司机说，是汉人吗？
格桑点点头。
司机说，好像有过，又好像没有。这里许多年来经常有汉族老师，大多三五年就回去了，记不得了。
格桑垂下头。
司机问，你是内地来的吗？
格桑望着车窗外光秃秃的石头山，轻轻地嗯了一声。
司机大笑起来，说，你看起来像藏族。
两个多小时后，东风卡车驶到镇子上，格桑走进一间茶馆，要了藏面和甜茶。茶馆只有两排桌子，五六张，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杂物。格桑坐在门口的位置，嚼着面条。房梁底下的铁架上的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京九铁路”的建设进程，即将开通，由北京连通深圳。格桑四处张望，茶馆的女主人忙前忙后，给格桑递了一小盘点心，刚过了饭点，屋子里只有格桑和茶馆的女主人。
格桑到西藏已经有两天，他自然而然地构思起小说，包括父亲这次让他寻人的经历，包括他在日喀则小镇的所见所闻。他的内心盈起了一种宏大感，西藏厚重高原的天空和草原，让小说不再单调。老板娘很热情，一直看着格桑，但并不抬头，而是低着眼瞥。格桑也不抬头，他不愿与生人对视。他用力地嚼着藏面，用甜茶把硬邦邦的面条送进胃里，他想赶紧走了。
一直到出门时，与一个藏族汉子擦肩而过，格桑快步走进阳光里。他手心捏着那张字条，突然身后有人在喊——来自一个粗壮的男人的喉咙。
格桑，是格桑吗？
格桑怔住了，这个声音顿时击垮了他疲惫的身体，在阳光里，打了几个转，一次又一次钻进他的耳朵。格桑回头，看见茶馆门口，刚刚走进去的高大男人塑像一样定在路边，举起一只手。风静止了，格桑呆望着没有尽头的路。
他盯着藏族男人的脸，缓慢地挪着步子。他回到了茶馆的羊毛卡垫上。
女主人来来回回地走动，被桌角磕了一下，按着腿进了后厨。中间是暗红色漆成的长条桌，男人与格桑对坐，两只大手不停地搓动。女主人端了一壶茶出来，茶具精致可爱，镶着金丝边。一个细脖壶，六只银杯。
男人的脸孔很深情而严肃，他开口了。
他问，你叫格桑吗？
格桑说，嗯。
男人回头看了看女主人，她的眼泪已经浸透了面庞。
格桑念了字条上的地址，问，你认识一个姓白的老师吗？十多年前他在这个村子里当过三年老师。
男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星子，格桑明白，父亲的恩人找到了。
这无疑太过幸运，上天把一切经过都安排地妥当，格桑想，事情到这里，应当完整了。十几年后，自己替父亲来到西藏，当面对恩人致谢，这就是小说的结尾——他顺利地延续了父亲与西藏的缘分。他想尽快把这篇未完成的小说写出来。
男人把格桑带到后院的卧房里，燃上了香。
格桑打开电脑，一行一行地回忆。来到西藏，他的思路打开了很多：见到了小说的当事人，又在小说的發生地。格桑很快写好了底稿，天已经快黑了。他打开电子邮箱，同时写了两个地址，一个是杂志社的编辑，一个是父亲。
这时候藏族男人趴在窗口上叫格桑。格桑没有发送邮件，合上了电脑。
他们坐在下午的位置上，女主人扶着丈夫的肩膀，站在后面。
他说，你父亲还好吧。
格桑笑着说，一切都好。
男人的手把弄着桌下的小狗，眼睛望向墙角，他点了一支烟，开始叙说一些往事。格桑读过关于格萨尔王的传记。他想象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像是格萨尔王传的传习者。格桑拿出纸笔，草草地记录男人说的话，拉开与父亲所讲述的不同的往事。
他说，那应该是一九七五年，日子过得穷困，我每天去山上放牛，早出晚归。牛是村里大户的，我替人家养，他们给我工钱和吃的，勉强够生活，有时候碰上善心的老板，入冬时给我一些牛肉和奶渣。妻子去邻居家里借一些牛毛，织成毯子，并没有别的收入，孩子饿得呱呱叫。
秋天的一个下午，你父亲掉进了冰窟窿。我把他救回家，他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了我，还有一些新奇的小玩意。我们没见过这些，孩子们高兴了很久，那个手电筒现在还留着。那时候孩子们抱着它睡觉，更让他们高兴的是，你父亲留在村子里当了汉语老师。最初我不赞同孩子学汉语，你们汉人的生活，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我信你父亲，他不是来做生意的，诚实有善心。
我把孩子交给你父亲，他也很愿意。他说，西藏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西藏，学汉语。我也会一些，是跟生意人打交道学的。想想也是，孩子不能再像我一样活了。
过了三年，你父亲几乎和我成了一家人。我没有别的兄弟，你父亲也没有亲人。有一天，你父亲说要走了，我很惊讶又很失落。但没问为什么，你父亲最后一次来到我家里。
他把院子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给马喂上草。这里像是他的家。
你父亲说，孩子这么多，你养不活。
我羞惭地低下头。
他说，我把最小的带去内地，二十岁时叫他回来。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
我没有问孩子母亲的想法。就像把小牛从母牛的乳头上扽下来那样残酷，我不忍让我的妻子承受更多悲痛。把孩子留在我身边，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饿死。
于是你父亲走时，把我最小的孩子带走了。那是一九七八年，他三岁，现在应该已经二十岁了。
他的乳名叫格桑。
藏族男人的故事讲完了，与格桑父亲的故事同样简短，如同格萨尔王传只唱了十分钟。茶馆的门半掩着，屋外狗吠声不停，这部关于父亲的小说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格桑未曾想到，他也是小说里的人。
格桑的脸平静得如同阳光底下那个岌岌可危的冰湖。
他站起身，穿过幽长的厨台回到卧房。打开电脑，他把藏族男人的故事补充在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并不算补充，他只是把这个片段缀在了最后，他喝了一点酒，脸泛起潮红。这部小说的确好了很多，故事不再是单线叙事，显得厚重了。他感觉有些缺氧，把窗子打开，一只蛾子飞了进来。高原反应终于来了，格桑剧烈地喘气，在键盘上写下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的伦理中，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格桑点击了保存。再也没有什么阻碍，那一个晚上，他的泪水崩溃了。他的二十岁，至此被完全虚构——命运给他讲了个充满玩笑意味的故事。
格桑昏睡了一整天，他梦见山腰里斑斓的霓虹和经幡，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石头垒砌的房子。他骑马穿过草场，马儿在河边喝水，一颗大的火热的太阳笼罩整个山地和峡谷。秃鹫盘旋在空中，村里的人死去，一种神秘的咒语从身体里传出来，伴随着琴声，他梦见一个很小的孩子，睡在襁褓里，屋外男人在劈柴。火炉烧得很旺，快要冻死的乞丐躲在火堆里，红色的烟升起来。他躺在天葬台上，脚边僧人在念经，雨水浸泡着身体，慢慢地分解成肉块。梦被洗干净，留下一片孤独的漆黑。
格桑醒来以后，藏族男人带他去了寺庙。
喇嘛为格桑加持，给他起了名字，叫格桑达瓦。喇嘛带着格桑，从神山脚下转了三圈。格桑感到头晕，太阳射线聚在他的头顶，他和藏族男人坐在寺庙旁边的草坡上。
男人问，你在写什么东西吗？
格桑说，写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事。
男人眼眶红润，手指抠着地上的泥草。他说，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养育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坏，我都不知，但你来自喜马拉雅，你的身体里流的是高原的血。
格桑点点头，他向男人要了一支烟。
他说，命运如此，谁都没法左右。
河水枯了一半，河滩上的石块裸露出来，远处雪山底下风马旗哒哒地抖动。
格桑说，风那么远，没有一刻停止，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却是像风一样返回故乡，我听不懂你们说的话。但生命却是无穷的人赐予我的，在它来临之前就决定好了。
男人说，白老师是你的父亲，格桑，我想你能学些藏语，我知道这很难。对于我们，如果没有藏语，那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格桑问，月亮怎么说？
男人说，达瓦。
格桑笑了笑，问，那父亲呢，怎么说？
男人说，阿爸。
格桑打算在一周后回深圳。关于之后的人生，他还没有想好，但写小说注定是他血肉的组成部分。白天他在茶馆帮忙，女主人总是用怜爱的目光望向他，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女主人不会说汉话，只能打简单的手势。但他会偷偷落泪，他把这种直白的交流想象成母亲温柔的爱。对于母爱，格桑并不理解，活在阳光下的人，却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隐衷，并无恶意，而是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让他不断地惊讶和包容。
男人借了东风拖拉机把格桑送到城里，临走时给了他一个包裹。格桑走进车站，回头望了一眼这个高大苍老的藏族男人。
他挥了挥手，低声说了一句，阿爸。
深圳的天气一点也没有变，比起高原的清冷，这里依然拥挤沉闷。父亲开着奔驰车去机场接格桑。
父亲也是老样子，红脸上总浮着笑，他问，见到了吗。
格桑说，嗯，他给你带了东西。
格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男式藏袍，还有一个锈得发黄的手电筒。格桑给电筒换了电池，推动按钮，一束遥远的光照向海面。
父亲与格桑坐在海边的石阶上。
风就这样吹着，从喜马拉雅的高原顶部吹向深圳海湾。风知道所有，又把一切吹散。有时热有时冷，有时凝固有时融化，海面上腾起鸥群，格桑看到，这与西藏盐湖的水鸥一样。一样的人间，一样的充满秘密。
鱼游至此
张况送了两条鱼过来——用一只浅绿色塑料袋装着，袋子痉挛了几下，之后就不动了。门响了一声，我站在张况对面，妻子坐在镜子前描眉毛，她翻出床板底下的一瓶酒，撬开瓶盖，给张况倒了两杯。她一手掩着没画完的半截眉，放下酒瓶回卧室去了。我与张况已几年没见过，他问了我几句，侧身挨着客厅右边的小沙发，望向阳台角落里的烤瓷花盆。
我说，这几株山海棠怎么样。
张况笑笑，他嘴边的八字胡翘起来，说，家中的花开得早，公园里的海棠还没放骨朵呢。
这是去年四月从湖边移过来的，当时以为种不活，没想到，活了一年，今年又开了。黛云照料得好，我经年不在她身边，黛云管家里的事。
黛云喜好养花吗？
算不上喜好，只是家中清闲，爱找点事做，以前养猫，后来猫投进水缸淹死了，她因此狠狠哭了一场，从此看见猫就低头了。
张况说，我知道，你们结婚有几年了。
四年多，黛云是个孩子，身上的稚气还没脱尽，她上学时就比别人晚熟得多。有些花开得晚，花期却长，有些花恰相反。
我给张况倒满酒。
这是我们结婚时的酒，当时在马来西亚，听说有个村子专酿结婚的酒。东南亚的天气太潮湿，酒浓，还有些粮食和花朵的霉味。
张况说，倒有些唐代的酒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他捻了几瓣山海棠丢进去，这又有些东洋的风味了。
可惜是清早，也无雪可下，马来西亚不下雪的。
我同张况碰了几杯，送他出了院门，黛云在窗臺上看着我俩，披着一块玫红色的披肩。我进了屋，从背后抱住黛云。
张况还是每年这个时候送鱼来吗？
过几天清明了，昨晚做了梦，祖母在田边，河里鱼游得很多。忽闪忽闪的鳞光，祖母抱着一个竹筐，朝我笑。
祖母许是怀念打鱼的日子了。
黛云的故乡河网密布，鱼多，形状各异。祖母自小领着黛云穿梭在河流中，天晴时，看得到远古画本中才有的样子的鱼。我自然没见过，黛云的祖母很早就走了，黛云跟叔叔离开了故乡，也没再捕过鱼。
许多年了，黛云从没回去过，我几次想陪她去看看，她说不必了，那里如今不知已变成什么样子，回去也找不到家门。听黛云说，祖母变成了鱼，一种能飞起来数米高，长着银色翅膀的鱼。那时候她在河水中，穿着贴身的潜水服，钻上钻下，鱼儿围拢在她的身边，沿着河流的朝向荡起一个个漩涡。河网中的人都知道，祖母是大鱼变的，最后她的死，是变成了她本来的样子。黛云从不食鱼，那时候，祖母家有大水塘，打鱼回来，鱼儿就放回水塘里，一千条，一万条。祖母说，这些鱼在阳间的生命只有几年，在阴河里是水中的神灵。水塘里有一个通往马来湾的涵洞，鱼儿的一生，在涵洞中游，人间的几年里，它们只是经过了一个狭长的水沟，马来湾，才是它们真正的家。
它们在涵洞尽头，彼此剥开鳞片，血汩汩地冒出来。河水尽头的岸边，总是有一片红树林，那是鱼的血。一条鱼回到大海，就救活了一个世间受苦的人。
黛云的家离海很远，祖母也没见过海。
去把鱼放进浴缸里吧。我吻了黛云的头发，跟她说。
黛云没看我，踮着脚走到门廊，突然怪叫起来。我过去看，两条鱼已经翻白了肚皮，翅膀张开得很大，仍微微翕动着。
它们没等到清明，可能是太老了，也或许厌倦这里的生活，早早地去红树林了。黛云长吸了一口气，接满浴缸的水，把鱼滑进去。祖母昨天说，水塘的水草太多，淤泥也满了，让我去清理。这些鱼，许是被水草裹住了翅膀，勒死了，他来的时候，就死了吗？
谁？
张况，他送鱼来的时候，就死了吗？她的手在浴缸的水里摆来摆去，像鱼又活了过来。
我说，应该是，谁都没法预料生命的事，正像你说的，鱼游进海水里，救活了两个人。
黛云冷冷地退出了浴室，坐在客厅的垫子上叫我。
马来西亚的海风是咸的，咸得发苦。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一年里最闷的季节。其实四季都差不多，却总感觉那时候透不过气，许是喝了这酒，身子没有力气，眼里都是鱼卵浮在海面上。
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像晕船，又像是将人蒙进密闭的鱼腹里，腥腥的，有种在树林里做爱的味道。
黛云低下头，她倒了半杯酒给我，又给自己斟满。山海棠花瓣浮在杯沿上，我怔了怔，黛云端着张况的酒杯，深深地吸了一口酒。她拥住我，脱掉披肩，阳光从树隙照进来，打在她雪白的胸脯上。
我和黛云很少做那事了。结婚前几日，我们在马来湾，黛云腰里系着一块红棕榈的宽大叶子，身上湿漉漉的，在林子里跳来跳去。我拿着一根树杈，林子人很少，偶尔有马来的原住民上树采橡胶，他们也在这片密不透风的树林里玩窒息的追赶游戏。马来人很友好，他们皮肤黑一些，看到我们，用奇异的眼光扫视过来。黛云更兴奋了，在别人的注目下，躲在大棕树的后面，欢快地扭着腰肢。我想起过去的事，耸着脖子笑。
黛云系好吊带裙，似有似无地说，叔叔打过电话，快不行了。
我煮了汤面，说，吃过饭去看看，他从九岁把你带大，毕竟很辛苦，也没生养子女，死后只有你去坟上烧点纸钱。
你陪我去吧，你只见过他一次。
所有关于叔叔的事，我都只是听黛云说的，寥寥几句，再问就不肯说了。黛云对叔叔的感情，我始终捉摸不透。她说，祖母死时，叔叔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带着她离开了老家。叔叔对黛云很好，他没有妻儿，黛云就是她的女儿。他经营着一个水产门市部，赚的钱一分不少花给黛云，不算富裕但足够生活。后来黛云上了高中，十七岁，从叔叔家里搬出来，从此断了联系。
该去一下，血从父辈的身体流向你，不会变的。我几次怨黛云，说她感情太薄，黛云埋头弄着花，把干枯的叶子捋顺，添了一抷肥。
黛云与我去到叔叔的家。那是海边的一处沙滩，路尽头是叔叔的水产店，已经十多年不做了，盘给了当地的渔民。我们沿着海滨的卵石滩走下去，叔叔的木房子建在浪潮浸没的地方。
张况在院里抽烟。
我远远地看见张况，低声问妻，张况也来了？
妻捧着手中的黄色花丛，都是老家的人，叔叔没有依靠，他有时候来看看。我向张况招了手，他有些窘迫地背过我，向屋里探了一眼。叔躺在床边，地上撒着渔网，他像一根旧鱼竿，脑袋左右高低地颤抖着。
黛云。叔干枯的眼睛在屋里摸索着，他似乎用鼻子嗅到了黛云的味道，喘着粗气。
黛云轻微地哼了一声，只有她自己听得见。
张况跟着进来，立在一边。叔叔的眼直勾勾地盯着黛云，头仍摆动不停。屋中不时飘来一股恶臭味，呛得我打了几个喷嚏，黛云坐下来，远远地看着这个随时要折断的老人。
我拍了拍黛云的肩，叫她坐近点，好说话。叔叔的眼睛扫视着黛云，又看了看我，唇干巴巴的，用力把身子倚在床头上。我转过身，跟张况出去。
怎么成了这样。
不知道，他的眼睛盲了，只能看见一点亮。不晓得是患了什么病，他去岛上的疗养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不住了，我接他回来。
岛上没说是什么病吗？
不说，签了保密协定，只跟亲属讲，黛云应该知道的。
我和张况坐在院门口的石板上。紫红色的霞从海面映过来，三三两两的渔船落在岸边，潮水涌起。贝壳翻了几个跟头，嵌进沙子里，我的鞋灌了一坑水。
几年前还好，叔叔来我们的婚礼，喝了很多酒，随了礼钱就回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黛云的叔，他身体不错，穿着蓝色的呢子西装，皮靴打了棕油，精神很足。唯一不合适的是他头顶的草帽，在礼堂里有些突兀。我跟黛云说，结婚毕竟还是要亲人做见证的，请叔叔来吧，黛云摇摇头，说简单一点就好，不用专门去请。而叔还是到了，一个人坐在一张空桌子上，喝了一瓶酒。我與黛云过去，敬了他一杯。黛云低着头，眼泪把下睫毛冲溃了。我搂着黛云，让她谢叔叔的多年养育。黛云搁下酒杯，跑去厕所了，叔叫我跟去，后来就没再见过。
张况说，当时他的身体已不太行了，店子变卖了，一直在岛上治病。你们结婚以前，他去打了半个月的点滴，不过那时，他眼睛还看得见。
怎么盲的，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从监狱出来，应该是喝酒害的。
冰凉的海水又一次涌进我的鞋口，脚心像火烧一样，我愣住了。犯了什么事，怎么进了监狱。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好像黛云也不知道。
强奸。
我背后一阵冷，海面上的腥风吹进我的眼睛。
黛云从屋里踱到栅栏边，轻得没有一点声音，你们来抬一下，叔死了。我望向她的脸——没有表情，嘴角挂着几粒冰凉的水珠。
我和张况把叔抬到院子里，放在废旧的床板上。张况陪妻进去，收拾老屋，我打电话给火化场。那边说，过几天清明，公墓人手不够，得停几日。我心里酸酸的，像坛子里醋泡腌鱼干的味道，我的家人死去，都没这么难受，也许是心疼黛云，她再无亲人了，唯一的叔叔以这样的方式草草地离世。黛云从不会表现自己的悲恸，她的脸总像冬天的海水一样冰冷。她把所有的故去的人和事都忘了，我无从知晓。
黛云拿了几件旧衣服老皮鞋出来，火化时要一块烧了。我偷偷地看着黛云，除了刚刚那几滴泪，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的情绪。
锁上院门，黛云把海棠花插在栅栏的缝隙里。我叫来了火化场的工人，他们把叔叔抬上货车的尾厢，顺着卵石路开走了。
回到家，我倒了一些酒给黛云。
别太难过，我去放个唱片，你早早睡，过几天给叔叔办丧事，还得辛苦一阵。我抱黛云上床，酒搁在小茶几上。
我们回一趟老家吧。
黛云从未提过回家，她似乎没有家。有时我摊开地图，她也只是目光闪躲，不愿与我多讲。
好，我看看车票。
黛云睡着了。我坐在露台上，想起今天和张况的对话，张况似乎在隐瞒什么，像是不愿告诉我。喝完黛云剩下的酒，我卷进被子睡了，黛云怕冷，我们各自盖一条单人被，偶尔起夜时，她蜷缩在床尾。我爬起来点一柱茶香。
我约了第二天医院拿就诊单，黛云还没起床，我去公园跑步。我找了一间咖啡厅，打电话给张况，他正在附近，我说过来坐坐。
张况在玻璃橱窗外跟我摆了摆手，走进来。
火化场我又打过电话，添了些钱，说可以给我们先做，尸体没必要停太久，没人守灵，又赶上清明，你们回一趟家，把骨灰扬过去。
你想得周到。我抿了口咖啡，黛云跟你说了要回去的事吗，她这许多年从没回去过，这次叔死了，也好回去看看。
没说，是叔提过，死后要回去见他母亲。黛云不愿去，她心肠软，怕回去了，再不是以前的样子。
是，你呢，你要去吗。
我前些天才回来，鱼就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死了，这些年鱼都过不好，没几条能回到马来湾了，鱼救人的命，人将鱼杀绝。
张况笑了笑，跟我碰了一下杯子，咖啡漾出来。
我问他，你知道黛云的祖母吗。
嗯，她是河神的化身，你听过那个大水塘，那时候，她白天在河里游，晚上月亮升起来，就在山谷里挖水塘。她的手指成夜地流血，几乎流干了，后来指甲全剥落了。一直到水塘挖好，她的手指已经全磨掉了，只剩下两个光秃秃的手背，像鱼鳍一样。
我咽了咽口水。
我不太明白，鱼在河里好好的，为什么要丢进水塘呢？
水脏了。张况吁了口气，仰在沙发上，我没再追问关于祖母和鱼的事。
黛云的叔是怎么了？
你们结婚的那天晚，叔走回海滩，已经快到夜里了。有一群孩子在玩水，风很大，灯塔的光也散了。一个孩子倒在了水里，叔冲过去，把她抱了出来，当时周围没有人，孩子们都吓坏了，跑的跑，哭的哭。
我说，海水那么深，晚一步就没命了。
是，差点死了，叔救出孩子时，全身湿透了，是抓住一条废船的桨板才挣了出来。
那怎么会——怎么会被押进监狱了。
他强奸了那个女孩。
我垂下头，胸闷得喘不过气，头皮同针扎一样。
黛云知道吗？
嗯，她叫我去公安局办理手续，后来好久没联系，叔从监狱出来，喝劣质的酒，从头天喝到第二天，这样过了快一年多。
张况仰起头，把咖啡倒下去，他有事要走。我独自在店里坐着，昏暗的灯光映着我的手臂，影子浮在桌面上。我摩挲着医院的报告单，那是一周前做的检查，没跟别人说过，包括黛云。关于这件事，我只当是一个陈封的缸子，藏在里面的，无需再带给谁伤害了。
黛云煎好猪排等我，桌上有些野菜和酒。
我问她，叔的丧事大都安排好了，到时候请个术师，念念经，就火化掉，是不是太简单了？
黛云说，快吃吧，凉了，都听你的办。
叔坐过牢，你知道吗？我低头吧唧了一口猪排，冰冷僵硬。
她頓了一下，右手的叉停在空中，嗯，张况说过，现在还说这个干嘛，人都死了。
人死后就成了神，赤裸地来，赤裸地走，所犯的错事也不过是尘世的蒙蔽罢了。你别怪他了。
黛云憋红了脸，泪噙在眼眶，她把叉指向我的脸，说，你不会明白，一条鱼费尽一生的气力游向红树林——最后才发现，它所做的一切修行，不过是人案板上的一块肉。我捏着黛云的手，把她放在椅子上。
叔叔在第二个清早被火化，除了黛云、我和张况，没有别人来参加葬礼。叔没有朋友，确切地讲，是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人们都觉得晦气。工人拿铁锨铲出骨灰，装进准备好的红木盒子里。热腾腾的，坑里散发着焦臭味，不时有几条乌鸦的灰影掠过去。火化场的来客都对着自己亲人的盒子大哭，柳絮随着燃烬纷飞，一片黑白分明。
清明前两日，我和黛云坐上了西去的火车，她把骨灰盒塞进行李箱，怕给车上的人不方便。火车晃晃荡荡，骨灰在盒壁激烈的碰撞，不时听到骨头在火箱中燃烧碎裂的噼啪声。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旅行，于我而言，像要揭开埋藏很久的秘密，而对黛云，她不知道故乡意味着什么。我睡着了，黛云一直望着窗外，山密密麻麻，似乎在热带雨林中缓慢流淌的河水，十多个小时以后，黛云叫我。
到了。
我听见她的声音，往模糊的玻璃背面看过去，这是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黛云的手颤抖着，从行李架上拿下箱子。外面雾蒙蒙的，有令人作呕的湿气，这个时候，黛云不愿说话，她从来是这样，在凝重的空气里，她就患了失声症。若不是身上的背包，黛云的背影就像一株枯瘦的芦苇。
我不打扰她，跟着她走，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我实在很少走山路，中途打断司机，吐了几次。几乎走到了小镇的边缘，岩壁上的水泥路勉强够一个车通行，我闭上了眼，醒来时，黛云指向远处的山坳。
黛云清晰地说，这里就是她小时候的家。我把手搭在她肩上，点了点头，她像一个孩子，我远远地看着山坡上升起的烟子，看到了她九岁时离开这里的模样。她没再长大，直到现在还是那时的小女孩，各样大小明媚的花会开满山坡，她自顾自地游，并无目的。我抱着叔的骨灰盒，随黛云来到了旧房子。乱草已经长满了，长期雨水的冲刷让房板开了很多裂口。她卷起裤管，从草丛里锄开一条路。
祖母在时这里一定很美吧。
那时每个季节都不同，各有各的样子，现在这会，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鱼在水湾里产卵，三两个月，河流就热闹起来了，每条鱼有不同的样子，也有各自的使命。
黛云拿出一把钥匙，打开老屋的门。堂屋像一座庙的大殿，中间供奉着桃木神龛，这应该就是祖母。
黛云上了三炷香，以前人们信奉河神，祖母死后，经常有人来拂拭灰尘，后来水彻底脏了，鱼都死进藻里，没人再来。
我问，那水塘呢？
水塘越来越小，起初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替祖母把鱼放生，后来他们都死了。
黛云带我来到河边。
河水里长满了红色的藻，铁锈样的污泥沉满了河床，水流只有浅浅一层。河水拐弯的地方堆着掉色的塑料袋和烂水瓶，飘满恶臭味，偶尔有几条瘦鱼在泥水里翻滚，瞪着可怖的黄色眼睛。这里的鱼，同张况送来我家的一样。
后来，鱼不会游去海里，它们已经忘了属于大海。
我想起家里的浴缸，说，张况送来的鱼，没出水就死了。
黛云褪掉上衣和凉鞋，跳进红色铁絮的水塘中，她纤细的脚踝，像鱼尾一样拍打着水花，淡淡的红色波纹，把她的头发梳开。黛云光滑的脊背，在阳光下变得透明，风掠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她爬上岸，打开叔叔的骨灰盒，将骨灰撒进水塘。我靠在石头上望她，陌生得像山里随意生长的一棵树。她的手指细细地扬着灰，直到树缝里染了暗红色的霞光，她飘过来躺在我的腿上。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知道树林里不止我们两个。
我拈着她的头发，说，还有当地的猎人。
不，你和她们也在树林玩过捕猎的游戏，她们的皮肤黑黝黝的，头发绑在腰里，屁股小巧有劲。我在酒店的窗台边看到了，喝了很多酒，但我没睡。
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算不上对你不忠。
鱼只能活一次。
人也一样。
黛云解下抹胸蒙住我的眼睛，人比鱼难过得多，鱼只想一直游，一直游，游到马来湾，而人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平白无故地来，或者走。
我听见黛云转过了头，她说，爱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太单薄了，叔叔爱我吗？
我说，爱。
黛云在黑暗中狂笑起来。
他不爱，他把我当作一个玩具，从九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女人。我裸露在他的面前，眼看着他狠狠地压在我的肚子上。我是什么呢，是一个妻子吗，还是一条将要卖上市场的鱼，我不知道疼，也没有爱。
后来我的下体已经没有感觉，与你在一起时，早就麻木了。有时夜里做梦，我回到河流中，其实是小便失禁。
我最爱春天，那时鱼儿产卵，空气中有生命的味道，我想给你生个孩子。我看到了你医院的报告单，你没病，你可以生育，是我不能。
我为什么没有在九岁的时候死去，为什么父亲的弟弟，把我当作妻子——我应该恨他吗，为什么没有人能救下我。
黛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从蒙着的抹胸中挤出来，已经浸透了胸膛。我抱起黛云，轻轻地抚摸她的身子，把她抱回老屋。
我们抓了两条鱼，放进塑料水桶中，说过几天，多去海里放生几条鱼，以后就不再来了，张况也不会来了。我扶着她，沿着河谷爬上山，黛云头也没回。这里已不再是她的故乡，她的故乡在九岁时，就永远地死了。
我们回到家正赶清明，当天中午我们去海边。叔的房子要被征收了，这里规划了一个海滨公园。黛云说拿到补偿金，要捐给保护鱼类的机构，我笑了笑，那沿海的渔民，不都要饿死了。
黛云把四尾鱼放进海里，人和鱼都一样。
我陪她沿着海滩走了很远。祖母死后，每年清明，她总会放生一些鱼，但这一次，鱼儿已经早早结束了生命，她说，就算死了，放进海水中，回去的路就短了些。
我问她，那天叔叔跟你说了什么？
在那个岛上，他领养了一个孩子。后来进了监狱，疗养院把孩子收回去了，终身不许他再养。他说他罪孽很重，想行些善事。
那个孩子多大了？
十岁，也许是十一岁，她的父母将她扔在海滩上，被人捡到的。
唉，拥有了父亲，又失去了。
我们去岛上吧。
黛云找到了疗养院的主任，在阳光树影下一个台阶边上，看到了那个孩子。她无处可去，呆呆地望着院子里的树，鼻子怯怯地喘气。叔叔跟这个孩子生活了两年多，似乎她还保留着那架木房子的复杂气味。我看到她的时候，她低着头，手里摆弄着一根花枝。我心酸酸的，我没跟黛云说，我想说她或许也被侵犯了。我不是女人，我只是隔岸观火。但那时我庆幸，叔死了。
黛云办了手续，要把孩子接回家。
我说，她在这里不行吗？我们可以每周都来看她，你空闲的时候，都可以过来陪着。我爸妈不会同意我领养的。
黛云愣了愣，跟主任说了句什么，转头走了。
我明白黛云的心思，她与这个孩子一样。她想为自己的过去救赎，同样也为她的叔，但我告诉她，我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回家，再考虑一下。
后来的一天，张况打电话来，说公园的山海棠开得正好，一起去看看。我穿上衣服，带了一瓶酒，床底的酒只剩一瓶了，黛云说，我不在时，她常自己喝一些，晚上睡得好。家里花快枯了，我浇了水，打开窗子，外面是四月难得的晴天，没下雨，雾也散了。阳光透映着花瓣上的水滴，房间里静静的，只有风拍打百叶窗的声音。
张况在公园里坐了一个清早，迎着我走过来。
天气不错，花开得正好。
可惜游人太多，常常变了味道。
张况打开酒瓶，说，黛云跟你讲过了吗？
嗯，我没想到她这些经历，她总是很神秘，在水塘里她像鱼儿一样游着，可她以前，从不会游泳的。我在塑料杯中倒了一杯底酒，张况捻下几片花瓣，放进嘴里。
我们沿着石板路走到湖边，湖里人工养殖了很多鱼，游人观望鱼从水中跃起，溅起几朵小浪花。我抬头，看见观鱼的人群中走出了两个人——黛云斜搭着一块羊绒披肩，手中牵着岛上的那个女孩。
她朝我走过来，说，我们离婚吧。
我望向黛云的脸，又望向张况。阳光很刺眼，毫无顾忌地在湖面上铺开，很久没有这样的好天气了。我吻了黛云的额头，从她的左手边经过。身后阳光碎裂发出巨大声音，斑驳的影子落在石板上，鱼飞起来，涌向太阳。
第二年清明，我又去了黛云的家，河水已经完全干了，祖母的水塘也被填作耕地。在河谷尽头，我看到水洼里，有两条小鱼。
我把鱼寄给他们，鱼腹中藏了一把刀。
编辑导语：
该小说构思巧妙，叙述角度新颖。两篇小说一写人性之温暖，一写人性之隐恶，背后蕴含宽恕、包容等人性之救赎力量。故事情节皆不复杂，读来却意味深长，触人感动，发人省思。这大概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正如有人所说，“小说之精妙在于，你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其复杂性，它必然包含着平白直敘的文章所无法表达的东西。”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责任编辑：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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