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的精神
【阅读导引】“先秦”指秦始皇焚书之前的一段时间，史称东周之春秋战国。我国主要的学术思想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宫逐渐移向民间，自老子、孔子以后，一时大思想家辈出，他们皆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后世称这些思想家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诸子著作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
对于诸子的精神，易中天教授总结道：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
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这些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他呼吁读者为求智慧而读经典，重体验而非结果，不同的人可以从这些精神中各取所需，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
【作者简介】易中天（1947年2月8日-）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方向。
【附文】
我读先秦诸子
易中天
现在不少人都主张重读经典。我自然也是赞成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读？第二，读什么？第三，怎样读？在这里，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永久性的。
那么，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
社会，究竟要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不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还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
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读孔得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比如“克己复礼曰仁”。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對动物的“不忍之心”。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被折磨，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读孟得义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是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
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
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
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
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講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
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四、读墨得力行
后世的“侠义”，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墨子的“行侠”，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
楚国请鲁班做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来见楚王和鲁班。墨子用义理怼得鲁班没话说，又对楚王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这与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鲁班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鲁班虚拟过招。鲁班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鲁班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
于是鲁班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鲁班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只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
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应该学习墨子这样的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读韩得直面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
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的书中，多言民间疾苦；
韩非的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韩非与墨子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
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
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找别的女人吗？（《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弑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一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
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韩非的思想方法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读老得智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
“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
但在庄子这里，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老子》中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老子》的辩证法，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的生存智慧：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要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
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
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
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
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
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
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
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
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七、读庄得慧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
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这正是历史上那些“有为者”反倒特别喜欢《老子》的原因。而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
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
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觉得没有用更好。在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
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归于自然，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
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忘怀。
八、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作为战国时代晚期的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明显带有总结的性质。其《解蔽》篇，则将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所谓“解蔽”，也就是破除片面性。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
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荀子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
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
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这就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了。从这一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荀子说，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所以，他在《荣辱》篇中提出了“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在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就发展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用这样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中国人的话，为先秦诸子的思想画上了一个闪光的叹号！
九、诸子的精神，不朽的精神
这些加起来，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
毫无疑问，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它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比方说，先秦诸子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不宜提倡、应该批判的内容，就没有提及。
我的观点是：
第一，作为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者，首要任务是继承和弘扬经典中宝贵的思想遗产。批判的工作，不妨留给专家们去做。
第二，作为一般的观众和读者，没有必要对先秦诸子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完全可以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
第三，先秦诸子博大精深。除极个别大师外，大多数人阅读这些经典，都难免管中窥豹、以己度人。更何况我们读经典，原本就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智慧。
人生是一種体验。人生的智慧是体验后的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自己。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去体验，去思考。
因此，阅读经典，不能替代体验。追慕先哲，不能替代思考。体验和思考，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完成。这就是我对第三个问题——“怎样读”的回答：自己读，用心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只要有所领悟，有所启迪，就好。
（文章有删减）
（附文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做演讲的讲稿整理而成，转载自2007年7月31日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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