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向
摘 要：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等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问题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的挑战。要解决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坚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要坚持对话协商，排斥生态霸权主义;坚持共建共享，让全人类都能享受到生态福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全人类共同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难题;坚持绿色低碳，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克服生态危机，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关键词：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04
[中图分类号]X2;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21-05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1]538当前，生态问题已演变成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同心协力，共同构建人类美好的绿色家园。
当前，人类社会总体上还处于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取了可供人类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人类无节制的索取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怎样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只有选择生态文明的道路，才能满足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工业文明的代价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的力量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显得十分薄弱，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2]在这个时代，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毫无主体性可言。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主体性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开始把大自然作为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对象，畜牧狩猎、开荒种地，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甚至在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但是，这一时期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破坏不具有全球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总体上还在自然界自身承受范围内，人与自然总体上还能保持和谐。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主体性空前提高，人由前资本主义时代大自然的“奴仆”一跃成了大自然的“主人”。人由過去片面的、缺乏历史主体性的人向全面发展的人转变，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是，工业文明也逐渐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价值观的支配下，人被“异化”成了“消费动物”，造成了严峻的道德与精神危机。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以追求个体经济利益为目标，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碎片化”，当面临全球生态问题时工业文明社会的思路、措施难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所致。西方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对全球形成了示范效应，人类拉开了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帷幕，并延续至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的物质生产取得巨大的进步。但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对矛盾导致了生产的过剩与有效需求的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给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带来巨大的灾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尚未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又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被奥康纳称为第一重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矛盾就不可能被克服。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所有的生产形式）不仅以能源为基础，而且也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3]196，即资本主义生产同外部自然的矛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外部自然条件都像客观规律一样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因此奥康纳强调，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破坏生产条件的一个突出表现。这既与资本追逐利润有关，也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和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3]247—248 。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对自然的剥削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为了节约成本支出，资本家除了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外，还加大对大自然的剥削，尽最大可能促使自然资源廉价化。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必然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资本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漠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只有具备了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后才能进行生产。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4]。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注定了他们只注重眼前利益，对关系到长远发展的生态利益持漠视的态度，甚至为了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无节制地开发只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在高利润的驱使下，他们宁肯冒着“绞首”的危险，也不放弃对高利润的追求。这就是资本，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增值，即使对环境造成破坏也在所不惜。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形式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5]。
（三）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也加剧了对生态的破坏
相当多的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仿效了西方发达国家走的路子，而且还存在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问题，把“现代化”单纯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强调落后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就是把“经济蛋糕做得足够大”，其方式就是通过投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只注重经济总量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分配公平，劳动群众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导致贫富分化严重，低收入阶层为了生存往往破坏自然环境，如过度放牧、过度捕捞、过度砍伐森林等。这些后发国家没有完全理解“现代化”的真谛，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也是一个综合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文化观念及对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等。正如学者王凤才所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以及背后的征服论自然观; 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6]。
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认识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作为一个类主体，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不同国家、民族和种族之间虽然有矛盾、冲突，但是也有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目标，即维持人类的生存、传承与繁衍。正是共同目标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可能性。面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必须保证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完好性。这构成了人类行为的约束性条件，也成了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的关键因素。
（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有30余年，这一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人类的层面上研究才有根本性的意义，仅仅从局部或者个人利益角度理解这一理念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内涵。虽然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比较好，但是生态系统是全球性的系统，生态问题具有全域性、累积性等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去认识才符合其本真内涵。
（二）工业文明的思维方法无益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
工业文明更注重微观个体行为，如企业、国家、联盟等，其在经济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以“公地的悲剧”方式发生。这导致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害既没有明确的承受者，也没有明确的生态补偿的主张者，最终导致生态补偿难以进行，也无法激励行为主体主动去保护自然生态。此外，这些微观个体的行为只顾及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从每一个微观个体的活动看，他们自认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不大，而且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每一个微观个体破坏生态的行为累加起來必然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就是工业文明思维方法的缺陷所在。
（三）工业文明无法解决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家、民族、个人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更强调“博弈”式发展和零和竞争，这种思维方式及实际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屡见不鲜。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这些国家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人类的共同利益，如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全球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不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探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仅为一己私利，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无法实现。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生态文明必然超越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能够克服工业文明自身无法解决的“死题”，能够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环境正义、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路径
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新形态，是更高一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继承工业文明优秀成果并克服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是一种人类同自然协同进化的文明，它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只有生态文明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生态文明不仅能够实现人与自然间和谐，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化、绿色化，使人们的消费方式走向适度消费，而且能够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与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一）坚持对话协商，排斥生态霸权主义
习近平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1]541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生态困境，认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生态环境，人类将失去共同生存的家园。从20世纪90年代绝大部分国家共同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到新世纪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召开，再到2016年《巴黎协定》的生效，充分反映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大家共享共担，才能实现互惠共赢。
生态文明共识属于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所要探寻的是主体间就价值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价值共识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主体间的利益交换问题，与主体的利益需要直接相关。主体的目的、需要、欲望、情感和能力等因素是其内在因素，而主体又包含着个体、共同体和类等不同层次。共同体间的价值共识是双方或多方相互博弈的产物，重点在于把握各方的利益关切点，从更高的层面化解眼前的价值冲突，进而维护各主体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坚持对话协商，排斥生态霸权主义。
大部分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行了力度很大的生态治理，在本国基本上实现了绿水青山。这些国家采用的方式大多是“污染转移”“转嫁危机”，它们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美其名曰“技术转让”，从而让发展中国家给自己提供需要的商品，导致发展中国家把污染留给了自己，把清洁、绿色送给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还奉行消费主义，他们消耗掉大量商品，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从价值观念的转换上来看，“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被“越多越好”原则所取代。这是由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所决定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盲目跟从西方的消费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发达国家在生态治理方面往往强调价值观的批判与重建，拒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承认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承担主要责任，而是抽象谈论人类整体利益，模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承担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巴黎协定应该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1]528—529。所以在生态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对话协商，尤其是发达国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二）堅持共建共享，让全人类都能享受到生态福祉
良好生态应该是全人类共同享受的福祉，这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生态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靠一己之力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趋势，也没有哪个国家在生态问题上能长期独善其身。习近平强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7]6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必须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在当代人之间，良好的生态应该是今天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的最普惠的福祉，同时必须坚持代际公正，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
代内正义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阶级等以及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南北半球国家之间）在环境受益、受害和责任分担上的公平问题。在国家内部的代内正义，就如历史上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主要是反对种族歧视、保障有色人种的权利和运动。在国与国之间，环境正义问题更为严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是发达国家，正是他们300余年来毫无节制的掠夺自然使地球满目疮痍。
环境正义问题涉及代际正义的问题。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所以，环境正义的范围有必要从代内正义扩展到代际正义，把未来人纳入伦理关怀的对象。在代际正义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类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当代人的发展不应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代际公平。
环境正义对于处理环境问题，治理和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保障着生态文明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行。环境保护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大多人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全人类共同解决全球生态治理难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妥善处理生态治理困境。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巴黎大会应该摒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分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1]529这为中国及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异中有同，这个“同”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也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为了人类的长远发展，所有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应对生态危机。同时，一定要注意遵循“有差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坚持绿色低碳，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50我们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要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所谓的经济“零增长”最有助于保护生态，那是发达国家在已经解决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所谓经济的“零增长”来保护生态是完全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基本人权的。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促进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发展。
总之，工业文明发展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促使了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只有联合起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拯救“濒临失衡的地球”，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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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6.
[4][法]安德烈·高兹.生态学和政治[M]//陈学明，张志孚.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32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5.
[6]王凤才.生态文明：人类文明4.0，而非“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兼评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J].东岳论丛，2020（8）.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吴红博
收稿日期：2021-06-29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020）。
作者简介：王黎明，男，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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