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专业壁垒触不可及
车耳
从1999年开始，“密苏里”号战列舰作为博物馆舰，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福特岛旁，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
很多人会觉得外行管内行，只能越管越乱，因为外行领导很容易不懂装懂、瞎指挥。三国时的刘备就是这样，他一生打仗如同家常便饭，但是大型战役只亲自指挥过一次，还惨败给了他瞧不起的后生对手。这就是三国时代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仗：夷陵之战。那场战役是他拒听部下劝阻执意为关云长报仇，还御驾亲征，有点泄私愤的味道。那场仗开始打得还算顺利，之后因轻视东吴对手而被打得七零八落，败走白帝城。当他病入膏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大老远将诸葛亮从成都招来嘱以后事。临终前他后悔地跟诸葛亮说：“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薄，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
不过，除了这次惨败，作为一个外行，刘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领导其团队还是不错的。他武不敌关张，却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武将团结在自己身边，一生忠心耿耿，永不相弃;他文不及孔明，却能放下面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使其肝胆涂地，死而后已。所以，如果有知人善任的本领，又有雄才大略的眼光，外行可能会领导得更好。
聂荣臻元帅早年投笔从戎，新中国成立后主管全国和军队的科技工作，视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宝贝。在得知反右派斗争中一些科技专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后，他积极向上反映，解决实际问题，也勉励科学家们以事业为重。他一贯倡导科学求实的精神，提出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他虽然不是学物理的，也不从事科学研究，却开创了我国“两弹一星”辉煌事业，是其中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成了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奠基人。
新中国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老一辈人心中也是大名鼎鼎。他刚当部长时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却能组织人才、尊重专家，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等一大批油田，使国家摆脱了石油一直靠进口的局面，他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
所以，如果内行由外行领导，可能结果更出色，当然，这个外行的战略眼光和驾驭、沟通、协调等方面的能力要更出色。古今中外，在现实社会中，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1945年9月2日，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有时候不能光靠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有可能平衡好利益、协调好纠纷，避免内斗和形成不必要的自身消耗，而这种消耗在战场上可能是致命的。
比如在战争中，陆军将领重视陆军，海军将领重视海军，他们都会为自己所属的部门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所以，让任何一个兵种的人当国防部长都会有偏心之嫌。于是，美国国防部长几十年来一直是由非军人出身的人出任，这样，至少在兵种问题上显得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和日本空军一样，都还没有独立出来，不过都有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依附在海军和陆军身上，并服从海军和陆军的指挥。所以，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内部主要是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的矛盾。
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指挥官是麦克阿瑟，他家世显赫，很早就是美军少有的几位五星上将之一。但是，几场决定性的战役都是平民出身、低调的海军上将尼米兹指挥的，特别是中途岛海战和南太平洋几次大海战。陆海军双方在太平洋战场的指挥权、进攻方向的选择、补给安排等方面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双方一直互不相让，麦克阿瑟甚至不愿意见双方，最后还得作为最高统帅的罗斯福总统亲自协调。双方的争斗始终影响着战局，直到在战争结束时对受降的安排上。
为了凸显海军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海军部建议将受降仪式安排在美国军舰上，而不像之前那样都在陆地上进行。实际上，美军已经占领了日本，军舰已经进驻东京湾。在位于日本领海的美国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既表明是在美国“领土”上，还突出了海军的贡献，免得荣耀都体现在陆军方面。而且，既然在军舰上举行仪式，就要悬挂海军的旗帜。于是，就有了在“密苏里”号舰受降仪式上那张永恒的画面：海军尼米兹将旗和陆军麦克阿瑟的将旗伴随着星条旗一起迎风飘扬。
不仅在战争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是如此——内行做具体工作，外行则有义务评判，甚至指手画脚。比如，一个城市的指路牌需要内行人进行具体的操作，但是应该让外行的路人和驾车者来评判，因为指示得正确与否、符合逻辑与否，主要由后者判定。在西方国家，这个行业甚至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就是让外地人而不是当地人来做一个城市的指路牌——只有当任何一个陌生人见到指路牌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不会疑惑、不走冤枉路的时候，一个城市的指路牌才算做得成功。就这个意义上讲，北京的高速路标示、地铁站标示，由上海人或者广东人来做可能才更为合理。
有时候只能依靠外行
让一个外行来当领导，不仅可能是相对合理的选择，也能够调节内斗，整合资源，还可以避免行业偏见。让外行而非内行判定一件事，则可能更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在美国，公民都有被指定当陪审团成员的义务。一般由法官和控辩双方律师一起从当地居民的名单中随机挑选，被选中的陪审员要全程参与庭审，费时耗力地听完整个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全部陈诉和辩护，再凭着自己的良知——而非专业素养，投出有罪或者无罪的一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能找内行人士，很少有律师和前检察官被选中当陪审团成员的——尽管他们更懂得法律，更熟悉法庭上的套路。也正是因为他们更有经验，也就更会形成固定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同时，经过多次庭审锤炼的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比外行人更容易用逻辑推理得出倾向于己方的结论，也就更容易影响其他成员。这样的话，陪审团的意见就容易成为一家之言，而不是综合了各方面意见的决定，也就失去了成立陪审团判定有罪与否的初衷。
法官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时会采用排除法，将对某个领域有切身体会的人淘汰掉。比如：在审理一个意外枪击案时，会剔除一名热衷持枪保卫家园的人士;在审理一个毒品案时，会剔除一名亲人因毒品而死的受害者。总之，法官不能让某个可能对类似案情有经验，甚至很懂行而难以立场中立的人成为陪审团成员，进而影响判决。
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往往体现一个外行领导者的定力，而这常常是专业人士难以做到的。专业知识与领导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集于一身，内行过于专注在专业知识上，往往缺乏整合资源，或者说是掌控宏观大局的能力。比如：陈景润是个数学天才，独自一人都能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令人心服口服，但是让他当所长肯定不适合。这就像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不一定能成为称职的医院院长，一位讲课好的教授不见得能够胜任校领导岗位一样。
在美國，公民都有被指定当陪审团成员的义务。一般由法官和控辩双方律师一起从当地居民的名单中随机挑选。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标准之一，就是不能找内行人士。
事实上，一位内行领导可能知道把握本行业内的发展方向，但也容易刚愎自用，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习惯走老路，干事凭经验，还可能压制不同的声音，从而阻挠一个行业的创新。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那种偏见意识，就是人们往往用已有的知识、已有的经验去衡量未知事物、未来的形势，从而造成对事物的错误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更需要的是良知，而不止是专业知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外界的七嘴八舌，而不是内部的固执己见。
内行当然可以领导内行，可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凭借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见地、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控制风险能力等，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那种能力——一句话，就是那种远见卓识的能力。
借用经典电影《教父》中的那句话总结一下：“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时间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责编：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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