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摘 要：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要义包括：经济循环的实现过程是各种职能资本连续并列运行和接续转化，兼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国内循环畅通的实现条件是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实现机制是技术进步下按比例生产和劳资收入并行增长;国际循环能补强国内循环，又受制于国内循环与国际生产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重塑高水平畅通、自主和开放的经济循环体系，合理运用和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畅通国内大循环要强化自主创新、优化宏观调控和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国际循环变革，实现国内循环融入又不依附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依托又促进国内循环。
关键词：经济循环;新发展格局;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A81;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3-0047-09
基金项目：国防大学军事理论体系建设项目“世界经济教程”（2018GDY-032）。
作者简介：胡磊（1981-），男，湖南南县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引言
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再生产的性质，在基于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地域空间关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往复循环中获得产品和服务增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条件和环境下呈现不同的运行特征。“发展格局是一种具有特定经济循环特征、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1]，因势利导地优化经济循环模式和发展格局是国民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发展的制胜之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审时度势地有效实施出口导向、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战略，不断优化经济循环模式和发展格局，创造了既深刻改变中国又深刻影响世界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奇迹。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的重大发展战略，鲜明界定了新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循环新的形态和结构，深刻指明了我国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战略路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现实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新理论，具有坚实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石，深刻把握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与构建逻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汲取养分。学术界对“什么是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热烈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人们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提供了学理支撑，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总的来看，对新发展格局形成条件、理论价值和构建路径的研究还缺少紧扣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完整性系统化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丰富内涵、现实价值和当代发展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和必要。
本文从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再生产、对外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问题的著述中提炼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要义，并运用其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理论价值与实践进路，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国民经济循环演化的内在规律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理路。
二、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要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客观详实地考察了工业化早期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循环运动，有大量涉及微观、宏观和国际层面经济循环的论述。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将经济运行与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科学剖析了个别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运动与世界市场发展的过程与机制。这些论述既从正面阐释了国内循环的实现过程、条件和机制，论述了国际循环的特征和影响;又从反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内在矛盾与制度障碍，形成了意蕴丰富、逻辑严谨、深刻独到的经济循环思想。
（一）经济循环的实现过程是各种职能资本连续并列运行和接续转化，兼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
受医学界发现人体血液循环规律的启发，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1758年在其著作《经济表》中开创性运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原理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被马克思盛赞为“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3]。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再生產的性质，是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为起点、以分配和交换为中间环节、以消费为终点的往复运动过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699，正向驱动经济循环。“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4]699，合理高效的分配、交换和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反向拉动经济循环。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循环的主体是资本，资本要实现增殖就必须顺畅实现自身职能形态的转化和循环流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演进历程，机器化大生产为资本连续循环运动提供了技术基础。“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5]437，“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6]312。个别资本循环是社会总资本流通的前提，其总公式是G—W…P…W′—G′，周而复始地经历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和产业资本、生产资本、商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6]116。资本职能形态转化和循环运动是“表”，资本积累和增殖是“里”，资本逐利驱动经济循环扩容加速和提质增效。
经济循环的基本矛盾是资本增殖目的私人性与实现手段社会性的矛盾，具有脆弱性。从微观上看，资本形态转化的实现条件是外在的，关键是实现产品价值和实物补偿。单个资本循环所需的市场条件是由众多连续并列运行和相互联系的其他资本循环提供的，“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资本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6]63。马克思批判了“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5]135的“萨伊教条”，指出“W—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6]143，是“惊险的跳跃”。产业资本的连续循环以市场交换为前提，不仅要求产品能卖出去、实现价值补偿，而且要求所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能买回来、实现实物补偿。单个资本既与本部类本部门内部的其他资本存在竞争关系，又与其他部类其他部门的单个资本存在供求关系。从宏观上看，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条件是产业资本、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要求“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4]321。产业资本、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连续并列运行的时空距离越短，经济循环周期越短，资本利润率越高。一旦经济循环的实现条件被破坏，在微观上会引发资本利润率和劳动者收入下降、企业限产破产，在宏观上会诱发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等问题。
经济循环既受制于技术水平和地域空间关系，也受制于社会经济制度，其制度障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技和生产力进步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制度缺陷是经济循环萎缩停滞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寄生于资本逻辑主宰的生产关系中，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在生产阶段受技术水平和劳资矛盾制约，在流通阶段受交通和通信条件、市场环境与社会消费力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带有盲目性和自发性，会因要素供给不畅和信用危机等而遭遇生产循环梗阻，因生产比例不协调和劳资收入分配不合理等梗阻而使社会总产品实现遭遇危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7]273“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5]597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偏向资本的分配关系致使工人工资被抑制在资本家需要的最低限度，致使社会消费力增长滞后于生产力增长，引发相对贫困扩大化，加上技术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工人失业，社会总需求必然出现不足。又囿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8]290，无法克服生产结构失衡和供需失衡的局限，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机制必然遭到破坏，经济循环必然出现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和资本利润率下降，深层根源是“只是为资本而生产”[7]278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国内循环畅通的实现条件是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实现机制是技术进步下按比例生产和劳资收入并行增长
如果一国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均依托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经济循环表现为国内循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抛开对外贸易等开放因素，深入分析了国内循环畅通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
受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个别资本在不同部门、产业和地域之间流动，在相互联系和制约中形成社会总资本循环。“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7]218伴随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部门日益丰富多样，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并不断发展，促使社会总资本循环链条的密度增加和宽度扩展。社会总资本循环涉及不同职能资本的分工协调，“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6]438，非均衡运行和萎缩停滞的可能性大于个别资本。同时，畅通社会总资本循环要求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协调。“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6]67-68资本金融化发展加速了资本循环和积累，也可能导致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加大了经济循环停滞的风险和规模。
国内循环畅通的实现条件是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实现国内循环畅通，生产技术水平必须不断升级，生产总量必须适度，生产结构必须比例适当。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常态是扩大再生产，“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6]238。生产能力和结构直接受制于科技水平，“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5]699。科技进步能提高生产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是提高经济循环效率和水平的强大动力。社会总资本循环不仅受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限制，而且“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7]272。马克思开创性地将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分为生产资料部类I与消费资料部类Ⅱ，在价值上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提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I（v+m）>Ⅱc，要求第一部类生产资料供给超过第二部类生产资料需求。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Ⅰ（v+Δv+m/x）=Ⅱ（c+Δc），要求两大部类生产既能实现本部类内部产品价值和实物补偿，也能满足另一部类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两大部类内部及其之间的生产结构保持一定比例关系，实现按比例平衡发展。“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7]875，是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场域载体。与各类资本的运动和相互联系相适应，社会总劳动和各种资源要素不仅需要在行业、部门内部及其之间按比例合理配置，而且需要在空间上按比例合理配置，使耗费在各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总量与其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
国内循环畅通的实现机制是技术进步下按比例生产和劳资收入并行增长。在技术进步推动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5]716。在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保持合理比例的情形下，工人劳动价格上升扩大社会消费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刺激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和效能，为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实现价值与实物补偿创造条件。在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实际工资与资方利润按合理比例并行增长，经济循环连续和加速就有了实现基础。
（三）国际循环能补强国内循环，又受制于国内循环与国际生产关系
资本增殖本性驱动资本跨越一国地理边界，在世界市场上实现资本的价值和实物补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9]。开放条件下，一国生产分工延展到国际分工、再生产循环延展到世界市场，经济循环呈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所需的许多市场条件是由连续并列运行和相互联系的其他国家的資本循环提供的。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国际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概念，但他关于对外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方面的论述，内蕴着国际循环具有既能提高国内循环效率又会扩大再生产循环风险的“双刃剑”效应、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等深刻洞见。
一方面，国际循环能补强国内循环。从价值补偿来看，一国发展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循环能扩大产品销售地和突破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从实物补偿来看，一国发展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循环能扩大生产要素来源地，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10]。在一国内部生产比例失调、引发产品价值和实物补偿困难时，“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4]409，有助于修复和加速国内循环。“合乎比例的生产……，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11]对先发国家来说，“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7]264，“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8]166。相对落后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7]265，也能获得国际分工红利。由于国际循环能补救和促进国内循环，各国能在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中实现合作共赢，一国经济循环必然具有开放性。
另一方面，国际循环受制于国内循环与国际生产关系。价值规律和利润平均化规律调节着资本的国际运动，内在规定着一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实形式和相对比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2]147，一国参与国际循环的状况和相对地位受制于国内循环水平。生产技术和国内循环水平越高的国家，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越高。没有强大的国内循环为依托，一国难以形成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难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工业化早期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宗主国工业——殖民地农业和原料”，国际循环的发展加剧了国家间分化。19世纪初，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对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率先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和关税、市场垄断等手段在世界上建立技术霸权和贸易霸权，成为“世界市场暴君”[12]454和国际循环的支配者。由此，“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5]519-520。落后国家“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5]273。由于霸权国家垄断资本主导关键环节和价值链上游，国际循环呈现“后发国家低级产品——霸权国家高级制成品”的“外围—中心”格局，“公平贸易”表象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13]112，“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13]112。霸权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和市场控制主导国际循环，能实现资本利润的空间修复，但也会加剧国内产业外迁和“空心化”，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风险，不可能根治国内循环的内在矛盾。一旦霸权国家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国际循环还会加剧国家间利益冲突，把一国经济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乃至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落后国家基于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循环有利也有弊，在获得国际分工红利的同时也会形成从属于国际循环的依附发展局面，国内扩大再生产受到国际循环不公平的限制，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和实物补偿易受到外部市场需求和资源要素供给不稳定的冲击。
三、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视域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与进路
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重在分析工业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循环的实现过程、条件和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内在矛盾与国际循环的动因和双刃剑效应，也内蕴着分析国民经济循环的科学方法论，蕴含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般规律，具有跨越时空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指导力。它不仅为我们科学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而且為我们深刻把握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有益启示。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重塑高水平畅通、自主和开放的经济循环体系，合理运用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也是经济循环的主体，经济循环具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双重嵌入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准则和目的，而我国经济循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摆脱资本利益至上的生产限制、“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14]开辟了广阔空间。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体制机制阻碍，受到国内外发展条件动态变化的影响，需要调整优化经济循环模式。单一的国内循环自主性和安全性较高，但市场和资源利用范围不够大，易陷入供求低水平均衡。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所有环节均占比较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前，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同苏东国家的经济交往及通过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带动的国际循环深度和广度有限，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倚重国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关联互动的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之“新”不在于“双循环”，而“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结构和双向互促的双循环互动方式，“新”在双循环的畅通性、自主性和互促性更强。
其一，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改革开放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国内市场容量较小的情况下，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产业，实施以引进外资外技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这有效发挥了我国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和引进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促使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功率引擎”，促进了国内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就业，带动了国内循环的发展，推动我国快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然而，倚重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存在资源要素被虹吸到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部门及区域行业发展差距拉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被锁定于价值链低端、劳动力价格“竞低”、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调互促不充分等局限和负面效应。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15]，“世界开放指数”呈下滑趋势。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各国内顾倾向，促使国际分工纵向缩短、横向缩小，由“中心—外围”式离岸生产转向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美国之间科技差距趋于缩小，贸易互补性减弱而竞争性增强，美国将我国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强化贸易制裁，进行分工“规锁”和科技打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产品出口“断需”和重要资源进口“断供”风险上升。同时，近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生产函数和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接近上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动能减弱，“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16]。这就要求我国强化自主可控的国内大循环来应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稳定国内经济，同时调整和优化国际循环参与模式，提升经济循环安全性和畅通性。
其二，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自主的经济循环体系。国内大循环之“大”不仅有数量规模大的意涵，而且有高水平自立自强、对国际循环依附性弱的意涵。大口径、强自主的国内循环是我国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和应对西方封锁制裁等外部风险的最大底气，是双循环协调互促的重要基础和新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从国际上看，经济体量越大、收入水平越高、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更多的部分在国内消化。”[17]近年来，我国生产能力和人均国民收入快速提升，超大规模供给能力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日渐形成，加上生产不可存储、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快速提高，内需成为双循环的主引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循环的特征日益凸显。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权宜之计。我国比较优势发生明显变化，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的“内因”与外部环境发生质变下“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参与模式难以为继的“外因”，共同决定了我国要因势利导地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强化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和自主性。
其三，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开放的经济循环体系。高质量的国际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激发力量，与国内大循环交融互嵌、搭配联动，相得益彰地推动经济发展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作为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人口和资源规模大、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大、地域纵深和回旋余地大、供给与需求多层多样，内需为主导、国内循环规模大和韧性强的大国优势日益显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兼容和交融。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我国要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并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与时俱进地主动优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结构和互动机制，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互动，提升双循环的协调性和互促性。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大循环融入又不依附于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依托又促进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既有主次又互补互促，形成正反馈效应。
从理论价值来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将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与中国、世界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同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全新的开放大国再生产循环体系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一方面，习近平鲜明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18]，“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19]，科学赓续了马克思从再生产循环视角分析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方法论“基因”，把准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发力点。根据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顺畅转化。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重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思想运用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诊断和疏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循环体系的“经络”，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习近平明确指出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18]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2]，“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9]，科学界定了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精准研判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深化了我们党对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辩证统一关系与新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循环发展目标和导向的认识，明确了我国作为后发大国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阐明的问题，在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中开拓了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新境界。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是为了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20]，“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1]，“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8]，“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強大动力”[22]，“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22]，“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2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标定了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和主攻方向、科学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循环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思想既顺应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和水平的内在要求，实现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等既有发展战略的递进深化和整合提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也契合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大国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既为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在创新驱动、内需拉动、开放推动中形成高质量低风险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也给那些既希望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畅通国内大循环要强化自主创新、优化宏观调控和提高劳动者报酬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协同推进供给结构优化和内需扩大，调整优化国内外市场、技术和资源的利用重心与方式，消除国内超大规模供给与超大规模需求高效对接的技术瓶颈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出口导向—投资驱动”转向“扩大内需—创新驱动”，增强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性、稳定性和自主性。
其一，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提升供需适配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科技创新是优化供给结构和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企业盈利率和工人实际工资的基础，是释放内需潜能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开放而不依附的发展的根本支撑。在外部环境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指望依赖国际循环获得关键核心技术是不可靠、不可能的，自主创新是我国突破技术依附发展、塑造基于科技领先的新竞争优势、实现高水平畅通自主的经济循环的“牛鼻子”。我国必须加快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外源式创新转向以“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科技界能动”撬动的内源式自主创新，加快突破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和“撒手锏”技术，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和引领国内需求。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健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新模式，推广“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打好“扬长补短”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力解决“缺芯”“少核”“弱基”等问题。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开放共享机制，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创新驱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要发挥产业链链长的优势，提高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产化替代能力和竞争力，塑造更加多元完整和稳定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其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8]289在市场自发、自然的经济循环中，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是分散决策的过程，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常态是社会总产品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供求总量和结构平衡，要求有意识的社会调节，按合理比例优化配置社会总劳动。生产在再生产各环节中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循环停滞往往先发于流通领域，但根源在于生产领域，包括产业结构失调、经济脱实向虚、中低端供给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等。“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18]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国内分工和产业链空间布局，促进各产业各行业各区域开放联动和优势互补，加快形成国内“雁阵模式”，减少生产自发性和盲目性，从源头上破解区域、产业和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流通设施和制度“从有到好”，建设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种要素产品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更好推动中西部地区和内需导向型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以“内循环”名义搞地方保护和“小而全”。有效发挥政府宏观预期与引导作用，推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有机结合，量质并重地做好着眼短期的逆周期调控和着眼中长期的跨周期调节，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与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全国一盘棋，优化配置国有资本，更好发挥政府对非公有资本配置的导向作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和分工合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唯GDP生产”和经济脱实向虚。
其三，促进劳资收入并行增长，释放更多消费潜能。社会消费力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企业盈利能力同步增长是扩大社会消费力的内在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率，健全工资集体协商等劳资关系调节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纠治“重资本轻劳动”行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优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人们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扭转再分配中的逆向调节问题，同时释放三次分配潜力，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进社会消费力与生产力同步增长，有效释放国内大市场的潜在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促进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三）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国际循环变革，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际循环既能补强国内循环，又可能制约和冲击国内循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等于经济全球化趋势逆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等于弱化国际循环，高水平自立自强不等于完全自给自足，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比重下降不等于国际循环绝对规模下降。目前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7%，还有83%的国际市场可“为我所用”，还需充分利用“为我所需”的国际资源。同时，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国际循环的不公平和不稳定会制约国内循环。要科学把握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进开放而不依附的发展，既走出“分割国内和国际市场，转向国际小循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切事务单打独斗自己干”“独善其身，与世界经济脱钩”等认识误区，充分借力国际循环来补强国内大循环，又扬长补短、趋利避害地优化国际循环参与方式，增强参与国际循环的安全性和竞争力，实现国内循环融入又不依附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依托又促进国内循环。
一方面，推进内需和创新导向型开放，发展基于内需、“以我为主”的双循环。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强大的国内循环不仅能向内集聚资源、增强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能形成对国外先进要素和企业的强大吸引力、更好向外集聚资源和支撑国际循环、自内而外地推动国内循环扩散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地深度参与国际循环又可以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促进国内更深层次改革，更好反哺和带动國内循环。要坚持“以内引外，以外促内”，协同推进国内大市场建设与高水平开放，从资源产品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促进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平衡发展，引导外资流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顺应全球开放从关税和投资准入等“边境上”领域转向知识产权和环境政策等“边境后”领域的趋势，协同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促进要素和产品结构升级，在国内构建国际大市场。发展数字化贸易和现代国际物流体系，更好发挥自由贸易区（港）等对外开放平台的功能，增强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优化产业链国际布局和对外投资方式，推动国内产业和区域经济循环的全球化展开，既发展以国内企业为链主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全球化生产方式，强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的依存度;又减少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对个别国家的依存度，增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断需”“断供”等遏制打压行为的反制能力。同时，科技创新是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循环中的地位、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支撑。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和完整产业体系对国际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和科技协作，以更高水平开放创新助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际循环的技术主导权和国际价值链控制权。要健全“以我为主”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和生态链，发挥国外高科技企业的“鲶鱼效应”，在创新导向的高水平开放中完善技术和市场互补互促机制，牵引产业价值链升级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并更好促进国内循环。
另一方面，推动和引领国际循环变革，发展以中国为中介的“双环流”国际循环。国际循环并不能自动保证国际分工红利的合理分配，资本循环范围越是突破国界，越需要各国强化国家间宏观政策协调和优化国际生产关系，不断消除高关税壁垒和阻滞国际循环的非经济因素。相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当今世界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循环的技术条件更先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国际经济力量呈“东升西降”趋势，霸权国家在国际循环中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但国际循环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霸权国家的控制和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美国不断强化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环节的发展主导权，大搞保护主义、本国优先和霸权主义，鼓噪与中国经济“脱钩”，成为新的世界市场“暴君”。我国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断点”，发展以中国为中介的“双环流”国际循环。要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贸规则，提升对外开放主动权和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消减霸权国家和非经济因素对国际循环的干扰，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平等合作、开放共享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发展各国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促进高附加值产业“引进来”“走出去”，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活力和互促性。要健全开放监管和安全保障体系，动态把握贸易伙伴国、投资对象国和利益攸关国的经济政治变化，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筑牢经济发展安全线，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等风险，有效减少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对我国发展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蔡昉，等.双循环论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3.
[2]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求是，2020（21）：4-1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6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1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2）.
[16]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0-11-20（02）.
[17]林毅夫.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J].“一带一路”报道（中英文），2020（6）：15.
[18]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4-9.
[1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02）.
[20]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强调 统筹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种业振兴 推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21-07-10（01）.
[2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人民日报，2021-05-24（01）.
[2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N].人民日报，2020-09-02（01）.
【责任编辑：何 妮】
猜你喜欢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基本要义与实现路径中国经贸导刊(2021年17期)2021-07-23立足新发展格局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前线(2021年5期)2021-06-2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年1期)2021-05-29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5期)2021-04-23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考锦绣·上旬刊(2021年4期)2021-01-28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江西路径选择老区建设(2020年22期)2020-12-28双循环需要怎样的科技创新生态?国企管理(2020年10期)2020-12-23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着力点开放导报(2020年5期)2020-11-06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双循环”中信银行亮相服贸会云上展厅金融理财(2020年10期)2020-10-26主动融入“双循环” 齐心唱好“双城记”全力打造“天府成都·品位锦江”先锋(2020年8期)20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