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癌上班

张茸，1981年出生于北京。上海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德国基尔大学理学硕士。淘宝店主，贸易公司合伙人。

前些天，詹纳去医院洗牙拍X光片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牙齿有磨损。过完春节，她决定用年终奖给自己做一下牙齿保养。

在牙医诊所，林大夫对着显示器里的X光片给詹纳讲手术方案。詹纳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不由得有些出神儿，心想：“温柔的女牙医太适合我这种恐医症患者了，她的手很小，最适合做牙医了，不像我在美国的那个牙医，感觉那个牙医粗手粗脚，像是从骨科转行过来的……”

正想着，突然听到“咕咚”一声，詹纳扭头一看，吓了一跳：“林大夫，你怎么躺地上了？”

“啊！”林大夫浑身一抖说，“我到底怎么了？”

詹纳哆哆嗦嗦地蹭到门口，拉开磨砂玻璃门，高声喊：“来人啊！林大夫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护士小罗一溜小跑过来，镇定地对詹纳说：“詹小姐，她最近身体不好。我去扶她起来，你去让前台打电话叫救护车。”

“都这样了，还叫什么救护车！你把她扶到门口，我开车送她去。”詹纳当机立断，一边抓了拎包往外跑，一边回头喊，“记得带上她的证件、医保卡什么的……”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林大夫就被送进了急诊室。詹纳终于松了一口气，坐在急诊室外面的休息区椅子上。小罗护士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原因，看起来冷静很多，对她说：“我去帮你买瓶水吧。”

詹纳坐直并整理下头发，指着自己的包说：“我带了苏打水，谢谢你。”她又指了指旁边的椅子，“你也来休息一下吧，真想不到你力气这么大，背着一个人还能跑那么快。”

“主要是林大夫也没剩下多少重量了。”小罗坐下之后长舒一口气，“也是怪可怜的呢。”

“林大夫都当上合伙人了，还这么拼命。”詹纳也不由得感叹，“何苦呢！看把自己都累倒了，我的治疗计划也得推迟了。”

“听说你和林大夫关系不错，而且我觉得既然她在我们全诊所都公开了，也不算是隐私了。”小罗有点儿支支吾吾的，但还是决定说出来，“林大夫患早期乳腺癌，正在化疗，她能撑着上班已经很不容易了。主要是她自己觉得在家躺着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出来活动一下反而有助于她保持相对轻松的心情。”

詹纳张大嘴巴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只能拿出水来喝一口掩饰一下。过了一会，她说：“现在医学发达，早期应该风险不大吧？”

“这种看概率的事情也很难说，还好她自己就是学医的，发现得很早、很及时。再加上她经济压力不算太大，就算静养几年也可以维持生活和治疗。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这么个好医生，还是个好老板，真是让人替她难过。”小罗一脸无奈地说，“去年刚确诊的时候，林大夫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现在她每周工作两到三天，基本都是以前的患者预约，不再接新患者了。”

听到这里，詹纳落寞地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鞋头。她只知道生病要去治疗，但慢性病怎么办呢？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可以用药控制的病貌似是大部分人都能克服的，但癌症呢？科技发展，让以前的绝症变为重症，重症又转为慢性病，慢性病就意味着长期的治疗。

带癌工作……这个难题想来应该不只是患者自己要面对的新课题。

她周围的同事呢，她的客户呢，应该怎么做？像对待残疾人一样？是该积极慰问还是该假装不知道？如果林大夫不是合伙人，她的领导或者老板应该怎么安排她的工作？照顾带癌工作的员工造成的损失能得到补贴吗……一连串的问题像弹幕一样从詹納的脑海中飘过。

“我去门口的自动售货机上买瓶饮料。”小罗站起来说，“如果有医生找，你就说家属马上回来。等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不能再耽误你时间了，这里有我等着就可以了。”

詹纳点点头。

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日光灯特别亮，詹纳被晃花眼了。她低头眨了眨眼睛，掏出手机查询有关“带癌工作”的信息。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放疗、化疗技术和靶向药物研发的逐渐成熟，重症患者的存活率大幅提高且存活年限大幅延长。治疗费用也因为政策倾斜而稳步下降，让更多患者可以选择积极治疗。

尽管如此，更多相关信息还是让人伤感的。别说是带癌坚持工作，就算是及早发现成功治愈的一些患者，都在重返职场后遇到了很多情理之中的困难。

即使大家心存善意不想主观歧视，有些用人单位仍然担心工作压力波动会引起健康状况的起伏。大多数职场人士也不知道如何与带癌或康复的同事相处。有些人想关心一下又怕对方觉得自己是非多、太八卦。有些人想装作不知道又觉得很别扭，比如公司组织聚餐或者团建活动时，召集人对于邀请不邀请这种简单的问题都经常犹豫不决。

如果说这些困难还都算是有温度的，生活中更多真实的故事则是令人唏嘘的。比如被孤立、失去升职加薪的机会、无法公平竞争项目等职场歧视，更严重的是被辞退、被冷暴力导致不良后果。这些现实使得很大比例的带癌职场人士根本不敢把这件事情让公司或者同事知道。有人靠吃止痛药继续上班，有人在手术后冒充是阑尾炎或者胃溃疡等常见病。原本已经极为脆弱的心灵，又增加了一项额外的负担。

“詹小姐，你回去休息吧。”小罗轻轻地坐到了她身边说，“你脸色看起来也不是太好，是不是刚才的意外把你吓坏了？”

詹纳感觉自己有很多话想说，一时又不知从何开始，只能答道：“本来我就是严重的恐医患者，今天可能是在医院的时间太长了，见到那么多白色的身影，不是很适应。”

在离开急诊室的时候，詹纳观察着急匆匆进来的各色面孔，无一不焦虑无一不困惑。她下意识地靠着墙走，为了不妨碍迎面而来的人，也为了回避无法直视的情绪。

直到出门后，春天和煦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她阴郁的心情才有所缓解。无论如何，事情毕竟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她相信，当大家对相关重症有足够的重视、了解，带癌上班人士的职场不适配必将有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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