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安坊：墙东便是伤心地
李明
刘禹锡这两首诗所写的，是中唐时期发生在唐长安城靖安坊的一桩耸动全国的命案。
北至二环南路东段，南至兴善寺东街，西至长安中路，东到翠华路，西安城的这一片区域坐落着长安大学本部校区和家属区，毗邻赛格商场、小寨地铁站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今日的市中心繁华地带。而在唐代的长安城，这片区域则是靖安坊的所在。
在唐代的长安城正中，有一条一百五十米宽的正南正北的朱雀大街，连接着太极宫朱雀门和长安城正南门明德门。在朱雀大街的东西方向各有五十多个里坊。唐代长安城的里坊皆呈方形，由四面高高的坊墙围成，四面各有一个坊门。坊门按时开闭，晨昏各以击鼓六百下为号。坊门夜间关闭后不许行人来往，否则就是“犯夜”了。靖安坊是位于朱雀街东第二列的里坊。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拂晓，靖安坊的坊门随着鼓声徐徐打开，住在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照例带着随从骑着马去上朝。由于天还没全亮，同行的随从还点着蜡烛。刚出坊东门，暗处忽然有人大声喊道：“灭烛！”武元衡的随从认为有人对宰相无礼，就大声呵斥，没想到不知何处飞来的一只暗箭射中了他。说时迟那时快，几个黑影从街边树下闪出，直扑武元衡，用棍棒击中他的腿部。这个时候武元衡的几个随从已经被几名刺客击退，有一名刺客抓住武元衡的马缰，向东南拽行数十步，将武元衡杀死在坊墙边，割下头颅，扬长而去。等到众人闻声而至，持火而照，只看到堂堂宰相已经卧在血泊之中了。
当天清晨，长安城的大街上回荡着巡逻兵卒的呼喊声：“贼杀宰相！”喊声此起彼伏十多里，朝堂之中的文武百官也听到消息，都露出了惶恐情绪，不知道是哪位宰相被杀了。这时候，有人认出了武元衡的马，长安人这才知道被害者是谁。宪宗皇帝还没走至朝堂，有人通报了武元衡被害的消息，皇帝大吃一惊，连忙通知百官退朝，召见其他几位宰相一同到延英殿商议对策。据说皇帝因为这件事，几天没有吃好饭。
长安城中充满了恐慌情绪。贼人在街上留下字条，写道：“毋急我，我先杀汝。”意思是，谁来抓我，我就杀谁。吏卒看到后，都十分惊恐。有大臣建议皇帝顶住压力，彻查此事。朝廷为此设立重赏：“能得此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果然，重赏之下，有人透露了贼人的来历，是以一个叫张晏的人为首的十多人的团伙。审讯之下，贼人透露，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让他们下手的。至此，本以为此案已经水落石出，没想到一个月后，又抓到几个贼人，声称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来暗杀武元衡的，没想到被张晏等人抢先了。看来，想杀武元衡的，不止一个人。
王承宗和李师道是何许人也？武元衡又与其有什么过结？让我们从头说起。武元衡出身贵宦，曾祖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兄弟。德宗建中四年（784年），武元衡登进士第，于德宗朝任御史中丞，备受赞许。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武元衡首次担任宰相，随后主政西川数年，元和八年（813年）回京再任宰相。当时的唐帝国，正处于藩镇割据的时代，河北等地的强藩不听中央管理，无异于独立王国。武元衡一向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态度。元和十年（815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兵清剿。与吴元济联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十分惶恐，认为宪宗之所以坚定剿平藩镇，是因为有武元衡的辅佐，遂决定刺杀武元衡，认为元衡一死，则朝廷用兵必息。因此王承宗和李师道分别派出了刺客。
武元衡被刺杀的消息传到被贬连州的刘禹锡耳中，刘禹锡感事而作了以上两首诗，以武元衡宅中佳人的口吻，抒写良人被难之伤悲。诗中的“墙东”，是指武元衡为刺客所害之地，就在武宅的东墙之外。后代很多诗评家指出，刘禹锡用闺怨诗的格调来写伤吊宰相之诗，似乎显得不恭和轻薄。南宋末年的刘克庄就说：“梦得‘画堂歌舞人’之句，似伤乎薄。”现代学者瞿蜕园也指出这两首诗“虽不为快意语，亦固不许其为人矣”。瞿先生还说，这是因“禹锡与元衡有宿怨”所致。
原来，刘禹锡与武元衡确有宿怨。贞元末年，王叔文、刘禹锡等人想劝武元衡加入革新派，被武婉言谢绝。德宗下葬时，武元衡担任仪仗使，刘禹锡请求充当仪仗判官，因元衡与王叔文不和，因此拒绝了刘禹锡的请求。自此，刘禹锡等革新派与武元衡就留下了过结。后来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朝廷曾一度想要提拔他当州郡长官，但担任宰相的武元衡均予以干预，事遂不行。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唐代自开国以来就存在着以关陇士族为核心的贵族统治阶层，而科举的实行则让很多寒门之士走上了政治舞台。包括刘禹锡在内的永贞革新集团中的很多人，就属于这样的科举寒士阶层。而武元衡为武则天堂兄之后，属于传统的贵族阶层。唐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可以从这两个阶层的冲突来进行解釋。刘禹锡这两首诗，也正产生于这样的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