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民国旧诗人的往来
潘建伟
赵毅衡先生写过一本很有趣又很有启发的书，名为《对岸的诱惑》，以个案的形式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四十四位人物，其中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志摩。赵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徐志摩留学英伦时所结交的皆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比如曼殊菲尔、威尔斯、康拉德等作家，墨雷等批评家，还有桂冠诗人布里基思，当时知识界的领袖狄金森，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等。他总结道：“现代中国文人，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笔者不妨模仿一句：“五四”新文人，在旧文学界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也是一枝独秀。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星空中一颗最耀眼的明星，徐志摩总是受到万众瞩目。但当代几乎所有的徐志摩传记，包括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赵遐秋的《徐志摩传》、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以及韩石山的《徐志摩传》等较著名的在内，都很少提到他与民国旧诗人的往来。韩石山的《徐志摩传》特列“交游”一卷，可是其中所述人物，除了梁启超、章士钊与吴宓之外，未见当时旧诗坛人物的踪迹。根据笔者近些年所搜集的文献资料，徐志摩所交往的旧诗人中至少有如下二十余位：陈三立、郑孝胥、江瀚、夏敬观、李宣龚、李宣倜、汪辟疆、黄濬、陈方恪、汪精卫、朱剑芒、陈柱、梁启超、章士钊、吴宓、陈夔龙、杨钟羲、曹经沅、林开謩、叶恭绰、陈中凡、谢无量等。这些人物中，陈三立、郑孝胥、江瀚、夏敬观、李宣龚、李宣倜、汪辟疆、黄濬、陈方恪都是清末以来最大的旧诗流派即同光派的主要诗人，汪精卫、朱剑芒、陈柱是南社诗派的著名人物，梁启超是晚清诗界革命派的代表，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章士钊则是甲寅派的代表，其他诸如陈夔龙、杨钟羲、曹经沅、林开謩、叶恭绰、陈中凡、谢无量在当时旧诗坛也都很有影响。可以说，中国现代新诗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像徐志摩那样，与旧诗坛保持着如此广泛而又友好的往来。比如徐志摩曾去郑孝胥家观其作字，一起聚餐，并赠送过郑氏《新月》杂志。
徐志摩禀赋卓异，个性温和，胸无城府，且经济富足，故从无自卑心理，面对西方人如此，面对中国旧诗人也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格律体新诗摆脱了早期白话诗散文化、浅俗化的弊病，融汇了中西诗歌的特长，因而获得了当时广泛的赞誉。当代人很难想象，一百年前新诗在受到光辉的西方诗传统与伟大的古典诗传统双重压力下所遇到的窘境。钱锺书在《围城》中说过：“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这句话未必只是“小说家言”。新诗从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直到徐志摩出现，才逐步受到旧诗人的认可。陈三立对新诗一向不过目，却常读徐志摩诗，并称其“似颇有线装书气味”（方玮德《再谈志摩》）。吴宓对于早期新诗不予认可，而对徐志摩却大为赞赏，称其“依新依旧共诗神”，并将其与雪莱并论，认为“使徐君而今不死，二人者必将笃志毅力，上企乎但丁，可知也”（《挽徐志摩君》）。林庚白则在其《孑楼诗词话》中称赞过徐志摩的新诗善于用韵。故而，曹聚仁总结说：“新诗人最为旧诗人所冷淡，只有徐氏，才为旧人所倾倒。”（《文坛五十年》）卞之琳也说：“过去许多读书人，习惯于读中国旧诗（词、曲）以至读西方诗而自己不写诗的（例如林语堂等），还是读到了徐志摩的新诗才感到白话新体诗也真像诗。”（《〈徐志摩选集〉序》）徐志摩的诗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大抵由于他所实践的“新格律体”的确在新诗与旧诗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
徐氏逝世后，既有新诗人的深情追忆，也有旧诗人的深切哀悼。朱剑芒有《吊徐志摩》二诗，其一云：“眼底崎岖世路穷，诗人例合葬天空。他时倘化辽东鹤，应泣关山战血紅！”其二云：“化身鹏鸟满天飞，少小凌云志不微。岂料一飞成羽化，人间从此不飞归！”（载1931年《红玫瑰》第七卷第二十八期）汪辟疆有《我所认识的徐志摩》一文，回忆了1925年与徐氏相识的经过，高度评价了他的人格与文学，并以流畅隽永的白话文动情地说：“他只把他的身心交给大自然的神秘。他的心灵，也就如朝曦初出的园林的满园的花，在晓风里忻快的幽微的颤动着。他那一种不出口的思想，任何分布在诗歌和散文和言谈中，随手拈出，自然使读得到听得到的人们，随处都是妙谛。他的诗和散文的人格是一致的。像是一棵孤芳皎洁的松树，他是托根在高山峻岭的土地，上面发出清脆可听的涛声，永远使路上的行人感觉到一种和谐而美妙的调子。”（载1932年《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九期）引得有点长了，但被称为“江西诗派殿军”的汪辟疆，用如此美妙的白话文回忆一位新诗人，本身就是现代文学史中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可惜，程千帆在编《汪辟疆文集》时没有将此文收录进去，于是我们就只知道一位“力矫时弊，以古为则”的汪辟疆，而不知道他与新文学的这段因缘了。由于其他原因，李宣倜、黄濬与徐志摩的关系尤其不为人所知，李氏的七律《哀志摩》与黄氏的五古《悲志摩》鲜见论者提及。陈从周《徐志摩年谱》文末所开列的悼念名单多达六十余人，却仍不见李宣倜与黄濬之名。但作为徐志摩与当时旧诗坛的一段交往，这两首诗对于补充徐氏的生平经历，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下面笔者试对此二诗作一些较为详细的解读。李宣倜《哀志摩》云：
橐笔来窥屋漏痕，哦诗亦欲睨韩温。荡胸碧汉捐枯骨，流梦红墙咽断魂。风雨凄凄悲子野，江潭渺渺念逢原。才长命短千秋恨，蝼蚁乌鸢岂足论。
所引诗收入李宣倜的诗集《苏堂诗拾》。诗在入集之前已先行刊于北平晨报社编辑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1931年12月），正文中作者署名“释戡”（“释戡”为李宣倜的字）。刊物版与诗集版异文甚多，引文第三句的“碧汉”作“碧落”，第四句的“流梦”作“入梦”，“红墙”作“红婪”（“红婪”不好理解，当为错讹），第七句的“才长”作“寸长”（“寸长”不好理解，当为错讹）。此诗首联谈徐氏之诗才高妙，第一句中“屋漏痕”原为书法术语，谓落笔不一贯直下而如破屋墙壁间雨水之蜿蜒漏痕，笔画自然而凝重;第二句中“韩温”指韩愈与温庭筠，所谓“睨韩温”谓徐氏之诗不让古代大诗人。颔联第一句“荡胸碧汉捐枯骨”指徐氏殉于空难一事;第二句“流梦红墙咽断魂”当指佳人之梦魂萦绕、悲伤难抑。颈联第一句之“子野”指晋人桓伊，不可能是裴子野或张先：桓伊性谦情深，善音乐，尤擅作挽歌;第二句之“逢原”指宋人王令，此人诗才雄奇，然年未及三十而卒。前一句感徐氏多情善吟，后一句哀徐氏才高早逝。尾联第一句承前，再次感叹徐氏早逝而成千秋之恨;第二句赞赏徐氏虽早逝，却绝非蝼蚁乌鸢苟且之辈可以相提并论。
黄濬的《悲志摩》云：
识君始昔冬，一面意已熟。饮冰更称君，可人温如玉。沪滨虽数逢，立语惜匆促。今年屡见过，排闼不有速。索我角花笺，赠吾新歌曲。手持猛虎诗，泥我再三读。状其威贙势，破彼音律梏。嗟吾若有会，欲步又自恧。问君南行期，答以旬往复。御风夸泠然，何意祸所伏。鲁山皆岩岩，谁遣以头触？梁林久生天，邀约殆所夙。知君终不憾，八表云相逐。文章千古事，吾辈真一粟。射侯各不同，永爱清如鹄。适之最悲君，短句极凄笃。行行雪狮子，垂泪亦蹙跼。岂知霄汉上，微笑方张目。笑此地上人，跂行待沉陆。
此诗未收入黄濬《聆风簃诗》，而刊于北平晨报社《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刊物上诗题为《哀志摩》）。曹聚仁《笔端》亦收录全诗，略有异文。今据两个版本，略疏诗义，择善而从。第一联首句刊物版作“识君始苳苣”，不通;《笔端》作“识君始昔冬”，较顺。今从《笔端》版。黄濬与徐志摩之间相识较晚，郑孝胥的日记1931年2月26日就记载：“约至东兴楼午饭，晤杨子勤、江叔海、胡适之、徐志摩、李释戡、黄秋岳、吴达泉。”其中的“黄秋岳”就是黄濬。第二联第一句“饮冰”是梁启超，第二句“可人温如玉”是梁启超对徐氏的评价。第三、四联云“沪滨虽数逢，立语惜匆促。今年屡见过，排闼不有速”，表明黄濬与徐志摩在1931年往来过多次，且两人认识不久即很熟悉。第五联首句“索我角花笺”是指徐志摩曾向黄濬讨要过“角花笺”一事，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道：“其间差可纪者，怡邸有角花笺一种，特大方雅妙，此笺晚近真者已罕觏，予于民国初年，从德宝斋得数百张，今已散失略尽，前数年徐志摩曾来索，赠以少许，其后挽诗中仍及之。”次句“赠吾新歌曲”自然是指徐氏赠黄氏诗集，且根据第六联首句“手持猛虎诗”，可知这部诗集当是《猛虎集》。第七、八两联即道及徐氏的新诗创作，并自愧无法唱和。以上均是回忆两人的来往经过，并顺及徐氏之新诗。从第九聯“问君南行期，答以旬往复”到第十五联“射侯各不同，永爱清如鹄”，是悲徐氏之亡于空难，并高度评价徐氏的文学成就与人格品性。第十六联提到胡适的悼亡短诗，此诗当为《狮子——悼志摩》。徐志摩曾住过胡适家，“狮子”是他最喜欢的猫儿。所谓“短句极凄笃”，亦可知黄濬对新诗并不排斥。第十七联刊物上作“行行雪狮子，垂泪亦蹙跼”，《笔端》作“行行云狮子，垂泪亦蹐跼”。“雪狮子”是指徐氏喜欢的这只猫儿毛肤雪白，“云狮子”就不好解，当以刊物版为是。“蹙跼”与“蹐跼”的意思相近，是从胡适的“狮子踡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两句化出，暂从刊物版。最后两联表达了自己的忧患之情。曹聚仁评价此诗：“悲感渲染，使人低徊不能自已。”
李宣倜与黄濬这两个人，一个后来当了汪伪政府的陆军部政务次长，一个因泄露国府最高军事机密而被处以极刑，他们的诗名也就渐渐被淹没。但从这两首悼亡诗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新旧诗坛绝不是两个相互不通声气的世界，旧诗人并未一味反对新诗，新诗人也未切断与旧诗坛的联系。从徐志摩与旧诗人的往来中，我们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诗坛确实是一种“新旧交织”的状态，当时的新诗人如胡适、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梁实秋、戴望舒、冯至、梁宗岱等都与旧诗坛保持着一定的联络，只不过在徐志摩那里，这个特点显得尤其突出。我们当有必要摆脱文学史叙事的束缚，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从而更为全面地看到那时诗坛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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