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斗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周民霖
我15岁在柳州加入地下党，16岁加入柳北游击队，今年已88岁，但当年战斗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最爱唱的歌曲《你是灯塔》，也总在我的耳边回响：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們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
每每这时，我的思绪便又回到了从前。其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我的恩师陈光烈士，他是我的启蒙导师和革命引路人。
1946年春，我与四哥周民震考上柳州龙城中学，念初中。当时，龙城中学被社会称为“红色摇篮”，中共柳州特支就秘密设在龙城中学，陈光是书记，那时他化名叫陈扬。
我与四哥民震上初中时，陈光是我们的班导师。他授课时，强调多读书、读活书。他常常讲巴黎公社的起义、俄国十月革命的烽火、“二七”大罢工等，让我们这些少年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当时，我与民震同班、同桌、同铺，聪明好学，成绩又好，深得陈光老师喜爱，他经常把我们当作双胞胎，把名字叫错。他还常叫我俩到他的房间，给我俩讲红军长征故事，讲延安的革命精神。1947年春，他调离柳州，走前和我们兄弟俩有过一次长谈，希望我们坚定信念，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他给我们送了一张书签，上面有他亲笔写的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陈光老师是我们兄弟俩第一个革命启蒙导师，是他点燃了我们幼小心灵的革命火种。但是万万想不到，1949年10月5日早上，陈光老师不幸被捕。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共桂林市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刑拷打。11月11日傍晚，陈光老师被敌人枪杀。如今的桂林七星岩前，矗立着一座庄严的陈光烈士纪念塔。
陈光老师走后，红军时期入党的地下党员丘行担任我们的班导师。他有深厚的文学素养，经常在课堂上朗读苏联的革命小说，如《第四十一》《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他还单独指导我俩阅读高尔基的《母亲》。此时，周民震、陶溢和我等领头组织了奔流社读书会。后来，奔流社被反动当局明令取缔，不得不转入地下。那时，20多名社员读了大量革命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多数成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贺智华、陈盛德同学在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
1948年春，龙城中学学生自治会（以下简称“学治会”）改选，周民震任主席，我任学习艺术部部长。不久，周民震和我在丘行老师培养下，先后秘密加入地下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
1949年，这是暴风骤雨的一年，也是我们兄弟俩人生中最闪光的一年。这年元月，不满17岁的周民震经丘行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我也在柳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5岁。地下党广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陈枫曾说，民震民霖虽然入党年龄不够，但都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那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但柳州仍处在黑暗之中，白崇禧负隅顽抗，把桂系精锐的第五十六军调驻柳州。偌大一个柳州，岗哨林立，特务横行，到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地下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在1949年连续3次在全市秘密散发传单。5月14日，第一次散发的革命传单内容有“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警告柳州特务书”，我与地下党员同学潘瑞才为一个行动小组。
那晚，我与潘瑞才正在一根电线杆上贴完一张传单，突然从黑暗的角落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我们立即贴上一张专治花柳病的广告加以覆盖，才避过这一劫。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者总会遇到惊险，但惊险过后，总是欣慰，是胜利者的喜悦。
5月19日，反动当局为了报复，决定从龙城中学“开刀”，逮捕方宏誉、丘行、罗杰林、唐美珍、毛恣观等5名进步教师。地下党从内线获得情报，当晚让这5位地下党员教师紧急撤出柳州隐蔽。敌特阴谋未能得逞。
第二天，学治会地下党员周民震、刘明文和我等接到指示，要求由学治会领导，组织寻师委员会，开展全校寻师运动。
很快，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和各种座谈会，出版各种墙报，揭露和斥责反动当局对龙城中学的种种干涉和迫害。校园内到处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反对迫害，还我老师”“我们要读书，我们要自由”“风在吼，山在摇，柳江河水泪滔滔，敬爱的老师啊！你可听见我们心里的呼叫？”
柳州的闹市区和大商铺、电影院也出现龙城中学同学张贴的寻师广告，国民党柳江县政府、县参议会以及柳州专员公署以及各学校、各社会知名人士都收到《寻师呼吁书》。
更令人叫绝的是，我和刘明文等同学到国民党办《广西日报》（柳州版）交涉，在1949年5月25日第四版头条位置刊登《龙中学生寻找老师方宏誉、丘行、罗杰林、唐美珍、毛恣观启事》。这则启事把敌特迫害进步教师的行径公布于世，引起极大震动。反动当局抓不到共产党，反被共产党打了一记闷棍。
9月14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头头决定再次拿龙城中学“开刀”，他们以“历年庇纵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学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为罪名，宣布龙城中学立即解散。不久，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十一团迅速派兵占领校舍，瓜分校产，让刚开学的广大龙城中学师生顿时流离失所。这是全国罕见的政治事件。
中共柳州城市工作委员会决定迅速转移龙城中学已经暴露的进步师生到游击队或外地。民震和我已经多次受到特务的盯梢跟踪和恐吓威胁，当然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抓捕的黑名单中。于是，组织决定让我俩转移到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从事武装斗争。
正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中央任高官的父亲从广州连续来信，催促我们全家搬迁香港，并许诺要送正在广西大学读大四的二哥和三哥去美国留学，把民震和我安排在香港的教会中学。彼时，“科学救国”的价值观很流行，哪个青年不梦想着升学和留学呢？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我们怎能不服从这个目标呢？而且我们正沉迷在阅读地下党印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本书让我们心中燃烧起一团革命火焰。我们要拿起枪，要当一名游击战士，要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最后的战斗！
于是，我与民震坚定地与父亲决裂。最后，父母去了香港，我们兄弟俩上了大苗山，就像我的大哥周一峰一样：还在上海地下党时，大哥周一峰就与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父亲决裂，走上抗日前线。
1949年9月下旬，按地下党安排，我们兄弟俩与地下党员同学叶肇盈从柳州到了融县和睦镇（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然后由柳北武工队秘密护送，穿越惊险的封锁线，到达柳北游击队司令部。
1949年10月3日，柳北游击队司令部召开盛大的文艺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时迎接中秋节的到来。晚会开到一半，突然，轻机枪“哒哒哒”声和迫击炮“砰砰砰”声响彻云霄。曳光弹在黑夜的天空划出一条条弧线。柳北人民解放总队政治部主任林润葱在会上宣布，国民党第五十六军正规部队与保安团进犯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打响，要求游击战士在战斗中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然后，独立中队和十一中队跑步奔向战场。
我与民震也接到命令，连夜跟随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四大队政委莫可量奔赴融水香粉苗山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民震分配到十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配了一支四四式马枪，后来参加了融水县城解放的战斗。我任四大队武工队文化教员，配了一支左轮手枪，在苗山高举反国民党“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旗帜，建立新根据地。叶肇盈是桂系军阀叶琪上将的女儿，她被母亲强制送到香港后又偷偷回柳州到了游击队，与我们兄弟俩一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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