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儒学三千年》
马勇
這部《中国儒学三千年》虽说刚出版，但对我来说，确有漫长的准备，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心结。
儒学这样高端的主题，按理说与我这个年龄，又来自农村的人没有多大关联。我的家乡虽为宋国故地，孔子家族之故国，但在我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孔子、儒学的任何位置。假如不是批林批孔，我肯定不会用那多精力去研究孔子与儒家，更不要说作为自己的职业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不久去当兵。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那时最好的出路。我所在的部队在杭州，除了站岗放哨训练外，就是读书，就是学习。那时的口号是，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
学习既不是漫无边际，也不是系统教育，而是跟着政治走。中央号召什么，我们就学习什么。印象中，先是学理论，囫囵吞枣，不知所云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书，诸如《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都是这个时期读过的。稍后，批林批孔，更是不明所以读了一些书，内中的许多意思并不清楚，但却深刻影响了我毕生学术之路。这本《中国儒学三千年》如果一定要溯源的话，我自信杭州军营里的读书，就是最初的源头。
批林批孔运动让我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历史，只是我那时的知识水准不足以消化理解这么复杂的历史问题。尽管部队也请来一些专家辅导讲解，但从上到下其实都是照本宣科，正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罗思鼎、杨荣国、冯友兰，我都是那时知道并记住的。
假如我后来不是读了历史系，我大约也不会在这些枯燥乏味的问题上多逗留。几年之后，恢复高考，我有幸进入安徽大学历史系，进校之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几年前那些不明不白若隐若现的问题又困扰了我，我有将之弄清楚的内在冲动。我不仅大量阅读中国思想史资料、研究成果，而且系统旁听了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全部课程。
更幸运的是，四年后，我进入复旦追随朱维铮先生攻读专门史。朱老师那时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儒家历史与文化。记得刚入师门，得读朱老师在一本论文集中发表的长篇论文重论儒术独尊过程，让我真正意识到儒学研究还有很大空间，许多论题值得重新讨论。
其实，学术史就是一个不断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再否定的同时也就从中提升了论题意义，深化了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跟随朱老师读书三年，我的主要精力就是研读中国学术史，我的毕业论文《汉代春秋学研究》，就是想探究儒学史上最关键的一个历史阶段。
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了向近代史研究领域靠拢，我用几年时间系统阅读了近代史资料。近代史研究所丰富藏书让我如入宝山，长达五六年无功利阅读让我获益无穷。那时，不似今天学术管理不断敦促写书写论文，我印象中那时的老先生，各个层面的领导对年轻人的关心是读书，而不是写作。那几年也没有任何商业性影响，我过的就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读书生活，终生难以忘记的幸福，借书、读书、还书，机械而愉快，且有收入保障。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那时最喜欢引孟子这句话阐释对学问本质的理解。我的解释是，学问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情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真读书之后一种自然流露，而不是“硬写”。记得一位朋友喜欢说，学问就是酒足饭饱之后，拍拍肚皮，说兄弟就这个事情还可以说个不一样。学问是求异，不是求同。因而，那时读书就是读书，并没有急于表达什么的意思。
刚进研究所不久，一位老师因与梁漱溟家有关系，聊天时建议我在读书时有意识注意梁漱溟的资料，看看能不能就此展开一点研究。梁漱溟当然也是我已经留意很久的题目了，不要说他在批林批孔时“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话语让我极为感动，他那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也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梁漱溟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来的老辈，他眼看着陈独秀、吴虞、易白沙等《新青年》一派“全盘反传统”，全面指责孔孟之道不合乎现代生活，儒家伦理窒息了人的性灵，扼杀了中国文化的生机。儒家鼓吹的家族主义更是中国进步的根本障碍，近代以来中国的全部挫折，在反传统主义者看来，都与儒家，与孔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思想主流，梁漱溟并不认同。他在稍后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演讲中，全面分析了孔子、儒家的思想与历史，讨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他的结论，儒家思想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的进步，而且中国的真进步必须立足于孔子、儒家所提供的资源，只有充分理解、调动了儒家思想，中国的进步才会踏上一条康庄大道。梁漱溟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是坐而言起而行的人。此后若干年，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行事，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他所揭示的《中国文化要义》，从儒家思想史的观点看，开启了后来新儒家的先河。有学者称他为“最后的儒家”，有人称他为当代新儒家第一代开山祖师。梁漱溟在生命最危难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身处最危险的香港，他坦然相信自己不会死、不能死，因为他自信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他如果死了，天地将因之变色，中国文化将因之而亡。当年我读到这些言论时，不免嘴角上翘，以为太狂。几十年之后，我真相信梁漱溟的自我期许，相信梁漱溟确实是为孔子，为中国文化而生而死。
假如没有这种自信，梁漱溟不会在1973年发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这篇长文，更不会有意与领袖立异。所以，梁漱溟不畏权势，一生中几次敢于“说不”之逆鳞风骨，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楷模。我自然对展开梁漱溟的研究极有兴趣。
经过很长时间追踪阅读，我将梁漱溟的全部作品最大限度收集到，并系统阅读了《北京大学日刊》《乡村建设》以及梁漱溟可能发表文章的报纸杂志，做了满满一个卡片盒的梁著目录，然后经那位老师介绍专程拜访了梁老先生。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写出《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主要阐释梁漱溟先生对孔子、儒学的态度。
梁漱溟先生复出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化热的巅峰期。由梁先生、季羡林、汤一介、庞朴等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是那时中国知识界最耀眼的学术中心，开办的一些文化讲习班动辄千人，以致万人计。我也因机缘巧合参与过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所以当中国文化书院动议编辑《梁漱溟全集》时，主事者庞朴先生约我一起参加。
在庞先生主持下，《梁漱溟全集》进展顺利，我那时毕竟只是一枚刚出校门的青葱，因而承担的实际工作量并不大。但是这次合作加深了与庞先生的联系，所以才有我这本《中国儒学三千年》的事情。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东方出版中心约请庞先生主持编辑一套《中国儒学》，体例仿该中心已经出版的《中国佛教》。大概因为我此时与庞先生颇多来往，庞先生约我参与者工作，并分担四册中的第一册，写一本中国儒学简史，用不太大的篇幅系统描绘中国儒学的全部历史，下限至写作的当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构想。好在我那时毕竟刚毕业不久，没有什么压力，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推辞就答应下来了。
经过不少于两年的辛苦努力，印象最深的是手写至宋代部分，加入了学术界第一拨“换笔”热潮。这也是庞先生推动并直接指導的。庞先生是学术界最早使用电脑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是庞先生的学生。庞先生对此也极为热心，带着大家去中关村攒机器，并帮助选择适合各人情形的录入法。我用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基本方法，只是在最开始阶段，也由于那时电脑太次，最初录进去的差不多八万字，莫名其妙一键丢失。
这是换笔之后最值得记忆的故事。换笔确实提高了效率，四卷本《中国儒学》1997年由东方出版中心正式推出。这也是我写《中国儒学三千年》的一个重要积累。
在此前后，我又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过一本《儒学兴衰史》（1996）；
为解放军出版社“战士丛书”写过一本《先民遗风》（1998）；
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套丛书写过《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探索》（1998）。进入新世纪，我又有机会参与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写出《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回望过去三十余年，我虽然一度在近代史领域做点事情，但内心深处似乎一直有难以割舍的中国学术史情结。所以几年前与资深出版人赵易女士结识后，几乎未加思索就提出重刊《中国儒学》的构想。后在赵易提议、帮助下，对原书作了重大调整，补充了一倍的分量。
很多年前，一位老先生就告诉我，一本书有一本书之用，不可能期待一本书讲完一个题目的全部内容。这个说法对我的学术研究、写作影响很大。我写作时，时常会有主题、拟想中的读者等预设。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本书只是我的儒学史的一个阶段性积累，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就这个主题进行探索，写出一本更详尽的中国经学史。让儒家的史与思交相辉映，更立体呈现儒家精神面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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