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及其形成的内在机理
王韦君 牟成文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探索的一套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政治制度体系。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突出优势，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优势。新时代新阶段，要牢固树立政治制度自信乃至“四个自信”，既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是什么，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明确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社会基础、主体条件、内在动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突出优势;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2-0056-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政治制度优势乃当代中国一个主流话语与重大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令全球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西方学界曾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共产主义“失败论”已逐渐消退，就连曾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1]。在新时代新阶段，要牢固树立政治制度自信乃至“四个自信”，既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是什么、表现在哪，又需要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明确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社会基础、主体条件、内在动力。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一套良好、有效运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快速和谐发展和实现国家良性治理的根本保证。今天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突出优势。知优势，才能扬优势;扬优势，才能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主要表现为：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大的优势，更是中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其一，党在国家各项事务中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拥有一个强大的“中枢”，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才能有效执行，政治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当代中国，这个强大的“中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国家治理体系是各种治理主体、各种权利和治理资源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具有最高的整合权威，通过协調好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权利关系，协调好纪检、组织、政法、武装以及群众团体等多方面工作，维持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没有集中协调只有分权，就容易陷入权力碎片化的现实困境。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通过中央政权和地方分权来实现国家的权力运行。虽然联邦制国家的存在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分散化的权力带来权力的碎片化和多元主体之间的冲突，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战略，无法形成治理协同的效应。譬如，美国自诩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应急能力为全球第一，但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相互撕扯、矛盾冲突不断，正是在这种政治化的对抗中，美国深陷疫情泥潭。反观中国，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有效消减了权力之间相互掣肘带来的能量耗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思维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国取得抗击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再次映射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其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党，能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同于追求党派利益的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党”，既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又不被任何利益集团左右、不被权势团体俘获、不被特权阶层绑架，敢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1921至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辉煌历程的标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千磨万击中任凭风劲、在波诡云谲中屹立不倒，就在于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坚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以此为前提，中华民族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勇毅迈进。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积极评价道：“中国共产党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大的优势。
（二）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优势
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美好诉求，其本意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民主曾起过巨大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事实上只是生产资料垄断者“资产阶级的民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从来没有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它“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博学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4]244。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只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以种种条件限制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认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民主体之上。从应然性角度讲，社会主义民主无疑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级的新型民主，这种“高级”和“新型”，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能广泛、管用、真实地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我国，人民既是“主权者”，又是“统治者”，更是“实践者”，我国确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力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人民智慧、团结人民力量，用政治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作为“主权者”，通过委托、授权，产生并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其能有效克服西式民主制度的分散化带来的国家制度碎片化、冲突性危机。对此，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前主任莫汉蒂曾赞叹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宏观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摸索出来的。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和建议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这种政治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这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重大决策上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互通有无，博采众议，各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群策群力，广开言路，充分地阐释了我国的协商民主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优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保证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满足了少数民族人民参加政治生活的美好愿望，促进了国家团结统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居委会、村委会为主要形式，在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实践的指导下依法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体现在代表制民主层面，也体现在基层直接民主层面，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优势。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6]，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论断、新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中央制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十四五”规划纲要开展专题调研，涉及民族、国家安全、财政经济等诸多领域，共形成22份专题调研报告，这22份报告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凝聚各方面的共识，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二次会议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拟作55次修改，真正做到了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框架提供了实践操作层次的保障，扩展了人类政治民主的新视野。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优势。
（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7]。其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我们集中办了多方面的大事。在发展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党中央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的办法领导经济建设，根据一个个规划的分步实施、扎实推进、滚动落实，推动经济蓬勃发展。到2020年我们已经完成13个五年规划，2021年提出的“十四五”规划正在实施。在基础设施方面，“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巨轮远航穿梭世界，公路纵横遍布城乡，伶仃洋上“作画”，大海深处“穿针”的港珠澳大桥建成，5G网络系统等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建设。在高科技方面，“天眼”问宇，“北斗”闪耀，“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天宫”巡天等。在重大国际活动方面，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国际活动成功举办。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才使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办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难事。其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我们能够在历经各种艰险和挑戰的长征路上成功化解各种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逾七十载的壮阔历史，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洪水、击非典、抗地震、消贫困、战新冠，在一切困难面前都能凝神定志，全民拧成一股绳，全国形成一盘棋，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共渡难关。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其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突出优势能够有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始终坚持以民为本，赢得民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需要改善，百姓的权利行使需要保障，中国的发展成果需要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集国家之力，了人民之愿，办群众之事。以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例，正所谓“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在脱贫攻坚中，国家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办大事的突出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笃行致远、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大规模进行扶贫，构建了专线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帮扶体系，并于2020年顺利将绝对贫困的帽子抛到九霄云外，使中国彻底摆脱饥馑之年、冻馁之患。一言以蔽之，这些都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
（四） 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优势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之一就在于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政治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9]33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积极探索与国情相符、与国运相投、与潮流相向、与时代同步的政治制度，根据中国的实际“量体裁衣”，成功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展示出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地发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号令，以坚如磐石的决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10]56新时代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度总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1]，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与时俱进、日益完善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获得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建设，更加趋于成熟和定型，充分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实践发展永不止步，制度创新未有穷期。新时代新阶段正是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与自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举、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不断推进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让中国始终能够踏准时代节拍、跟上时代变化。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突出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科学的政治制度体系，不仅要总结和概括其突出优势是什么，更要诠释其突出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社会基础、主体条件、内在动力。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2]28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价值旨归的确立、制度框架的设计，都需要以毛泽东称之为“望远镜”“显微镜”的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来自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创新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理论张力，是我们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和观察当代世界走向的理论指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实事求是的精髓、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其优势形成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历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第一次解开了社会历史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雄辩地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自由解放是真正趋势。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找出路、办大事，这就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鲜明的体现“人民性”，同样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旨归。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制度架构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都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3]因为说到底，“人民的信赖、支持和拥护，始终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深厚力量源泉和牢固政治基础”[14]29。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大众立言和代言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价值旨归。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这一思想精髓要求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照搬照抄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5]11。譬如，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决定抛弃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共和制度;不硬搬西方民主制度、不照抄苏维埃民主制度，选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后的重要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的建立也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完全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而科学的政治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和解释政治现象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6]2政治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迁，政治制度也要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要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又要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国建立、巩固、完善、发展了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伟大创造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发生，这一良性互动的过程完美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并反作用于国体，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在1894年恩格斯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曾说道：“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17]209国体体现国家的阶级本质，主要回答的是“谁是统治阶级”的问题，决定着国家各类政治制度的选择方向。政体体现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主要回答的是“国家权力如何运行”的问题，是实现国家根本性质的载体。根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政体的制度存在形式，都离不开国体这个前提基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8]1480这样就建立了中国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践证明过的真理。对于要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毛泽东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国体和政体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成为我国国体、政体建设的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制度。尽管物易时移，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科学性、人民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理论根源。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社会基础。
历史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中国特色行政体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可以在局部执政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找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源头和雏形。1947年，我国第一个省级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创造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确定并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对基层民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为日后建立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形成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文化底蕴。文化传统是构成国情的重要方面，对于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构建来说，这是既定的、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辩证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其精髓在于继承与批判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9]339-340。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大一统传统，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和合思想等都是延续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思想观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都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突出优势的文化底蕴。历史学家王海光认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历史惯性，它是不断涨落的社会意识河流中稳定的河床，并在深层的社会历史结构中指导着人们对理论的取舍。”[20]53譬如，“大一统”始终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的主流，在“大一统”这一重要政治传统的凝聚下，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依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国家。在“历史中国”持续向“现实中国”转向中，“大一统”为现代国家政治构建创设了不可或缺的实践整合前提。“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体现了对“大一统”传统的赓续，不同的是，此时的“大一统”政治学内涵已经被革命所重新塑造，“人民主权”原则成为中国现代國家建设的基石。基于此原则，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去除了大一统中的“为民之主”，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主”。由此，经过“辩证的否定”后的“大一统”，不再是保障统治者的权势，而是通过人民当家作主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及深实，柯叶自滋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形成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并汲取有益养分的结果。这也正印证了美国学者希尔斯所说的：“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21]60
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突出优势形成的现实基础。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淬炼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良性的政治制度会充分反作用于即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由此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没有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制度构建的“母版”，没有拘泥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旧版”，也没有覆车继轨成为苏联模式的“再版”，更没有东施效颦成为西方政治模式的“翻版”，而是扎根于中国沃土，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主体条件
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从应然性转向为实然性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主体条件离不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造的主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民主诉求曾在专制的荆棘和泥泞中挣扎蹒跚了百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立起来，“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22]1。从“被压迫”到“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地位的变化和提升。人民创造性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构建和执行中的投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坚持维护中国人民权益、坚持实现中国人民利益，顺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否则，主人翁地位难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是在人民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汇聚了广大人民的智慧。正是人民对当家作主的渴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制度架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3]1031
人民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评价主体。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能离开特定国家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超时空、抽象地对政治制度进行评价，那种以“救世主”或者“裁判员”身份去评价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做法既缺少“合法性”基础，也没有“科学性”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行不行得通，只能由中国人民来评价。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制度架构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旨在增进人民福祉、回应人民关切、保障人民权益，为人民的创造力提供自由空间和制度保障。人民在参与政治制度构建中也能切实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决定利益取舍，决定政策和行为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4]70这些高屋建瓴的重要论述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评价主体。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根本依仗。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构建和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以此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充分彰显。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内在动力
“明事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形成的内在动力。
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需要。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2]643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不是“飞来峰”，也不会是“常青树”，更不可能一开始就“毕其功于一役”，在未来发展之路上，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有的突出优势，更不能躺在制度优势上睡大觉，只有通过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些适应时代发展和满足形式需要的政治制度，不断补齐政治制度短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时刻充满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以多党竞争和议会民主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也存在竞争和较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也更具有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26]这里实际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机制，根据时与势的不同而灵活调节，始终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永葆制度生机活力。
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逆时代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所碾压。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使自身的政治文明日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顺应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彰显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智慧。政治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表征，是近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期盼和世界各国的政治目标，通过构建民主制度满足人民诉求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只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的实现条件不尽相同，民主的道路、实现形式、政治体制、政治行为也大相径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始终与世界民主化潮流同频共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形式支持并保证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始终强调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好体现中国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民主的诉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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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信 奇）
（校 对：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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