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活“寓言”：,《没有过不去的年》的生活叙述与现实回归
黄沭云
作为“当代生活寓言”的现实主义类型片《没有过不去的年》（尹力，2021），以王家兄弟姐妹“一地鸡毛”式琐屑而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为核心着力点，以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为讽刺对象;借助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围绕母亲病重后儿女匆忙奔赴徽州老家同过新年的主线，同时铺陈具有普遍性和社会反思意义的环境污染、腐败等现实问题副线。影片在具有较强现实主义批判力度的同时亦不乏亲情的温度，现代都市生活中金钱、利益的侵蚀让王家人逐渐迷失本心，而徽州乡关和慈爱母亲则是片中的一抹亮色，超现实的情节设计是影片创作者的美好想象和愿景表征。本文通过对该片生活化、全景式、碎片性的叙事方式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现代都市社会中主体精神状态严重“异化”甚至扭曲的共性问题，从而希图寻觅缓解亲情走散、人性迷茫之途。
由尹力导演，吴刚、吴军和吴彦姝等主演的文艺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以独特的视角与表现手法讲述了主人公王自亮在妻子与情人间的情感压力和生活琐碎中濒于崩溃的故事，属于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片。该片较之于后现代超现实主义影片来说，在体现都市生活混乱、琐碎、纷杂表征时，亦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来进行体系化的情节编排和叙事推进，而是在客观现实的记叙中渗入某种意识流动的超现实色彩。然而，生活化的叙述是贯穿影片的核心叙事技法，创作者在充分融聚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同时，悉心捕捉都市社会中处于中年阶段群体所面临的困顿。片中，编剧王自亮的苟且与疲于奔命;官吏王自建的愚昧与贪婪麻木;教授王向藜的闭塞与冷漠孤高——王家兄弟姐妹是社会众生的缩影与象征，其身上所凸显的形象特征不仅是其自身特性的产物，更是特定时代、社会大背景下的共性问题表征。亲情的淡薄、金钱的诱惑、欲望的激增，正一步步侵蚀着都市人的内心。影片中徽州俨然成为守护迷失者善良纯真本心的“世外桃源”，老家温馨融洽的团圆饭、“少年王自亮”站在阁楼上向母亲哭泣着道歉……遗憾的是，这只是影片仓促收尾的臆想性结局，留白式的叙事背后隐藏着社会症结难以纾解的客观现实，具有较强的社会反思价值和意义。
一、现实主义生活化叙事
关注现实、表述生活是当前增添艺术电影内涵，提升影片创作水平、增强观众情感互动和直观感受的重要诉求。面对大众熟知的“过年”场景，影片从平凡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捕捉日常生活细节，采用生动的创作手法来展示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各类弊病。
（一）主副双线交织
《没有过不去的年》关注普通家庭的伦理矛盾，灵活运用现实主义生活化的叙事技法，于情节的演进中巧妙贯穿交织主副线索;并在组织编排的进程中，运用艺术真实的创作手法，将主副线融汇贯通，以独特的方式传递出家庭、亲情的“和合美学”。人们在深入剖析主线中人、事、社会、时代等多种关键性构成要素时，便可推演、发掘存在于副线中的社会共通性症结。影片的核心镜头画面，在人物维度，主要聚焦于王家兄妹及母亲;在空间维度，主要聚焦于王自亮所在的城市以及老家徽州;而核心驱动性情节线索便是以主人公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为内核，年迈母亲渴求与众子女同享新年团聚之乐。但正是这般纯朴的愿望，却总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无法达成。当子女们得知母亲罹患癌症将不久于世时，才愿意放下手中一切事物，从各处奔赴同一个地点——故乡徽州，那个给予其精神给养、陪伴见证他们成长的乐土。影片开篇便是王自亮带着母亲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在时间安排和情境设定方面导演将重点置于过年前几日城市、海外、乡村的交互式时空切换，细腻地展现都市現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亲情与利益天平的失衡，人性摇摆不定的踌躇与怅惘。由王自亮一家为核心参照对象，向四周呈辐射式展开，便可以较为清晰地发掘存在于个体乃至都市、乡村整体中存在的工业化、现代化侵袭问题。片中，宋宝珍的四个儿女各自有着差异化的人物性格与处事方式，而安徽农村的邻居则传递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所孕育的诚实、善良和孝顺等美德，还有宋宝珍对邻居超越传统血缘意识的关怀，为观众提供了深层次的情感体验与共鸣。影片借助人物心灵轨迹的具体变化描述，生动呈现了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
片中，主人公的精神乐土“徽州老家”由于领导者致力于发展生产而忽略了环境问题，造成相当程度的环境污染，原本充盈着淳朴民风的乡村净土，俨然沦为都市的“第二个化身”——此副线的编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王自亮等人希图以故乡、母亲作为心灵洗涤与净化的关键性助推因素的一种现实性驳回，决绝客观但却意旨深刻，具有发人深省的批判性意味。[1]影片以家道观念为创作理念，生动表达了“为爱回家，有爱有家，妈在家就在”等意旨。
（二）乡村与城市文明的差异矛盾
该片对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真实、丰富和多样化的描摹与解读，为观众呈现了深层次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影片的主副线索中，较为明显的便是城乡矛盾的焦点性问题。创作者着重以母亲的不同感受作为诠释和论述的依据：物质条件富庶、日常生活便利、娱乐活动丰富的都市生活总是让母亲产生格格不入的不适之感，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其感受到紧张的催促之感。只有未被城市文明深入侵袭并裹挟的老者，才能真正体悟乡村与城市文明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而母亲也更倾心于慢节奏的、充盈温暖和诗意的乡村田园生活。
片中，城市与乡村彰显出抵触和对立表征。前者的纷乱、碎裂、物欲横流，与后者的静谧、和谐、温暖、惬意形成了鲜明反差。城乡的对立在王自亮等迷失于都市文明中的游子身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显现，而乡村则引导偏轨者重拾本心、重忆纯真生活。影片从城市的灰色调刻画流转至乡村的暖色调呈现，画面的镜像反差中凸显着城乡的截然对立，构筑出梦幻般、理想化、富有艺术特色和生活本色的淳朴乡村世界。然而，暖色调为主的乡村，一方面保留着传统、质朴的民风民俗，闪耀着人性的美好光辉。另一方面却也在城市工业化的挤压下面临如下变化：有工业污水所造成的疾病问题;有村民心酸而无奈的慨叹之言“都去打工了”——其中映射和暗含着乡村“空巢”问题;有团圆饭桌上母亲提出的“变卖故居”想法以及状似阖家相聚却涌动着财产争夺的暗流。
影片结尾，城市与乡村，从“对立”逐步走向“融合”，“一体化”的情状既是经济、工业发展的表征;同时渗透着社会发展中“人性”与“利益”天平的倾斜症候。主人公王自亮、王自建等迷失于工业文明的“失语者”，正经历着“主体逐步趋于失落”的问题，原本作为心灵寄托之所的故乡也逐步从亮色调向暗色调退化。
二、异化症结的时代之问
在用现实话题构建叙事模式时，创作者需以“真实书写”的表达视角为创作基础，传递真实情绪、讲述真实心理。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以平凡大众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奏响时代旋律、回应时代话题，传递了亲情、人性等创作理念。
（一）都市异化
片中，主要人物身上存在的问题便是工业文明对人的思想、精神、行为等多维度的异化影响。编剧王自亮表面上“光鲜亮丽”“颇有成就”，但其身体和心灵却异常忙碌疲惫、漂浮不定，盲目追求金钱和情感享乐，使自己深陷“异化”沼泽难以挣脱;官员王自建不幸沦为金钱的奴役，固执偏拗地守着错误的金钱观和价值观，精神的失落与心灵的迷惘让他在贪腐的迷途中渐行渐远。[2]在这里，都市对个体的异化主要体现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奴役，身体对金钱、权力的追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臣服”和“跪拜”，是人性逐步趋于沉沦的物态化表征。王自亮、王自建等人身上所折射出的问题，是现代都市社会的缩影和映射。都市异化下的“人”汲汲于名利、为生活和事业琐事忙碌奔波、盲目追求身体的无度享乐而失去寻觅生活意义的力量和勇气，“工具人”或是较能诠释都市沉沦者形象的标签。影片中王自亮和妻子的对话，深刻展示出被异化者的无尽悲凉和落寞，使自己的小家扎根立足于国外，是王自亮曾经“笔耕不辍”的核心动力，而当这个目标逐渐趋于实现的彼岸后，其内心的怅惘和孤独久难散去，而这也是迷失本心群体的共性特征——利与信对立冲突中，随着天平的彻底失衡，能够真正推动个体砥砺前行的核心动力源泉也在悄然逝去。
该片致力于发掘异化症结并寻觅解决良方，徽州乡关成为创作者倾意的核心对象——臆想所构筑的温馨堡垒在残酷现实下变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田园般美好的故乡，充盈着传统民俗的和美家园，是否能够承载游子孤独迷惘的身与心，也许过去可以，但现在、未来或仅能存在期许中，当王自亮、王自建等人再度融入都市社会时，他们将泯的本心依旧会被无情吞噬。
（二）主体的失落
城市异化的必然结果，便是亲情的淡泊和人性的沉沦。影片令人唏嘘的是各自为阵、辗转离合的王自亮一家，只有在知悉母亲罹患癌症、生命垂危之际，才愿意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和琐事，回到家乡陪伴老母亲度过意义非凡的中国年。[3]影片择取“春节”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并以其为载体融聚各色人物，呈现传统佳节前夕，形色各异的社会众生相。影片“戏中戏”以及“片尾的主题歌”都在发出灵魂的叩问“真的回不去了吗？”[4]客观物态化的故乡，如果尚未被工业化前行的脚步尽然践踏，那么建筑承载体仍然是能够归去的“地域”;而心灵的“复归”则成为梦幻之中的空中阁楼。
主体的失落，让城市中的人仿若郁達夫《沉沦》中的主人公，惶惶终日;扭曲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使主人公王自亮变得迂腐而麻木，自视为追求事业和热爱之事，但实质是利益传送带中的被动前行者。片中，无论是流量明星还是导演，亦或是兄弟姐妹与同学，都可以对王自亮颐指气使，而正因其人性的迷失，才让他习惯式地接受一切赞扬或批驳。
（三）乡村烟火气的消散
该片着浓墨刻画的徽州乡村，在总体色调上，依旧是城乡二元对立中冷暖色调的暖色调;明暗色调中的明色调。表面上，乡村依旧保持着地域色彩、传统气息浓郁的外在形式表征，例如：小桥流水、青石板路、喧嚣社戏、热气腾腾的年夜饭……都极力彰显着现代都市中罕见的世俗烟火气，那幅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但即使是被导演寄予较高审美价值和情感期许的徽州乡村，也仅是在尽力维持乡土本色表象，和谐中渗透着某种凄凉和悲壮的意味。乡村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被挤压，影片所极力呈现的是普遍存在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民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创作者希图由此启发观者忖思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乡村如何能找到立足的平衡点，既能保持本心，又能自然融洽地投入经济的发展之中，唯有这样，乡村或者城市，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心灵皈依之所。[5]环境污染、空巢困局，使原本的“世外桃源”频频遭受创伤和打击。片中徽州乡村的现状是大多数乡村的现状，澄澈湖水俨然成为过去式;扶老携幼愈来愈成为家中顶梁柱外出务工的真实表征;工厂林立、超标排放越来越成为管理不严的乡村面临的巨大安全隐患。大批青壮年奔赴城市，逐渐成为“王自亮”“王自建”，疲于处理各类生活琐事，状似充实，实则空虚。影片中，偶然发现并持续关注工厂向徽州老家河中非法排放污水的王自亮，由此而官司缠身、麻烦不断。照顾王自亮母亲的元能兄弟;留存的乡民们都没能幸免，乡村、村民、民风都在科技的侵入与裹挟中，伤痕累累，由此，影片亦为观众带来了如何实现生态健康发展的思考。
结语
影片《没有过不去的年》采用回归现实、以人为本的生活流叙事技法，细致捕捉都市、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亲情淡薄、人性迷失、环境污染等多层次问题。徽州故居虽让迷茫者再次重温儿时的温暖回忆，真切感受乡村质朴的民风民俗，但这一切都如浮光掠影般短暂而虚幻。母亲、乡民的逝去、工业化的侵袭，乡村的暖色调渐渐被城市的冷色调所裹挟，带给观众无尽的沉吟与思索。
参考文献：
[1][4]尹力，李镇.《没有过不去的年》：现实主义的锐度和温度——尹力访谈[ J ].电影艺术，2021（01）：78-83.
[2]李宁.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生活流叙事下的当代精神图谱[N].中国艺术报，2021-02-03（006）.
[3]范小青.《没有过不去的年》：扣当下之题，解时代之疫[N].中国电影报，2021-01-27（007）.
[5]吴晓钟.《没有过不去的年》：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佳片[N].中国电影报，2021-01-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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