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邹国栋
内容摘要：《千字文》作为汉字训读、开化启蒙的古代蒙学典籍的核心作品，以朝贡、宗教文化交流以及商贸的形式传播至日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持续发挥影响。《千字文》在日本版本众多，为各高校、文库、研究机构与私人收藏。对日本的儿童启蒙教育、民族文化启蒙、道德观念以及审美意趣产生影响。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研究，为创造、传承与传播优秀文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千字文》 蒙学典籍 日本 传播 影响
公元四、五世纪，朝鲜、日本、越南诸国步入汉字文化圈之后，将负载中国文化的汉籍奉为金科玉律。《千字文》作为蒙学典籍的核心作品，不再囿于国界之限制，成为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共享的珍宝。
中日自古交往密切，两国文化交流始于曹魏时期，飞鸟、奈良、平安时代至幕府、江户时代，从未间断。中国的文字、典籍、文化大量传入日本，融入了日本的文化当中。蒙书《千字文》与儒书《论语》同列传入，是蒙学典籍在日本传播的最初案例。
一.文献综述
学界的研究主要包括《千字文》传播历史的考察、传播变体的考察以及传播影响三个方面。
王勇（1998）考察了《千字文》在日本的传播历史，在公元五世纪时，日本民族初步习得汉字，成为汉字文化圈中新的一员。
王晓平（2005）、张新朋（2015）研究了千字文的版本变体：不同于最初传入的《千字文》版本的“他類《千字文》”：如王晓平（2005）中对日本的异系千字文进行分类研究，而后探讨其历史发展，异系千字文随汉字兴衰，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确立，异系千字文逐步销声匿迹。张新朋（2015）在中提及了《千字文》早期的改编之作存在两类：一是在原格式上增加两字为六字的版本，还有对周作重新次韵的版本，并初步提及了《千字文》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传播影响方面，王晓平（2006）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千字文》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日本的诗歌、史书中均提及《千字文》或引用《千字文》中的内容，在知识分子汉字学习、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从文学史角度求证与批评，论证了《千字文》在日本奈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郑阿财（2018）概括论述了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将蒙书分为三类：综合性识字类、德行教化类与作文习诗类，综合识字性的蒙书《千字文》当推为学习中华文化的首选。蒙书是学习汉文化初期的宝典，蒙书的本土化改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现象。
本文以前人研究为背景，以文献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考察《千字文》传入日本的若干疑点，对《千字文》在日本传播的版本进行分类与整理，梳理《千字文》传入日本的主要方式，分析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最后就如何创造、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出策略。
二.《千字文》传入日本及若干争议
《千字文》何时传入日本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日本学界存在“记述提早说”与“古千字文说”两种观点。
《古事记》中关于应神天皇时期王仁献书的记载历来是争议之一，此时距离中国南朝几个世纪，周兴嗣还未出世，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传入日本的是其他蒙书或其他的别本千字文，即支持“古千字文说”。另一争议是“纪记神话”中的纪年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正确推演方法，错误、提早的纪年是史学家出于政治目的而为的结果，此即“记述提早说”。
“中日文化交流始于朝鲜学儒王仁”这一问题在多部典籍中得到印证。《古事记》《怀风藻》中存在多处记述。但据《日本书纪》中记载，“史祖”阿直歧向天皇举荐“书祖”王仁教授菟稚道郎子皇子汉籍经典。可见王仁不能代表中日文化交流的滥觞。早在中国、朝鲜等地的“归化人”迁徙到日本时，文化交流已然发轫。正如日本学者坂本太郎评论“纪记神话”时所言：“书中记载多为加以修改润色的神话传说，欲从中了解历史的史实，若沙里淘金，十分困难。”
“古千字文说”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推翻。无论是现存最古老的《千字文注》的完本“上野本”或是日本传存14世纪所作之“李逻本”，均认为《千字文》源自王羲之的真迹。而《宣和书谱》所收录王羲之《书钟繇千文》，全文音韵参差不齐且无避讳，字字之间气脉断裂，是间插仿王字的临写本。据徐邦达考证，此为唐宋人之伪作。钟繇著有古《千字文》子虚乌有。
“记述提早说”为日本学界所公认，但在具体的纪年推演方法上存在差异。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学者本居宣长和藤贞干就注意到了《书纪》“纪年故意延长”问题，虽缺乏确切材料，但大体上的结论一致，即在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卷里，有关朝鲜记载的正确纪年是向下推干支两周120年，就可以得到确切年代。明治时期的学者那珂通世认为，根据《书纪》中的记载，先代天皇都极长寿，这是史书编纂者受纬书之影响而为，通过与中国、朝鲜文献对比，他认为神功皇后、应神天皇时期的纪年比实际早了162年，在此基础上推演，可以得到正确的纪年。
如此来说，“纪记神话”中提及的《千字文》实是一个疏漏。不论王仁是否将《千字文》带入日本献予天皇，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在公元5世纪左右已经开始。在此后，不断有归化人涌入日本，各国向其派出学者，以儒学为基础的日本古代学术，自此展开。
三.《千字文》在日本的传播版本
据奎章阁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键入“千字文”后的搜索结果，得出：日本诸多大学、科研机构、个人均藏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按时代划分，则主要可分为南朝、隋唐与明清三个时期传入;按书体分，则又有六体、四体、真草、篆书、草书等;按照版本划分，有刻（刊）本、影印本、铅印本、抄本和撰（原）本;按其创作历次分，有千字文、续千字文、三（再）续千字文、异系千字文等;按临写作者分，赵孟頫、欧阳询、王羲之、钟繇、文征明、沈粲、怀素、智勇、吴云临等书法家均有临本;按语言划分，则有梵语、汉语、吐蕃语三类;按国籍划分，有日本学者注解千字文、朝鲜千字文以及模仿创作的异系千字文。《千字文》形式多样，传播之广，可见一斑。
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文献查阅结果，笔者认为日本所藏千字文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中国本土《千字文》原本及其注解本;二是日本学者、书法家临写的千字文;三是中国与日本的书法家、学者撰写的异系千字文，其以多种专题知识为展开中心，模仿千字文四字韻文形式进行创作;四是其他语言的千字文，模仿千字文的行文格式，旨在训练其他语言的发音，培养基础语音能力。
随着日本贵族学者汉文化修养的提高，出现了本土学者模仿《千字文》创作的别本千字文。具有代表性的有12世纪的博学博士三善惟康模仿千字文创作的《续千字文》。
王平（2019）《东亚千字文萃编·日本卷》中选取部分千字文作了记录，主要分为四类：医学类、书法类、书信类、蒙学类，共三十种。
早期传入日本的《千字文》多为中国大陆相同的刻本，明治时期出现大量异系千字文，以四字韵语形式，配以西洋技术为内容。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引起的各国汉字教育的衰退，异系千字文逐渐销声匿迹。今天，《千字文》仍作为书法作品供人临写与欣赏。
四.《千字文》在日本的传播方式
《千字文》传入日本存在四种形式：一是以人种为自然通道;二是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进行官方外交;三是以僧侣为主体的宗教文化交流;四是本土化后的体例传承与模仿。
1.以人种为自然通道的传播。《姓氏录》：“仁德天皇时，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日本史称“新汉人”或“秦汉归化人”。前文所叙“王仁献书”亦是该种方式的表现之一。
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中提及“徐福东渡”亦是早期人种为自然通道的传播典籍的方式。其中《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大乘止观》等均为中国散佚之典籍，十分珍贵。近年来“徐福东渡”的传说也逐步的得到考证，是“归化人寻根意识下形成的传说的产物”。
由此可见，秦汉之际，中国处于文化成熟期。大量沿海居民东徙至日本，携入诸多文化典籍，《千字文》（或曰《仓颉篇》《爰立篇》《博学篇》《急就篇》，诸如此类的早期蒙学字书）最初的传播历程，以人种交流为基本方式。
2.贵族主持的官方外交。天武天皇《飞鸟净御原令》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官僚政治体制开始了。随着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日本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唐朝的强大，在公元9世纪迁都平安京之后，中日第一次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高潮开始了。大量典籍由遣唐使、留学僧带入日本，编辑成目录以供查阅。
淳和天皇时期编成的类书《秘府略》大多散佚，千字文在其中或有记载，但今已不可考。
大学头藤原佐世所撰《本朝见在书目录》中“小学家部”记载了多种千字文原本及注本：
千字文一卷，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李暹注;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千字文一卷，东驼固撰。千字文一卷，宋智达撰;千字文一卷，丁觇注。
将《隋书·经籍志》及《唐书·经籍志》与《本朝见在书目录》做对比，此时传入日本汉籍约略达到中国本土的一半。《千字文》出现了多个撰本与注本，大量传入日本。
3.僧侣为主体的宗教文化交流。此种方式于镰仓、室町时代最为兴盛。该时期，世俗文化归于佛门僧侣阶级，文化主导权把握在僧侣手中。
中国兴起的禅宗一派恰与作为官方学说的“理学”互为花叶，交互为用。传至日本，因其宗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简洁明了，亦可抚慰民心，迅速成为风靡日本的“新佛教”。
阅读中国文献典籍在僧侣间被奉为美德。然而，文化常识与识字辩文首先成为阻碍。因此，僧侣们大举从中国带回卷帙浩繁的文献，其中不乏《千字文》等蒙书，供僧人们修习汉文。
其中禅宗僧人“圣一国师”辩园园尔最为出名，他所著的《普门院经论章句语录儒书等目录》中便有“《连相注千字文》一册”及“《注千字文》一册”。其中不乏朱子四书，小学之作亦占一部分。
4.体例传承与模仿。德川幕府一统日本后，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市町文化崛起，文化逐渐由贵族专权走向庶民阶层参与其中的状态。公家的衰落，使得寺子屋等面向庶民的初等教育机构以往来物（武士往来体）而不是使用《千字文》等汉籍作为启蒙教材。常见的有《实语教》《童子教》《庭训往来》与《本朝千字文》。借用千字文的形式，填充以本国的知识体系与道德观念，如《补阙千字文》《俚语千字文》等。《千字文》的编写体例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启蒙教育。明治年间，出现了介绍医学常识的《医家千字文》、介绍法律法规的《新令千字文》。
五.《千字文》在日本的影响
《千字文》作为首批传入日本的启蒙性通识教材，在文化启蒙、道德观念的塑造提升审美意趣、推动儿童启蒙教育与文化持久发展五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1.推动民族文化启蒙。《隋书·倭国传》：“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又《怀风藻·序》：“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於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入趋齐鲁之学。”文字缺失的早期日本先民受到朝鲜学者启蒙，从而开启了本土文化发展的进程。日本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先民逐步认识与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宇宙观，对客观世界产生了崭新的认识，整体文明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万叶集》作为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地位，受《千字文》影响，从中也可以从中窥见部分上代人的文字规范。
2.帮助形成民族道德观念。“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资父事君，曰严与敬。”蕴含了“礼”、“忠”、“孝”的道德观念。“治本于农，务兹稼穑”、“俶载南亩，我艺黍稷”体现出重农的基本国策。“具膳餐饭，适口充肠;饱饫烹宰，饥厌糟糠。”则为节约的美德提供了依据。这里的道德不仅是自然社会意义上的道德，也包括自然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以及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原则。《千字文》帮助日本初步形成了基本道德观念。
3.助力文化持久发展。《千字文》使用四字韵语为基本单位，字字不同、句句不重复的250句形式，为日本发展本土文化、吸收外国文化、增加学习效率、推動文化持久发展注入动力。中世时期，日本本土汉学家撰写的以医学、书法、书信、蒙学知识等多主题为中心展开异系千字文。近世以来，千字文的编写体例仍被奉为经典，以西洋文化为内容的千字文不断涌现出来，在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开启现代化历程做了良好的铺垫。
4.提升审美意趣。《千字文》激发了日本贵族、皇室对书法的兴趣，临写书法逐步成为一种风尚，收藏、摹写、讨论名家的书法作品成为一时的浪潮。书法鉴赏中的审美意趣也为日本人所领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式审美。如正仓院智勇《千字文》、王羲之《乐毅论》作为书帖的流行，是日本“古来书风之源”。
5.推动儿童启蒙教育。往来物是继《千字文》后武家为普及本国文化，将识字与礼仪、书信写作、通识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便于儿童学习的过渡产物。18世纪前，寺子屋十分重视习字，《本朝千字文》因此处于教育内容的核心地位。江户时代又出现了《西洋千字文》。在字体上，日语也使用汉字，在音韵形式上，读音受到汉语发音影响，千字文使用韵文形式，加之汉字旁标有日语发音，因而受到欢迎。
关于韵文可以有效帮助儿童启蒙阶段的记忆，张志公先生作出过论述：“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与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
可以看出，《千字文》《三字经》这样的韵文形式，对日本的儿童启蒙教育有很大的裨益。
《千字文》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之一，内容上囊括宇宙、包涵万物，形式上为四字韵语，典雅优美，诵读起来朗朗上口。书法家临写，使其在视觉效果上更加惊艳。《千字文》的传播与传承，是汉字文化圈中重要现象。
《千字文》留下文字、文化、艺术形式、审美意趣等宝贵遗产。为传承与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带来启发：遵循形式美、内容充实的原则，内容不仅仅停留于知识层面，更要传递核心的文化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接受优秀文化。优秀的文本还需具有一种和谐优美的整体形象，为后世创造良好的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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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7AZS012）;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编号：HGJ201713）资助。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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