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时代的世界格局
郭海龙
当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欧中俄准四极隐约显现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后西方时代初露端倪，美欧中俄+英日+印度巴西（“4+2+2”轴对称结构）为代表的主要力量，正组成一个以北冰洋为中心的轴对称结构，意味着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而非太平洋世纪即将到来。在未来全球格局变化中，由于核武器威胁下“冷和平”因素的存在及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和合文化、民主和平论等）影响，存在权力完全和平转移的可能，至于在美中之间发生，还是在美欧之间发生，还未见分晓，但欧盟明显具有更大优势。
一、后西方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20年初英国正式脱欧的重要时间节点，全球最重要的安全会议、被誉为安全领域“达沃斯论坛”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分别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Post West，Post truth，Post order，2017）和“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2020）为议题，凸显了西方的整体性失落。
英国脱欧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西方的整体性失落是其中蕴含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上追根溯源，这一局面由2008年美国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诱发的西方世界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表现为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西方社会内部异质化、碎片化程度加深，对社会不满的人增多，民粹主义抬头，产生了宪政危机。集中表现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2021年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令20年反恐战争成果清零，大大损害了其国际威望。这些事件，尤其是英国脱欧具有深远的战略影响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英国从欧盟分离出来，意味着英国不再和欧盟捆绑，而英国是原欧盟内部最亲美的大国，其离开后将强化美英主导的五眼联盟，同时也使欧盟进一步摆脱对美依赖，法国总统宣称“北约脑死亡”、法德倡导欧洲军就是走向战略自主的典型体现。西方正在出现分野，日益分为以英美为首的五眼联盟（即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和欧洲大陆这两大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
英国脱欧后将进一步次大国化，其外交布局中，美、欧仍居首位，英美特殊关系重要性会加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英国外交调整的重点。这蕴含着重要战略价值：西方整体性失落使利益比意识形态将更重要，这有利于进一步减少冷战思维，有利于改革西方霸权主导下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以往美欧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某些积极变化，失衡状态得到了初步改观，向着东西方和南北方更加平衡的方向迈进，这有利于大小国家平等相处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则出现了以金砖国家（BRICS）、展望五国（VISTA）、中等强国合作体（MITKA）为代表的群体性崛起。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并首次金牌榜排名第一，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2019年和2020年之交最早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率先取得抗疫斗争胜利，并成为主要国家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些都是中国走向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俄罗斯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挫败了西方企图让乌克兰加盟入约倒向西方的战略企图，并于2015年高调介入叙利亚危机，成功打到传统利益范围之外，为其大国地位扳回一局。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交锋后，中俄双方外长直言两国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俄联合在中国宁夏举行大型军演，把中俄战略合作推向了顶峰。印度虽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差強人意，但是其经济一直在发展，2019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五，仅次于美、中、日、德。非西方国家中，土耳其、韩国、印尼、阿联酋、越南、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国在近年来崭露头角，显示出群体性上升势头。
上述西方国家整体性失落和非西方国家群体性上升同时出现，构成了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后西方”和“西方的缺失”议题的重大背景。但是，鉴于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经营全球的惯性和掌控全球的手段及技巧，以及西方内部各方的结盟关系和超强的政治、军事、科技以及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东升西降只是一种趋势，但历史性拐点还远远没有出现，而且同任何权力具有独占性、扩张性的特点一样，霸主国家不但不会轻易让出国际霸权，而且还会殊死斗争、反复博弈，导致起伏和反弹。大航海时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享有霸主地位的西班牙、荷兰、英国莫不如此，大国的兴衰是一部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这个拐点时刻，正如文明钟摆周期率所揭示的那样，可能要以数百年为衡量时间的尺度，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历史上，在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后，跃跃欲试，企图以自己为中心建立支配全球的霸主地位，凭借美西战争扩大势力范围，通过提出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跻身列强行列。一战时，美国虽大发战争财并成为战胜国“三巨头”之一，但美国倡导的国际联盟依然被英国和法国把持，以至于美国国会认为国际联盟对本国没有好处而拒绝加入，美国妄图主导国际秩序的设想落空。直到二战时，美国再次因大发战争财而雄踞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时候，才真正迎来了高光时刻。美国从1894年成为经济第一强国到成为世界霸主（至少是西方世界霸主），即二战结束的1945年，足足纵横捭阖了半个世纪。如今，美国虽然霸权地位有所下降，但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实力仍然处于上升状态，且在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首屈一指的地位，要说后西方时代已经完全到来，还为时尚早。只能说，后西方时代只是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某种苗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演变，美、英代表的五眼联盟，法、德代表的欧盟始终都是世界格局中重要的“棋手”。
这一局面引发了两个猜想：一是在未来的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世界格局呈现出美欧中俄+英日+印度巴西组成的“4+2+2”轴对称结构;二是美国霸权衰落，在权力向中国或欧盟完全和平转移过程中，欧盟有望成为下一代霸主。
二、世界格局在北冰洋世纪
呈现出“4+2+2”轴对称结构
随着后西方话题的兴起，人们感兴趣的是：在“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过去之后，应该是什么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曾经流传多年的太平洋世纪或亚洲世纪的说法，显然不够严谨。而在后西方时代，更有可能是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世界格局由美欧中俄+英日+印度巴西（“4+2+2”轴对称结构）主导。
太平洋世纪或亚洲世纪的说法，虽然聚焦中国等亚太国家实力的增强，但是忽略了欧盟的经济文化实力，也忽略了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实力（虽然俄罗斯也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重心在欧洲）。作为世界格局的主要行为体，美、欧、中、俄四方是未来世界的主要塑造者，奠定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的“准四极”格局。这四方权力投放范围的重合区域并不在太平洋，而是在北冰洋，确切说是在北极点附近，北极处在四大力量的地理中心地带和影响力交汇区，战略地位愈发重要。
与此同时，在“准四极”之外，在世界岛（欧亚大陆）的东西侧海面，脱欧后进一步次大国化的英国，与具有大国特征的次大国日本，在地缘政治处境、国际地位和声望方面都更加相似，而两者有可能“重温1902年旧情”并有所行动。近期，日本蠢蠢欲动，计划加入五眼联盟，以欲和美国步调一致协调对华立场，这与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对华友好的“小清新”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已于2021年2月1日正式向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协议（CPTPP）”提交了加盟申请。二者报团取暖，显示了最亲密盟友在此前美国政府单边主义冲击下产生的孤独感。而在英国的大西洋对岸和日本的太平洋对岸，美国则是“准四极”格局中长期以来位于新大陆的世界霸主;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侧，两个巨大的大陆实体欧盟和中国是“准四极”格局中的两个重要成员;北侧的俄罗斯则是另一准极。这样，大致可取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4°E）和中国首都北京（116°E）中间，同时几乎也是日本首都东京（139°69′E）和英国首都伦敦（本初子母线）中间的东经65°为对称轴，全球格局结构趋于更加对称和平衡。
当然，在当前多极化尚未定型（“准四极”格局隐约显现）的情况下，也不排除日本和英国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崛起成为与美、欧、中、俄“准四极”并驾齐驱的力量。不过，那只是一段时间之后的某种可能。当前，美、欧、中、俄“准四极”与英国、日本，与作为典型次大国且离北极较远的印度、巴西，正在组成“4+2+2”的结构。
如果说，在美欧中俄+英日+印度巴西（“4+2+2”）组成的结构中，美欧中俄“准四极”是未来全球格局的中心层，那么，英国和日本构成了中间层，印度和巴西，则成为外层。这三个层次显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地位。这些国家呈现出某种对称结构，除了欧盟和英国与中国和日本以东经65°为对称轴外，巴西和美国在西半球与俄罗斯和印度在东半球，也形成了某种关于北极的准对称结构。
在这一形势下，北极航道开通以及北极能源和资源巨大储量诠释了北极争端尖锐化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凸显了以北极为中心的竖排世界地图具有重要价值，而联合国旗帜和徽章中的地球图案也是以北极为中心，这与上述情况共同反映了二战结束以来围绕北极的北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近年来北极地位越发突出。近年来，在全球变暖、破冰能力提升的背景下，沿岸国家在北冰洋边缘地带开通了东北航道（东半球的北冰洋航线）和西北航道（西半球的北冰洋航线），主要国家俄罗斯和加拿大已经开始对过往船只收取过境费等费用，行使航道管理权。同时，北极附近发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这进一步吸引了各方积极参与其中，各国甚至把自己主张的权益延伸到了北极点。发端于1989年、成立于1996年的北极理事会，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北欧5国（芬兰、瑞典、挪威、冰岛、丹麦）和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8个正式会员，扩展到了欧洲的英、法、德、意、西、波和亚洲的中、日、韩、印、新加坡等观察员国家，目前，爱沙尼亚等国也在积极申请成为观察员。北极理事会关注邻近北极的政府和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宗旨是保护北极地区的环境，促进该地区在经济、社会和福利方面的持续发展。
由此看来，世界权力的几何中心，正在从欧美主导的大西洋往与美、欧、中、俄“准四极”以及英国、日本不远的北冰洋移动，距离北极较远的印度和巴西也成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此，可以说21世纪并不是太平洋世纪，而极有可能是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主要原因是在中美激烈博弈中，欧盟和俄罗斯并未衰落，仍然具有世界格局一极的体量，英国和日本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西正大踏步追上来。即便未来世界不是“准四极”格局，而是“三超多强”格局，欧盟的体量决定了位于中、美、欧之间的北冰洋仍然是世界权力的几何中心。退一步而言，即便未来世界是中美“两极化”格局，同为北半球国家的中美之间，距离最近的路径依然是北冰洋。此外，中国为避开美国布下的“马六甲困局”，也有意支持开通北冰洋航道，并与俄罗斯构建“冰上丝绸之路”，激活近北极的万里茶道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21世纪成为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的可能性极大。
三、权力完全和平转移何以可能？
在后西方时代，权力极有可能完全和平转移，这既是基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特别是核武器因素，更是植根于东西方独特的文化因素。客观上，美俄之间“确保相互摧毁”核武器库延续了冷战时期“冷和平”，决定了世界总体和平还会持续下去，未来如果美欧之间或美中之间发生权力转移，那将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进行，尽管这种和平是核武器对峙条件下的“冷和平”。在这一客观条件作用下，像美国借助一战、二战发战争财，在英、法对德国的火并中獨善其身进而攫取霸权地位，目前已经难以再次出现。这看似“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实则是以英、法对德两次世界大战为惨重代价，为美国称霸作嫁衣。而主观上，中国和合文化（爱好和平以及长袖善舞，通过打太极化解矛盾、化零为整的整体思维习惯）传统，以及美欧之间“民主和平论”的共同价值观，也意味着中美或美欧之间权力转移将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进行。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模式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根本原因是中世纪农耕文明导致内敛封闭自守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降维打击。要避免重蹈覆辙，需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出更先进的文明形态。而当代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表现在：发展理念上，注重“互联网+”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开放意识，依靠科技发展进步和绿色发展（生态平衡）;在文化层面上，大一统观念（集中统一领导）、王道（反对霸道）与和合文化等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在新时代会有新特点。在这些优秀文明基因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在国际层面。
在外交中，当代中国对传统和合文化进行了卓越的继承。仁智大国和道义现实主义契合传统文化，为权力完全和平转移创造了良好的主观导向，是中国传统“道”和道家文化的再生。中国人自古具有温良恭俭让和同理心，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反对逆天道而行。表现在今天，就是以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而非一国私利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制度、发展阶段都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他国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在本国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通过建设性介入力所能及地帮助他国，即《道德经》所言“为而不恃”。通过互利共赢，实现人类共同进步，实现先贤圣哲倡导的“美美与共”。与西方社会条分缕析的哲学相比，中华文明中传统和合文化更注重整体性，正是鉴于此，汤因比在1973年说，“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如今，大一统观念发展成新型举国体制，适应了系统思维的需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些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明基因的要素，必将在新形势下熠熠生辉，为解决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同时，中华民族基因中没有侵略扩张的字眼，即使古代中原王朝强大之时，也不去征服朝鲜等邻国，正是中国强大国力和睦邻友好政策，吸引了周边国家自觉学习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朝贡体系，甚至日本、朝鲜半岛、越南都以“小中华”自居。而中华传统智慧充满了阴阳辩证法思想，善于打太极，调理阴阳、化解纠纷，把矛盾消弭于无形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损有余而补不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之道和处世之道，是中国传统治理之道的精髓。修齐治平是有德之人的生命人格范式，反映在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上，就是怀敌附远、增信释疑、劝和促谈，而当代中国外交对和合文化的光辉实践彰显了大国的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就以大国身份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东道国，举办多次六方会谈协调朝核危机中的美朝矛盾;积极推动伊核问题六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会议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并积极斡旋巴以冲突。和合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并在国际局势中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内因，是根本因素。而目前，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在国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可以用“不讲武德”来形容，暴露了其内心的脆弱和恐慌，遏制只能制造国际局势紧张，不利于世界和平和全球化。
相比之下，与美国共享民主和平论的价值观、比中国更具优势的欧盟，更容易从美国霸权衰落中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在中、美、俄之间左右逢源的欧盟，通过走向战略自主尤其是防务自主和外交自主，更具备替代美国霸权的潜力。这是因为美国的霸权衰落，并不会自然导致缺乏国际经营经验也没有意图领导全球的中国能承接美国的霸主地位，且中国人均经济总量、科技潜力、外交实践都处于明显落后状态和探索学习补课阶段，而对外交往缺乏话语权、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弱，以及军事力量处于相对弱势，是中国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相反，身为外交老手的欧盟，无论其文化、科技、经济、政治还是欧元影响力以及驾驭全球局势的经验和国际地位与国际声望，都是与美国等量齐观的庞然大物，而且相比美国更加注重国际社会的道德秩序，尊重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是规范方面的标准制定者和推动者，主张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欧盟成功消除了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德千年世仇，曾荣获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有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中、美、俄等大多数国家值得信赖的权威力量，只需加强战略自主，就能成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最佳承接者。
随着英国脱欧，欧盟战略自主能力增强。近年来，欧盟因新冠肺炎疫情和内部不统一问题，出现了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导致疑欧因素上升，虽然引起了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翼势力积极响应，给欧盟造成了一定冲击，且欧元区深陷金融和债务危机，加上疫情等因素出现了经济低迷，导致希腊等国一些极端势力威胁要退出欧元区，但英国脱欧难以引发苏联解体那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因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各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欧洲一体化契合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规律，近年来的逆全球化和英国脱欧等只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潮中的小逆流，危机最深重且极端势力上台的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以及右翼势力较强的匈牙利等“新欧洲”国家都没有明显的脱欧迹象。因此，放在历史长河中，英国脱欧难以阻挡，更难以逆转欧洲的区域一体化。况且，脱欧前英国由于布莱尔时期的积极福利改革等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并成功挺过了经济危机，故其经济形势并不差。脱欧并非英国面临灾难深重、无路可走之时非“脱”不可的无奈选择，而只是英国内部民粹主义情绪缺乏合理引导之时的简单宣泄，脱欧导致英国离开了施展大国影响力的舞台，并失去了美欧之间左右逢源的优势，英国进一步次大国化已难以逆转。这方面，卡梅伦等仓促决定脱欧公投的政治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欧盟而言，英国历来都是三心二意的成员国，其在欧盟的利益主要在于共同市场、关税等经贸领域。对于人员自由流动等，英国虽然欢迎，但积极性不高，例如，英国没加入申根区。至于欧洲防务，英国向来都是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长期反对在北约之外再组建独立的欧洲防务力量，是欧洲防务自主的减速阀。这方面，其表现甚至不如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波兰、捷克等“新欧洲”国家，因为后者尚能积极组建欧盟战斗群，促进欧盟防务发展。在国际交往方面，英国追随美国，经常与欧盟步调不一致，比如英国紧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欧盟被撕裂。不过，更加开放、最具全球视野和利益的英国“出走”，会使欧盟变得保守和内敛，自我保护性增强。缺少了英国，欧盟经济缩水1/6，但仍是规范性力量，可更快通过“永久性结构合作（PESCO）”等实现防务自主，对外更能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弥补短板，成为一个更加自主的国际行为体。这离当年基辛格担心的欧共体“芬兰化”（即奉行自我封闭的保护主义和独立政策）更近了一步。近期，虽然欧盟向美国、加拿大、挪威开放了“永久性结构合作”，有助于美欧修复大西洋两岸关系，但这毕竟是欧盟主导的对外合作，欧盟通过开放的多边主义赢得了美国等盟友对其自身深度一体化的更多支持。而刚刚正式脱欧的英国，却没在邀请之列，足见英国在脱欧后一时尴尬的处境。
历史上，1894年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不断支持英国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对崛起的德国、苏联等通过包含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消耗英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从而借助两次世界大战间接促成了英美之间霸权的和平转移。而今，在拜登以多边主义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背景下，欧盟正在采取英国在二战后善于唆使美国消耗国力的策略，以故意顺从和较小让步推动美国走向与中、俄对抗的前沿。如果运用得当，随着欧盟战略自主能力增强，以及美国与潜在挑战者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排除美欧之间如同当年英美那样发生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这样的话，欧盟将成为美国削弱潜在挑战者中国和俄罗斯这场国际博弈中最大的赢家。而且，欧美拥有“民主和平论”等共同价值观，对美国而言，二者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也更乐于接受，因为同在西方体系内，美国之前对非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在其霸权被盟友欧盟取代后，反倒不容易被清算。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联盟虽然联合起来针对中国，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其实西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欧盟怂恿美国对抗中俄的同时，只有善于像隋朝长孙晟分化突厥那样对西方五眼联盟、欧盟、日本等分类精准施策，并从中争取合作伙伴，或者至少是友好的中立，才能在折沖樽俎中赢得主动。实际上，美欧分歧大于英欧分歧，英欧分歧又大于英美分歧，这为应对拜登政府整合亚太盟友针对中国的举动，实行楔子战略、进行各个击破提供了多种可能。比如，英国把金融视作立国之本和核心利益，为了维护金融地位，不顾美国的劝阻加入亚投行，并把伦敦打造成除香港外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就是可以开展深度合作进而遏制中英关系下滑、恢复黄金时代的绝佳切入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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