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诗人们赵卫峰
赵学成
一
数字化传播环境促进了“诗意与诗歌普及”和“雅俗共存共享”，诗歌写作、编辑、阅读与评论队伍自然扩容，数量递增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形象、身份及角色担当也有了变化。随着传播的起伏，出现在“权威”媒体、体制型期刊、诗歌自媒体及各种网络媒介上的这一古老名称，有了不同的意味和指向。
总体看，这是一支成分复杂、参差不齐、来路与去向多元多向的队伍。他们分散在各个社会层面与角落，都打着同样的旗帜：诗歌。也正是围绕这面旗帜时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呈现。在人间，他们的动静会为文化、文艺、文学增添光彩，无论是加分或减分，因为在内部的识别与相互辨认之外，非诗的大众在面对相关诗歌文化的信息传播时，更多地处于看热闹或不求甚解的旁观。
今天，当谈及“诗人”，它仍然存在着约定俗成的印象，即是一种文化人、知识分子，潜意识里还有着些佐料式的花纹，比如传奇的人生、浪漫的人类、多情多愁善感的人种，还拥有写作这种技术人才，诸如此类。在诗歌界本身，强调的也多是何为诗，诗为何，如何詩？很少谈及诗人本身——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当诗人谈到诗人，他通常会藏拙示德，转移视线，一些标榜“民间、地下、隐态”诗人对此较为擅长，他们要用所谓思想性来掩护差欠的文学性。而在“体制”路线上的诗人，给社会面传达的印象，常见长串职称职务荣誉，以表个人成绩，虽然这成绩更多是社会层面的所谓“文化”附加值。
而众所周知的是，“文化”早已如帽已被滥用。严格看，今天的诗人真的不绝对等于文化人、知识分子，综合素质、道德品质与写作也可以是平行或各行其道的。换言之，国民素质教育与往昔大为不同的今天，多愁善感、情感过剩、或情绪化明显、恰好有那么点文字技术……的人，都可以诗，可以赋比兴观怨，而传播环境的巨变让“发表”又是这么简易。当然，此说可能苛刻了些，只是针对少数。
很多时候，占很大数量的所谓“诗人”，多为兼职爱好者，爱好并不影响其认真与用心，以至于其写作的专业性及成绩。但就这很大数量的诗人群体，也仍然不能“免俗”，需要或多或少的发表交流、相关活动及评奖参赛之类，以证自身的“不俗”与创作成绩，表明自我在人海里之至少的与众不同。这是“人”存在的本能之一。
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善，“诗意与诗歌普及”与“雅俗共存共享”状况持续推进，过程中，难免会有些尴尬意味的问题或话题，诸如：什么是诗及好诗，什么是诗人及理想的诗人等。这是“诗”存在的本能之一。这也带来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
现象之一是，诗歌在多信息多动态中得到大普及，创作量增长与整体质量的不可观状态同步，低门槛的传播链条上，大数量的诗作趋于同质、模仿、相互及自我复制，诗歌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始终存在和必须，但又陷入不重要的境地;为了提请社会面的注意，又会导致相关宣传的过度，换言之容易成为失范的“炒作”。
另者是传播环境的红利与便利会使得“网红”式诗人自发频现，但其写作通常很难出彩或受到公认;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著名成名知名有名”的诗人群体，这一群体通常属于“体制认可”路线，常规方式是成为各级文学组织的成员。当遍地都是“作协会员”及诗歌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奖赏及鼓励就成为一种选优及再认可的辅助手段;这种手段也常出现混合与失序，有钱就是硬道理，奖赏之下有勇夫，一方面官方奖项剧增，另方面所谓个人承办的“民间”诗歌奖层出，它们的旗号通常宏大，打着“国际、世界、全球、华文、桂冠”等名号，诸多脱离实际与诗际的奖状令诗神眼花缭乱。
“著名成名知名有名”的诗人群体也包括了阶段性野蛮传播的情况，这似乎已是不争的暂难改变的诗歌事实，近20年来，诗人层出，作者众多，却几乎没有相对公认的经典的“大作品”和大面积认可的“大诗人”出现，诗歌文本创新度微弱，相互间距离感模糊。这既表明新时期诗歌读者方面的品评鉴赏能力的普遍提高，新一代知识群体趋于成熟，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环境中诗作者“思”与“想”的深度欠缺，或无力无心于语言技能的进一步锻炼。
时间不断带来怪诞也会让其归于平淡，茬茬事件、活动和种种阶段信息之后，时间之镜终会回照到诗人与诗歌本身。如今，茂盛的传播环境中，诗人位置是否边缘化如今似不重要，虽然它曾“被重要”过，而今更容易看到的是，传播一方面让原来的诗人归为常人、凡人或所谓“平民”，另方面，敞门入场式的传播又不断把常人凡人推到了“诗人”的座位上。以及，以此为业、为命、为人生价值呈现的“诗人”，他们会不节制或不厌其烦地现身于“首页、头条、重磅、实力、名家”式的浓妆粉饰中，这些“标语”在微信平台或诗歌报刊目录相对常见，有时，它会催动一个群体的自恋骄傲与存在感的在意，有时，它和诗歌本身几无关系。
二
因为感觉丰富，感官解放，感情复杂，感慨万千，成千上万的有情有心有闲的人们逐步、或反复地介入参与到诗歌的写作实践中来，这当然是好现象，但不是说大众都真需要“诗歌”都想成为“诗人”，实则是多样的现实发生与多姿的现时生活催动使然。据统计，当前至少有约9亿多国人在使用微信，它作为社交媒介也包括了“精神交际”“心理平衡”需要，对其中部分人而言，与诗有染，是一种“诗意”生活的主动的自我归纳，有偶发和阶段性，这种现象正好表明了网络时代诗歌文化的普及有效，正常而可喜。
为什么有了“精神交际”“心理平衡”需要，却不用小说散文或影视手段呢？这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有关，它轻快，更情感，更能及时地抒情，也更易与新媒体挂钩，它也不需要相对于小说必备的和难以达到的写作技能与条件。对于大众而言，有真情实感、有相当的经历经验和语言基本过得去就行了，在他们那儿，诗歌作为一种抒情的技术活要求并不那么苛刻，或说入门并不难。诗歌比小说比散文类活跃，同时诗歌数量剧增且又质量失衡，原因也与此有关。
但门槛其实又始终存在。诗歌写作对于更多的人，在初期仅是业余爱好之一种，但网络传播环境起到监督、检验与推进作用，即说诗人身份的淡化，并非指诗歌写作的停滞，而是慢慢入门后、继续前进中的自然淘汰，所以当说写诗的比读诗多、其实是指初级阶段的队伍。时间一直是过滤人不眨眼的。相信唐宋时代的诗人数量应该比现在所知要多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常会有人感叹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门槛低，难度低，其实也是因有相当文化水平、写作技能与鉴赏能力的作者与读者越来越多了，尺度随行就势提高。相信很多诗人或作者都有这种感受，即阅读别人可以提醒与激发自己，参看他人创作手法与技术可以提高自己的形式建设，其时，在比对中自有理性判断，不盲从，或逆反，并不轻易对“著名诗人”“职称诗评家”“点赞”，这也是一种倒逼，在某种程度上恰好表明诗歌写手涌现与诗歌写作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相辅相成的。
木秀于林本身就属少见。之所以世纪之交以后的诗歌不断累现“同质、仿袭、复制”现象，正因网络传播相对便捷也更集中了诗歌写作及呈现的“类型”，表达上题材上难免出现趋同，还因大多数入门者本身并未有前行之心。
不过，“乌合之众”这一是非兼有的陈词在当下仍然需要辨识。网络环境对于诗歌个体突出“自我”是速效的，但从来就没有离开了“群体”而独立存在的“个体”，“民间”及“民刊”始终都是相对论的结果。无论是出于交流阅读需要或简单的抱团取暖目的，一度层出的诗歌群现象纯属正常，“诗可以群，诗以类聚，人以群分”，表面看，至少这是诗人及诗歌介入“公共时空”的开端。这种介入有时并非主动或凑热闹，且有多种向度，就诗歌文化而言，则似以自我道德感的省悟及建塑需要为动因。
网络传播促进了“诗歌普及”，实则也是圈子或群体的相对扩展。戏曲、书法或旧体诗的作者与受者相对也是圈子式的，其动态也会随传播情况而变。这表明数字化传播在面上扩大了诗写队伍，其中绝大多数是偶尔为之的爱好者、初级尝试者，他们与诗歌“票友”“写手”团结成块，不时也会诗出惊人。后来，如《中国诗歌》《诗歌月刊》《诗刊》等纸媒前瞻地注意到了并不断在网上甄选无名作者佳作，甚至为此公开征稿和发行专号。
三
成群结队竞相争艳的百花园中，怎么来识别一位诗人或诗歌写手呢？在远观与粗览的时候，在传播茁壮又简易的前提下，通常是看发表情况，其次是诗歌网民或诗歌群友的认同;显然二者的判断尺度都不是绝对可靠的。
社会大众视角关于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或说有相当技能的诗人的判断，很多时候是依赖于体制命名及认定的？比如官方文学组织成员、相对层级的文学奖项获取等。但是，即使如此，只要置身“刷新”不断的网络境地，各级作协会员也会成为广义的“乌合之众”，也会进入被阅读者偏食分食——回复到“广义的诗歌写手”上来;当然如此说并非贬义。
不科学地说，计划经济时代，诗人、作家的产生与身份定位多与文学的“计划”体制有关，当网络环境里涌现无穷多的诗作者、诗歌文化圈或群，或说在如今很不留情面的传播里，大众化诗歌文化即使不说覆盖、也在影响着往昔的诗歌精英与主流诗歌文化格局——这也是网络传播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这会让“诗人”陷入以通过期刊、出版、获奖和取得体制内文学组织成员身份、以及参与相关活动来“证明”——自己是（有一定级别）“诗人”。即便他或他其实并不成绩可观。
这些“证明”至少起到关于“诗人”身份的基本维护作用。这种维护一度有其丰厚的文化心理定势，在这种认识惯性里，“诗（文化知识及技能）”其实也略等于“师（文化秩序与水平体现，传道授业解惑代言）”，即诗歌文化传统、或诗歌传统文化营养的阅读者或观众始终对“诗人”会另眼相看：一种集“文化人、代言者、思想者、审美者……”于一身的异类。即便如今的网络时空里的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平民状态、中介状态，或对于诗歌这一文类也仅是业余爱好、或并不以此为职业。
往昔的荣耀总是更多地属于往昔，在当下，渐失效用的以上名片式证明，在网络环境里效果已然打折，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意味、约定俗成的“诗人”印象，或多或少，渐被坚硬的中立的网络传播机器裹挟磨损。
这是一种提醒吗？曾经的才子标准已渐被岁月模糊，所谓的社会文化精英已随时代要求改头换面重新分配。
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要脉络，诗人及文人对社会和时代一度影响非凡，一茬茬成为杰出人物成为众目睽睽的精英或标本，或是体制文化的形象代表。社会转型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的数字化环境里，“诗人”与“优秀人物”或所谓“网络大V”几乎绝缘，关注只因它是“事件”，虽然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写作其实是有效的。
身份换位曾让诗人们怨艾，在相关20世纪80年代的诗史回忆文字里，不难反复地看到今非昔比的心理落差。如今看，移位未尝不是件好事，对于时光、环境、人与物事，诗人更该是静观其变，求真拒假，审美识丑。而至今，从网络时空里可见诗人位置身份等的移变在诗界内部产生的心理失衡仍在持续，一方面，虽然诸多作者自降身份意识以及坚定抵抗功利之心，以平民化草根化个人化写作为荣，坚守道德情操，另方面，又觉身处时代边缘、少受尊崇，其潜意识里，亦含有文化话语权失落感？
失落本来正常，部分诗歌从业者的失落，仿佛这个时代里自然而然的行业委屈感，程度因人而异而已。市场经济时代或城市化数字化时代的出现和成熟，确实需要另类能对时代、对社会起影响作用的人类及学科代表。客观而论，诗歌与诗人所体现和提供的知识、智慧、道德等已很难作为当下经济社会人心所向之标杆而至多只能是标杆之一。
四
但诗歌与诗人亦如书法、地方戏曲等有存在及扶持的必要——只是在这消费时代、娱乐时代、网络时代，扶持的方法只有主流舆论和倡导自是不够“给力”，目前更多的方式，仍是“以体制建构体制”。如此，虽然而今诗歌更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公认、知识品格和时代影响力作用力等方面综合上乘的集大成者同，但“体制”会导致著名诗人之“著名”更多地被诗歌作品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
如果上述状态终无改变——如果一个诗歌写手凭借诗歌文本之外的力量跃进成为“重要‘诗人，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地发生，对诗歌文化的提升有益否？诗歌专家的“重要”之产生亦同出此路，一个无职称无学历无机构归属的“诗评家”在當下诗歌文化环境里几乎是不存在、或不可能被认可的。一个高校的有职称的读者则可以轻而冠以“专家”名份。
类似现象的原因有相当的复杂性，涉及较多。事实上，正因以上诸种不平衡以及网络环境的作用力，恰好也促使了“诗人”印象的改写并从神坛转入“人间”。
在巫师的古代之后，也许现当代诗人本来就不曾置于神坛。这样说来又会让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其时的诗人可谓“精英”？这个也和传播环境有很大关系的、常让当事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至今仍存异议。在此不赘。在数十年过去了的当下互联网时代，共享的传播时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秩序大同，诗歌及诗人所能供给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人生观……高超乎？于此，众所周知又须客观清醒的是，相对而言诗歌及诗人并非时代的先行者了。如果曾经是，现在也应该是记录者、“拾垃圾者”……保持这份理性认识有助于自我完善并切实“求真”。
那么当下的传播时代里诗人的作用应该是起着思与诗的接受与传播——而有可能不是有效的“创造”？！这么说可能会让认真有为、或自认为有为的诗人异议，那么或可这样理解，网络传播时代里并非没有诗歌精英——而是没有了按以往标准塑造的诗歌精英，或没有了公认的诗歌精英，甚或是精英也已然被分解被碎片化，分属于各种群体、区间当然也包括微博微信圈子。
细究之，其实诗人身份的“平民意识”强调或心理暗示，也相当于传统精英意识的承接，这与部分所谓“地下、民间、隐态”之类的自我标榜相似，其成立须预设一个对立面或参照面。“平民意识”也仿佛“自我意识”，这与传播与经济状态与生存生活境况甚至工作职业有关，所以也曾有如诗歌是否“中产阶层下午茶”的讨论成为阶段网络话题。
自我意识或自我感相当重要。按观察，诗歌写作的“气息”有时与职业有关，譬如教育工作者、打工者、工商业者、公务员、农民、学生的诗作各有相关相应的主题题材、审美趣味、遣词造句习惯，还可细分如性别差异、城乡差别、代际区别等。但，总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是共同的——诗意的核心、诗性的内质——这是诗歌之所以是为诗歌的元素，也是诗人之所以作为诗人的根本，如果没有自我意识及独立的个性的科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努力，终归也就是“写手”，充其量也就是“诗人”，但并非“精英”。
如此看，作为诗人的“余秀华”再怎么家喻户晓再怎么符合当下的娱乐消费时空，也不可能是时代文化精英或代表一个国家的诗歌水平与标高;但值得肯定的是，她代表一类观念或倾向，这体现了自我意识与存在——更重要的是，她不只她，她也是她们的代言人。这是余秀华的意义之一。
每个诗人每首诗都是文化观念与精神倾向的表达，事实上效果往往与愿违;传播时代同时也是欲望更加恣意的消费时代，诗歌文本的优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思想和实践之上，这方面我们的诗人队伍大多并不可观。反过來，坐在相对的成绩上休闲蹿场、拎着毛笔挂着相机改行转业体现另种存在感的诗人比比皆是，有着相当物质存在感与社会价值成就感、却写着数十年陈调的“归来者”也此伏彼起，在不分青红皂白的传播时空滥竽充数。从当代诗人形形色色的自我简介可略见一些共通处，“组织关系”与“获奖和发表记录”似乎略等于创作成绩？这成绩略等于作者是有诗歌能力的人才？诗作还不能证明你是一个诗人是属于自谕“灵魂高贵”那类群体？
其实也已众所周知了，在网络传播时代，简单或不简单的诗歌与诗人都可以通过炒作包装或说广告宣传，被研讨或评论，出版发布签售入市，当事者也就成了著名知名有名的诗人。类似“套路”已然常态。那么，就诗人而言，在网络时代谈到营销就难免一个矛盾式的辩证：人们和时间是在消费或为了消费“诗歌”，还是在消费“诗人”这种名称？抑或二者都是又都不是？
这似是网络环境反抛过来的问题：当诗意普及、诗歌意识加强，传统意味的诗人角色与身份则在新的相对更严格的标准中发生变化，诗人时也身不由己，大数量的诗歌作者及诗作涌现，经典性的诗作屈指难数，或说精英诗人之不再亦因诗歌精品之缺失？
总的说，好诗人少、诗歌写手涌现与诗人身份的淡化等原因复杂，其因果是，在传播环境变化、作者自身和文本质量低平浅等原因的合力下，诗歌不再完全是曾经的优雅、崇高或神圣之类的象征。但它仍是且将久久地是真善美的中介、参照甚或是目标本身！由此也可相信，无论“传播”如何，相对的好诗与好诗人总是有的，更可相信，每个时代，有的诗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诗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人必怀远方，有人坚持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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