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与科学家精神
梁月兰 王凯旋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在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并重点阐述了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根本遵循。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罗健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罗健夫生前是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一名工程师，1951年参军，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西北计算所，1965年调到骊山公司工作，主持完成Ⅰ型、Ⅱ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参与Ⅲ型发生器的前期工作，后因患癌症于1982年6月16日不幸去世，年仅47岁。
罗健夫在入党誓言中说：“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都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69年年底到去世罗健夫搞图形发生器的十多年间，凡到工作紧张阶段，他经常是三五天甚至一个星期连续奋战在实验室里。饿极了，就吃块馍、喝口水接着干；
困极了，就把塑料板往地上一铺，睡一会儿再继续干。1968年，罗健夫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在北京电机厂搞超声压焊机的协作任务。在年底总装调试阶段，他们每人一天只睡四小时，还要分成两次，一次只睡两个小时。1970年，罗健夫接受研制图形发生器的科研课题，并担任组长。当时罗健夫虽在政治上受到極“左”路线的打击，身处逆境，但他忍辱负重，带领全组同志日夜奋战，干劲不减，四个月就制成控制用的计算机，经过两年苦战，在197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器的性能，又于1975年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正是这台Ⅱ型机器，促进了本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机的研制，才得以在短时间研制出了77-Ⅰ型微处理机的全部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中间版，微处理机于1978年献礼全国科学大会，Ⅱ型图形发生器获科学大会奖励。
罗健夫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工作，即便是在难得的出国考察时期。1978年，单位决定派罗健夫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去日本实习，并让他担任这次实习小组组长。他们住在东京都北部琦玉县的一个小镇，在长达一个半月的培训里，罗健夫除周末上街购买生活必需品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阅读书籍、资料和研讨工作上。实习结束时，罗健夫接到在东京为单位采购的任务，他没有立刻动身赶往东京，而是先详细地询问了采购任务的流程和细节，当他得知不必本人亲自前往的时候就通过电话办妥采购事宜。就这样，经过罗健夫精打细算，他们一行三人出国期间共为国家节约42%的外汇开支，回国后全部上缴国家。罗健夫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但当国家科学事业需要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时候，他坚决把个人的爱好抛在一边，忘我工作。罗健夫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20多年如一日，刻苦学习，忘我工作，无私地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表现出共产党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罗健夫在攀登科学事业高峰的过程中无所畏惧，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高贵品质。罗健夫在大学是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后的工作方向与他所学的专业相差很远。1965年他到骊山公司后搞半导体设备，先搞超声压焊机，后搞图形发生器，都与他所学专业不对口，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他能成为公认的半导体设备及计算机制版专家，是他以惊人毅力刻苦学习、勇攀高峰的结果。
为了学习，罗健夫珍惜时间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健夫仍然没有中断学习，他经常到宿舍走廊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图形发生器研制之初，困难重重。国外“禁运”图形发生器产品，国内一无图纸，二无资料，更无样机。而要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具备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集成电路工艺等多方面专业知识，最重要的还必须精通计算机。这对原子核物理专业出身的罗健夫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罗健夫和他所带领的小组承担项目后，他们投入比以往多十倍甚至百倍的精力到研发工作中。许多知识要从头学起，十年里，罗健夫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到最少。在宿舍，人们往往半夜从梦中醒来，仍看见罗健夫窗前的灯还亮着。在他和妻子陈显万多年两地分居的日子里，有许多假日他都加班不能回家。有时回家时间也都花在跑书店、钻图书馆查资料上。正是靠这勇攀高峰的精神，他很快熟悉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同时又掌握了第二外语英语。到1975年研制成功Ⅱ型图形发生器，他已能对某些部分做性能上的改进，到1981年他已独立完成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套电控设计，成为计算机制版应用方面名副其实的专家。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罗健夫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表现出一个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罗健夫是设计师，他既搞设计，也搞装调焊线，哪里工作最困难、最繁琐、最劳累，他就会出现在哪里。图形发生器的配件磁芯是计算机的记忆元件，就像人类大脑的脑细胞。磁芯非常小，只有小米粒般大小。测试一个磁芯就要观察一次示波器的波形，是一项单调、紧张而且重复性很高的劳动，许多技术人员都不愿从事这项工作。而图形发生器设备控制所用的计算机需要10万多个这样的磁芯。罗健夫带领同组工作人员日夜加班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从其他任务淘汰下来的近60万个磁芯中逐一测试出10多万个计算机需要的合格磁芯。1981年组织上让罗健夫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去广州验收一台进口的设备。这台设备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是单独一台机器，各种配件不齐，资料和程序不全。如何验收，大家想法不一致，实际上也有不少困难。有人主张先把机器拉回来完成任务就行，也有人认为既然客观条件不具备，只要一通上电，机器能动就算完成任务。但罗健夫不同意，他认真地作了分析和调查研究，坚持一定要按程序验收，要有验收手段。他千方百计打听到有个单位有这类机器的资料，抓紧时间、不辞劳苦地乘长途汽车到这个单位借来资料。为了“吃透”机器性能，他利用五一节放假，查阅资料、熟悉图纸，一直工作到深夜，最后和同志们一道很好地完成任务，未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
1971年五一节前，单位个别领导准备将罗健夫和他的科研小组研制的一件只做好机器外壳的设备，安装上指示灯和开关当作成品进行展览。当时恰巧罗健夫不在，小组的其他工作人员迫于压力，无奈同意领导要求。罗健夫回来得知事情经过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把这件只有外壳的设备撤回。有的工作人员好心劝他不要太认真，免得自找麻烦惹祸上身。听到这些，罗健夫严肃地说：“受了批判，要正确地接受教训，不能从反面接受错误的东西。”就这样，在罗健夫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下，这件未完成的设备最终从展览会上撤下。这正是科研道路上罗健夫所坚持的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1977年，罗健夫的单位第一次调升部分职工工资，罗健夫却主动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说：“国家还有困难，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为国家分忧。而且这次单位调升工资范围并不大，自己应该让出名额给那些成绩突出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同志。”罗健夫1951年参军、1960年大学毕业，当时工资只有65.5元，属于调升工资的对象，而且群众提名有他，党委决定也有他。主动让出这次调资名额，也并非罗健夫家庭经济富裕不需增加工资收入。1977年，罗健夫和妻子的工资总共只有130元，两个女儿都在上学，罗健夫要资助丧偶的弟媳，妻子要资助插队的弟弟和妹妹。但他为了使别的工作人员调上工资，自己再困难也不表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1978年，单位新建成一批宿舍楼。当时分配住房是按照工龄与年龄的积分分配，以罗健夫的工龄条件，完全可以挑选条件好的住房。但是，罗健夫主动提出申请离上班地点最远、最边角的一套四楼的住房。当有同事不解地劝他选择好房时，罗健夫却风趣地说：“你错了，我挑的是好房子。边角、安静、少干扰；
楼高、视线开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换成三楼，但依然是靠边的一套一间半的住房。1980年，第一次晋升高级工程师，罗健夫的贡献和成绩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却没有报考。有人不解地问他：“老罗，您怎么不报考呢？凭你的资历和一贯的实干、苦干精神，凭你在Ⅰ型、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过程中的成绩和贡献，你报考高级工程师一定十拿九稳，为什么不报呢？”罗健夫十分诚恳地回答说：“高工需要高水平，我的水平不够。这不是凭资历和苦干就可以当的。搞Ⅰ型、Ⅱ型已是过去的事了，不是已经晋升我为工程师了吗？干工作总要有所前进，目标要高一点，步子要大一点。”“等Ⅲ型图形发生器搞出来以后再考虑。”1981年，第二次晋升高级工程师开始的时候，罗健夫带着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踏上去北京的列车，主动避开报考时间。罗健夫还曾两次放弃晋升职务的机会，甘为科研战线上的“普通一兵”。1978年，组织上准备提拔罗健夫担任第六研究室主任，被他婉言谢绝。1981年，组织上再次决定提升罗健夫为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再次被他婉言谢绝。领导找他谈话，罗健夫诚恳而坦率地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我能力不行。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
图形发生器刚投入运行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人事、技术、器材及加工等方面遇到困难，罗健夫又因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批判，组内一些工作人员就打退堂鼓，其中有位搞光学机械设计的同志甚至提出不干了。罗健夫多次找他谈心。一方面，开诚布公地摆出问题，交换意见；
另一方面，又启发他说：“咱们组就你一个搞光学机械的，到关键时刻不干了怎么行？要想一想，我们的知识不是个人的，而是人民的。”“你家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你能有今天，全靠党，不好好干一番能行吗？”罗健夫既亲切、又严肃的谈话使这位同志深受教育，后为Ⅰ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成功作出贡献。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罗健夫总是与身边工作人员专注投入工作，一次次取得科研攻关道路上的成功。1976年秋，罗健夫和科研小组承接北京大学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n沟MOS4096动态随机存贮器中间版的制版工作。中秋节时，他对小组的其他工作人员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值班就可以了。”他吃着冷馒头夹咸菜，独自守候在图形发生器旁，坚持工作。在罗健夫和技术小组的辛勤努力下，9月底大规模集成电路n沟MOS4096动态随机存储器中间版制作成功，这在国内属于首次。1977年春节，其他人举家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罗健夫和科研小组的工作人员却仍在坚持工作。春节放假期间，研究所动力车间停止向实验室送风，在实验室里忙碌的罗健夫和工作人员时常感到胸闷、透不过气，只好在忍不住的情况下才走出门外短暂地透透气，然后立刻返回实验室工作。就这样，他们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微处理机的全部大型集成电路掩膜中间版任务。罗健夫作为Ⅰ型、Ⅱ型、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科研组长和工程师，按理说他每次只要做好设计工作就算完成本职工作，但是他却更像一个“万能工”。只要是工作需要，无论是设计、焊接、装调，还是维修设备，甚至是搬运机器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他都会满腔热情地一干到底，确保研发工作正常进行。
1981年10月，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进入攻坚阶段，而此时的罗健夫因为病痛折磨时常感到胸部疼痛难忍。为加快正在研制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进度，他来不及去医院，也未告诉别人自己的病情，忍着疼痛到北京出差并投入紧张的工作。其间，同志们看到他不时用手捂着胸口坚持工作的情景，都劝他到医院去检查，并帮助他联系医院。车间领导和工作人员得知他有病的消息后，多次来信叫他暂时放下工作尽快回去休息治病。但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罗健夫以惊人的毅力，忘我的精神，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坚持工作了87天直到病逝。
罗健夫对于自己的科研成果从不保守，别人向他求教，他总是耐心解答，倾囊相授。单位的两位年轻工作人员参加一个半导体设备超声压焊机攻关会，发现有一个重要公式记不清，便写信向罗健夫询问。罗健夫本只需要回信把这个重要公式告诉他们就可以，但他却马上托人给他们捎去一本厚厚的笔记。这本笔记是他从研究超声材料开始，到压电陶瓷换能器，再到超声压焊机几年来的心血结晶，里面不仅有研发所需的公式、推导数据、实验曲线、草图、工艺流程，还包括他个人的经验与心得体会。看着眼前这本厚厚的笔记，又想到当时社会上个别技术私有、相互封锁信息的不良学术现象，两位求教的工作人员感慨万分。罗健夫以实际行动再现了科学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1978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奖后，面对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赞扬，罗健夫告诉大家：“Ⅱ型图形发生器的这一部分是某位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位同志设计的。”当谈到他自己负责设计的那部分时，他谦虚地说：“那是人家指导我干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那一点作用嘛，不值一提！”他还反复强调，这项任务就是交给别的工作人员，同样也能完成。当呈报Ⅱ型图形发生器科研成果表格时，他坚持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上级发下来的3000元奖金，他也把分给自己的那份全部上缴组织。取得成绩，罗健夫先讲别人的功劳，出现问题，他却总是自己主动承担责任。1981年10月，罗健夫带病前往天津大学参加一个技术鉴定会。在他出差期间，小组里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接电线时，不慎将火线、地线弄错导致组件烧毁。当罗健夫从天津回到单位得知这件事情后，他一方面耐心地告诉那两名工作人员今后工作一定要更加细心，另一方面给领导写信主动承担责任，并作深刻检讨。为修复这次事故带来的损失，罗健夫又带病坚持工作三个月。罗健夫病情恶化后，癌症转移到全身。疼痛的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为分散精力，减轻疼痛，他经常拄着拐杖来回走动，他不要求打止痛针，就连止痛药也很少吃。他说：“那东西刺激神经，对大脑不利。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可以多想想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中的一些問题，给其他同志当当参谋”。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直到最后，我都是属于革命的。”罗健夫忍着巨大疼痛，以惊人的记忆力，把Ⅲ型图形发生器图纸上自己改动过但未来得及标明的几个部分，以及他自己估计到的几个疑难问题，逐一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工作人员。在罗健夫去世的前一周，一个工作人员去病房探望他时，顺便提到某设备显示器上显示了一个错误码，不知意味着什么。当时，罗健夫说话已经十分艰难。他沉思了一会儿，断断续续、却又清清楚楚地说：“在我那本黑皮资料本上记录有关于这个错误码的说明。这本资料就放在我工作室书桌的中间的抽屉里。”他为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为同志、为工作尽一点力而感到欣慰。治疗后期，罗健夫还经常与医生一起研究病情，商讨治疗方案。他对大夫说：“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革命还未成功，总是要死人的。你们就大胆地在我身上做试验吧，即使失败了，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对后来的病人有用处。”为帮助大夫分析病因，找出相应的治疗方案，这时候，他又坚持做切片检查。他说：“不要怕转移，能从中找出病因和治疗办法就是成绩啊！”
罗健夫以坚定的步伐走完自己的一生，他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伟大祖国，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科学家精神，他像一柱透明的蜡烛，为人民服务燃尽了自己。
（摘自《百年潮》2021年第11期。作者分别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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