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电影院
倪伟 徐鹏远
观影意愿下降、优质影片断档、非档期市场低迷、进口大片缺失……种种现象，说明电影业尚未走出疫情阴影，甚至预示着更为伤筋动骨的变化。
新冠疫情暴发后，继初期停工的半年，电影院的第二次危机已经到来。今年3月，中国内地电影票房超低位运行。3月24日，内地总票房跌破1000万元，止步于965万元（不含服务费）。这是十年来，除疫情复工初期之外，内地单日票房最低的一天。每个影院平均每天卖出50张票，平均每场只有1.8人。
两年前，人们还在担忧电影院的生死，像过节一样地迎接影院复工。两年后，当电影院再次落入困境，却连一声关心的询问都很难听见了。疫情以及疫情催生的行业重构，颠覆了人们与电影院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当影院已经看似可有可无，也许，“冰点时刻”才真正到来了。
遭遇冰点
电影院当前遭遇的冰点，其实早有预兆。2021年票房的回暖令电影界振奋，但如果拿着放大镜去检查细节，不难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单影院日产出、单银幕日产出、场均人次、场均收益和上座率等各项数据相比疫情前，甚至比最艰难的2020年都在下降，单影院日均收益比2019年下降三分之一。这些数据才是总票房之外，直接决定每个影院生存的指标。
归根结底，人们不爱去电影院了。
到了今年春节档，票价上涨幅度更大，单张票价动辄超过百元，导致春节档观影人次仅为1.14亿，跌回2018年之前的水平。竭泽而渔的涨价潮并未带来预期的票房回暖，春节档总票房60.35亿，同比直降23.1%。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抵触情绪。
观影意愿下降、优质影片断档、非档期市场低迷、进口大片缺失……种种现象，说明电影业尚未走出疫情阴影，甚至预示着更为伤筋动骨的变化。
“毫无疑问，对电影投资来讲，现在是个非常糟糕的季节。”劳雷影业总裁、著名制片人方励也看到，影视行业的热钱已经烟消云散，尤其是那些追求短期回报的资本方，对影视行业有更多顾虑。市场不再像以前那么粗放，投资方越来越注重稳定回报。
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大潮退去后，留下的投资更加趋于专业化，影视创作也稍微回归到“内容为王”的轨道。在热钱奔涌的那些年，出现了很多空有画面、毫无内涵的“PPT电影”，即使大批阵亡、饱受吐槽，都挡不住前赴后继。经历过疫情的冲洗，叫好不叫座的遗珠依然存在，但高票房“烂片”远远少于那些年。从各类影展和创投会来看，影视公司更加频繁地参与其中，物色新导演和剧本，他们越发信任影展的筛选，而不是追逐市场热点闭门造车。“寒冬反而是大浪淘沙的时机，市场萎缩了，其实好项目是更有机会的。” 方励说。
电影院的短板
电影投资人、出品人杨奇枫身边半数以上民营影院以及有关的影院设计、施工、物业等公司，在疫情后都面临极大压力，比统计数据更令人担忧。他曾经的影院行业同行，失业的有相当一部分，其余的很多也在伺机跳槽。
身处末端的电影院，命运只能被产业链上游决定吗？行业洗牌之后，电影院行业的短板值得深思。
中国的电影院绝大多数都在商场里，楼下是奢侈品、珠宝专卖店，同一层往往环绕着大型火锅店，房租不便宜。方励记得，这是20年前以万达广场为龙头的商城带动的风潮，最终塑造了中国影院的基本布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在自己的楼盘建影院成本很低，但对其他从业者来讲，要去豪华购物中心租个场地，负担太重了。”
他觉得，应该重新思考院线建设：到底是作为逛商场的附带消费，还是可以作为独立的消费目的地，这是两种不同的业态。他理想中的电影院，应该离社区近一点，不用开车去，24小时营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衍生消费。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影院是否具有特色，决定着其自救能力的强弱。国内影院几乎都像超市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供应着同样的商品，单个影院难以具备用户粘性。如果在审批的前提下，能够给予影院更自主的排片权，决定如何安排新片、老片的放映，不仅能以优质老片补充供给，每个影院还能举办自己的影展。循着这一思路，影院还可以考虑通过更多途径，比如咖啡区、观影会、沙龙社区放映等，让影院变得与众不同。
疫情已经迫使一些影院走出了第一步。首都电影院在疫情后，开始举办相声演出、演奏会等活动。如今差不多每月一次的相声专场，观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人。但现场演出即使单场收益高于电影，演出数量也远远不及电影。在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看来，相比经营收入的增长，这种尝试更大的意义是理念上的，他觉得电影院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转型的节点，应该多做尝试。
谁来救影院
“影院兴则电影兴，应该成为行业共识。”学者尹鸿和孙俨斌在《2021中国电影产业备忘》中说，即使经受着流媒体的挑战，影院依然是“第一窗口”，是电影价值的第一实现渠道。影院不仅在票房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共时性影响会对电影价值的其他窗口（包括互联网窗口）带来火车头式的拉动效应。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有一个说法：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就是保卫社会。她认为在一个极端个人化的“宅时代”，电影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的空间。她心中真正的电影是携带着公共议题、负载着公共情感的，从而也是与影院这种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影院需要拯救，尚未培育完成就被打断的电影市场也需要重新建立。重建过程中，相对小众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片、新生代导演或许都面临着更困难的处境。两年来在各类影展崭露头角的影片，大多尚未进入院线，有些导演已经在影迷圈内出名好几年，却很少有人见过其作品。
从两年前的疫情至今，电影院依然处在缓慢恢复期，一些政策扶持也在持续。今年春节过后，国家14個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服务业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其中有一条特意提及了电影院：不得非经流调、无政策依据对餐厅、商超、景区景点、电影院等实施关停措施、延长关停时间。擅自增加对服务业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
其实，政策层面对电影院的帮扶也在继续，只是相较于2020年疫情过后大规模的帮扶政策，此次的扶持显得更为散点化，比如，近期，深圳对电影院分档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最高补贴60万元。温州的影院今年可以领取每个座位每月25元的补助，共计6个月，一个1000座的中小型影院可以获得15万元补贴。
在宏观的管理、应对和帮扶政策之下，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们自己有着更为实际的诉求。电影制片人王磊打了个比方，他说，影院就相当于土地，土地坏了、没了，就算有种子、有牛、有耕种的人，都没办法产出粮食了。所以目前的政策应该首先保护电影院和影院从业者，比如减免租金、救济工作人员，“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灾一样。只要有生力军在，产业会自动修复，生力军不在了，就没戏了。”王磊说。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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