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注脚
周彪
编者按：
从1921到1949，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艰难的岁月，也在历史中留下了久而愈明、不可磨灭的痕迹。文物是历史的注脚，让我们得以在历史的缝隙里捕捉珍贵瞬间。本刊从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里的党史故事》一书中，节选了十余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以革命文物为切入点，讲述文物的来源、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文物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全面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1920
南湖红船复原记
文物出处：南湖革命纪念馆
红船是南湖革命纪念馆重要的文物之一。目前观众看到的南湖红船有两艘，一艘陈列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另一艘常年停泊在湖心岛东南的水面上。
这是一种豪华的中型游船，长16米，中间最宽处为3米，雕梁画栋，陈设考究。船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船檐、柱子和门窗上刻有精美花纹，以及描绘历史人物和典故的图案，并贴有金箔。前舱搭有凉棚;中舱为客舱，桌、椅、几、榻俱全;房舱设有床、枕、席，可供客人小憩;后舱为船家掌舵、摇橹之处，兼做厨灶之用。客人可在船上用膳，品尝船家菜肴。游船后面有一只小拖梢船，可载人往返于船岸之间。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2名代表出席大会，包惠僧作为陈独秀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这些参会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黨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进行到7月30日晚上的时候，因受密探干扰，被迫中止。后经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大家决定将会场转移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南湖。
据南湖革命纪念馆研究人员介绍，王会悟先陪同部分代表来到嘉兴，到位于张家弄的鸳湖旅馆预订房间，还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预订了一条游船。随后，他们来到南湖，登上湖心岛上的烟雨楼察看周边情况，最终选择湖心岛东南方向200米的水域作为游船的活动区域。
第二天，其他一大代表乘火车抵达嘉兴，与王会悟等人会合，然后登上了预订的游船。代表们以打麻将为掩护，在船上继续开会。王会悟坐在舱外望风，只要有可疑船只靠近，她就敲门窗，提醒代表们注意。在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组成中央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筹建时，当年的游船已无处寻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调查，最后成功复原了两艘红船。1959年7月1日，红船复原工程宣告完工。一艘红船陈列在纪念馆;同年10月1日，另一艘红船下水，停泊在湖心岛烟雨楼东南的水面上展出，以一种昂扬的姿态供游客参观。
时间线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1959年7月1日红船复原工程完工。
1959年10月1日南湖红船下水展示。
历史资料
王会悟
1898年生于浙江桐乡，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放哨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王氏家族在乌镇世代以教书为业。1913年进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乌镇湖溪小学担任教师。1916年前后进入湖郡女校学习，毕业后在沈雁冰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认识了陈独秀、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1920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在上海结婚。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王会悟的家中召开，她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在门口放哨，继续做警卫工作。建国后曾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后因身体原因离职休养，1993年在北京去世。
1927
南昌起义中的“收条与回信”
文物出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厅内，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在墙上的两幅精心装裱的信札，这就是当年江西民众慰劳南昌起义军的捐款收条与回信，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
“收条与回信”长9.5厘米、宽6.5厘米，均为统一印制的公文信笺。最引人注目的是，信笺的上部印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公用笺”和大段的“总理遗嘱”。共产党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民众慰劳起义军的捐款收条和回信为何使用国民党的信笺？
1927年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得当，加上起义军将士的顽强战斗，起义只用4小时就取得了胜利。
8月3日，一个名叫朱大帧的人来到江西省党部，将一万银圆捐给了起义部队。这位朱大帧是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6月，是一个群众性组织。
为起义部队代收慰问金的，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黄道和罗石冰。他们收到捐款后，给朱大帧写下收条：“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这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黄道和罗石冰均为共产党员。
第二天，黄道和罗石冰将这笔捐款交给了起义军。随后，他们给朱大帧写了一封信：“迳启者：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矣。”回信后面盖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的方形公章。
这笔钱对起义军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当时，全国物价飞涨，叶挺、贺龙从武汉带过来的国库券和起义部队接管江西省银行所得的纸币，实际价值都已大打折扣。而且，起义部队正准备南下，沿途使用纸币很困难，这一万银圆，正好可以供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使用。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撤出南昌，计划南下广东一带发展革命力量。
“回信和收条”反映了当时南昌人民踊跃支援起义军的历史，也反映了共产党员办事认真细致、有始有终的工作作风。1959年，朱大帧将“收条与回信”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时间线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起义部队只用4小时就取得胜利。
1927年8月3日朱大帧将一万银圆捐给起义部队，并收到起义部队开具的收条。
1927年8月4日黄道和罗石冰将捐款交给起义军，并给朱大帧写信。
1959年朱大帧将手中收藏的“回信与收条”捐献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历史资料
罗石冰
1896年生于江西吉安。大革命时期江西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随军行动，负责财务工作。1931年被捕，在上海龙华被杀害，时年35岁。
黄 道
1900年生于江西横峰。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1923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次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作为江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928年，与方志敏、邵式平共同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暴动。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8年，重返南昌，担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在新四军担任军分会委员兼驻赣办事处主任。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下毒暗杀。
1928
一罐珍贵的食盐
文物出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20世纪20年代末的井冈山，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缺盐的地方。为将新生的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除军事进攻外，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还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企图阻隔井冈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其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盐，成为封锁的重点物资之一。
敌人在通往井冈山的所有通道设卡检查，封锁盐和药物等必需品，致使食盐成为当时井冈山最匮乏的物资。因为缺盐，根据地群众常常出现眩晕、昏厥、身体浮肿等症状，红军指战员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大幅削弱。缺盐的问题让整个根据地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为解决缺盐问题，根据地组织军队和群众大力熬制硝盐。他们把老墙土放入水中浸泡，然后在铁锅里熬干水分，锅底就结了一层白白的硝盐。但是，这种盐吃起来又苦又涩，只能暂时解决民众缺盐的问题。
如果打了胜仗，红军就能缴获一部分食盐。除留部分作为军需外，红军将这些珍贵的食盐分给了与之患难与共的根据地群众。
1928年冬，红军打土豪，得到一些食盐。红军有一个班借住在农民李尚发家，班长看到李尚发家没有盐，孩子们吵着不愿吃没有盐味的饭，于是，他从连队发给他们班的食盐里分出一些给李尚发家。
李尚发知道战士们分到的食盐并不多，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战士们执意要送，李尚发只好感激地收下了。不过，他一直舍不得吃，将盐装进一个褐色陶罐里。他担心盐蒸发，又用油纸将陶罐包好。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敌人再次攻占井冈山根据地。李尚发担心这罐红军送的盐落入敌人手中，便将其埋在一棵大树下面，然后带着家人躲进深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尚发才将盐挖出来，珍藏在家中。1959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成开放，李尚发把陶罐连同里面已经结晶的盐捐献给了博物馆。
如今，这罐珍贵的食盐成为井冈山革命时期军民同甘共苦的历史见证，也成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时间线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
1928年冬红军送给李尚发一些盐。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地区转移。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起猛攻，两天后占领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李尚发将红军送的盐藏好。
1959年李尚发将这罐珍贵的食盐捐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历史资料
1931—1934
中央造币厂的银圆钢模
文物出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包括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等一系列国家金融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当年中央造币厂使用过的银圆钢模。钢模呈圆形，上面的袁世凯头像清晰可见，它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经济政策的重要见证。
中央造币厂的前身是位于兴国县的东村造币厂。1929年2月，中共赣西特委在兴国县的东村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当地的豪门大户和地主老财纷纷携带金银财宝外逃，使兴国县财政枯竭，商业凋敝，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为获得从白区购买物资的银圆，东村乡筹办了“东村造币厂”，在当地收集银器，用银匠工具和石模铸造银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造币厂由东村迁往瑞金叶坪洋溪村，并改名为“中央造币厂”，谢里仁担任厂长。
中央造币厂成立后，生产规模和工艺大大改进。1932年2月，红军攻克上杭县城，缴获一套铸币设备。这套设备被送到中央造币厂。后来，苏维埃政府又想办法从上海购入一台“老鹰头”铸币机和一批刻钢模用的马金钢。同时，红军在福建沙县缴获一套铸造銀毫子的铸币机和钢模，也被送到中央造币厂。经过工人的调试和改进，这些设备迅速为我所用，银圆日产量迅速提高到几千枚，造币厂工人也增加到170多人。
铸造银币的银子主要来自打土豪、战争缴获和向群众收购。工人先将银料熔化铸成银板，再冲压成粗坯，经滚边机滚边后用明矾洗净，最后置入雕刻有图案的钢模内，压制成带有花纹的银圆。成品银圆经检验合格后，每五百块装一个木箱，最后送交国家银行点收入库。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就是在最后一道工序中使用的这具带“袁大头”图案的钢模。
长征开始前，中央造币厂铸造的大量银圆，被国家银行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只留下金库中尚存的几十担银圆、几十担苏币和几担金条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和红军一起踏上了漫漫征途。
现在，位于瑞金叶坪洋溪村的中央造币厂旧址依然保存完好。这栋高大的建筑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曾是当地乡绅刘友纯家的祠堂，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造幣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办的第一个国家造币厂。从1931年到1934年，它铸造的银币对巩固苏区货币流通，发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间线
1929年兴国县东村造币厂成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东村造币厂迁往瑞金叶坪洋溪村，改名为“中央造币厂”。
1932年2月红军攻克上杭县城，缴获一套铸币设备，中央造币厂生产能力大大提升。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瑞金处于危险之中，中央造币厂被迫转移到于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中央造币厂被迫停工。
历史资料
谢里仁
1906年生于江西兴国。早年曾是农村银匠，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东村造币厂副厂长。1931年担任中央造币厂厂长。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捕入狱，后因身份未暴露被释放回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1年去世。
1934—1937
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磨制的铜心
文物出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许多年轻烈士的遗物。其中有两个用铜钱磨制的“铜心”，有一个还镌刻着“永是勇士”的字样。这两件文物的主人是郭纲琳烈士。1934年1月12日傍晚，时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的郭纲琳在前往布置绸场罢工事宜的路上，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以“危害民国”之名，将她关入大牢。
面对法官的指控，郭纲琳在法庭上从容不迫：“谁丢了东北三千万同胞，谁丧失了东北三省土地，谁便是危害了民国！你们说是我，还是你们国民党？”这一连串掷地有声的发问，使法官目瞪口呆。当天的《大美晚报》报道，郭纲琳“态度之从容，为从来犯人中所罕见”。最后，在未获任何口供的情况下，郭纲琳被以“危害民国治安罪”判刑8年。
1910年，郭纲琳出生于江苏句容。郭家经商起家，在句容县城开了一家泰和生布店，兼营百货。因为在叔伯姐妹中排行第四，家人叫她“四姑娘”，外人则称之为“四小姐”。虽然出生于名门大家，但郭纲琳并没有长成“娇小姐”。
“我太爷爷非常宠爱她，从小把她当男孩子一样抚养，还送她上新学。她从小生长在比较宽松、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养成了像男子汉大丈夫这种气概的新女性性格。”郭纲琳烈士的侄子郭常根说。
1929年，郭纲琳来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预科，后进入大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还是学生的郭纲琳，积极参与组织中国公学学生抗日救国会，连续三次参加上海学生到南京的请愿示威斗争。同年年底，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后，郭纲琳代表中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工作，夜以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同年4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她化名刘英，到上海美亚绸厂工作，号召女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两年后，她被捕入狱。
在郭纲琳被关押期间，郭家想方设法营救，却几次因她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她给哥哥郭纲伦写信：“你要我做的，我不能给你圆满的回答。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
面对敌人的审讯和诱惑，她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把两枚铜钱磨成两颗铜心，用针镌刻上“健美”和“永是勇士”，表达自己决不投降、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她在枕套上绣上大雁，对难友们讲：“大雁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鸟，我们应该像它们一样坚定方向，一直朝自己的目标飞，与敌人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这样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1937年7月，27岁的郭纲琳高唱着《国际歌》走向雨花台，成为牺牲在这里的数万名烈士中的一员。
“我姑妈牺牲以后，这些文物由组织和难友从狱中传递出来，我爸爸把它们收藏下来，一直到解放以后交给了政府。它们现在都存放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已经成为纪念馆的一级文物。”郭常根说。
时间线
1910年郭纲琳出生于江苏句容。
1929年郭纲琳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
1931年10月郭纲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党员。
1934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
1934年1月12日因叛徒出卖，郭纲琳不幸被捕。
1937年7月27岁的郭纲琳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历史资料
1936
张学良送给叶剑英的呢子大衣
文物出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内珍藏的这件大衣，是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送给叶剑英的礼物。一位是国民党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另一位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本来分属不同阵营的两个人，历史却将他们推上了一个共同的舞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批党政要员飞抵西安，向驻守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尽快部署“围剿”陕北红军。张、杨二人多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不接受，严厉斥责张学良，并调集自己的30多万人马，准备从河南开进陕甘地区“剿灭”红军，把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调到福建和安徽。
眼看蒋介石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在西安，并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协助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中共中央认为，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西安期间，叶剑英还保持着红军的传统，经常身穿长衫或者中山装，生活十分简朴。有一次，叶剑英和张学良会谈结束后，一起走出大門。凛冽的寒风吹得叶剑英打了个冷战。张学良见叶剑英衣衫单薄，马上将身上的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了他。
经过各方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叶剑英和周恩来知晓后，紧急派人去机场，准备劝阻张学良。可是，当他们的车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叶剑英叹息不止：“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果然，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了。到南京后，张学良立即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之后，张学良被软禁起来，一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自由。
张学良随国民党军政人员去台湾后，叶剑英多次托人了解他在台湾的情况，并请人给他捎话：两人是西安事变时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叶剑英表示很惦记他，欢迎他回来看看。张学良也多次表达过回大陆看看的愿望，可惜一直未能成行。
张学良送给叶剑英的呢子大衣，后来伴随叶剑英辗转多地。1938年冬，叶剑英到桂林开展统战工作。他看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吴奚如衣衫单薄，就将这件大衣转送给了他。1985年，吴奚如的夫人将这件大衣捐赠给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如今这件呢子大衣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时间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
1936年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二人会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会谈期间，张学良将自己的呢子大衣送给了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
1938年冬叶剑英将呢子大衣送给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吴奚如。
1985年吴奚如的遗孀将这件大衣捐献给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历史资料
张学良
1901年生于辽宁海城。1928年6月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被扣留、判刑，先后被囚禁于多地。1946年被押送到台湾继续监禁。1993年移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去世。
杨虎城
1893年生于陕西蒲城。早年投身行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30年后，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七路军，任总指挥。1933年，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议。1936年，和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合作协议。同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国，随即被国民党政府拘留，先后被囚禁于多地。1949年9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9
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的迫击炮
文物出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一门口径82毫米的迫击炮静静地陈列在展橱中。这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迫击炮，就是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功臣。在抗日战争中，黄土岭战斗的规模不算大，但为什么能够击毙日军的高级将领呢？除天时地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八路军具有铁一般的纪律。
1939年10月30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得到日军将来“扫荡”的消息，立即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做了汇报，聂荣臻同意了他的“集中力量以伏击战术歼灭敌人”的请示。此时，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正在阜平参加军区成立两周年的庆祝活动，他们也一致同意打歼灭战，用胜利来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聂荣臻提出，让第一二○师派一个团配合作战。贺龙当即表示同意，他命令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政委范忠祥立即率部开赴黄土岭，配合一分区部队作战。贺龙要求他们勇挑重担，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不分主客！”“你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补充。”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我军歼灭日军6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这让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非常恼火。该部在日军中堪称精锐，阿部规秀擅长“新战术”和山地作战，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11月4日，骄横狂妄的阿部规秀急于报复，亲率1500多名精锐日军进行“扫荡”。
敌人来势汹汹，我军按照事先部署，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11月5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前进，三支队诱敌成功，敌人紧追至银坊，于6日晚进入黄土岭一线。我军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全线出击，在夜间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7日，敌人主力由黄土岭出发，下午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刹那间，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军一下被打蒙了。
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敌人主力聚集在山谷的河滩中，准备抢占两边狭窄的山梁。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东西向的山梁上有一个挎战刀的敌军官举着望远镜瞭望，在小河沟南面的独立小院内，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进出。陈正湘判断那个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则是敌人的观察所。他果断命令炮兵连急速上山，朝这两个目标开炮。
炮手连开四炮，四发炮弹均在目标处爆炸。隆隆的炮火声后，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里的敌人跑进跑出，显得异常慌乱。最后，日本残军在援兵的帮助下仓皇逃窜，战斗胜利结束。在清扫战场的时候，八路军发现一件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一把金把指挥刀。后来，大家从司令部的情报中得知，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炮弹击毙。
这次战斗涉及多支队伍长达几天的复杂调度，集中体现了我军“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铁的纪律。黄土岭战斗经全国报纸报道后，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时间线
1939年11月3日雁宿崖歼灭战打响，我军歼灭日军 600余人。
1939年11月4日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率1500多名精锐日军进行“扫荡”。
1939年11月6日阿部规秀的部队进入黄土岭一线。
1939年11月7日阿部规秀的部队进入八路军埋伏圈，伤亡惨重。阿部规秀被击毙。
历史资料
1940
大山深处的八路军化学厂
文物出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着一套游标卡尺。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该卡尺的主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的一位老军工人员。通过这套卡尺，晋察冀军工的一段传奇往事被揭开。
在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总部派第一一五师的部分部队，在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创建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远离大后方，军火主要来源于在战场上缴获的敌人武器和“打扫战场”获得的战利品。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八路军战士的军火越来越紧张。老百姓曾经编歌谣形容当时的情况：“早也盼，晚也盼，盼来八路没子弹！”因此，八路军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自力更生生产弹药的事迫在眉睫。
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在河北完县（今顺平县）神南镇成立。时任军区工业部部长刘再生找到技术室的张方、张奎元等人商量，决定想办法自制子弹。要造子弹，首先要自制发射药，而造发射药就必须先制作硫酸。当时，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骨干是张方、张奎元、门本中等人。张方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其他人也大多刚刚毕业，他们虽然知道一些化学原理，但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兵工厂。
最后，技术室的同志因陋就简，利用老百姓的瓦缸，用“缸塔法”制作硫酸。1940年春节刚过，全体技术人员都投入硫酸生产中，但正好遇上日寇“扫荡”，刚建好的制酸设备不得不拆开转移。他们走遍附近的山山水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安全又适合生产硫酸的地方——唐县大岸沟。
1940年7月，颇具规模的硫酸生产设备在大岸沟搭建起来。当时，化学厂对外宣称“醋厂”，有30多名工人。到1944年时，军区工业部建成三个化学厂。研制硫酸成功后，技术研究室的同志又在第二年成功研制出高品质的无烟火药，利用土法炼铁、炼铜，制造弹药。
这些兵工厂主要分布在唐县、完县、涞源县等交界地区的大山里。技术人员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水缸、瓷盆、铁锅、铁罐、切面机、压面条机等简陋工具，制成了十几种化学药品，以及雷管、雷银、硝铵炸药等多种火药、炸药，自力更生炼铁、炼铜，保证了弹药的充足供给。同时，军区工业部还制造迫击炮、手榴弹、地雷，以及生产和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的战斗。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军工人员总数达到5000余人，他们被输送到其他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军需供给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成为国防建设的骨干力量。
时间线
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部分部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在河北完县神南镇成立。
1940年3月军工人员用“缸塔法”制作硫酸试验成功。
1940年7月大岸沟化学厂建成。
1941年1月大岸沟化学厂成功研制出子弹发射药硝化棉。
1942年1月大岸沟化学厂改名为“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一厂”。
1943年6月化学一厂从大岸沟迁往阜平县齐家庄户村。
1941
渊子崖保卫战中使用的五子炮
文物出处：沂蒙革命纪念馆
位于山东临沂的沂蒙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架长88厘米、直径约17厘米的五子炮，这就是当年渊子崖村民抗击日军使用的武器。渊子崖村民当年就是使用这种土炮，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渊子崖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群众自发抗击日军的具有影响力的戰斗之一。
渊子崖是山东莒南一个有着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防土匪，村子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围墙，墙上修了炮楼、炮眼。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时常骚扰村子，村民每天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1940年前后，八路军抗日宣传队来到村里，向村民宣传抗日救国。当年年底，村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群众抗日情绪高涨。
1941年12月中旬，日伪军再次给村里送来条子，勒索鸡鸭鱼肉和大洋。连饭都吃不饱的村民终于愤怒了，决定与日伪军斗争到底。他们拒绝了日伪军的要求，立即召开自卫队员和群众大会，做好了迎战准备。
12月18日，100多个日伪军包围渊子崖，准备进村抢劫。忽然，一阵炮响，村民的20多门五子炮齐轰，打得伪军抱头鼠窜。五子炮的炮身用生铁铸成，使用时在里面灌装黑火药，用生铁块、铁钉、碎石等做炮弹，能打到200米开外，近距离杀伤力惊人。在几十米的距离内，五子炮像用扫帚扫地一样，被击中的人非死即伤。在强大的火力面前，日伪军狼狈逃跑。
两天后，10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地向村子扑来。村民早已做好了准备，当日军进入射程时，早已上好弹药的五子炮再次齐轰，把冲在前面的日军扫倒一大片。激战一上午，日军也没能突破围墙。
午后，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围墙东北角被炸开一个缺口，日军如潮水般涌入。惨烈的肉搏战开始了，村民用铡刀、铁叉、长矛等原始冷兵器与日军展开肉搏，甚至连一些妇女和老人都拿着菜刀跟鬼子拼命。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偏西，直到土围子外面响起更激烈的枪声。八路军的一个连闻讯赶来，从外围对日军展开攻击。天擦黑时，八路军山东总队二旅五团的大部队也赶到了。日军见八路军有外援，担心夜间作战吃亏，赶紧撤退了。
在一天的战斗中，渊子崖村民共消灭日军80余人，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卫队员和村民有147人英勇牺牲。渊子崖保卫战的英勇事迹很快在滨海地区传开，大大振奋了人们的抗日精神。1942年，中共滨海专署授予渊子崖“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1944年，当时的沭水县政府在村外修建了纪念塔，上面镌刻着为保卫村庄而牺牲的147位烈士的名字。
1945
国民党档案中的重庆谈判
文物出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2007年，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从台湾征集到一份有关重庆谈判的重要资料，名为《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获知消息后，派人赴京参加了拍卖会，最后以17万元拍得这份珍贵文物。如今，这份资料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这份档案共46页，是时任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日常活动的详细记录。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谈判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活动情况，时间记录详细到天、时、分，人员记录详细到每个人，甚至连毛泽东所乘车辆的车号也做了详细记录。
除8月28日和29日晚上下榻于蒋介石在歌乐山林园的官邸外，毛泽东在谈判期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桂园是张治中将军在重庆的官邸，位于重庆市中心，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重庆市政府都在旁边，无论生活还是办公都十分方便。所以，张治中把官邸腾出来，准备作为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居住和办公的场所。但是，周恩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将毛泽东的住所安排到了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桂园只用于办公。桂园楼下是用于谈判的会客室、餐厅和警卫室，楼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秘书王炳南的办公室。
事实上，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不仅每天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旋，还利用空隙时间会见重庆的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他在桂园接待了宋庆龄、柳亚子等知名人士，还在这里会见媒体记者、民主黨派人士、社会团体负责人等。他每天从红岩村出发到桂园，工作结束后从桂园返回红岩村。所以，红岩村、桂园和林园是这份资料重点记录的三个地方。
从这份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工作异常繁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例如，9月21日报告：“下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从外表看是一栋二层小楼，其实内部还有一层阁楼，里面设有秘密电台。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隐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小楼里的电台，秘密指挥了上党战役。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共双方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10月11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共进早餐，然后乘车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
时间线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22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历史资料
王若飞
1896年生于贵州安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进行马列主义宣传。从1940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6年4月8日，在中共代表团完成与国民党谈判后，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与王若飞一同遇难的，还有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17人（包括美军机组人员4人）。
王炳南
1908年生于陕西乾县。早年赴日留学，1936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外事组组长，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1988年在北京去世。
1946
周恩来签名的法币
文物出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在南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张面值500元的法币。仔细观察法币正面，上面竟然有周恩来的签名。周恩来的签名为什么会留在一张普通的法币上呢？
原来这件文物背后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6年夏，国民党空军的五名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一家冷饮店喝汽水，发现邻桌的两人气度不凡。原来，他们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当时正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这五名飞行员对中共主张的民主和平方针非常欣赏，对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更是敬仰已久。
飞行员们见到周恩来都很兴奋，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随后便攀谈起来。通过交谈周恩来得知，其中一位叫林雨水的飞行员是菲律宾华侨，早年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航空专业。抗战时期，林雨水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加入国民党空军，参加抗日。抗战期间，他参加了80多次空战，击落日机5架，多次获得荣誉勋章。
周恩来给这几位年轻人分析了时局，讲到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介绍了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林雨水等人听后大受鼓舞，希望国共和谈取得成功，不要爆发内战。
临别时，几个人想请周恩来给他们签名留作纪念，但大家都没带纸。他们翻遍全身只找到几张面值500元的法币，于是周恩来就在法币上给他们签了名。
第二年，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1949年11月9日，林雨水在香港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驾机北飞。他也是起义人员中唯一带着家属飞向祖国的飞行员。后来，在党中央为“两航起义”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上，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林雨水，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和他亲切交谈。
1979年，林雨水来到梅园新村参观，回想起当年在街头偶遇周恩来的往事，感慨万千。最后，他把珍藏多年的那张有周恩来签名的法币捐献给纪念馆，为当年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留下历史见证。
历史资料
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2000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当日，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中央航空公司潘国定机组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和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毛泽东说：“两航起义，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勉励两航起义人员“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民航的史册。
1948
一张城防图背后的故事
文物出处：平津战役纪念馆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解放军仅用29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在金汤桥胜利会师。解放军为何能够避免艰苦的城市攻坚战，干净利落地结束天津战役呢？原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刘亚楼曾说：“在天津战役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
如今，这张城防图被陈列在平津战役纪念馆里。在这张已经破旧发黄的图纸上，清晰地标注着天津的街道、城内外的碉堡、国民党部队的重要设施和各种工事。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年天津的城防工事可谓“固若金汤”。
这么重要的军事机密，为什么会落到解放军手里呢？这主要归功于当年的天津地下党组织。早在1947年天津国民党当局修筑城防工事时，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工程员麦璇琨就偷偷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经过技术处理后由地下党组织派人悄悄送到解放区。1948年6月，国民党当局再次修筑天津工事时，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員张克诚秘密参与了搜集城防情报的工作。
张克诚与负责城防工事验收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1948年12月的一天，他趁常学诗离开办公室之际，悄悄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在表弟李天祥的协助下，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紧张工作，张克诚手工临摹了城防图。为防止军警怀疑，他们还用一床棉被遮住窗户。
任务完成后，张克诚悄悄将图纸送回办公室，常学诗对此毫无察觉。随后，张克诚复制的这张图被秘密送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他临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射孔位置等详细信息。
除麦璇琨和张克诚外，天津地下党组织还有另外几路人马在搜集情报。各地下党组织搜集的图纸信息到达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后，被汇集到一张图纸上，然后下发给各部队指挥员。可以说，在大战打响前，我军已经对国民党守军和工事了如指掌。
天津战役打响后，因为有地下党组织提供的重要情报，解放军的炮火精准无误，在短短29小时内便顺利结束战斗。老百姓争相传言：“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时间线
1947年8月天津地下党员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
1948年6月天津国民党当局对城防工事进行加固，并调整了兵力部署。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打响，解放军围困天津。张克诚秘密临摹《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各地下党组织提供的信息被集中到一张图纸上。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解放军只用29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历史资料
麦璇琨
原籍广东番禺，1923年生于天津。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1949年，在天津工务局负责市政工程和城防工程施工，绘制了详细的天津城防图，经地下党组织送到解放区，为解放天津作出贡献，被授予“解放天津有功之臣”荣誉称号。
刘亚楼
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等职。在平津战役中，力谏中央军委放弃攻击塘沽，主攻天津。在他的指挥下，解放军34万大军只用29小时便占领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空军司令员，受命组建解放军空军部队。1965年去世。
1949
北平城门钥匙
文物出处：香山革命纪念馆
香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串珍贵的北平城门钥匙。这串钥匙共有10把，每把拴有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城门的名称。这串钥匙除第伍、柒、捌号为中式外，其他均为西式，形制相同，正反面均有图案“鹰”，并标有英文“CHIEF”。这串钥匙是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时，由北平国民党守军交给人民解放军的。
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25万人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保护这座文化古城，决定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同时，部队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北平最终能够和平解放，与两位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息息相关：一位是北平守军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另一位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她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配合北平解放工作，中央決定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傅冬菊反复劝说父亲和共产党谈判，指出这样才有出路。她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并向地下党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中共地下党员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长期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深得其信任。阎又文以身份之便，一边劝说傅作义与共产党谈判，一边将北平守军的情况秘密报告给中央军委。当时，解放军对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傅冬菊、阎又文和众多地下党员及时提供准确详细的情报，配合了当时的军事斗争与和平谈判，有力推进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1949年1月16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接受我军改编两个解决办法，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这边来。
傅作义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改编，派副司令邓宝珊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1月21日，东北野战军与傅作义方面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1月22日，国民党北平守军按协议开始撤离市区，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千年古城免于战火之灾，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1949年1月31日，第四野战军第41军奉命接管北平防务，分别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进入北平。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翻开了新篇章，平津战役也宣告胜利结束。在换防中，原北平国民党军队将城门钥匙交给解放军，接受和平改编。这些钥匙从此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象征和珍贵的历史文物。
时间线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仅用29小时便解放天津。
1949年1月21日东北野战军与傅作义方面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北平西直门城楼下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在北平正阳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历史资料
傅冬菊
1924年生于山西太原。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后，在天津任《进步日报》编辑，后调入人民日报社。2007年在北京去世。
阎又文
1914年生于山西荣河（今属万荣县）。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1938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成为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私人秘书。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水利部工作，1962年因病去世。
阎又文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长期不为人所知。1997年，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曾管理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向媒体公开了他的身份。2009年，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揭开了阎又文深度“潜伏”的传奇。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范可可〕
〔原载电子工业出版社《博物馆里的党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