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互文”
彭雨晴
一
1966年，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中，第一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理论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基础，借鉴和吸纳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强调并突出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和逻辑生成，使文本从自我封闭的状态转向开放的意指实践。“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实都是互文性的编织，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对话主义、对历史传承性和文学与社会的横向关联性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未来前景的认识。”a互文性理论不仅是一种文本理论，一个研究文学作品的视角，还是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种精神方式。
在阅读东西最新的长篇小说《回响》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小说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在这一“互文”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人的心灵与自我、现实的相互交锋。《回响》讲述的是女警察冉咚咚的人生故事。小说从一桩凶杀案写起，既写了冉咚咚殚精竭虑的破案过程，又写了她陷入的婚姻危机。案件和婚姻，都是谜一样的存在，让人身心疲惫。东西将小说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在案情与感情的复杂纠葛中，将人物的命运、性格、身份、心理一一进行了深刻的探寻，直抵心灵的最深处。如果仅仅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回响》已经具有某种“复调”意味。这种复调体现在多个层面，从叙事线索上来说，一个是对案件真相的追问，一个是对婚姻生活的勘探;而在案件的勘探中，也存在着一种复调，一是案件本身的勘探，一是心理世界的勘探。即便是在心理世界的勘探中，也存着对于陌生的自我和熟悉的自我的双重拷问。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复杂性的“复调”构想中，心灵与现实相互回响，自我与世界相互激荡，爱恨情仇互相呼应，一种无意识的“互文”开始在《回响》这部小说中展现。
与之前的小说不同，《回响》采用了一种近似通俗的写作方式——推理小说——的模式，这在严肃文学的写作中，有着一定的风险，但东西显然是做好了应对这一风险的准备，他最后的触角还是伸向了文学的某种本质——对于人的脆弱、人的痛苦的思考和追问。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回响》尽管有着足够充分的推理小说元素，但却仍然不能被归类于推理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本中那些以冉咚咚的情感世界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偶数章的存在。更进一步说，整部小说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包括冉咚咚在内的若干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精神分析”。b因此，与推理小说不同的是，东西其实并不专注于案件，他更关心的是和案件有关的人，包括破案人冉咚咚的精神世界。几乎无一例外，案件中涉及的每一个人，东西对其都进行了心灵的拷问。生活中的爱欲与哀愁、难题与困境，在冉咚咚对案件的追索过程中，也一一被揭示。
“互文性”构成了《回响》的某种艺术特质。这种互文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文，自我与自我之间的互文，等等，东西用一种精神分析的方式，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行了一番全景式的扫描和洞察。
首先，是小说结构上的“互文”。《回响》的结构设计十分巧妙，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上情节跌宕起伏，而另一条线上则始终奔涌着一种相对静止的时间潜流，具有共通性的是，两条线上的人物内心都是激越而复杂的，在交相辉映中达成某种情感的“回响”，从而形成某种美感。正如李泽厚指出的，“人们的感情虽然是感性的，个体的，有生物根源和生理基础的，但其中积淀了理性的东西，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它虽然仍然是动物性的欲望，但已有理性的渗透，从而具有超生物的性质”。c《回响》的两条线，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相互交织，并在这种交织中逐渐达成对自身的某种确认，“美感便是对自己存在和成功活动的确认，成为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和一种形态。它是对人类生存所意识到的感性肯定，所以我称之为‘新感性’”。d《回响》这部小说，一定意义上就体现了这种“新感性”，它以虚构的方式显示了复杂的社会性与丰富的人性的交融、矛盾和统一。
其次，是一种强大的文本“互文”。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看来，巴赫金首次为文学理论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是：“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e也正是从巴赫金的“复调”与“对话”中，她指出了一种具有主体性和精神性向度的“互文性”。“我从巴赫金而来，但我发展出了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一是话语主体。一是历史维度。文本不再局限于自身，它有了其他向度，包括接受等。这第二个方向就是我称之为‘互文性’的东西，它揭示了某一文本与其前乃至其后文本的对话。”f《回响》中，“互文”几乎是随处可见的。从人物的命名来看，冉咚咚的丈夫慕达夫，与中国现代小说家郁达夫之间就有着这种互文的间性。小说中即描述道：“如果非得选一位现代文学家来佩服，那他只选郁达夫，原因是郁达夫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坦诚……有人出来指证他佩服郁达夫其实是佩服自己，因为他们同名，潜意识里他恨不得改姓。”g郁达夫，一个特立独行的、追求个性和爱情的浪漫抒情者，以其强烈的自叙传精神，大胆地书写男女性爱、情爱，那些与自己心灵相排斥的束缚，他都与之决裂，在他的笔下，既表现出反抗的热情，又流露着感伤的色彩。这一性格特征，在慕达夫的身上，既有反讽，也有映射。一方面，慕达夫有其狂傲的性格，敢于批判和批评，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见风使舵的心理，为了赢得冉咚咚的爱慕，竟不惜一切地吹捧她父亲的文学创作。正是依托于这种人物之间的“交互”，慕达夫这个人物才显得更加多面，这个人物的心灵世界才有了深邃的空间。
而更多的时候，这种互文性体现在文本之间。比如与鲁迅小说之间的互文，在写到慕达夫去见邵天伟时，“有时他两腿叉开，像鲁迅在《故乡》里形容杨二嫂那样圆规似的立着，直到把这一步该想的想清楚了才迈下一步”。h在写到慕达夫为冉咚咚准备出发的行李时，“她拍着那些袋子，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就像写文章，设身处地，把我当成你，就像鲁迅写阿Q的时候把自己当成阿Q，写祥林嫂的时候把自己当成祥林嫂”。i比如与卡夫卡小说之间的互文，在写冉咚咚出差后，慕达夫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想象自己是卡夫卡《变形记》里的那只甲虫，因翻不过身来而不得不这么躺着”。j比如与托尔斯泰小说之间的互文，当冉咚咚纠结于办案和离婚的困境时，小说写道：“当年他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对卡列宁故意不跟安娜办离婚手续耿耿于怀，没想到现在他也得面临这一难题。”k比如与卡波特小说的互文，作为一部具有推理性质的小说，《回响》与《冷血》之间既有着某种互文和对照，也有着东西方小说思想上的碰撞和“回响”。“她在读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这是她第三次阅读了。第一次阅读是慕达夫向她推荐的，当时他们刚认识。第二次阅读是在‘大坑案’发生后一周，她想从书里找找破案的灵感。现在，她坐在远离城市的乡村里阅读，除了对克拉特一家四口遇害依然深表同情之外，还对凶手因四十多美元而大开杀戒产生联想。”l类似的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还有很多，比如与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司汤达《红与黑》、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以及曹雪芹《红楼梦》之间的互文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文本的嵌入，使得《回响》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稳定的结构，相反，这些文本就像多种声音的交响一样，演绎成一个多声部的、对话性的复合结构，从而展现出交响乐般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像《回响》这样在人性的平面上表现人性之种种不确定性的小说，我们很少读到。”m这种文本之间的互文，大大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内容含量，有着一种精神之间的交互和交锋，对此，东西也有所呼应，他说，“我一直是弱者心态，犹疑徘徊如影随形，甚至经常怀疑写作的意义。为了克服这种心理，我在写作过程中重读了四部经典名著，一方面是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它们树立信心”。n
这种互文不仅体现在与小说文本之间，还表现在小说与其他文本之间，比如电影。在描述冉咚咚和慕达夫因为内裤问题而纠结时，作者写道：“她说慕达夫，你做不了《泰坦尼克号》里的杰克，也做不了《爱》里的乔治，你根本就不爱我。他说那么，你爱我吗？她突然被问住了，因为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他也是第一次问她。”o在写到冉咚咚和慕达夫吵架之后，冉咚咚回家看到满目狼藉时，“她忽然想起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惊悚电影《煤气灯下》，男主角怕暴露自己的罪行，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细节企图把妻子逼疯”。p在“大坑案”陷入僵局，没有任何进展之时，“我能在三分钟内什么也不想吗？能不能把脑海弄成一片空白？一张白纸在脑海飘荡，飘得像电影《阿甘正传》里那片羽毛”。q在慕达夫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时，“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他的学习过程都是在西江大学校园内完成的。他忽然有了‘楚门意识’，即逃离摄影棚意识”。“慕达夫决定像楚门那样逃离，但他逃离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他开始留长发，抽烟，喝酒，故意说脏话，偏要找女警察结婚。”r除了电影，还有绘画，冉咚咚破案过程中，在吴文超办公室里发现的那张黄秋莹怀抱吴文超的照片，被视作达·芬奇的《圣母与圣婴》的投射。可以说，正是依托于这些互文，东西的小说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思想张力，互文推动着《回响》的叙事、深化着《回响》的精神，东西将文本置于无限的互文网络中，在文本间的交叉与联系中发掘这些次文本与次生语言背后隐藏的意义，而这也为小说赢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在后期的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克里斯蒂娃受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将心理学中的非理性成分纳入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中，从而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的精神发展史领域。在《回响》中，更深层次的互文，就体现在语言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互文。《回响》这部小说的核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现代社会病态的心理镜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现代人精神病学的一个标本。人的脆弱与冷漠、人的漂泊无依和惶恐不安，等等，都预示了人在这个时代精神的岌岌可危。而在具体的写作中，东西多次征用了西方现代心理学资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沙赫特认为，任何一种情绪的产生都由外部环境刺激。”s“俄罗斯心理学家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简而言之，你被洪安格暗示了。”t“海灵格说清白者往往是较危险的人，因为清白者心怀极度愤怒，会在关系中做出严重的破坏性行为，而有罪恶感的人通常愿意让步和补偿。”u如此等等，都将小说叙事中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推到了某种思想的高度。
可以说，在《回响》之中，文本与文本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意义的碰撞和交融，在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中，甚至在某一个冥想的瞬间里，文本之间的交叉、重叠，让小说的叙事具有了多种话语维度，而这也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和观念，在相互作用、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了某种思想的张力，以及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人的多声部。
二
除了文本之间的“互文”，还有情感之间的“互文”。这个意义上的“互文”，近似于一种修辞方法，正所谓“参互成文，合而见义”。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冉咚咚在小说中是分裂的、矛盾的，既有一种感性的苦痛和艰辛，也有一种理性的对抗和冲击。从小说的一开始，冉咚咚其实就陷入感性与理性含混而暧昧的困境之中。对此，东西有着十分敏锐的体察，尤其是当冉咚咚独自面对自己的丈夫时，“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像一只掉进坑里再也爬不出来的小动物，却每时每刻都在爬”。v那种情感的两难，如刀锋般锐利地一闪而过。然而，人终究是矛盾的动物。“案件有了突破，冉咚咚想找人庆祝一下，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是慕达夫。她为此自责，恨自己不争气，但又不得不承认她还摆脱不了他们多年来建立的精神依恋。”w然而，这种依恋又是极其脆弱的，像人一样脆弱。
她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还故意用胯部碰了他一下。如果她只是碰一下，那他消失的兴趣不会重启。但她一碰再碰三碰。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于是，他站起来把她揽进怀里。她没想到会有不适感，好像被冒犯了，就像陌生人侵犯了她的圆柱体，身体下意识地想挣脱。她越抗拒他搂得越紧，他搂得越紧她越抗拒，她越抗拒他就越想征服，眼看他的强吻就要成功，忽然她双手用力一推，说我们离婚吧。他吓得当即把手松开，就像订书钉松开稿纸。x
读《回响》时，我一直试着去理解冉咚咚和慕达夫这对夫妻。这两个人其实都处在一种巨大的“情境的压力”之中，对冉咚咚来说，案件自身也是牢笼，破案的过程就是冲出牢笼的过程，对慕达夫来说，婚姻本身就是围城，婚姻生活中的风吹草动，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愿望——对于自由的渴望。但无奈的是，这两种力量交互在一起的，并不是一致性的，相反，他是逆向的，是阻力，是障碍。“‘情境的压力’一语暗示了这样的事实：互动过程中的独特构型可以起到如控制我们行为那样的作用。我们可能因明确的清规戒律而被迫以给定的方式来活动;但也可能没有清规戒律，只因情境的压力而活动。情境并非出自真空，而宁愿说是一系列事件之河中的逆流，也就是受某些社会力量支配的过程中的相反倾向。”y由此，婚姻和爱情的溃败便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虽然他们的脑海都曾闪过十一年前在此领证的甜蜜情景，但很快他们就把回忆强行关闭，尽最大努力让脑袋保持空白……她知道如果不爱了就别心软，谁心软谁受到的伤害就越大，而他也明白越脆弱越需要伪装。”z
人类精神在某个层次上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阶段性的无序和瓦解。“冉咚咚和刘青坐着村长的吉普车离开埃里。路上，冉咚咚想刘青的罪感既是卜之兰逼出来的，也是村民们逼出来的。由于村庄的生活高度透明，每个人的为人都被他人监督和评价，于是传统伦理才得以保留并执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埃里村也在凈化这里的每一个人。”@7读到这段话时，我想起东西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东西用大量篇幅刻画了人类的灵敏和迟钝。嘲弄、挖苦、失望、痛苦，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逃离这片痛苦的土地，心灵的净土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回响》中，作者的思想在某种向度上似乎发生了改变，从冉咚咚的这种真切体验出发，东西总结并提出了“疚爱”这样一个语词。“她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母磕头。”@8这应该是人的精神无意识处更具深潜意味的“互文”吧。
冉咚咚的“疚爱”也意味着某种情感的“尘埃落定”。从分裂到幻觉再到疚爱，冉咚咚的情感也历尽艰辛。“迄今为止，人一直是通过不受控制的成长和选择过程从外部加以改变的，真正被情境同化和对该情境的内在适应远远落在后面。对于人来说，正常的方式始终是首先自我发现一个新的情境，并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的无意识行动对此加以适应，然后再造成那些使个人与情境和谐的内在的心理变化。”@9东西并不习惯于对外部事物进行过度的渲染，尤其是对景物的描写，更是惜墨如金。然而，在《回响》中，有一段描写，是如此美妙，又如此绚烂。这是冉咚咚在破案途中的一次眼观：“列车一路向西，行驶在崇山峻岭之中。冉咚咚望着窗外，她好像一直望着窗外，自从上车后。十二月了，窗外的大地在阳光照射下色彩斑斓。一座座山峰不时闪过，山脚一层浅绿，树叶依然密实，仿佛不受季节控制。山腰一层金黄，黄得都焦了，焦得没有一点杂质。山的上部是一层红，一树一树的红得鲜艳……群山该疏的疏，该密的密，看似随意安排却又像精心布局，疏的地方延伸出缓坡，可以看见村庄，密的地方山脉一浪叠着一浪，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把整个天空都拉低了。小溪除了透明就是白，白是流动中翻起的浪花，仿佛看见就能听见他们潺潺的水声。遇到平静的河面或者湖面，里面盛满了颜色，蓝天和山坡有多少种颜色水里就有多少种颜色。美，冉咚咚在心里惊叹。”#0
似乎是在“美”脱口而出的一刻，冉咚咚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治愈。那个自己身上陌生的自我开始蝉蜕，一个熟悉的自我经由外部风景的体验开始慢慢苏醒和复活。东西说：“认识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1这个时候，一种唤醒过去的希望就此诞生，那个隐藏在感觉中的熟悉的自我也要回来了，而回响，其实就是我们与它相遇时的寒暄和响动。
如果我们熟悉东西的小说，就可以发现灵魂、性爱、人性、悲悯等等，都是他的小说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耳光响亮》写的是成长故事，但其实在小说中，成长与反成长是相互拆解、互相解构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进步，一定意义上却倒逼着人的伦理和道德走向溃败，从而将人性推向一种芜杂的离散状态。那些成长中的错位、历史中的荒诞、灵魂中的痛苦，都预示着这种成长过程中心灵的迷茫和悖谬。《耳光响亮》在对历史的回忆中，既大胆揭示了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具有悲剧意味的人生真相，也深刻洞察了复杂时代人的颓唐的内心世界。“‘耳光响亮’就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有关灵魂无着的隐喻。”#2《后悔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曾广贤几十年的“后悔”人生。对于曾广贤来说，后悔成了一个精神的绝对，而“性”则成了一个在时间中忽闪忽灭的变量。而这个变量又有着巨大的思想容量，它的变化体现出了个人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复杂和暧昧，也体现了在历史的荒诞之中个体生命的微弱和渺小。《后悔录》一反中国当代文学中试图拒绝的生殖书写，将关注点放到了性的压抑与罪恶的相互交织之上。这样一种独特的写作路径，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翻转式的揭示和刻画，而其对于人性伦理的反思，更深化了对人的生命的悲悯。与《后悔录》中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与愤怒相比，《篡改的命》更具一种悲剧色彩。《篡改的命》将人性的对峙置于乡村与城市两大社会空间的区隔之中，命运和人性、道德和伦理、痛苦和悲心，都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被东西纳入其审美理想和道德规约之中。这其中，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批判、对心灵的探寻，更有对生命的温情和悲悯。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东西是一个另类，和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人的灵魂，东西不屑于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就是要撕裂，有一种鲁迅式的冰冷和凶狠，但是他在戳透了这些生命的“死魂灵”之后，也试图还人生一种鲜活而生机的模样。《回响》与他之前小说相关的写作理念一以贯之，一定意义上，《回响》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心灵的成长比肉体的成长更加艰难。《回响》也是敢于直面性欲描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人的心灵的探寻，离不开现实欲望，尤其是对于性爱的态度关乎一个人灵魂的尺度和高度。虽然《回响》的大部分叙事都是在城市空间内完成的，但关于乡村世界的书写，从来都是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城市与乡村的比照，仍然是《回响》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思路。由此来说，《回响》与东西之前的小说文本，仍然有着一种深层的互文关系。而更具意味的是，互文性理论不仅仅体现于对传统文本观的颠覆，而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批判价值。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这一理论还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通过文本实践，可以达成某种价值理念的实现。
互文性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引入了一种非线性的“层化历史观”，对传统的、僵化的线性历史观进行了解构。“文本使语言的表面破裂，它是能够打碎实现历史线性之机械观念并阅读某种层化历史的‘物体’，这里的层化历史是指截取一定时间段的、循环的、辩证的历史，不可浓缩为单一方向，但由表意实践之类型构成，表意实践的多重性既无起始亦无终结。”#3这反映在东西的小说中，是其色彩浓郁的寓言性。东西的小说，不仅仅是面向现实和历史的，更多地是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他通过一种符号性的和象征性的小说生成，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活、人生，都做了多层面的深刻反省和精神整饬。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精神的谱系之上，东西将其内心的惆怅和伤感、同情和悲悯，化入到他对于现实世界的洞察和想象之中，并以一种少见的激情，进行着小说艺术上的探险和革新。詹明信说过：“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示。强调寓言因而便是强调再现深层现实的艰巨性甚至不可能性。”#4东西小说的起点就是对矛盾的正视，人与现实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自我与自我的矛盾、心灵与现实的矛盾，等等，矛盾是如此巨大，巨大到不依赖于“寓言”就无法企及的地步。或许，对于东西来说，除了冒险，你别无选择。而也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回响》诞生了，并以一种同样冒险而富有激情的姿态，走向一种小说艺术的绝对——心灵的“互文”。
【注释】
a史忠义：《符号学的得与失——从文本理论谈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b王春林：《罪案推理、精神分析与社会关怀——关于东西长篇小说〈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5期。
cd李泽厚：《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89页。
ef[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祝克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0页、192页。
ghijklopqrstuvwxz@7@8#0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191页、203页、205页、293页、298页、129页、275页、283页、181页、155页、180页、266页、73页、102页、105-106页、294页、312页、346頁、241-242页。
m王彬彬：《论东西长篇小说〈回响〉》，《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n#1东西：《回响·后记》，《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9页、348页。
y@9[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173页。
#2张学昕：《人性、伦理和记忆的历史回声——重读东西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3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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