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方法：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
张怡微
一、当代散文创作方法的跨学科特征
从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今天，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性对汉语写作各文类的初步探索。在现代文学的三大文类中，小说与新诗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断有新的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生长历史。自1917年1月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于《新青年》杂志刊发、1918年5月魯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百年来，小说在事实上取代了小品文（现代散文的一支），真正走出了一条“文学发达之极致”a的道路，完成了文学革命的期许。
散文文体在这场文学运动的初期，本来具有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土壤。回看1922年胡适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结尾处对散文的发展极有信心，朱自清虽然强调了“外国的影响”，但同样认为现代散文是有希望的。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还肯定了“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可惜的是，战争的到来，令文学问题的讨论迅速被救亡的问题所替代，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散文文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现“五四”文人的期望。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延续周作人、梁遇春、林语堂等人开创的“美文”传统并继续创作“美文”的作家再度出现，此时白话文写作已进入常态，当代小说艺术发展神速，相较之下，“艺术的散文”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发力点，发挥出更有影响力的历史能量。真正承担着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散文作品和理论并没有实现最初的期望。
有趣的是，广义上的“散文”的读者并没有减少。近年来，广义散文文类之下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不少新成果b，甚至形成了销售热潮。许多论述都认为，“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一个舶来概念，中国的“非虚构”文体进入学院并获得正式的关注，最初开始于新闻学院，而非文学院。这并不准确。中国文学史中并非没有具有类似文体形态和创作方法的资源。郑明娳在《现代散文类型论》一书中专辟一节讨论“报道文学”，认为这一文类的兴起，可追溯到近代“旅行散文”。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与现代游记如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周恩来《旅欧通讯》、瞿秋白《赤都心史》等颇有渊源。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说，“报告文学（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发迹、有人追溯到散文的发生，更回顾到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上去”。郑明娳认为，“报道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源流，一是社会主义报道文学，一是美式报道文学，前者以社会主义理念规范下的写实主义为基础，视报道文学为一种斗争工具，后者则系因新闻写作而发达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非虚构”的出版繁荣现象，可能意味着大众文学审美的变革，即“真实”的理性特征被强化，这加速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入“非虚构”写作的进程。对于“真实性”的阅读需求，和基于“事实”所展开的多元形态的作品，背后隐藏着模糊的学科边界。近年来，更有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流行趋势。正如郑明娳所提及，以近代视野来看，“旅行散文”包括了“报道文学”，是“非虚构”真正的萌芽，它不纯粹是舶来的，而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文体，为历史学科所关切。c如今，这些复杂的创作成果，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在方法上借用了多学科的叙述策略，这也逐渐使得当代读者对“散文”的认识带有了交叉学科的视野，这些均可看作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
“非虚构”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一些文学学科之外的名词进入到文学审美的标准中来。举个例子，就是对于“民族志”一词的广泛应用。相比“非虚构”的本土性，“民族志”带有更多西方视角的意涵。“民族志”在21世纪异军突起，并不只是文学活动的成就，但是它的发展却和当代文学产生了联结，并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文类及重要方法：“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一词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又被译为“人种志”“田野研究”和“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合并成"ethnography"后，便成了人类学中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具体而言，“民族志”研究方法，指的是有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各种“民族志”。目前，“民族志”已经成为质性研究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民族志”这个名词，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到了当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文类的阐释中，它原本是“方法”，然而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当代作家在推广自己的作品时，会说这是“西部文学民族志”（如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为故乡写作民族志”（如项静的《清歌》）。那么，到底是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在当代被识别出了“文学性”，还是当代文学经由现代主义洗礼之后依然在创作方法上感到不满足，故而借用了质性研究中的方法，从而实现“讲好故事”的诉求？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民族志”和写作方法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民族志”进入到散文创作的视野范围，是一个重要的、以强调文学方法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象。在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背后，包含着“非虚构”文体对于其他写作方法的吸纳，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的探索和深化。这种方法的融合一方面有促进文学繁荣的好处，可以在一些既有的散文类型上做探索性的尝试，但想要广泛运用，仍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困境。
二、“民族志”写作方法论的局限
上述提及的学科交互现象对当代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24A5E018-E18A-46A1-AE1E-02973CCAF554
黄锦树是较为系统地论述过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写作及文学批评关系的研究者，但他并不是对创作方法有兴趣，而是有志于建立马华文学史自己的方法论。他认为南洋论述或马华文学论述必须成为一种知识，要正视这一问题，人类学视域作为重构论者共同的立场，是有启发作用的。杨聪荣对黄锦树以人类学视域调整马华文学的根本定义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意见。d刘蒙之、张焕敏在《非虛构何以可能》序言中认为：“一些社会学学术著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如《林村的故事》 《金翼》 《银翅》 《小镇喧嚣》等也可以被归入非虚构作品……从近年来国内外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来看，与虚构文学写作相比较，非虚构写作具有内容真实性、文学表达性、形式叙事性、浸入式与主题边缘性5个特点。”e非虚构的力量来自真实的力量，但“真实”的力量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这就为跨学科背景下理解“叙事”方法的调用提供了可能性。有方法，就有方法论。审美的变革又带来了创作者对于方法论的高度关注。
传统的文学方法，并不以生产科学知识为目标。2009年以来，“创意写作”学科落地中国，文学写作技艺的可言说性变得尤其重要。这可能也为文学写作教师调取其他学科写作方法并运用于写作课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说虚构写作，它的呈现方式更像是表演“魔术”，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演绎的，魔术师利用我们视觉的盲区，或者认识的偏差，消解日常生活的常识，组合出奇异的超验图景，产生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真实的）。那么“散文”写作，更类似于一种“剪辑”，我们只能就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答案进行重新叙述。也就是说，在我们搜集素材之后，我们不能创造没有发生的事，但我们可以调整素材组合的顺序，放大或缩小、增加或减缓素材叙述的速度和篇幅，以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种艺术效果。在这一文学化的“剪辑”工作中，散文的艺术追求，表现为我们对于生命经验呈现的瞬间真相的挽留。经过叙述顺序的编排调整，艺术效果的产生本身具有了弹性。美学教育家潘公凯先生曾经谈到过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科技是求真，艺术追求的反而是“不真”，这种“不真”也不是一种“假”，而是一种可不断翻新的高度抽象的“镜花水月”与“笔墨表征”，其背后的根本，是艺术家如何淬炼人的处境、人的困惑、人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有的艺术家毫不费力地就能甄别出有质量的感情并加以变形，有的人则需要学习知识，机械地学习和模仿，把“情感”当作人类世界的一种风俗加以客观呈现，而不是以抽象的抒情能量，对审美世界进行提炼和创造。从这一角度来说，刻意训练、广泛阅读、拓宽视野都是必要的路径。
简而言之，对于并不很“天才”的写作者而言，后者可能更为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且无论是在西方经验还是本土研究中，都具有成熟的方法论。尤其当“创意写作”进入高校之后，其对可被言说的写作方法的重视，为此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一般而言，质性研究需要调取至少80个样本，量化研究则需要最少200个样本。“民族志”若在这一视域下来被加以检视，它的结果呈现更接近于科学，而不是文学艺术，即使它在描述事实的过程中，可能带有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如感性的故事表达，它也终将以知识生产作为目标。相较而言，文学采风、田野调查的样本并不需要那么多。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两者试图解决的问题和文学并不相同，简单地模糊二者的边界，并不能替代文学本身的功能。“民族志”要回应的问题是“人类是什么”，传递的是关于人类的知识，它是“把我包括在外的”，也不可以进行“发明”。进而言之，“民族志”写作不足以发明新的情感结构，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动能，它的写作目标不是传递复杂思想与心灵的能量。它观察人的差异，只是为了加以归类，它默认通过调查工作，有一些事实是可以被归类为普遍知识并被反复验证的。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知，基于对于差别性的淡化，这在处理复杂的个体上，难免会遇到问题。文学，恰恰是应该照亮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应用的部分，关注他们制定的研究目标必然遗漏的人的问题。
尤以当代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为例，较之传统散文，“非虚构写作”更强调选题的特殊性。若选题足够特殊，那么写作的目标就很容易达到。在四川大学担任非虚构课程教学工作的何伟（彼得·海斯勒）就认为，“创造性部分来源于你是如何运用这些日常素材的，在调查中就存在创造性。非虚构作家需要发掘一些不同寻常的途径去收集信息和选择主题。一个非虚构文学作者需要利用很多非同寻常的手段去采集信息，选择主题。我曾经为《纽约客》撰写过一篇有关中国务工者在上埃及（埃及南部地区）售卖情趣内衣的长文”。选题本身的策划就凸显出“创造性”的意义。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中，是一个常见的思路，吸引人眼球的关键在于选题本身所包含的复杂面向。特殊场景和特殊人物决定了田野作业的质量，哪怕是客观描述，没有复杂的艺术处理，符合条件的样本越多，越能呈现出较强的信息能量和可读性，故事则越生动越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社会学家Jonathan Ong在2017年就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灾难区域的酷儿世界主义——我的社交软件变成了一个联合国》，讲到了灾后的马尼拉使用社交软件的酷儿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后殖民特征。在标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选题在特殊性的叠加上所做的努力，有灾难、性别、世界主义，也有科技媒介。只要找到符合条件的田野对象，并不苛求他们的经历和表达具有文学性。他们所提供的生命经验和信息，将成为可被反复运用的结论，使之符合知识生产的目标。
如果不加节制地在文学写作中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以方法本身为审美的追求目标，是对于文学责任的逃避。“五四”以来最大的成就、借由郁达夫的观点来说，是“自我的发见”，而不是对他者的归类。文学写作的初衷，无论什么叙事文体，均可以问一些自省的问题，比方，“为什么是这个故事？是什么促成了这个故事现在的版本？”，“是什么促成了你这个版本的故事，这个故事如何反映出了你的心灵？”这一系列的自我反思和追问，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复杂生活，并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人类是具有灵性的、差异的，认同世界的神秘、命运的意外，那么这就与社会研究的“归因”、生产可被反复应用验证的“知识”有着完全相反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自我”足够特殊，那么他可以产生文学。社科研究中所接触到或者被描述的故事背后的人，并非来自文学的“自我”。24A5E018-E18A-46A1-AE1E-02973CCAF554
三、传记文学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分歧要如何解决或调和呢？
本文认为，至少有一个散文写作类别，具有可供开采的资源，即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因其对于“个人”的聚焦，或可以融合一部“民族志”研究方法，却也不至于沦为其他学科知识生产导向的工具，将“自我”发现的复杂性遮蔽在了选题特殊性之下。尤其是稀缺的女性传记书写题材，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现实处境之下大有可为。
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经典就诞生了。有别于“大事记”“起居注”或轶闻趣事的辑录，《史记》具有更为特别和重要的文学价值。《左传》 《国语》等许多章节，写人的目的是服务于叙事，它们尚不具备“传记”作为独立文体的自觉。从班固开始，有意识地把“历史”与“文学”分开。郑明娳在《现代散文类型论》第三章“特殊结构的类型”之“传记文学”中，曾提到传记文学的定义，“是一个人真实历史为主题的散文类型”。既然在广义的“散文文类”之类目下，我们或可从文学史的变迁中，吸取到写作方法的养料，借用与“民族志”写作的特征相似的调查方法。叙述“事实”有叙述“事实”的尺度，刻画人物有刻画人物的技巧，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已建立了史学传记的完整体例，可视为经典的传记文学范本。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提出，“其后沿着这系统一直下来经过了两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书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史学是求真的，文学是求美的。传记文学不得不在写作时，调和两者之间的尺寸，以期形成亦真亦假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想法，传承至20世纪上半叶，王元出版了传记文学理论专著《传记学》，提出了“所谓‘传记者，乃系文学家用其生花动人的文笔，去描写某个人物的生平真切事迹和性格，或是某个人物自叙其一生半生的真切事迹和性格的意思”。还有一脉人物书写，重视“异于常人”之处的刻画，如《高僧传》。提及20世纪20年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胡适的作用同样很难回避。他认为传记文学必须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古文的叙述方式不容易达成，这可能是针对白话文的推行而言，所以，传记的发展带有文学革命的基因。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认为自传及平民的书写别具价值与意义：“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实际上历史学家反而很警惕这一类材料，不仅仅是出于记忆偏差的问题）胡适提倡将“语录体”的《论语》，当作传记开山的典范阅读，以苏格拉底的对话录、《马太福音》等传记为例，说明口语化的书写能记录人物的传神细腻之处，能夠“帮助人格的教育”。这里面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但抛开这部分内容，胡适强调的“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对白话文与生活内容、思想事实的传达提出了“准确”“清晰”的审美要求，他认为这是接近文学“真实”的路径，“以适当的语词把事物说出来，让人看到事物原来正是如此”。
到了当代，美国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具有新新闻写作特征的人物传记写作方式。史传文体从典雅的象牙塔经由白话文降落到寻常百姓家成为传记文学之后，这一文类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完整人格”及其传播效应，给书写者本身带去的麻烦，同样在20世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有一点值得注意，西方文学中的传记类是带有一定“虚构”性的。许多西方作家会以“自传”的名义写作“他传”，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文本如《网：阿加西自传》。作者表示，写作传记时曾做了大量采访，最后以第一人称完成，也可看作是美国文学提供给我们的写作训练样本，即训练自己通过接触几十个人来了解一个人，经由事实调查、文学叙事理解复杂情感、复杂欲望。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传记都围绕着名人、英雄，真正的普通人故事，并不是这个题材的核心。而女性传记就更为稀少。正因如此，当代女性主义可能为传记类的非虚构写作带来新的气象。中国女性传记非常稀缺f，即使是女性英雄类的作品都带有极大的偏见。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她提到一个男性学者写的《秋瑾传》，书中充满刻板印象的偏见，作者认为是因为“她丈夫得多么了不起，会让自己缠足的妻子独自漂洋过海去留学……秋瑾这个人多无情”，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当中的女性先驱者尚且如此，普通女性的生活史、生命史就更不用提，都要借由历史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才能有一些还原。g女性的生命故事在当代“传记”得到重视以前，常在历史学领域获得更多关注。h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完整描述自己的经历，是文学呈现的起点。既是草创之地，方法的借调就没有那么多严苛的限制。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有一位优秀毕业生胡卉，如今已是“澎湃·镜相”栏目的专栏作家，2021年，胡卉于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集《木兰结婚》。她这17篇故事的主题就是“女性”，她做了大量调查，为这些普通女孩曲折的人生撰写生命故事。这是“非虚构”与“民族志”方法运用于稀缺散文类型的范例。非虚构写作要挑选一件事，且要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件事，要作大量的调查，挑选样本。有些调查会有失败的风险，结局也很可能让我们感到无力，但这仍然不失为具有先锋意义的尝试。
结论
21世纪以来，“非虚构”的繁荣是当代散文文体十分重要的新现象，它可能意味着文学审美的变革，和读者对于“真实”诉求的不满足。随着“非虚构”成为出版热潮，它背后的学科交叉特征是不能忽略的。这意味着，基于“事实”的“叙述”文体，开始是从新闻学科进入文学学科，近年来又有了与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交叉的特征。其中，“民族志”一词的滥用，混淆了方法和目的，将会产生复杂的问题。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民族志”，使得既有“真实”的呈现更具科学性。它的写作方法会被文学加以调用，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爱德华·泰勒在撰写《原始文化》的时候，感觉到翔实资料的欠缺以及获取科学资料的重要性，于是，他积极参与编撰了《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书，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阅查和写作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由经过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的“科学性”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志”都因其殖民性，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研究方法。21世纪以来“民族志”得以复兴，它的研究方法也被现当代文学广泛吸纳，应用于乡土写作、故乡写作、报道文学等文类。近年来，更是有进军当代小说审美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可能遮蔽了文学的真正任务。例如过度强调归类和知识生产的目标，与文学中发明和创造审美世界的目的并不相同。例如如何看待降维进入他者组群进行调研的“自我”，而“自我”的发现与建构恰是“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散文文类中叙述主体的审美目的，不解释清楚这件事，便无法很好地回应写作的伦理。另一个悖论来自两种学科研究目的的矛盾，社会科学立志于生产有关人类的知识，而文学重视个体心灵的特殊性，它不便被归类，或会因为太容易被归类而丧失叙事的意义。24A5E018-E18A-46A1-AE1E-02973CCAF554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在“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上，很可能会一再面临以上矛盾。而散文（非虚构）文类的变体，结合新新闻写作对于文学技巧的重视，最可能实现的反而是在人物写作的实践上，即传记文学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成就辉煌，历史悠久，但主要是描写英雄人物、宗教人物，具有非常深厚的本土资源。然而对于普通女性传记的写作，目前还处于盲区，因而无论在创作方法上，还是创作成果上，都有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在传记文学方面，复旦中文系既有朱东润、李祥年先生的教学传统，也有创意写作专业成长起来的胡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的新成果，以照亮“人”的复杂性为目标，延续并深化“五四”文学革命成果。
【注释】
a 周作人在“冰雪小品选序”中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1934年《人间世》第一期发刊词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关于这一时期对“小品”的认识，亦存在许多误解，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反思，如郜元宝：《从“美文”到“杂文”：周作人散文论述诸概念辨析》，《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b原创成果如李朝全：《非虚构文学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劉蒙之、张焕敏：《非虚构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刘浏：《跨文体：从虚构到非虚构》，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引进成果如20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引进《哈佛非虚构写作课》，书名的副标题就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在人物故事之外，拓展到了历史写作、调查性叙事写作、社区故事写作、游记等体裁的具体策略及其伦理问题。201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该书凝聚了多位从业多年的著名记者、主编、作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成果。它以大量案例去安排讲稿，且所选案例多数是行业内精彩的非虚构作品，为如何采访人物、如何在“局部的真实”中找到自己要呈现的那部分故事提供了实践面向的重要参考。这也是早期中国非虚构文体依靠的背景：新闻从业者的实战经验、人物特稿的写作经验等。2019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非虚构写作课》。202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非虚构的艺术》，聚焦于美国新新闻写作的方法，也就是运用小说写作的技巧来编排事实材料。
c参见章清主编：《新史学：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第11卷），中华书局2019年版。
d黄锦树：《反思“南浮论述”：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中外文学》2000年第29卷4期。参见杨聪荣：《评论：马华文学重构论在台湾学术论域的发声位置》。
e刘蒙之、张焕敏：《非虚构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f陶磊的文章《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创作与教学传统》也提到了朱东润先生曾说，“一位寻常妇女是不是可以立传呢？按照中国的史家，是不能立传的”。
g经爱丁堡大学宗教学博士郭婷提醒，胡缨所著Burying Autumn：Poetry， Friendship， and Loss（《吴徐葬秋与女性友谊》，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社2016年版）或可对秋瑾传记研究做一些女性视角的校正。
h如程郁 、朱易安：《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徐永初、陈瑾瑜：《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4A5E018-E18A-46A1-AE1E-02973CCAF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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