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传播：“新记”《大公报》电影副刊与早期天津影院（1927—1930）
李忠业 侯凯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法国百代公司在天津法租界‘老天丰舞台（天津游艺场，今新华路和滨江道滨江公园交叉口处）放映了十分钟的电影短片，这是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1]，至此，天津成為继中国香港、上海后第三个放映电影的中国城市。此后，天津电影放映业逐渐发展，天津成为北方电影放映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影院“大小算起来，不下二十余家”[2]，“实在不亚于上海”[3]。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1926年9月至1949年6月为“新记公司”时期。1927至1937年之间，“新记”《大公报》共计开办过40余种副刊，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潮流在相关副刊中均有所体现，电影也是其关注的重点。电影副刊于1927年2月15日创办，1930年5月27日停刊，发行时长近4年，发行期数100余期。早期的天津制片产业并不发达，作为本埠报刊，对于电影的关注就倾斜到了放映空间——影院上。时任电影副刊主编的何心冷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看见天津一般社会对于电影的狂热，所以有《电影》一刊。”[4]在100余期的电影副刊中，有近百篇文章与放映空间相关，涉及观影礼仪、观影环境、译名广告等内容。更为突出的是，电影副刊曾策划出版过“电影问题讨论号”与“电影院专号”①，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早期天津电影放映空间的境况。
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电影自传入后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质。在接受较多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阶层看来，普通民众在影院公共场所的不良观影行为，是与西方“现代”的观念、“文明”的行为准则相违背的;而影院以营利为目的，暂且不能成为合格的、现代化的“训练场”。观众与影院皆是被改良和规范的对象，知识精英企图按照他们所认知的西方模式来重塑公众观影与影院放映行为。电影副刊的出现，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改善观影行为、放映质量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对公共空间的不良行为抨击;另一方面通过其传播西方文明行为，进而启蒙公众。本文通过对近百期电影副刊的梳理，力图探寻早期（1927—1930年）“新记”《大公报》电影副刊对于观众观影行为与放映空间改良传播的方式、过程与结果。
一、嘈杂与混乱的观影空间
中国早期电影放映并非在专门影厅。当真正的影院出现之后，电影的观看方式和影院的空间构造对观众的观看行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对此，电影副刊中一篇名为《观众常识》的文章就提到过：
“如果你想个下午去看影戏，你需要三点前把你的事情做完……一近戏院门的内遮幕，需很快的仍就闭上。不要给透过光线，扰乱观众……如果你不满意你的位子，不妨等休息的时候再动。你坐定之后，就要脱下你那妨碍坐在后面的视线的帽子。……正在开演的时候，假设你没有离座的必要，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好。”[5]
这段话包含了早期影院对于观众观看秩序所要遵守行为的诸多要求：要尽量早到，不遮挡其他观众视线，不影响其他观众观影等。对于视线遮挡的讨论，在电影副刊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尊头上面不升官（官冠同音，即脱帽）”[6]，“好好的捡了个座位，舒舒服服的坐下，忽然来了一个彪形大汉，恰巧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好似一座屏风挡着，这时人的心理大可研究下”[7]。天津早期影院的座椅未采取错位布局的方式，也由于受到早期戏园的影响未设置阶梯式的观众席位，导致前排观众的一举一动对后排都有很大影响。另外，早期天津市民公共场所规则意识不足，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以“寻乐”为主，“花了钱来娱乐场时。大可以随便不受拘束的……但是他却忘却了娱乐场所所在‘公共的了”[6]。
影院中最为观众诟病的就是嘈杂的观影环境。早期天津的电影放映以无声电影为主，当嘈杂的声音出现之时，问题便凸显出来。在《观众常识》一文中就提到：
“坐在影戏院里，是为的看电影，那么在电影之外，不必和同伴谈论你家里的经济问题……太太们，假设你不能止住你的孩子的淘气或哭嚷，请你还是带他们到公园里，呼吸点新鲜的空气去吧。”[5]
而在《替看影戏的人向看影戏的人说的话》一文中提到，复述剧情对于其他观众的不利影响不只是使得观影的空间变得嘈杂，更让人丧失电影剧情未知所带来的新奇感：
“如果你先生已经看过了一次的影戏，你又同了朋友一起去看，请你不要高声的讲给你的朋友听……如果你一定要讲，那么我替你介绍给影戏院，仿日本影戏院的办法，率性请你每天上台去讲去。”[8]
更有甚者，在影院放映时大声朗读片中字幕，高谈嫖娼的经历，将此当作一种值得炫耀的事情，实属不雅：
“‘他妈的，在窑子内打牌，就是这么一回事。回头一看，原来就是我的芳邻……接着阔大爷谈而特谈其嫖经……开演时，他们高着嗓子，读英文字幕爱彼西德。”[9]
天津的戏曲文化虽不及北京兴盛，但天津的曲艺演出十分繁荣。传统戏院的部分观众前来看戏有着社交目的，这一习惯也被带到了影院中，尤其是对于二楼包厢的观众来讲，“他们并非观剧而来，他们简直是借影院这个地方，做一机会私谈之所”[10]。而戏园、茶园的服务人员高声揽客、售卖，使得观众已习惯喧闹嘈杂的观看环境。电影观众的主体作为戏园、茶园观众的转化，自然不能立即适应静谧的观影空间，相互之间交谈的声音也自然大了起来。
与其他不文明的观影习惯相比，吸烟吐痰不只是不文明的行为，更是不卫生的习惯，与此有关的讨论上升到现代文明与国民形象的层面。“卫生”一词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其意义与西方现代文明联系密切，“卫生”的涵义还被等同于文明，“卫生之事，为人类之至要，今文明各国，卫生之事日益发达”[11]。影院的卫生环境和观众的卫生行为成为评价的重要考量内容。吐痰不但导致影院卫生难以清洁，还会传播病菌，故而副刊中刊文称：“如果你先生正在伤风咳嗽又多痰的时候，请你还是在家里养养罢。省得一坐下来随处吐着一口口的浓痰”[8]。再如吸烟会致空气浑浊，让邻座不吸烟的人“闻了以后，不只不快意，且能使人头晕目眩”[12]，进而影院中不吸烟，被认为是一种规矩与文明的象征：“凡是愿意当个懂规矩的客人，在影院里十九没有吸烟的习惯”[6]。623CA209-7C06-427A-A7C7-57EA41D0F516
而打架斗殴抢占座位等行为，更是与“文明”“公德”“国家形象”等观念相连。在《青年会中的趣剧》一文中，就批评了打架斗殴和抢占座位的不良行为，“始而为位子，继而为礼节，小口角，终而因为口角而几乎动武，双方都出口不遜”[13]，“那老仆就站起来干涉，后来甚至于几乎要和外国人打架，引得一般外国人当他是个玩意。这一点实在是不甚赞成”[14]，“丢人到国外”实在有损“国家形象”。而到了冬天，座位被大衣帽子“抢占”的情形多有发生。“有的是虽有空座，但是堆着帽子和衣服。你要向他动问一句声：‘劳驾借光，他必回答你一句：‘对不住有人。”[15]这便使得较好的座位被大衣帽子所占据，稍晚进场的观众无法获得最佳的观影位置。抢占座位实属“利己心太重，利他心太弱”[15]。
二、欠佳的观影体验与放映质量
影院作为提供服务的娱乐空间，观影环境的舒适性与放映质量是观众选择是否前往该影院观影的主要考察维度。何心冷在“电影院专号”中就指出出版专号的目的：“希望大家发表了意见，使电影院可以改善。电影院改善了可以使大家得到精神上的愉快。大家对电影院发生了好感，电影院自然就会赚钱了。”[16]
在“电影院专号”中，《天津各电影院总批评》一文对天津各个影院的放映环境与放映质量进行了排序。在建筑上，“平安、天昇可列第一，春和、皇宫第二，明星第三。至于货栈式之新新不敢赞成”;在座位上，天津各个影院除了包厢，其余座位的空间都比较小，“胖子先生冬日最苦”;在放映质量上，除了“天昇”“平安”“皇宫”外，其他都一般，“而接片则以皇宫、天昇、光明为迅捷”;在售票上，大部分影院的服务态度平平，“春和”“有时多找钱，有时少找钱，有时将票子的等级给错”，“明星”的售票员服务态度不好，“到那去买票，如同穷人到当铺当东西一般”，“光明社”的售票处找零也总是出问题，“利用时间忙乱，无暇加以考察，吃亏亦无几”的观众心理;此外，文章还对影院的射影、招待、温度、厕所、茶点的质量等项目进行评价，考察项目繁多，考察对象几乎囊括了天津的所有影院。[17]
除以上外，电影副刊对于影院的放映质量也极其重视。在放映的硬件质量上，就批评过新新影院的银幕“本来就不见佳，现在用的太久，边上旁头出许多皱纹”[18]，影响观看，同时遮光不佳，白天观影“照得人眼看不见影幕”[18]。对于新开的影院，放映质量更是考察的重点：“再是日银幕射光，似不甚清晰，是否以首日初试之故。”[19]“在国产影片还没有走到健全时代，国内的电影院多靠外国影片维持营业。”[20]对于不懂外语的观众来讲，一份翻译得当的字幕对于剧情的理解十分重要，但每个影片的中文字幕由影院自行翻译并放映，致使各影院字幕的翻译水平与放映质量参差不齐，“最讨厌的就是中文的字幕有时候会同英文字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21]。明星影院甚至出现过将日期翻译错误的情况：“片中明明是Thursday，字幕的译文却是星期二。”[22]对此，电影副刊提出字幕翻译的建议，“过简、过繁、过文、过俗皆不相宜”[22]，同时希望字幕在达意的前提下尽量少，“俚言俗语，长章大篇，看起来费劲的很”[23]，“所以文字必须简而短”[24]。内容通达为翻译目标，“无论直译意译，只要没有失去原意……不必一字一字的去追求”[25]。在放映方式上，中文字幕与影片往往分开放映，电影副刊认为在放映字幕时中英文字幕一同出现最好，“如果（中文字幕）用了两三块玻璃，英文字幕必定是先映完，到剧情的时候，那就有应接不暇之势”[26]。除此方法，还有在银幕下方独立幕布放映的方式，明星影院采用此方式，但“中文字幕的幕布，本来使极狭窄的一条，有时候边上的字，只映了一半”[21]，使得观众无法了解剧情。影片名称也是由各个影院自行翻译，自然会出现同一影片在不同影院放映时有两个片名甚至多个片名的境况。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一不留心西名，就常有看到影院才知看过的影片了”[26]。同时，影片的译名也应该将影片大意与时代风尚、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历来的风俗人情，和现代一些较比时髦的名词……等等，这都是译片名很宜注意的”[26]。但前提是影片质量上乘，质量较差的影片，“无论片名如何动人，结果只是增加人们的厌恶”[27]。
“电影和音乐，是有连带的关系的。”[28]早期的无声影片的制片商会附送与之相配的曲谱，尤其是外国影片公司，供影院在放映时现场演奏。而且音乐对于影院来讲，“是为着要娱乐观众们……电影之有音乐，其利益是多么大呢”[29]。但天津大部分的影院，“有时候太过于简陋了……白天没有音乐，这样一个好片子（指《欧战大观》）至少要减少百分之四十的精神”[28]。天津大部分的国人乐师演奏不佳，以至于天津的观众“皆迷信西人，奏乐一项现皆操于彼俄人之手掌中”[30]。不少俄国乐师演奏不佳，致使其仅是充当影院门面，“明星那班俄国乐师，真是可以称他们不高明”[31]。随片音乐演奏，最重要的是要和影片能够相互配合起来，“而一般人认为不满意春和的音乐者，是因为他们虽然很工整拍奏那伟作的曲谱，但是和映演的影片完全没有关系”[32]。
三、批评传播的方式与实际效用
对于嘈杂观影环境的改良，电影副刊除了对不良的观影行为进行批评外，更多的是进行常识的普及与友善的指出。自创办以来，电影副刊发表过《观众常识》《电影院里的观众须知》《银幕观众十戒》等多篇建议性的文章，期望通过文明观影行为的传播来改良观众的观影习惯。这些文章并非简单的说教形式，而是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如果你先生穿了大氅进去，觉得穿的太热，请你脱下来铺在自己的椅背上，省的一件衣服又占去了一个座位，如果你以为放放无妨，那我一进来时一屁股坐在你的大氅上，你可千万不要嚷起来！”[8]作者在《银幕观众十戒》一文中提出观影十戒：不吃、不吃烟、不说、不带小孩、不乱拍掌、不吐痰、不随时批评、不吹哨、不争座位、不随便出入。其解释理由十分亲切：“家长里短，应该到剧场外去说”，“说也奇怪，中国人对吃就是一种艺术呀”，“（吹哨）这是天津卫特有的一种‘好习惯”[33]。虽然电影副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从副刊中观影行为的批评文章的数量来看，收效甚微，且对诸如吵闹、鼓掌、遮挡视线等行为的批评多次重复出现，几乎每篇文章都有提到。这种改良并非强制，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无法对观众形成实质上的引导与约束。而影院作为观众观影行为改良的直接操作者，考虑到收益，并未直接参与改良。自然，观影环境与秩序的良好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观影，但对于天津这样一个杂居了众多清朝遗老、民国下野政客，以及戏园、茶园文化盛行的城市来讲，约束观众的观影行为必然会失去一部分观众。而且，不遵守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如观影迟到。茶房杂役叫号也是如此，“天字号”“地字号”等对影院观众席的分级，茶坊在引导观众入座时会高声唱出，让影厅所有人都能听得见，虽然打扰了其他观众的观影，但也凸显了观众的身份。623CA209-7C06-427A-A7C7-57EA41D0F516
电影副刊的目的，是通过报纸这一传播媒介对影院的环境与服务进行改良，给观众营造更为舒适的观影空间。电影副刊除批评外，附带了一定的改良方法，“每篇都替电影院想了个改良的办法，那么做起来似乎不难。我很希望这种希望能够实现”[34]。在“电影院问题讨论专号”中，主编何心冷以“心冷按”的方式将认为可执行的改良意见附在每篇影院批评的稿子后面，积极向影院提出合理的改良意见。例如，对天津的皇宫电影院就提出批评建议：广告放映速度太快、查票员在查票根的时候态度不佳。何心冷劝告电院服务人员对待观众一定要和气，“因为人家花钱看电影是来找乐儿的，我们不能得罪主顾”[35]。电影副刊并不是完全站在观众的立场上对影院进行批评，而是站在更为独立的立场进行评述，甚至为影院方考虑，“但是为他们办事方面着想，也许有困难之处不是一时可以更动的”[36]。
影院的经营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自然会对电影副刊中提出的一部分问题进行改良。在电影副刊第三期的“电影院问题讨论专号”中就指出“光明社”的茶役叫号、小贩兜售零食影响秩序，楼上台阶太陡上下危险，加映国外的喜剧片、新闻片不附加说明书等问题。时隔20天，副刊便发文，对该影院的改良不吝赞美之词：“只有光明社的（改进）最显著”，“可以看出光明社办事人，的确能将影戏事业当正经事做”[37]。不止于此，下期主编何心冷写作的《再捧光明社》中赞赏光明社“将院里所有的叫卖的小贩全都取消，完全归吃食柜上发卖”，并“随时希望他们改良，让他们成为一个有规矩的民众娱乐场”[38]。但部分影院对于建议的选择采纳及改良并非全盘接受。在电影副刊第三期的“电影院问题讨论专号”中就指出新新影院在影厅临时加座、广告和说明书的放映时间太短、传单也太过于故弄玄虚，但经过两个多月后，新新影院只是将放映场次和广告的放映时间进行了改良，“第一将日场改到了四点。第二是将广告片在休息的时间映演”[36]，而传单、临时加座等问题并没有及时改良。对于影院来讲，故弄玄虚的传单有助于吸引观众到场观看，而由于有些影片太过受欢迎，临时加座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也缓解了观众购票的困难。从影院对于电影副刊批评的反馈来看，可看出其以营收为导向的改良倾向。针对电影副刊的批评，春和影院的经理就曾在《大公报》登报道歉，称“尚希见谅是幸”，但“当‘本席前往的时候，那些售票和茶房的诸公，对待顾客们的情形，却又大大的不同咧”[39]。服务人员态度的改良虽看起来不困难，但需要大量的时间与金钱的投入，对于影院的营收提升又没有直接的帮助，而那份道歉信，仅仅只是影院的危机公关罢了。
结语
百余期的电影副刊，在3年多的发行期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天津观众的素养及影院的环境水平与服务水平。正如前文所述，电影副刊所强调的观影行为规范与影院服务改良并不成功，通过大众传媒采取建议批评的方式，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舆论来形成群体压力，无法采取强制力的改良措施。一个新的社会行为准则的接受与推广，除了受“约定俗成”的排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新准则与设施服务错位的影响。而电影副刊对于影院设施服务的批评，虽然一些影院接受并改正部分意见，但影院改良的出发点在于营收，其服务设施并未跟上新的行为准则，其改良目的并不是为观众提供舒适的观影空间及培养观众的文明的观影习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观影秩序与推进影院服务改良，难以彻底改变多年戏园、茶园文化浸润下的天津电影观众的观影行为，难以彻底提高影院的服务与放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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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良曼.光明社真不错[N].大公报，1927-03-25（8）.
[38]心冷.再捧光明社——是奖励他们能听人忠告[N].大公报，1927-04-05（8）.
[39]一峰.针锋相对的“春和”与“明星”[N].大公报，1928-02-14（10）.
【作者简介】李忠业，男，河北沧州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
侯 凯，男，山东济宁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论，电影文化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中国迷影文化：产生、建构与演变”（立项号：20CC167）阶段性成果。623CA209-7C06-427A-A7C7-57EA41D0F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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