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中和·文心
隆晓鹏
翰林学士是清贵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张九龄、杜甫，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皆是翰林中人。北宋时，翰林学士开始设为专职。明代，翰林学士作为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主管文翰，并备皇帝咨询，实权已相当于丞相。由于翰林学士参与机要，有较大实权，当时号称“内相”。学而优则仕，翰林学士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出来的饱学之士入朝为官，首先要通过科举考试。翰林又作会试、乡试的考官，充各省的学政，关系科举考试。考试中对书法有苛刻的要求，所以，凡人翰林者都有一手上佳的书法。今就晚清翰林学士的书法艺术，谈谈我的看法。
一、切实如需——书法创作的主要功能
书法艺术乃我中华国粹，书法作品是书家天分、悟性、修养、境界和工夫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艺术品。其发展有着漫长的过程，而历代书法风格的衍变过程，就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有所创新的过程，也是作品对现实生活时时折射的过程，翰林书法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时至清代，书法艺术已发展到集大成阶段，其突出成就则在于突破宋、元、明以来帖学之窠臼，开创碑学之新风。自然书坛翘楚多出自翰林官员。
清代一般取得进士身份才能进入翰林院。殿试三甲中，甲第一名进士授修撰，甲第二、三名进士授编修;二甲第一名和朝考第一名也可直接入翰林院任职。排在之后名次的新科进士们，入翰林院就要按朝考成绩、结合殿试、复试名次综合排名，选取其中成绩最优秀的一部分人为庶吉士，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学习，为“馆选”。庶吉士在翰林院接受一段时间教习后，经过考试，“分别授职”，一般称为“散馆”。
在翰林升迁的出路中，首选留馆。留馆选拔中善书是重要标准，也是翰林官长期留馆的资本。特别在翰林院大规模减员时，善书者更显优势。曾为会元（会试第一名）的庶吉士差点因考试书写潦草散馆外任，而雍正元年（1723）十月曾削减翰林官，斟酌之后还是保留“学问优长字画端楷，精于翻译国书”的翰林官及庶吉士留馆。可见书法卓异者在翰林官中的优势。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代入阁拜相的绝大多数是翰林出身。据统计，清代尚书、左都御史、总督、巡抚二品以上官员2748人，进士出身者1131人，其中庶吉士占41.16%，可见庶吉士在仕途上的显著优势。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戴震又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其书法“静观”两字，气势浑厚，帖意中备见北碑意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人。起先会试未中，道光十八年（1838）再次参加会试后方才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转而补授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四年（1844）转侍读，后任会试同考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等职。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即任两江总督，同治七年（1868），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太子太保，卒赠太傅，谥号文正，其政声可谓名流千古，允为清代第一流人物。曾国藩秉性端重，他的书法以刚健为胜，风格端整，雄直之气正如他守正不阿的忠勇气概，是清代书法举足轻重的人物。与曾国藩同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皆出入翰林院，书法亦是了得。
再比如，徐会洋（1837～1906），字东甫，山东诸城人。清同治七年（1868）中进土，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年（1877）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乡试正考官、会试副考官，礼部、工部、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宠臣之一。徐会洋即工书法，其楷书联“帝赖其勋，恩隆周甲;天与厥福，庆笃生申"，款“诰授光禄大夫莱山宫保大司寇前辈大人六旬赐寿，馆晚生徐会洋顿首拜祝”。形在欧、赵之间，风格雍容典雅。据称故宫大殿就有其书写的联语，可见一时书名隆盛。郭嵩寿（1818～1891），晚清重要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几次赴京参加会试，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五次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咸丰六年（1856），任翰林院编修，同治二年（1863）任广东巡抚。其行书“里中定有活国手，言外惊闻正始音”，端庄肃穆，又浑厚有劲。
翰林学士成为皇帝心腹，常常能升为宰相。清代以翰林掌院学士为翰林院长官，无单称翰林学士官。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这也是翰林书法凸显其实用功能的原因。
二、中和雅正——雅俗共赏的风格取向
中庸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从春秋到两宋、再到现代，已经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中庸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左右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尤其是在官场之中，无论文学、绘画、音乐，必然会受到儒家审美思想的影响。书法作为中国文化之精髓，从笔画到结构、技巧，更是处处体现着中庸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何谓中庸？中庸是指事物不左不右不偏于一端的平衡点，并不一定是事物的中心点。这种平衡的中庸表现在书法审美上，就是中庸之美，或称为中和之美。中和之美实际上就是说那些风格典雅纯正、不激不厉的书法风格。
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都体现着丰富的哲理，有書法家认为，中国书法集中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的中华文化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用笔、结字及审美观上。在用笔上，讲究方圆兼备、藏露护现;在结字上，讲究平正为骨，变化为辅，上下左右递相映带，无使势背;在审美心态上，即追求阴阳对立统一的中和之美。《中庸》臼：“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饶宗颐曾题字“致中和”，并对此有一段解释说明什么是“中和之美"。以王羲之的书法为例，“致中和”在结字上，不取绝对的方或绝对的圆，而讲究方圆兼备;在用笔方面，不着意于全部藏锋，亦不故意全部用笔外拓，不一定完全的平平正正，也不一定完全的求险求怪，自然而然地表达出一种美感。而且，“致中和”不单是中国艺术的一个核心思想，它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基本的思想。7892C066-5701-4AAD-972E-E5F082A261B7
封建时代，帝王一人的审美与好恶，往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审美追求。因此，帝王依自身的书风追求选拔翰林，翰林反过来又以帝王的审美来精进书艺，两者相得益彰。唐代之后的翰林学士们书法、文章冠绝一时，他们文势跌宕，纵横开阖，字字如珠似玉。其书法多学颜真卿、王右军，取其神韵流畅之美，加之笔法透彻，大气磅礴，有芙蓉出水、祥云捧日之妙，即是书法艺术中和之美的最好体现。这不仅使翰林人声名鹊起，也使翰林书风占据清代书坛主流。
比如，翁同僦（1830～1904）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幼学欧、褚，初学董其昌、米芾，中年后由钱沣上追颜真卿，又不受颜字束缚。戴彬元（1836～1889），与翁同龢、何绍基、王懿荣并称清代馆阁体四大家。戴彬元光绪六年（1880）殿试考取进士，获二甲传胪（头名），朝考一等第二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朝做编修。他也是清代科举入仕的佼佼者，为官近30年，清明廉洁，两袖清风，好义乐施，一生拮据。他的书楷书“存淡泊怀，殊俗嗜好;得雄直气，为古文章”联，取法颜真卿书法，笔墨拙雅独特，深具个性魅力，又不失古意境界。
“中和之美”并不仅仅局限于楷书之中，翰林学士的行草书法亦多中和之气，刚柔并济。清雍正时期有个风流探花、书法奇才——梁诗正，是乾隆的御用书法家，且很喜欢组织一些半官方性质的书法交流活动，在清朝大名鼎鼎。梁诗正擅长书法，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书中说到梁诗正的书法，认为：“公书初学柳成宫，继参文、赵，晚师颜、李。”后人对梁诗正的书法评价很高，启功多次提起“二梁”，他的书法也受到梁诗正的影响。骨骼秀挺，气息连贯，气质文雅，错落有致，疏朗分明，是梁诗正行书代表作的风格。同时在馆阁体盛行的清代翰林书法中，作为一个代表特征，呈现出了相应的中和之美的个书法追求。
所谓中和之美，其实就是不造作，是一种自然地达到美感的境界，自然地达到了无过无不及的境界。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美的标准，也成为传统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心态与审美观。欣赏书法作品有个十六字箴言“首观神采，次论章法，三审结字，四看笔墨。”雅俗共赏的作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人书法作品。翰林书法即是如此。这类书法作品的特点是品位儒雅，笔墨潇洒，信笔拈来，不加雕琢，有时或许有一二处败笔，但不伤大雅。这类书法作品个性含蓄，势气平和，章法随意，结字儒雅，笔墨流畅，情感在作品中得以自然流露。同时，雅正的作品无不包含诸如曲与直、藏与露、方与圆、断与连、迟与速、枯与润、行与留、疾与止、平与侧等矛盾元素的辩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情理统一、情感适中，从而达到一种“志气平和、不激不厉、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的精神境界。
“中和之美”成为判断翰林书法作品最直接的终端感受标准。中和美的表现又在于笔法之中和、结构之中和、章法之中和，以求达列“宽闲圆美”的境界。比如：翰林书家钱沣，曾经正道直行，敢于直谏，抨击过奸臣和珅而名闻朝野。他一生仰慕颜真卿的为人，书法也极力学习和推崇颜真卿，这在以赵孟须和董其昌的书法为宗的清朝显得有点卓尔不群。钱沣是清代书法界的泰山北斗，不仅官声很好，书法水平极高，人品也可圈可点。钱沣的书法作品传承至今最为人称道的是《冒雨寻菊序》和《端阳竞渡序》，此二序代表了他楷书的最高水平，从此卷楷书来看，他继承了颜体的刚正果敢的面目，用笔极为雄健和刚劲，一般人即便是学起面目，没有人格光辉也很难写到这种境界。这便是“以书养人”和“以人养书”的道理，也是中和之美的最好体现。这些有代表性的翰林书家，还有梁章钜、王懿荣、张元济、商衍鎏等。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中和”观念，既指人自身之内情与理的和谐，也指人与对象之间的和谐，“中和”为美的美学观是儒家美学的核心，也是书法审美的最高理想和指导原则。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适度原则成为翰林书家遵从的美学规范，并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书学观，“中和”之美也就成为翰林书法独具特色的审美理想。
三、底蕴文心——儒家文化的深沉折射
清代沿用明代制度，设置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翰林学士的机构建置是出于集权的需要，各项制度不断调整，而逐渐走向成熟和规范化。原先居无定所的翰林学士，逐渐有了自己的衙署和办公机构——学士院;翰林学士与翰林学士承旨、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等组成机构人员;衙署设在皇城内，枢密院、宣徽院衙署之北。尽管其员数并不固定，但都维持在四到五员，其俸禄也在不断提高。
翰林学士必须具备相应条件才能膺选，其基本条件应该具有博学多才、德行高雅、政治见识等要素，也有其他因素而进入翰林学士行歹]，但往往因此不能胜任而离开。正因翰林学士所具备素质及处于宫禁，与帝王关系较深，其升迁较快，往往有不数年而登宰辅之位。翰林学士既受皇帝尊崇和倚重，又受皇帝支配和利用，他们积极策划官吏的锭选和管理，成为皇权和相权斗争的中间力量，也在无形中成为皇帝集权的强有力助推器。普遍认知翰林学士清切贵重的尊崇地位外，还应充分具体地认识到每个翰林学士的素质和政治能力区别，在尔虞我诈的朝廷中，翰林学士个体也会走出迥然不同的仕途命运。
翰林院与文史的关系至深。明清都以翰林院掌国史，修实录，作起居注。翰林又作会试、乡试的考官，充各省的学政，关系科举考试。翰林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编校图书，乾隆时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比如，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号渊如，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他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有《平津馆读碑记》《寰宇访碑录》《续古文苑》等著作，建树丰赡。他对书法与绘画都崇尚秀润、注重笔意，其书跋与画跋的内容里多次出现“秀润”与“笔意”二词。书法强调中锋用笔，尤其是篆书线条圆劲流畅，类似铁线篆。其篆书“花间酌酒邀明月，石上题诗扫绿苔”对联，结字规矩，笔墨秀润，飘逸灵动，气息典雅，体现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学养在书法里的一种内化。
再如翰林书家潘龄皋，他的前半生基本活跃于官场，曾在甘肃为官达数十年之久，期间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目睹了官场中黑暗，饱尝艰辛。后来，两袖清风、终生不改书生本色的潘翰林难以应对混乱的政治困局，最终选择辞官返乡。离政坛后，潘龄皋返回故乡安新，自此安心习书，以课徒为乐。他人品清高又有翰林的身份，所以他书法得到了京城士人的喜爱和推崇。
随着科举制的发展，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機构。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也反映了时代文化的繁盛，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结语
清代翰林书风对当时书坛影响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身居科举制度的顶层，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人才时代是对整个士人阶层的引领;另一方面，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和翰林与帝王特殊的关系，使得翰林在领会帝王书法审美倾向上具有其他士人阶层无可比拟的优势。
清代翰林书法，数量众多，基本上涵盖了书坛各个时期的流转变化，也包含了帖学和碑学著名书家的精品及代表作品。通过研究这些翰林书家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也为我们探求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拥有翰林身份的人数毕竟有限，他们学识渊博、政论深刻，且身居高位，特别是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关于他们的轶事趣闻、传奇典故广为人知，也增加了其作品的文化价值。7892C066-5701-4AAD-972E-E5F082A261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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