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游走与思想执守
杨晨洁
“边缘化”的状态，是重读九十年代的韩少功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分崩离析的时代语境下，韩少功执守着警觉、怀疑的思想底色和“边缘化”的思考状态，避免自己陷入苦闷彷徨。他理性反思既有文学创作的话语方式、厘清知识体系、整合质地各异的思想资源，进而重识被遮蔽的现实，以躬身实践的姿态更新文学创作，为19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个可供考察的样本。
一、以“边缘化”状态直面九十年代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涨潮带来了社会巨变，1990年代诞生之初的文化语境可用“断裂”一语进行摹状。长久以来依靠人的精神性存在而闪耀光辉的文学走入下行期。如何在这一新的气象中实行有效的自救，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曾在 20世纪 80年代被视为翘楚的文史哲学者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正如甘阳所言，“80 年代的十年是最后的‘文化人（homo culture）时代，90 年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s）时代”a。“现代性”“人性”“文学性”等一度被视为超历史真理的话语范畴在新语境中显露弊病。世俗化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社会，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呈现弱化趋势，人文知识界进入了精神的苦闷期。持续了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刺激下的一场自救运动，试图定位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的启蒙身份，重建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然而，“人文精神”大讨论不仅没能完成预设的目标，反而充分暴露出既有文学已陷入自我增殖的圈套，无法对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进行有效的意义解读，更无法改变文学边缘化的趋势，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反而加剧。
不同于知识界中普遍存在的困扰，韩少功在1990年代少有失落感和抱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同思想界的分化，期待高质量的对话与交流。b这是韩少功思想的一贯表达，他始终秉持着“边缘化”的立场与状态，确信在观念碰撞的边缘处、讨论辩驳的交锋处，会出现新的思想火花。在知识界的苦闷期，1988年就选择南下远居海南岛的韩少功，以“后排观众”的位置观察着大陆喧嚣热闹的文化现场。地理位置造就的远视距，偏好孤静的性格，让他得以在自己的精神岛屿中重新整理可利用的思想资源，保持精神的自足。1988至1990年，韩少功进入了创作的沉寂期，他尝試以办刊的方式体验全新的社会现实，激活新的文学质素。在他的带领下，《海南纪实》经历了激进的市场化风暴，创刊至停刊的短短两年内，政治因素与经济利益混杂而成的现实不断冲击着韩少功的认知，成为他走进九十年代的重要背景。真切的实践经验与一贯的反思姿态让他游走于1990年代中期的“左右”之争，怀疑的精神使他不愿融入任何主义或思想的中心。加之，历时三年之久的“马桥事件”不断发酵，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令人唏嘘的事件反映出1990年代文坛的一个侧面。文学同现实愈发变形的关系，让韩少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站位与视角。
1980年代一度以明朗自信的精神姿态面世，为革命历史及现代化激烈发声的韩少功在此时转向了犹疑、审慎，怀疑主义精神成为其在这一时期鲜明的思想印记。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以及这一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的某种悲观情绪并未对韩少功产生太多负面影响，反而成为他思想腾跃而起的基点。当反抗边缘成为一些知识界人士的追求时，韩少功却执着于对“边缘化”的坚守，在具有统治性和霸权性的主流认识模式的边缘，反思启蒙主义及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体系。韩少功强调理论的实践品格和呈现多元认知的必要性，力图打破知识危机背后话语强权造成的新壁垒，发现被遮蔽的现实，以“进步的回退”保持“边缘化”的状态，再次激活自己的文学创作。
二、“边缘化”状态下的自我圆融
“边缘化”的状态是韩少功人生历程的隐形特征。回溯历史可知，韩少功曾在汨罗天井茶场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度过了正青春的六年时光。此间，革命以两种不同的力量作用于知青韩少功。一方面，城市中混乱的暴力斗争，亲友间的猜忌与提防打破了韩少功下乡前的正常生活，革命本身的摧毁性及暴力性间离了韩少功与城市的亲密感。离开城市到农村天地有所作为，不仅是政策的要求，也应着韩少功的希望。另一方面，虽然革命以改造重塑的力量，以热情的革命话语号召知青韩少功来到农村。但韩少功是以“他者”的形象，带着“教育农民”并努力“改造一方山水”的目的突进农村的。“他者”的身份和“改造”的愿景间离着韩少功与农村、农民，使其未能完全融入真实的农村。待他从农村回城后，城市早已换了模样，不可忽视的疏离感与重复单调的生活让韩少功惦念起乡下的温情与乡间的智慧，与城市的隔膜再次凸显，农村以全新的感召力吸引着韩少功回归。革命的间离力量形塑了知青韩少功的人生历程及思想情感，使其一开始就游走于城乡之间。作为必须离开城市的青年人，韩少功无法真正扎根农村。早已远离城市，长于乡野的韩少功也无法真正回归城市。他徘徊在城与乡的边缘，最终以“边缘化”的状态进入一段历史，这奠定了其观察世界的基础。
恰恰是此种“边缘化”体验与状态，助力韩少功确立了自我的艺术精神，获得一种继续生长的可能。“寻根”文学便是“边缘化”状态在其创作中的一次现身。城乡间的文化差异，让游走的韩少功“在文化身份的撕裂之下，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切面”c。1985年，韩少功选择楚文化作为自己寻根的重点，正在于楚文化相对疏离于中原文化中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感受，可以提供一种参照，有利于文化多元性及文化活力的生成。他倡导的寻根文学是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与文化传统、乡村记忆碰撞的边缘处找到的自我生命体验的落地生根之所。它以本土经验的记述“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d，尖锐地反抗西方文化的误解和钳制，挣脱西方文化强加的话语方式和评价尺度，探寻至幽深边缘的湘楚之地，逃离主流话语的管控，在传统文化的广袤背景中考察历史和人性。
随后韩少功的寻根创作还扩展至对文学这一艺术本体的探源，从写作技法、写作方式、写作精神等不同维度丰富“寻根”的语义场。1990年代后的韩少功对语言的寻根，对马桥的发现，是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主流背景下对中国乡村生存现象的观照。当现代化和城市化已成为主流话语，文学需要对“乡村”这一具有时代“边缘性”的区域进行观察，从中生成对主流的反思。这呼应和延续了1985年寻根初期，韩少功朝向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回归途中对被压抑、被忽视的居于弱势地位文化的关注。韩少功在21世纪初期回归“寻根原点”汨罗后的创作，更是将“文化寻根”“文学寻根”提炼至精神的“复魅”，丰富了“寻根”的阐释空间，在“根性”丧失的时代氛围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写作。C4E8E0AE-63CB-414E-894C-0953CCA78E79
反观韩少功的人生轨迹，新世纪回归汨罗后，似乎形成了一个重复的圆圈。但实际上韩少功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躲避中心的困扰，寻找新的边缘。正是对“边缘状态”的执着追求，使他具有不断突破的可能性和对话主流的另一重视野。况且，文学并不是一场群体赛，而是一种个人的坚守。“边缘”意味着孤独，保持孤独有利于保持精神的冷静和思维的敏锐度。更重要的，以理性著称的韩少功内在的怀疑主义精神让他时常质疑主流话语的合理性，思想独立性的坚守也需要他避开核心，独居边缘，拥有足以审视的距离。他一次次将自己置于不同理论或思想的碰撞挤压处，坚持着从《文学的二律背反》 《夜行者梦语》 《完美的假定》一路而来反思且警觉的态度，在边缘处发现更大的空间，相遇更多的可能。韩少功欣赏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并不需要关心自己声音的响亮度，只是关心自己发出何种声音，甚至没有多少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感，当然也就无所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多少人看着自己”e。在此意义之上，他的精神原乡不仅意指地图上的汨罗，更喻指一种边缘性的经验与精神之地。
三、“边缘化”状态下重构知识
“知识危机”是根植于现代性本体之中无法避免的危机，呈现在文学创作中，是既有写作范式下语言和文体对现实生活的遮蔽与遗忘。经历了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的复杂形势，中国社会渐趋平稳。尚未及时对新情况做出反应的1990年代文学仍延续着上一时期的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固化了1980年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与文学制度，制造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文学同现实的关系难以指认。如何调整知识结构，突破写作的限制，恢复写作的弹性，让文学体系更具包容性，唤醒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是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韩少功的思考所在。
更新知识的来源，确定知识的意义，是化解“知识危机”的重要内容。语言成为韩少功选中的突破口。在《马桥词典》与《暗示》这两个文本中，韩少功接连对固化、碎片化的知识及“脱实向虚”的知识生产提出质疑与反问。他在《马桥词典》中限定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让马桥之地的方言同马桥之外的广大公共语言互相对峙与诘问。呈现出同一词语下的相悖释义，凸现语言与现实本身的违和，进而反思语言或文本对知识的承载限度。《暗示》中进一步思考语言与事实的分离问题。他质问那些脱离社会实践的话语口号和“空心”知识能否与社会谐振，指出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无形中消解了现实的丰富性与知识的延展能力，掩盖了许多社会真实，认为悬空的状态致使“起源于具象，终止于观念”f的知识与现实间形成了无法消除的隔阂。
鉴于知识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那如何保持知识的活力，从源头处入手可能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式。韩少功不止一次强调，“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g，“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h。作家本身就在现实中，是充分参与社会实践的“具体的人”，但“同质化的生活对作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他们新的生活经验只能来自报纸，来自于影碟这样的二手资源”i。而且，太多的“二手知识”聚集会造成知识的“近亲繁殖”和思维的固化。故而需要最大限度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克服文人清談务虚的陋习”，将知识放到实践中检验。韩少功改版《天涯》后创设的一档栏目——“民间语文”便是题中之意。这一栏目着重撑开固有思想意识的缝隙，聚焦断裂的边缘处，发现正统文学之外的文学资源，收录了生活实践在最广大一线的创作者的文学作品，传播颇具实践性的知识内容。这些具有强烈社会现实意义、人文关怀的边缘性、交叉性的作品不仅丰富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知识内涵，还向读者传递出写作者自始至终来自民间、当下、底层的直接生命体验。
此外，为避免知识的同质化，保证经验的有效性，韩少功还着重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对民间智慧的赞赏。有异于浮光掠影的下乡采风，“劳动”是韩少功选中的靠近农村、靠近农民的对话方式。劳动消除了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异感，成为与农村相处的语言、与山水相遇的中介。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劳动被区分为“脑力”与“体力”，“劳动”日益边缘化。而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劳动仍保有勤勉耕作的气息，连接着传统美德与农人本色，支撑着传统社会德性伦理。并在相当程度上唤醒了韩少功长久居于城市的疲惫身体，迥异于同时期浸淫在商业文明下趋于物化的身体审美。经由劳动，身体的存在与价值得到了确认，生活着的人不再只是空洞的能指，鲜活的生命力得到了舒展，肯定了生活主体的尊严与存在价值。
不仅如此，通过劳动，韩少功重新发现了农民。他看到了农民来自生活，来自田间地头新鲜且灵动的生活经验，惊讶于农民的知识与智慧。他还看到，农民更愿意注意一些细节，农民思维方式更接近文学的方式，这提醒着韩少功关注文学经验的来源途径。农村乡野间的知识经验吸引、更新着韩少功的知识体系。他不异化农村，不将其视为凝固着乡愁的“风景画”;也不神化农民，而是看到其身上的可悲可泣。他与农民一道生活在无法完全依靠科学释义的乡间，感受着天地中的天然风物，体会着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另类“边缘化”的现实。这不仅避免了他的创作滑向无病呻吟，还增强了写作的真实感与情感的信服力，充实了其作品内容中的别样知识，走向与中产阶级趣味相异的文学之路。
写作作为一种知识制度内的规范行为，本身蕴含着某种规训的过程。韩少功挑战着此种规训，不断反思既有知识体系的不合理，开放知识的界限，将知识从理性工具中松绑，恢复知识的鲜活性，尝试知识与文学缔结的新可能，以期永葆文学的青春。他放松了写作的刻意性，不再迫切地展现写作的技巧，转而追求文学创作中“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的死里求生”k，努力创造一种由充盈的知识支撑的无法移植和模仿的写作，其创作渐入佳境。
四、“边缘化”状态下重识现实
1990年代多元且无序的文化氛围敞开了文学的创作空间，但与之相伴而来的还有作家们困顿的处境和更具难度的写作。韩少功曾强调“文学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j，但文学又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写着历史和社会的面貌。这无形中要求文学拓宽观察的视域，在主流视野之外，对边缘状态的人物予以关注，对处于边缘状态的文化给予重视。C4E8E0AE-63CB-414E-894C-0953CCA78E79
韩少功清醒意识到文学的局限，也正是这份清醒引导他经由对农村的热情描绘、对城市的冷峻思考、对民族文化的重叙，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介入社会历史。2002年出版的《山南水北》绘就了一副迥异于普遍观念的八景峒乡生活图，将乡间生活中质朴、踏实的德性伦理反馈至现代城市生活。当正式进入对城市的直接描写，韩少功关注的是城市边缘处的现实。《报告政府》经由一个落难实习记者对监狱囚犯的描述，展开了一般城市生活之外的生存图景：“黎头”为了生活只能以偷抢方式完成继父的要求、“大嘴巴”以合法方式讨债多年未果后大开杀戒，“贵八条”刑满出狱却不被社会接纳，最后自杀身亡。无论是否在狱中，他们都是城市生活中的多余人。囚犯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他们沦落的原因中不止有个人的缘由，还隐藏着许多未被看见的社会事实。韩少功要以自己的写作纠正对现实的偏颇认知，揭开被遮蔽的事实，为这些难以被看到的人的存在境况留下一些见证。
在写作方式、人物角色的选择上韩少功也遵循着类似原则，既然要最大程度接近生活的现实面目，不如遵循生活的逻辑。散点式的写法，主导线索与情节缺失的方式成为最适宜的文体选择，看似混乱暧昧的叙述对应的是生存的动荡与不安。韩少功有意在写作中凸现人物存在的碎片感和不确定性，不强求将人物行为纳入逻辑链条，承认其自身的独立意义，不对现实做出简单明了的判断，关注隐匿于边缘处千姿百态的生命样态，并将这部分内容纳入社会的全图景，重新建构起人在现实生存中的境遇，获得对时代境况较为完整的认识。如此一来，不仅拓宽了文本内容的层次，还丰富了写作的面向。从1990年代的《马桥词典》起，韩少功就有意识搁置主流的叙述方式及叙述重点。他放弃了叙述者的主体性，确立起被讲述者的主体性存在，以“确保言说的原生型和有效信息含量”l。韩少功以异于主流的观察对象修正补充着原有的知识库，以“边缘化”的状态发现社会中被遮蔽的生活、完整现实的真目，将叙述真正作为可以反映生活本貌的一种有效形式，赋予写作以社会现实意义。
“邊缘化”的状态作为一种认识装置，内含着鲜明的反思精神与质疑态度，深刻作用于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韩少功深知，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书写异质世界，提供多样的想象。“文学的审美，是怎样把握判断现实的精神尺度，是如何对自己和大众的生存现实保持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追问的问题。”m这要求作家避免趋同的生活，保持思想的活性和批判性。执守“边缘化”的状态成为他的必然选择。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中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与思考判断，以“边缘化”的状态不断发掘质地各异的思想资源，自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边缘处和现实的细微处中寻找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话语方式，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格局，超越创作的窠臼，走向新的平旷之地。
【注释】
a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bem韩少功：《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349页、345页。
c韩少功、郝庆军：《九问韩少功——关于文学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孔见编：《对一个人的阅读——韩少功与他的时代》，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版，第268页。
d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f敬文东：《具象能拯救知识危机吗？——重评韩少功的〈暗示〉》，《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9期。
g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hl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5页、478页。
i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页。
j韩少功：《进步的回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
k韩少功：《海念》，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C4E8E0AE-63CB-414E-894C-0953CCA78E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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