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疫情信息对老年人态度行为影响研究
林宏 黄梦琳
随着数字化进程与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逐渐卷入数字化浪潮中。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由于新媒体自身内容丰富及传播迅速等特性，许多老年人利用新媒体了解相关疫情信息。本文通过访谈两个城市的22名老年人，从信息因素、人际因素、个人因素、时空策略、成本策略、经验策略出发，归纳新媒体疫情信息对老年人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多数传统的公共卫生应急方式失效，疫情防控数字化成为重要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老年人与数字化生活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传播速度快、信息散发覆盖面广、交互性强等特点，使得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了人民群众便捷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老年群体接收新事物的能力在慢慢减弱，在新媒体的使用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以电视、报纸为代表性的传统媒体依然是老年人了解信息必不可少的渠道。在此背景下，我们对老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的疫情信息采纳，以及新媒体疫情信息对于老年群体行为的影响处于未知状态。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老年群体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纳行为的情况进行了诸多研究，内容集中在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以及在线健康社区中老年人持续信息采纳行为研究等方面。其中以传统互联网下研究老年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研究居多，而对于老年人使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信息采纳的研究缺乏。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为研究老年人通过新媒体信息采纳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环境，在此背景下发掘疫情下新媒体信息对老年人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访谈法，结合态度理论中“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老年群体的访谈内容出发，探究新媒体疫情信息对老年人疫情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
本次访谈围绕六个范畴，事先拟定29个问题，根据实际访谈情况省略或增加访问问题。因疫情影响，小组成员分别在家乡所在地昆明、莆田进行实地访谈，共访问22位使用新媒体的老年用户，其中男性9名，女性13名。为了方便后期对访谈内容的整理，保证访谈内容的准确性，小组成员事先征求访谈对象的意见，一边访谈一边录音，每次访谈持续时间在30分钟左右。访谈后，立即整理访谈内容，剔除无效信息，形成有效访谈记录。
结合现实的观察研究发现，在数字化时代，周围的老年人群大部分均有使用新媒体的经历，区别的只是使用程度的差别，加上疫情影响，居家时间增多，使用新媒体的概率增加。因此本次研究采取随机访问原则，访问对象的学历、收入水平包含低、中、高层次，并未对访谈对象的条件进行框定。
研究围绕6个主要范畴（信息因素、个人因素、人际因素、情境策略、成本策略、经验策略），引申出15个子范畴，29个问题，归纳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梳理维度与范畴间的关系，以此探究不同范畴在新媒体疫情信息对于老年人疫情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
疫情信息属于健康信息的范畴，本调查发现，信息因素（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表达、信息数量、信息效用）、个人因素（观点偏向、疫情态度）、人际因素（家人影响、同伴影响）对使用新媒体的老年群体的疫情认知态度的改变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认知作为影响疫情信息态度的中介，对于疫情信息采纳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疫情期间使用新媒体的时候，有11位受访者查看疫情相关信息在1小时以上，基本都用于查找疫情信息。
信息因素
在上述几个维度中，信息因素是影响受访者改变疫情认知的关键因素。信息数量增加会影响使用新媒体的老年用户的认知度。大众媒体报道疫情信息的数量增加，吸引受众关注，在大脑中构建出主观真实。表现为受访者接受到疫情信息数量的增加，老年群体态度由不重视转为逐渐关注。”受访者（22号）表示“一开始不在意，是新媒体的信息让自己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此外，信息内容也会产生影响，疫情前期主要关注国内与自己所在的地方疫情新闻，后期至今，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更关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疫情形势。公众时刻与现实环境和媒介终端进行互动，其行为受到现实反馈、媒介信息反馈和公众舆论的影响。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作为人内传播重要的一部分，对老年群体新媒体使用者的认知程度有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既定的态度和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个人既定的态度越强烈越难以对其认知有所改变，在疫情发生最初，有半数以上受访者表示“一开始觉得不是很重要，后来有危机感觉得是要关注的。”对疫情信息的认知方面更偏向于信任权威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受访者（2号）说“手机上的信息，好多都是博关注的，但如果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我会稍微相信一些，因为电视上放的一般不会有假。”对于年长一代的人来说，相比于新兴媒介，对传统媒体的内容信任程度更高。”由此可知，老年群体对疫情信息的认知程度更依赖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
人际因素
按照以往的研究发现，家人和同伴关系作为重要的人际因素，对信息感知度会产生影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虽然受访者对家人给予的信息信任程度会高于同伴，对信息感知度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部分老年人表示还是对来自家人、朋友提供的信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受访者（5号）表示，“现在虚假的信息太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认知）水平差不多，对方也可能会被骗，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但如果不是很严肃的事情，还是会聊一聊。”在本次调查中有17位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微信群聊或者朋友圈获得疫情信息，但是信任信息的受访者较少，只有2位受访者认为“家人朋友分享的信息一定是有价值的。”
报告显示，近年来老年人互联网上当受骗过或者疑似上当受骗过的比例高达67.3%。基于此，许多老年人在使用新媒体时在接受知识和文化逆向流动的过程中，主动接受来自子女的劝服。在本次调查中，有18位老年人表示自己在使用新媒体中遇到不会的功能或者检索信息都会主动向子女寻求帮助，进行数字反哺。从调查结果来看，22位受访者中有20人认为新媒体上的信息博眼球、夸张，甚至出现编造新闻的情况。在如今老年群体接触的媒介环境中，虚假新闻、煽情新闻泛滥导致受访者削弱了对家人和朋友分享信息的信任度，尤其是较为严肃的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维度相比，信息内容是影响老年群体使用新媒时对信息的认知度比较重要的因素。
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受众接受信息，产生情感体验。基于信息因素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对疫情的认知，再通过新媒体上不同信息的影响，老年人产生了进一步的情感体验。
通过对22位访谈对象的采访，我们发现疫情期间新媒体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老年人的情感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情绪和民族主义情感上。
个人情绪
老年人通过新媒体的信息因素的影响，对疫情产生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访谈中主要体现为认识到疫情的重要性，受访者（20号）说“能够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通过这种对疫情的认知，使老年人的个人情绪发生了变化。22位访谈对象对于新媒体上的信息对自己带来的心理影响的问题中，有13人觉得有点焦虑，担心自己被感染;有10人对于疫情感染者、逝世者以及医护人员感到心酸。情绪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担忧和难受两方面，没有达到过度焦虑和抑郁的程度。
新媒体时代不同媒体平台上人们的情绪、情感更便捷地表达、分享，情绪的传播更生动、真实，保留了原来情绪的信息，甚至在传播中会不断得到加工和强化，更容易感染别人，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共情。受访者（15号）在提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信息时，表示感动类的信息最让他印象深刻，“看到老人跪在地上送完成援助任务的医生回家的时候，眼泪会不自觉地掉下来”。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更集中，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实现家喻户晓、更具情绪特征，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平台上，以文字、图片、视频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全方位的让人们了解事情的经过和原由。网民围绕公共事件产生的认知与情感，提升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鸣，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受到新媒体信息的影响，也会更容易产生共同情绪。
民族主义情感
突发性的事件容易调动和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的迸发和快速传播，更容易让人处于情绪的控制之中。
在问到对疫情的态度时，受访者（4号）说“开始时没怎么放在心上，之后看到感染数字一直增长和居家令，才感觉到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新媒体上大量的信息对各种舆论的放大，和老年人偏向观看与自己观点相符合的信息也对情感的产生带来了影响，采访中部分老年人表示他们喜欢看和自己观点符合的信息，老年人受到这些信息以及自身价值观和认知的影响，情感上产生变化，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家的信任上，多数受访者表示对国家的疫情决策印象深刻，比如方舱医院的建设，觉得国家对疫情做出的决策都很正确;一方面体现在对美国的仇视上。在对区域信息的关注程度问题上，多数受访者表示前期关注国内信息，后期关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信息，受访者（22号）表示现在当然要看美国的疫情情况，每天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感染人数。更有一些老年人表现出比较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老年人產生这种情绪除了自身价值观和认知因素之外，也因为新媒体建构出的信息茧房和拟态环境对缺乏判断能力和自主选择信息能力的老年人带来了一定影响。
在采访到老年访谈者关于使用什么新媒体的获取疫情信息的问题时，有9个访谈者表示他们喜欢使用“今日头条”看信息，其中7人表示他们一般不会自主地去搜寻信息，而是刷到什么就看。这种为用户提供精准推送服务的模式很容易形成新媒体的信息茧房造成老年人信息窄化。再加上一些网络媒体为了商业利润，为了博取眼球而过度地把对国际信息的报道集中在负面的、失实的、容易煽动情绪的信息上，给缺乏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的老年群体构建出一个信息不全面的拟态环境，容易让老年人产生偏激的情绪。
疫情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对受众及时传达疫情相关信息，使其相对应做出系列的采纳行为。通过访谈我们可以得知老年群体在信息采纳时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性，从而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本研究将从时空策略、成本策略、经验策略三个方面对对疫情信息采纳行为进行分析：
时空策略
在疫情期间，疫情信息作为一种保障基本生活的资本，是每一个人避不开的话题。但对于信息生产者来说，信息的推送并不是每次都能达到效果，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受众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老年人本身接受信息的能力较弱，对新媒体信息的关注时长有限，但疫情的出现却较大的影响他们在获取新媒体信息时间上的分配。此外在获取信息时，老年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网络情况也会对疫情消息的传达造成影响。
时间策略
受访老人每天使用新媒体的时间都在三小时以下，大部分集中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其中对疫情信息的了解占据较大比例。以受访者（8号、10号、12号）为例，在疫情期间虽然使用新媒体的时间都不长，使用频率也没有显著增加，但其关注的内容都偏向于疫情信息，将新媒体获取的信息作为对传统媒体信息不足的补充，以此来满足自身对于疫情信息的需要。但也有受访老人在新媒体使用时间的分配上没有额外划分，其中以受访者（9号）为例，接受过癌症治疗的经历让他在新媒体的使用上对生活类信息，尤其是健康新闻更为关注，而传统媒体已经能够满足他对疫情信息的需求。
空间策略
受访者使用新媒体时所处的空间情境会对其获取信息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当疫情形势相对严峻时，受访者对于自身和家属所在地的疫情相关信息增加关注度。以受访者（9号）为例，在疫情上升时期，其所在的农村没有一例确诊，对疫情信息的关注主要通过传统媒介。但当疫情情况相对严重时，由于对疫情的顾虑和传统媒介的滞后性，他开始使用新媒体来获取信息。
成本策略
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时空环境同老年人的成本策略有着紧密的关联，即同疫情关系越紧密的群体，危机意识和风险感知就越强烈，相应的也会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与之相对的，在疫情防控成果较好的地区，疫情对老年群体的影响较少，老年人无需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来进行疫情的防范。在心理成本方面，当老年群体接收到媒体所报道的消极、严肃的疫情新闻信息，当下会产生一些如焦虑、难过的情绪。但由于所在地疫情情况较为良好，所报道的相关事件与自己联系较为疏远，所以这种负面情绪只是短暂性的，并不会造成长期的心理负担。以采访对象（11号）为例，本身对防疫物资的重要性有一定认知，但因为所在地受疫情冲击较小，在购买防疫物品时，首要考虑的还是经济成本，选择更低价格的防疫物资来满足自身的防疫需求。
经验策略
老年群体由于年龄的影响，对于事物的判别能力下降、在接收信息时会有所警惕，面对无法辨认的信息，会依赖于身边人的观点和判断。根据访谈可以发现受访者大多都采取中庸策略，在接收疫情信息后，都会先进行判别或询问身边人的想法与意见，再做出对应的行为。根据访谈可以发现，大部分受访对象在采纳信息时都会征求子女的意见。以访谈对象（8号）为例，虽然会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判断甄别，但她的第一选择还是先询问女儿的看法，认为年轻一辈的思维较为清晰对于信息有更强的判别能力，能有效减少不实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也有少部分访谈对象选择无为策略，即对自己拿捏不准的信息选择直接忽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认识失调论认为个体为了避免现有认知同新出现的信息发送不和谐或者冲突，选择在接触新的、不确定信息时采取有意或无意的规避行为。
我国正处于数字化与老龄化交融汇合的社会之中，新媒体嵌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影响老年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疫情下新媒体信息对老年人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不仅能够探究影响老年群体对新媒体信息认知、情感、行为倾向的相关因素，了解老年人采纳新媒体信息的有关现状，还能丰富有关特殊群体信息采纳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对所在地为昆明、莆田两个城市的22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对新媒体疫情信息对老年人疫情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与研究。
依据态度理论，我们将老年人疫情信息态度分为了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个人因素（观点偏向、疫情态度）、信息因素（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表达、信息数量、信息效用）和人际因素（家人影响、同伴影响）是影响认知与情感的重要因素，当认知与情感逐渐形成便产生一定的行为倾向，由此构成了完整的疫情信息态度。
作为中介因素的认知，对老年群体在疫情态度转变以及疫情信息的采纳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访谈结果分析可以发现，信息因素是影响受访者改变疫情认知的关键因素，信息数量的增加会影响使用者的认知度。主要表现为当大众媒体报道疫情信息的数量增加，老年群體由最初对于疫情情况的不重视转变为对相关情况进行主动搜寻。在老年人疫情信息态度的另一方面——情感我们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新媒体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老年人的情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个人因素和信息因素。本文将情感部分细分为了个人情绪与民族情感两个方面，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个人情绪上，老年人受到新媒体的信息因素影响，从而对疫情情况产生自己的认识与理解。通过这种对疫情的认知，使老年人在个人情绪上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面对如感染者逝世等消极信息产生难受与担忧的情绪。作为情感部分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感在此次疫情中尤为凸显，在情感上的变化体现为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情绪的产生除了自身价值观和认知因素之外，也因为新媒体建构出的信息茧房和拟态环境对缺乏判断能力和自主选择能力的老年人带来了一定影响。当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情感逐渐形成时，便会影响疫情信息态度的第三方面——行为倾向，对老年人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向性，影响老年人疫情信息的采纳行为。
信息行为的意义建构论认为，个人的信息使用是在企图弥补差距或非连续的状态，在时空的某个特殊点，个人定义自己面对某一特殊的差距，需要有某种特别的策略。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疫情背景下老年群体对疫情信息的采纳行为同样也具有策略性，这种行为策略性不仅受到时空建构论中相关因素影响，也与疫情信息态度有着关联性，是基于疫情信息态度的反应。本研究将采纳行为的策略性分为了时空策略、成本策略、经验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在时空策略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时间方面，老年人增加了对疫情信息的关注时长;在空间策略上，老年人使用的策略为依据当下情境而定，当老年人身处环境受疫情影响较轻时会减少对于疫情信息的关注度。根据访谈可以知晓，老年群体无论是经济还是心理方面都采取低成本采纳策略，这种策略与时空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研究可得，大部分老年人所实行的经验策略为中庸策略，在现实中表现为老年群体在接收疫情信息后，将会先进行判断或询问身边人意见与想法再做出对应的行为。
本文对疫情下新媒体信息对老年人态度和采纳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深入研究，在调查分析之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体现为访谈深度的局限性。对于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以及影响因素没有深入挖掘，使得某些问题的答案只浮于表面，无法对其层层剖析、深入追问找出其最核心的信息所在。同时由于受到疫情关系的影响，访谈人员之间无法相互协同进行访谈，导致访谈的结论与真实的调查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今后可针对上述所说的缺陷，对于相关问题进行调整，面向老年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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