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消费负外部性理论探索
王海鸿 何正平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端、发展与防控都与外部性有关。这提醒经济学，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学科价值，但这种价值尚未充分体现。外部性理论给出的确权药方对防控疫情适用性不强，即便在产权清晰时，传染性疾病的严重负外部性也可能导致医疗供给不足。野味消费的负外部性不能通过确权而消除，必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而免费救治的正外部性对遏制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生产者承担角度划分消费负外部性类型，将“无效确权”引入外部性理论，并将生产视角补充进公共物品理论，进而提出正外部性是决定公共物品进入、保留或退出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外部性理论;消费负外部性;无效确权;正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2）14-0010-06
DOI：10.13939/j.cnki.zgsc.2022.14.010
1 问题的引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展现出了卓越高效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应急能力和令人动容的奉献精神，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此次疫情又何尝不是对经济学的一场检验？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疫情带来了多大经济损失时，经济学界应反思的绝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还应是疫情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过程和经济机制。提醒人们在何种经济状态下可能会引发疫情，以何种经济手段来应对疫情，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乃经邦之学、济世之术，倘若这种要求有些苛刻，那么经济学至少应该包含相关的思想和警示。
当曼昆毫不隐晦地直言经济学不回答赚钱问题[1]，将希望寄托于经济学能回答治国问题，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揭露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苍白。（野生动物）市场、交易和消费是经济学的专属领域，它们为何成为危及公共安全的高危区和中转站？主流理论宣扬有效市场，质疑政府干预，但这场疫情乃当头棒喝，疫情与市场失序相关联，止息于政府积极干预。
疫情的发端极可能与野味消费的负外部性有关，疫情的发展与传染病医治的负外部性有关，疫情的防控与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有关，因此本文将视角对准了外部性。对外部性与其衍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理论的反思将贯穿全文。
2 疫情的发端：滥食野味的负外部性
滥食野味属于消费行为，因而“滥食野味的负外部性”（以下简称滥食负外部性）属于消费负外部性的一种类型。之所以说是“一种类型”，是因为它与另一种消费负外部性即“新冠肺炎治疗的负外部性”（以下简称新冠负外部性）有明显区别，而这个区别在理论上并未明确阐明。
消费负外部性是普通的经济现象，指消费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他人或社会无法通过法律或市场手段对消费者进行处罚或让其赔付，消费者没有承担任何代价。外部性理论对消除负外部性的思路是消费者对其消费行为造成的不利影响承担责任，将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办法有政府管制（含直接管制和间接引导）、当事人协商和明晰产权等。但外部性理论实际上并不能解释与新冠肺炎疫情密切相关的上述两种消费负外部性。
先看“滥食负外部性”。暂不论滥食野味加剧了对生态的破坏，引发了人们的道德厌恶，仅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滥食外部性极易危及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绑架公共利益，而滥食野味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如何消除“滥食负外部性”？有三种手段，即道德、法律和市场。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市场是自发调解或自由配置。道德手段力量有限，其能鼓励好人做好事，却难以制止坏人做坏事，在高额利益面前，道德常做出让步。那么，法律与市场这两个手段应如何选择。外部性理论明确指出，通过确权可以解决负外部性，市场手段没有失灵。然而，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取缔野生动物市场等哪一个不是法律手段呢？因此，对坏市场，法律手段既优于市场手段，更优于道德手段。
现实与理论对于如何消除外部性问题迥然相异，究竟孰对孰错？尽管现实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在这里却是理论出现了偏差。出台严刑峻法意味着对野生动物采取市场配置是无效的。理论出现了什么问题？本文认为，外部性理论的前提与推导均有缺陷。首先，前提是指：主流经济学预设市场是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的，即正义的市场，正义的市场不会出现肮脏的交易和违法的勾当，例如贩卖人口、权钱交易以及野生动物买卖。但显然，正义不是市场的天然属性，而应是其有效运转的基础，对非正义的市场，讨论效率是本末倒置。其次，它在推导中出现了两个似小实大的疏漏，一是它忽视“不能确权”的情况，二是它轻视消费负外部性可能存在爆发性风险。
2.1 对“不能确权”的忽视
滥食野味危害他人健康和公共利益，这种负外部性无法通过确权来消除，因为法律上无法界定滥食行为与其造成的负外部性之间的权责关系。例如，滥食者传播病毒，其传染行为难以觉察，且传染者若无主观故意，难以认定其侵权，被传染者难以通过确权（即传染非法）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市场手段不能有效解决滥食野味的不利影响。
将滥食野味扩展至野生动物产业链，显然滥捕滥杀野生动物也存在负外部性，即破坏多元生态。“滥捕负外部性”能否通過确权来消除尚有争议。一方面，野生动物属于公共资源，倘若不确权易出现“公地悲剧”，对某些野生动物的生存区域进行划界并授权私人排他性经营，或对以药用等为主的野生动物授权特许经营，有现实例子证明可行;另一方面，大多数野生动物难以通过确权实现排他性经营。野生动物产权，自古为无主物先占制，先占先得即为无法确权。先占制虽有法理依据，但前提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即是说先占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野生动物。但先占制作为古老习俗，既被很多人默许，也深藏于人的潜意识当中。因而，确权不易和先占先得使野生动物难以避免其“公地悲剧”。
外部性理论对“不能确权”的忽视还体现在它认为“不能确权”并不重要，因为影响确权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只要能在技术上实现排他，就可以实现确权并消除负外部性。这种认识仍然以正义市场为前提，它忽视了在不能确权的情况下，负外部性可能产生的巨大危害，例如对野生动物的先占先得导致生态灾难，野生动物交易危及公共卫生安全。A06358B6-5414-4D99-9B7B-692E4EA3B920
2.2 对消费负外部性可能引发爆发性风险的轻视
外部性理论用“微小行为的恶行”来说明消费负外部性的危害性：个体消费的负外部性微小但累积起来会造成巨大影响。这种预警对传染病疫情远远不够，它轻视了消费外部性可能造成突发性风险。
“微小行为的恶行”适用于“滥捕负外部性”，但不适用于“滥食负外部性”，前者是累积性的，而后者是爆发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一般是长期累积的过程，但传染病传播通常可在短时间内爆发。可见，外部性理论低估了消费负外部性可能蕴藏的巨大破坏性。“微小行为的恶行”还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即把它当作反对政府干预的借口，误认为对其法律规制是矫枉过正。
现实已经映射出理论短板，野生动物市场既不是正义的市场，也不能通过确权避免野生动物资源陷入“公地悲剧”，更不能通过确权解决“滥食负外部性”“滥捕负外部性”，“微小的恶行”潜藏爆发性风险。
3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新冠肺炎医治的负外部性
新冠肺炎治疗的负外部性，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负外部性。“不同类型”是说，无论是“滥食负外部性”还是“滥捕负外部性”，都难以通过确权来解决，而“新冠负外部性”则是产权清晰的，不存在确权问题。
在被确诊为一种新型的、无特效药物的高传染性疾病，以及国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之前，新冠肺炎是被当作一般疾病来治疗的。即疫情起初阶段，新冠肺炎治疗与普通治病一样采取付费方式，产权是清晰的，此时它还不是疫情防控时的公共物品，而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排他性即将不付费者排除，竞争性即患者竞相使用医疗资源。当疫情有蔓延趋势时，国家果断进行干预，对新冠肺炎治疗采取免费的公共物品手段，这对遏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见，当疫情蔓延时，新冠肺炎付费医治的市场手段已然失效，“失效”在此有两层含义。
关于“失效”第一层含义。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竞争规则是“价高者得”，但它明显不适用于疫情防控。当疫情袭来时，付费医治的“价高者得”，会将缺钱者排除在外，这些人极易成为传播疾病的危险源，因而付费医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疫情失控。
关于“失效”第二层含义。传染病患者的“消费行为”会危及医护人员生命安全，医院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即便付费医治也不愿提供医疗服务，这即为医疗负外部性。此种情况在疫情史上屡见不鲜。医疗负外部性将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由“失效”的第二层含义，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滥食负外部性”为什么没有导致供给不足或消失？二是“新冠负外部性”是在产权清晰时发生的，确权为何没有解决负外部性？前一个问题涉及消费负外部性的类型，后一个问题涉及确权与外部性的关系。首先，“滥食负外部性”没有出现供给不足或消失，其原因是其负外部性不由卖方或生产者承担，对卖方来说，危害公共利益的“虚名”难以约束其供給行为。其次，“新冠负外部性”在确权下仍出现供给不足，其原因是院方承担负外部性，尤其是突发性和爆发性的传染病。
如何消除“新冠负外部性”？按外部性理论，即是将治疗疾病的高风险内化为成本，收取高昂的医治费用。这在寻常情况可以考虑，对新冠肺炎治疗则行不通。正是因为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性，若非国家出面，医院根本无力应对。因而，产权明晰时消费负外部性依然可能无法消除，市场手段失效。
“新冠负外部性”导致市场失效，说明了什么？实践上，它从经济学角度为传染病防控提出了预警，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可能因为其严重的负外部性，从而出现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必须适时果断放弃市场手段，启动非市场手段和紧急救援机制。理论上，它对外部性理论有两个补充：一是可根据生产者承担负外部性的情况，进一步区分消费负外部性的不同类型;二是存在确权无效情况，可补充确权与外部性或市场失灵的关系。
3.1 补充一：消费负外部性类型的划分
根据生产者承担负外部性的不同情况，即完全不承担、部分承担与完全承担，划分其不同类型，这些类型与确权的关系梳理见表1。
根据生产者承担情况，将消费负外部性及对应的确权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供给不变型消费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全部被第三方（他人或社会）承担，不影响供给。消费者与第三方通常难以确权，因而负外部性不能消除，例如“滥食负外部性”。
第二，供给减少—恢复型消费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由生产者与第三方共同承担，它导致供给减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本身已经确权（否则没有消费行为），消费者对生产者和第三方的损害可以内化到消费行为的“成本—收益”当中，负外部性消除后供给可以恢复，例如普通疾病的治疗。
第三，供给消失型消费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完全由生产者承担，并且负外部性不能通过确权来消除，它导致供给消失，例如疫情初期的新冠肺炎治疗。
3.2 补充二：确权与外部性/市场失灵的关系
首次提出通过确权来解决外部性及纠正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家是科斯，他指出只要产权清晰，外部性效应可以内化为收益或成本，通过产权交易来消除外部性，但需政府确权[2]。张五常进而指出，确权无须政府介入，市场可自行解决，例如“（工厂污染邻居……），市场的安排会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适当的地方，不受政府或环保团体左右[3]。”张维迎指出有“故意不确权”情况，如“外部性本质上是产权界定问题……，产权界定需要一定技术和成本，人们有时故意不界定产权[4]。”
通过确权来解决外部性和自行消除市场失灵，有其合理性且被普遍接受。然而，新冠肺炎诊治是个反例，因为它存在确权失效，这个情况并未包含在主流框架内。
本文结合外部性理论，引入“滥食负外部性”的不能确权和“医疗负外部性”的无效确权，对确权与外部性/市场失灵的关系进行梳理，见表2。
“无法确权”下，正负外部性都不能消除，出现市场失灵;“有效确权”下，正负外部性都能消除，市场没有失灵;“无效确权”只针对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没有“无效确权”，这是因为正外部性是有利影响，确权后即使正外部性效应（有利影响）发生变化，只需调整权益内容，不会导致供给消失。可见，外部性理论提出的确权消除外部性，实际指“有效确权”，它没有考虑确权可能失效。有效确权与无效确权的异同点是：两者都是产权清晰的，但在产权交易上有区别，有效确权能促成产权交易，消除外部性;而无效确权没有促成产权交易，外部性并未消除。A06358B6-5414-4D99-9B7B-692E4EA3B920
至于政府确权还是市场确权。本文认为，对负外部性市场确权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正外部性由市场确权，负外部性由政府确权。原因是：对正外部性活动，政府不必介入，当事人协商解决;负外部性则不同，产权不清会推卸责任，当事人很难通过自主协商解决。
受“新冠负外部性”启发而将“无效确权”补充进外部性理论尚需更多验证。“无效确权”会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滥食负外部性”还是“新冠负外部性”，市场手段都失效了，前者可采取法制替代市场，以消除坏市场引发的“滥食负外部性”，那么对后者，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
4 疫情的防控：免费救治服务的正外部性
国家启动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后，对新冠肺炎患者（包括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采取了免费救治的公共医疗服务即公共物品供给。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有力遏制了疫情扩散，极大缓解了恐慌情绪。
由于“新冠负外部性”必然导致医疗供给不足，因而付费医治的私人物品供给即医疗市场手段是不能考虑的，那公共物品供给为何就有效？这是因为以下两点。
首先，免费救治新冠肺炎患者，采用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本手段：非排他和非竞争。一是新冠肺炎患者之间不具有排他性，所有患者都要被强制隔离，均得到免费救治，患者一般不能拒绝救治（非拒绝性），也不能排斥对其他患者的救治（非排斥性）;二是患者之间不具有竞争性。尽管疫情初期重疫区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但随着紧急动员、对口支援、组建新医院和社会各界援助，患者都得到了妥善救治，患者之间不具有对医疗资源的相互竞争性。面对疫情，公共医疗服务的高效远远超过市场的失效。当“新冠负外部性”导致市场供给不足时，是公共医疗替换了市场医疗，是政府介入填补了市场空白，才使得新冠病毒停下了肆虐的脚步。
其次，免费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具有显著正外部性（以下简称免费正外部性）。免费救治患者有效避免了疫情的加重，惠及每一个中国人，这即为“免费正外部性”。可见，“免费正外部性”的本质即为公益性，其目的是公共利益。从更广的视角看，整个疫情防控体系都可视为公共物品，此次疫情防控做得极为出色，堪称人类防疫史的典范。之所以为“典范”，其衡量尺度之一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是否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事实已给出了证明。
主流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都具有正外部性，由于受益人不付费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能通过确权以做到排他，就不需政府出面，交给市场即可。此次疫情说明，这个逻辑存在严重缺陷。
4.1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过于简单化和不做区类
主流经济学预设：只要是公共物品，都可以考虑转化为私人物品，除非技术上不能实现排他，否則由市场提供。它忽视了并非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以这次疫情为例，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免费救治，起码在疫情期间不能转化为私人物品。在疫情防控期间和特效药物出现之前，取消免费救治会危及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再例如，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公共物品，即便可以确权排他，也不能转化为私人物品。由私人提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终后果，就是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这种“公共物品”首先保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可见，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对“公共物品是否需要转化为私人物品”做理论铺垫，而直接进入“公共物品怎样转化为私人物品”的论证，它预设所有公共物品都能转化，不能转化只是因为技术上没有达到。对公共物品不做区类分析，致使其理论从一开始就出现偏差。
4.2 主流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界定出现视角盲区
主流经济学界定公共物品只从消费（者）入手，缺失生产视角。具体说，它只从消费者之间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入手[5]。如：公共物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6]。以这次疫情为例，免费救治患者的公共医疗服务，的确能够用这两个性质来界定出它是公共物品，但对于为什么要提供这种免费医疗服务，理论上就含混不清。这两个性质只能用于判别公共物品，而不能解释公共物品的形成原因。
还以疫情为例，显然并不是因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才免费救治患者，而是因为若不提供免费救治，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公共安全危险。可见，公共物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它关涉公共利益，是因为它的正外部性或公益性，而非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性质只是公共物品的衍生属性，并不是公共物品的形成原因。因而，界定公共物品的首要因素是公共利益，首要属性是公益性/正外部性，而不是消费视角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既然正外部性是公共物品形成的原因，那就说明主流理论的逻辑从一开始就错了。它将正外部性看作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开出确权和市场配置的药方，而消除正外部性无异于取消公共物品。如用这种逻辑来应对此次疫情，免费救治患者即公共物品产生了国人免遭病毒侵害的正外部性，但这个正外部性效率低下，可以通过确权将不付费的病人排除出去，以优化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4.3 如何判断公共物品的退出
本文认为，正外部性是公共物品进入、退出或保留的最主要原因。例如，当免费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会带来极大正外部性时，就必须提供此类公共物品（服务）;反之，当它只带来很小正外部性时，便可考虑取消它。正外部性大小的判断，可以参照公共物品覆盖的受益人数。使全体国民或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公共物品，具有显著正外部性，这种公共物品不能取消，必须政府生产供给。反之，仅使小部分人获益的就是细微正外部性，此类公共物品可以退出，交给市场供给。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技术上研制出特效药，新冠肺炎可防可治不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免费救治的正外部性就显著下降时，就可以考虑退出。可见消除正外部性的关键因素不是确权，而是技术进步。
4.4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与正外部性的关系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正外部性的衍生性质和外在形式。从衍生性质看，正外部性惠及每个患者，因此才有患者之间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外在形式看，这两个性质是实现正外部性的具体手段。A06358B6-5414-4D99-9B7B-692E4EA3B920
换个角度说，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提供了公共物品，但如何保障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以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就是要做到受益人之间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这两个性质只是保障正外部性得以实现的手段，它们本身既不是正外部性，也不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理由。
主流理论本末倒置，把重要的正外部性当作旁枝末节，还要予以消除，而把衍生性质视为本质标准，并把它们视为决定公共物品退出的主要依据。实际上，疾病医治的排他性很容易实现，但倘若通过确权将新冠肺炎患者交由市场，正外部性是消除了，隨之而来的将是“新冠负外部性”。进一步说，正是“免费正外部性”替代了“新冠负外部性”，才有力遏制了疫情。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一个公共物品进入或保留/退出的简略框架，见表3。
表3的总体思路是：先考虑正外部性，再考虑非排他性。①公共物品的进入、保留和退出都取决于公共利益，即公共物品是否具有显著正外部性;②当有着显著正外部性时，不需要消除，公共物品进入或保留，当只有细微正外部性即小部分人受益时，考虑消除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退出;③公共物品正外部性的大小，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如果技术进步使得正外部性只惠及小部分人，考虑公共物品退出;④公共物品能否退出取决于能否确权或能否做到排他性经营，倘若不能确权，仍然要依靠政府提供;倘若能确权，确权后由市场供给。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正外部性若能通过确权即可消除，这与表3并不矛盾。如果是私人物品的正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确权以使得私人提供;如果是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问题，先要做价值判断：消除正外部性是否合理？倘若合理，即正外部性只被小部分人独享，就可通过确权以消除之;倘若不合理，即便可以确权也不能消除，例如此次疫情的免费救治服务。
4.5 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原则
主流经济学对公共物品正外部性/公共利益的忽视，源于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对公共物品正外部性问题，主流理论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其预设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定然是低效率的，它不对消除正外部性做价值合理性判断，只对消除正外部性做事实可行性判断。它忽视了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是制度正义的化身，是国民福祉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它只关注效率，认为市场的效率最高，忽视了野生动物交易这样的坏市场，忽视了人类疫情史上市场扮演的通常是反面角色：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和趁火打劫的投机行为。效率从来都不是人类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正义、自由、平等、公正、公平都重于效率。当病毒袭来时，闪身躲开的恰恰是市场和理性的“经济人”;当疫情出现时，迎难而上的恰恰是政府，是勇挑重担的共产党人和勇于奉献的白衣天使。
对市场不分好坏，对政府充满怀疑，这是主流经济学的传统。它以科学自诩，侧重事实判断，撇开应然问题;它独尊效率，忽视正义，甚至对外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这在人文学科中显得极为突兀。经济学变成了用物理学思维设计的数学楼阁，灵性的人变成冰冷的原子，鲜活的市场变成机械的力场。它偏离了斯密开辟的考察真实经济世界、体现道德情操的正确轨道。正如科斯所说：“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体系[7]。” 若不放松理想化假定以走进经济现实，不摆脱理性自负以树立人文精神，当再次面对类似公共事件时，经济学仍将是一位看客。
5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端、发展与防控，都与外部性相关，但外部性理论并不能很好地给出经济学解读，这显示出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第一，它认为确权即可解决外部性，“无法确权”只是技术问题，而且没有考虑“无效确权”的情况，“无法确权”和“无效确权”与疫情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紧密关系。
第二，它轻视消费负外部性的危害性，“微小的恶行”不仅是累积性的，还可能是破坏性的和爆发性的。
第三，它对消费负外部性可能影响到供给估计不足，没有考虑供给完全消失的情况，而这是面对疫情，经济学最能体现其预警功能的领域。
第四，它对公共物品正外部性持否定倾向，它预设公共物品正外部性应加以矫正，仅从消费角度界定公共物品，缺失了生产视角，以致公共物品理论也逻辑混乱。
第五，它没有坏市场和坏市场失灵的概念，它预设市场都是正义的好市场，以致市场失灵理论也存在严重缺陷。
强调六个创新之处：①消费负外部性的后果不止是微小的恶行，倘若理论不加以修正，还会质疑法律矫枉过正;②对消费负外部性从生产者承担角度，给出了一个新的分类;③将“无效确权”引入外部性理论，梳理了确权与外部性/市场失灵的关系;④即便在产权清晰时，消费负外部性也可能导致供给完全消失;⑤对公共物品补充了生产视角，并与消费视角相互融合;⑥决定公共物品进入、保留和退出的，是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而不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强调四个结论：①消费负外部性因不能确权而无法消除，经济学应当给出明示，此时市场手段失效，必须对其加以法律规制;②传染病治疗的负外部性，可能存在无效确权而供给完全消失的情况，经济学应发挥预警功能，此时医疗市场手段失效，必须启动政府干预;③正外部性是公共物品产生的理由，对公共物品的退出，先要做价值判断，然后才是确权和市场配置问题;④通过确权消除公共物品正外部性的主流观点，忽视了显著正外部性即便能够确权，也不能以此进行市场化配置，新冠肺炎患者的免费救治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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