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加强请示报告集中统一领导
张晖
1943年3月，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为“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毛泽东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作为全党领袖、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对组织纪律性、对请示报告制度一再强调，对无视中央权威、不及时请示报告、先斩后奏等自以为是的行为屡加严厉批评，甚至斥之为“独立王国”，在党内、军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敲响警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加强请示报告，集中统一领导，更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要求：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是全国解放战争大决战的关键之年。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快，党务、军事、土改、接管城市等各项工作纷繁复杂，各大战略区的战场环境瞬息万变。这种战区工作的流动性、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变化性，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及时有效指挥提出了难题与挑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27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地方政权走向接管全国政权，人民解放军也开始向正规化迈进。当此之时，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使全党意志高度统一、高度集中，成为当务之急。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3月25日又作了一个补充规定。1月7日的指示中提出，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必须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和军区负责人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必须改变那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为防止压制不同意见，在3月25日的补充规定中，毛泽东特别说明，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
4月、5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和党内指示中一再强调：要认真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中央的一切政策不能允许不经中央同意就由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必须无保留地执行。
5月25日，毛澤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中，提出了“独立国”概念。文章指出，一些地区党组织自以为是，存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他们“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8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兵团、各后方军区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指出：“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我们责成你们在今年秋冬两季，将你们如何在野战兵团中及后方军区机关部队中，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倾向，反对将自己所指挥的军队及后方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的危险倾向，在军队党内展开的讨论和斗争及其结果，作出一个总结，电告中央及军委。”8月15日，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林彪任书记的东北局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林彪和东北局发去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东北局曾去电解释：东北局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于自己所分工负责的工作，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毛泽东批驳，“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毛泽东对林彪和东北局期望甚大，对林彪迟迟未能及时报告，批评亦十分严厉。
看到毛泽东反应如此强烈，东北局立即向中央作出检讨并提交了综合性报告。毛泽东复电“甚慰”。
针对一些战略区主要负责人遇到重大问题时往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的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电文中，要求克服“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指示稿上加了一段话，特别强调：“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9月4日、8日，毛泽东在文电中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地区党委、大小军区、军分区，开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检查与检讨，写出明确的决议，并将这一切检讨与决议报送中央，提出“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1948年秋冬，在人民解放军连续围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迭克名城、接管大中城市、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全军纪律大整顿、大检查。11月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检查与整顿全军纪律的指示》，指出“全国各野战军及地方军的纪律状况，皆有最好、较好、较坏、最坏四种”，全军各级党委“均需开会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及整顿纪律问题”，并对解决此“两无”（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问题作出决议。
之所以出现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泽东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和农村的环境之下，为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能够发挥自主性和积极性，中央曾允许各地方保持很大的自治权，以度过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有损革命事业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主义。
西北野战军前委在彭德怀领导下，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报告制度指令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训令》;中原局在邓小平领导下，对全区部队和各级党组织就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遵守纪律情况，进行全面查整，并就查整情况向中央写出综合报告;华东、华北军区和野战军部队也纷纷响应，进行整顿、自纠、自查，相继作出一系列决议、决定，得到中央肯定。林彪领导的东北局在迟迟没有向中央作出综合报告受到毛泽东批评后，深刻检讨了未及时向中央作报告的原因，并作出了执行报告制度的具体规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在一次通报中特别强调：“两无”现象“若不引起高度警惕，坚决克服，将妨碍或推迟全国胜利，即使全国胜利了，亦难巩固”。
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党内军内一再强调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请示报告，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克服“两无”现象，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警惕闹独立性、分散性的“独立国”，集中权力于党中央;对一些战略区主要负责人请示报告意识淡薄，或搞假报告，只说成绩、不说缺点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一系列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讲话和电文，特别是具有纲领性文献意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及其补充指示，是对全党全军由上到下组织程序、组织纪律的一次明確而又严格的规范。经过这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严格而又明确的规范与教育，全党全军的大局意识、组织意识、纪律意识、号令意识极大地增强了。胡乔木说：这一时期，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是毛主席抓得最紧的一环。正是在这关键一环上抓得紧，正是有了令出必行、行事高效的组织体系，才使得即便是在严酷的战争状态，即便是在中央五大书记分为两路转战的奔波途中，即便是在山沟草房之内，即便面临瞬息万变的战局，毛泽东、周恩来率领极少数参谋人员组成的小小司令部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动五大野战军横扫东西南北……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一场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统一意志，统一纪律，统一步调，统一领导，成为人民解放战争制胜的关键。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这一时期颇有代表性的口号。
1949年，毛泽东和朱德（前右一）等在北平
为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组织上，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中央局及所属分局撤销，高岗、薄一波、习仲勋、邓子恢、邓小平等几位书记均上调北京。将大区撤销，此举强化了中央对各省市区的直接领导。
二是在批评新税制后，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第一副书记陈云，第二副书记邓小平），政务院各部委党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并规定此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此举加强了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宏观领导。
1952年9月全国财经会议后，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吴波）几经讨论，上报修正税制方案。12月2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批准同意。吴波将税制修改内容向工商界知名人士通气并征求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税制若干修正内容和实施日期。
对这次税制修改，无论是修改内容还是呈报程序，毛泽东都觉得极为不妥。薄一波、吴波作检讨，薄一波的财政部部长职务被解除，周恩来、陈云也承担了相应责任。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特别批示：修正税制，不向党中央请示，就独立专行地加以实施，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之后，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被撤销。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强调：“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
三是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批评“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提醒他们注意：“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书记处会议议定事项，杨尚昆汇总整理，送呈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后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遂于1953年5月19日向刘少奇、杨尚昆特别交代，并要求他们清查“自1952年8月1日以后至今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文电，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
时任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1953年5月2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今后凡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文件，由分工负责的同志审阅核定后，必须再送主席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可以说，全国政权建立初期采取的上述三项重大措施，更加明确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虽有批评，但本意是提醒。对进京的有“小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委主席高岗一而再的煽风点火行为，毛泽东态度更加严厉，说他刮阴风，烧阴火，大权独揽，有自己的司令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
随后，在1954年对高岗的批判中，严厉批评了高岗的宗派情绪、个人主义、分裂主义、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意识，批评他“把自己领导的地区看成个人资本，独立王国”。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会上，毛泽东在谈到高岗和饶漱石之间的关系时，说道：他们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的一致，说明他们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国”。
1952年5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前左二）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草坪上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句“饿得慌”，表达了毛泽东对军事系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批评
对于军事工作，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抓得很紧。
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整编、抗美援朝等各项任务极重，文电甚多。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前半段，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同商量后，就定下决心、发出指示。毛泽东对国防和军队事务尤为关注。但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来自军委总部系统的呈报情况并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2日，毛泽东在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关于学院整编工作报告上这样批示：“此报告很好。刘院长很守纪律，不断有报告。不像军委直属许多部门那样不守纪律，很少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1951年4月，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5月，莫文骅由广西途经北京赴任，得到毛泽东接见。莫文骅汇报了广西剿匪情况，并提到自己新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毛泽东诧异：“我怎么不知道？”莫文骅回忆当时情形说：“我听了心中愕然。心想：过去正兵团级干部的调动都要报毛主席审批。既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怎么军委主席都不知道呢？这算怎么一回事？我本想问毛主席一下，但考虑已成事实，便没再说什么。”
1951年12月，总干部部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就军队高级干部任免问题提出：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军委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
12月15日，毛泽东在该呈文上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
也像要求刘少奇、杨尚昆一样，毛泽东对军委、总部的呈报送审提出要求，指示要“规定一个办法”。此前，军委各部门的请示报告，似有不规范之处。
有鉴于毛泽东的强调，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和总后负责人研究如何向军委主席请示报告，检讨过去没有把向军委主席及时报告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贯彻，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问题;提出今后紧急情况随时报告，一般情况定期报告。
聂荣臻将改进意见呈报后，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
于是，总参、总政、总后下属各部门和各大军区的紧急请示、情况简报、综合报告与专题报告源源上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主持军委工作）那里每日都要接收和审批大量呈报件。
1953年，聂荣臻对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等有个提醒，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太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这番交代后，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那里（主管军委事务的周恩来依然忙碌），作战部等总参二级部的呈报件果然少了。毛泽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一句“饿得慌”，表达了毛泽东对军事系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批评。
粟裕刚调入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现在毛泽东对总参工作提出了批评，聂、粟二人纷纷检讨自己。毛泽东对聂荣臻提出批评，肯定粟裕的书面检讨：“此种检讨很好。”
聂荣臻想减轻毛泽东工作负担的做法受到批评，只好还是恢复老办法。张震回忆：后来，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凡事都抄报”，呈送毛泽东和其他几大书记。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在“长江”舰上视察
不过，尽管送呈程序一再小心谨慎，还是免不了疏漏，并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次，一份关于军队编制方面的电文以军委名义下发，毛泽东得知后，“把聂荣臻叫去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聂荣臻没有吭声”。后来得知，那份电文是经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批发的，聂荣臻是代人受过。
实际上，聂荣臻对呈文批件是极为认真、极为重视的。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天的事情要当天处理完，不许过夜，尤其是呈送毛泽东的电报，一定要尽快译出来。他还要求办公室建立催办制度，上午交代的事情，一般下午要催一催，看办的结果怎么样，要求及时向他报告。
不能拖延，不能越权。在请示报告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得十分明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部除奸防特与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有大量的请示报告和规章制度文件。对这个重要领域十分重视的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克农的谈话中表露出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很不满意。罗瑞卿知道后，很快來到毛泽东处解释。
“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毛泽东直接问道。“写了报告了。”罗瑞卿回答。“写了？拿我的收条来。”毛泽东继续追问。罗瑞卿解释：报告给总理，再转呈主席。毛泽东强调：“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对罗瑞卿的责问后，主动担责，当面向毛泽东自责：“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未及时呈报给主席。”
此事，对周恩来、罗瑞卿都是一个及时提醒：新中国成立初期不管有多么繁忙，向毛泽东及时报告，都是不可疏忽的，而不能以“为主席分忧”为由减少请示报告。毛泽东对各个领域的状况要了然于胸，对请示报告的关注必不可少。总参谋部和公安保卫工作请示件的减少，使毛泽东顿感这两个关键领域的呈报件“吃不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成为毛泽东问责的当事人。此后，军队、公安保卫方面的请示报告件源源不断，直接上达。罗瑞卿向毛泽东“呈送了大量的工作计划、简报、综合报告、考察报告”，使毛泽东及时掌握了公安领域的第一手情况资料。
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屡批“独立王国”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系统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行为多次提出批评，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及其后，毛泽东针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国务院工作多次提出严厉批评，特别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对国务院只拿“成品”，不让参与“设计”表示强烈不满，说：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与闻，事先没有接触嘛！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又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其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就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及时系统地向中央请示报告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需要作出决策的时候，也来不及仔细地分析和研究。
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央赋予书记处更大权力，新成立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接向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1958年6月，毛泽东在审批《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时，特别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
从这时起，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书记处工作范围扩大了，开始了新的工作方式。书记处不仅一如过去管党务、管组织宣传，党、政各口（小组）的行政与业务工作也要向书记处负责。
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會上，毛泽东谈到“解除封锁”时，就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状况说：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毛泽东再次强调权力集中问题：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中央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就是邓小平同志;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人一正一副;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讨论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作计划;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对于国家各部委，从请示汇报角度讲，毛泽东对军事、外交部门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对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财贸办、农业办则不甚满意。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道：财经各部委，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再次指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
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组织部7月份报告上批示，比较严厉地批评了安子文部长：“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此前，毛泽东就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不满，曾批评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时有人提醒毛泽东：“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当即回应：“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
1959年8月北京军委扩大会议后，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找罗瑞卿谈话，问：我是军委主席，你作为秘书长，军队的事情你一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罗答：保证做到。“一个星期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保证做到。”毛泽东连问两次，罗瑞卿两个“保证做到”。
1960年以后，毛泽东愈发感到中央和地方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现象日益严重，直至发展到无法容忍的程度。1964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当董必武发言谈到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泽东突然插话：“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北京城内难道还有两个“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没有点名，许多人不明所指。吴冷西回忆，过后在一次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才挑明这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1964年8月，毛泽东曾在一个批示中就对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提出过批评，指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果然，到1965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抓的“小计委”。
1964年底到1965年，党的高级干部们明显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愈来愈严厉，指向已从先前批评政府部门的分散主义扩展深入到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语气更加严厉。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自己生日那天，请了一些客人，陶铸、曾志夫妇参加。曾志回忆：那晚吃饭中主席讲了许多话，“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此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国家计委、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提出批评。
1966年10月24日、25日，在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當多的独立王国……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表示了不满，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196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就成为“独立王国”的形象释文。
对于下级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
1967年2月，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独断专行提出了批评，说：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目无政治局，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也是独立王国。他还批评陈伯达、江青，表扬周恩来：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打倒陶铸，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几十年来，建立与执行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是被毛泽东作为“绝对不允许违背的命令”来要求的，是毛泽东极为看重、一再强调的组织原则。加强请示报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纪律要求。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强领导下，战争年代，人民军队闻令而动，以弱胜强，从陕北窑洞打出一片新天地;和平时期，“五路诸侯进京”，加强中央权威，毛泽东直接听取国家各部委汇报，建立各口中央直辖领导小组，抓总各大中央局，形成一套由上而下的组织领导体系。
正是这种核心作用、集中领导、统一规划、组织落实等各个环节的职责明确、有序衔接、上下呼应，全国一盘棋、全党一股力、全民一条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几年间，混乱的社会有序了，弱小的国力增强了，单薄的基础雄厚了，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势头。
猜你喜欢军委中央报告中央机关有多少辆公车？廉政瞭望(2019年8期)2019-09-20一图看懂十九大报告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32期)2017-10-28报告南风窗(2016年26期)2016-12-24防止“带病提拔”，中央放大招廉政瞭望(2016年9期)2016-09-27习近平视察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世界博览(2016年9期)2016-08-10史上最牛军改新民周刊(2016年2期)2016-03-07军改再亮剑新民周刊(2016年3期)2016-01-20报告南风窗(2015年7期)2015-04-03报告南风窗(2014年17期)201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