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摘要]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关键词]谢·米·索洛维约夫俄国史学特征史学史价值
[作者简介]郭丹，吉林省教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长春130022）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4-0158-08
一、学术史视野中的俄国史学
中华民国时期的俄国史学者何汉文在其写于1938年的《俄国史》“自序”中，概括并评述了1917年至1938年间俄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自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苏联政府成立以后，在其政府当局，认为过去的本国史书籍，大都是统治阶级的纪功录装饰品，替反动者张目，已经把俄国历史的真面目都湮没了，所以把旧日坊间出版的历史书籍，都加以禁止发行。同时全苏联的史学界，也起一种积极的趋向，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努力以唯物史观辩证法把全部俄国历史重新加以整理编制。这个新的史学界中第一个权威者，算是波克罗夫斯基……在此时期中，苏联新的历史著作，差不多都是以波克羅夫斯基的著作的观点为标准。但是最近又慢慢地起了一种更进一步的新史学运动，他们不仅把革命以前以及革命后关于俄国历史的著作，都加以严格的批评，便是对于曾归苏联新史学界权威的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依然被认为是庸俗的经济主义与反历史的唯物论的混合物。苏联史学界的此种变动是依照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目前的现实环境及其国家动向的需要而形成的。” [1]1-2这段文字提供了俄国史学的两个信息：其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及其对于之前俄国史学的批判态度;其二，苏联历史学生成与变动的机制是，适应国家需要而变化。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整个俄国史学发展历程。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俄国史学史在不同时间节点上都出现了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他们依次是：尼·米·卡拉姆津、谢·米·索洛维约夫、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虽然这里对历史学家的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但这些历史学家本身是能够代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史学状况与史学成就的。从中可以看到，处在不同时期的谢·米·索洛维约夫和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所代表的国家学派史学在整个俄国史学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
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之导言中有关俄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论述，主要针对1917年至1952年之间俄国的历史学发展趋向进行了概述，但其中也提及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史学状况：“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障碍已使公正无私的历史研究变为瘫痪。新正教的‘大祭司是波克罗夫斯基，他是克柳切夫斯基与维诺格拉多夫的弟子，也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他被放逐多年以后，在1917年的革命中获得了机会。波克罗夫斯基在教育部任要职后，创立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来研究历史的机构。他还以档案馆馆长的身份，在《红档》里公布了沙俄时代的秘密条约，因而俄国创办了那个和德国的《大政策》性质相同的刊物。他编的《俄国简史》受到了列宁的嘉许。他在书内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十分简单。大意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以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构成了主要目标。统治阶级，无论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历来是使用历史学家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历史过程的。所有历史著作确实是反映着作者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因而客观性的旧理想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所有真正的历史学家都是政治家。在卡拉姆津对俄国历史的解释以后，继之以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和普拉托诺夫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当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历史必须按照体力劳动者为争取正义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观点来重行编写;正义只有在劳动阶级保卫者取得独占政权之后，才能获得并保持下去。关于罗曼诺夫末代沙皇的凄凉故事，已在他的大臣维特与科柯夫佐夫、伊斯伏尔斯基与萨佐诺夫的辩解书中，从不同的角度给以说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2]38-39在这段文字中，古奇以一系列历史学家的代际转换和历史学解释范式的范式转型，描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俄国史学的变化历程。在古奇的描述中，以谢·米·索洛维约夫、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米留科夫等为代表的国家学派，属于“资产阶级史学”，该学派在近一个世纪俄国史学历程中呈现的趋向是“没落”，并最终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替代。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奇不但对俄国史学的这种转型尤其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存有偏见，而且对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叙述和评价也稍显草率。虽然古奇从当时苏联学界直接移用了“资产阶级史学”（引文中是资产阶级解释）这个术语，但他自己并未创造性地阐释和运用这一术语，也没有对这一术语涵盖的各位俄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进行进一步解说。对这里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价值的呈现和评价，正是本文想要以谢·米·索洛维约夫为中心尝试展开论述的内容。
二、谢·米·索洛维约夫与俄国史学特征
谢·米·索洛维约夫是莫斯科大学俄国史教师，曾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主任、莫斯科大学校长。从1851年至1879年，谢·米·索洛维约夫每年出版一卷《远古以来俄国史》，共计29卷。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是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代表性著作，是俄国国家学派的史学巨著。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研究以及他影响下的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开始写作《远古以来俄国史》的时候，在俄国社会和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尼·米·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卡拉姆津的著作对青年时期的谢·米·索洛维约夫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谢·米·索洛维约夫“阅读和重读（至少12遍！）卡拉姆津的经典作品，无疑以实际知识丰富了这位年轻人的记忆。随后，谢·米·索洛维约夫成为对这部作品作者的历史观点进行认真批判性思考的历史学家。”[3]11即使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当时的大学俄国史教师М.П.波戈丁仍然讲授卡拉姆津的观点。但是，处于大学时期的谢·米·索洛维约夫对于这种历史课程讲述方式和卡拉姆津的观点本身，就不再满意了。“听了М.П.波戈丁教授的俄国历史讲座，谢·米·索洛维约夫感到很不满意。他已经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吸烟了。谢·米·索洛维约夫的知识广博而新颖。而М.П.波戈丁当时的课程是基于对卡拉姆津的复述，更多的时候只是阅读他所摘录的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3]14在俄国史的历史分期上，М.П.波戈丁在他所讲述的俄国史课程中使用“蒙古时期”、“特殊时期”、“波西米亚时期”等历史分期术语。从前述研究可知，谢·米·索洛维约夫反对这种按照时间线索对俄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做法，尤其反对俄国历史是存在一个所谓“蒙古时期”这一提法。因而，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谢·米·索洛维约夫对这种历史课程讲述方式都是非常厌倦的。对于卡拉姆津历史观念以及卡拉姆津的史学传统在当时的延续，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其不足主要在于：过度使用文学化语言讲述历史，不运用规范的历史学语言。卡拉姆津历史著述的这种语言特色，同他个人的身兼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学术身份是有关的。卡拉姆津是“在文学和史学领域均有过重大建树的俄国作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作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的创作开辟了俄国文学的‘卡拉姆津时期，为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卡拉姆津的学术生涯从文学开始，在世界观形成后，完全转向史学，在俄国史学中同样也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4]91按照今天的术语来表述，谢·米·索洛维约夫主要对卡拉姆津以历史散文的语言形式写作历史不满。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模式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刻板的语言表述，没有任何优美灵动的语言气息。
在运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方面，卡拉姆津为谢·米·索洛维约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这体现在卡拉姆津对史料的态度上，“卡拉姆津对史料编纂工作持严肃认真，一絲不苟的态度。他把史料加工比喻成物质的提炼，认为‘不能从铜中炼出黄金，但应使铜更纯。在史料考证中，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史料越少越珍贵，对古迹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因为他相信，‘古代最不起眼的一点遗迹也许能为你提供联想的依据。即使对已经写出来的部分，他仍坚持精益求精，不断地作修改补充。1809年在卡洛梅商人图书馆找到沃伦编年史后，他高兴得彻夜不眠，及时地将有关的内容补充到著作的前5卷中。” [4]98可以说，卡拉姆津的这种史料态度体现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史学的历史考证传统和求真精神。在史料运用上，卡拉姆津在俄国史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我（指卡拉姆津）做的注释和摘要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可怕。这一繁琐的劳动花费了我一半的时间，为判定史料的准确度付出了多少代价，可这又多么必要！当时的材料大部分尚处于手稿状态，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如果您（读者）愿意，可以看看那些大杂烩，它们有时作为证据，有时作为证据和补充。这是卡拉姆津史料编纂工作的真实写照。《俄罗斯国家史》注释总计几千条，占据了著作的一半空间;卡拉姆津所引用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以前没有公布的。他首次使用了特洛依编年史、拉甫列基耶夫编年史、伊格纳季耶夫编年史、罗斯托夫、斯特罗诺夫及诺夫戈罗德诸编年史的内容。从《教会法规汇编》中摘出《罗斯法典》、弗拉基米尔教堂章程，从穆辛——普希金图书馆中得到《伊戈尔远征记》、弗拉基米尔王公传、1230年斯摩棱斯克——荷兰条约、德维纳圣谕，尼·彼·鲁缅采夫伯爵（1754—1826）转给他的加里奇王公们的谕旨，他首次使用了1497年法典以及许多外国名人的著述。在众多的‘首次之中隐含着史学家有多少心血和汗水！”[4]98从这一学术评价中，可以看到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在史料运用上“体量巨大”、“种类多样”、“权威稀缺”等特点。正是这些学术特点和价值塑造了卡拉姆津在俄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俄国“以前的史学家，如巴耶尔、米勒，尤其施烈策尔，虽然在俄国的史料编纂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但从成就的大小来看没有谁能同卡拉姆津相提并论。卡拉姆津的史料编纂工作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形成。在谢·彼·鲁缅采夫伯爵（1755—1838）的资助下，波戈金等史学家去国外搜集资料，史料集开始出版。国家科学院的史学研究更加活跃，许多人投入到搜集古书、整理考古文物的工作中去。考古学、古文献学、古钱币学、宗谱学应运而生，卡拉姆津成为这些学科的导航人。”[4]99卡拉姆津自身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他虽然没有在大学接受过教育，只是在莫斯科大学旁听过课程，也没有在大学任职任教的经历，但其学术影响遍及俄国各所大学的专业历史研究。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规范地运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实践，推动了俄国历史学的学科化发展历程。可以说，在史料运用的史学方法论层面，谢·米·索洛维约夫也是卡拉姆津遗留的这笔积极学术遗产的受惠者。
在俄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卡拉姆津的学术标签是“贵族历史学家”。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М.Н.波克罗夫斯基给谢·米·索洛维约夫贴上的学术标签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革命之前的俄国历史科学，这一尝试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它与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有关。在1923年的《阶级斗争与俄国历史学》讲座中，在《俄国历史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如何和由谁书写的》一文中，波克罗夫斯基首先对谢·米·索洛维约夫及其作品作了明确的界定。波克罗夫斯基写道：‘索洛维约夫无疑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明确地、历史地指出，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世界观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3]47-48这样，卡拉姆津、谢·米·索洛维约夫分别成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贵族历史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代表人物。
在既往研究中，学界往往突出谢·米·索洛维约夫与卡拉姆津之间的不同以及二者各自代表的史学观点之间的断裂。例如，在有关莫斯科崛起的历史解释中，“贵族历史学家完全用莫斯科王公独特的个人品质来解释莫斯科的崛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索洛维约夫强调了造成莫斯科人口密集涌入的客观因素：便捷的河道、有利的农业条件、远离金帐汗国。这首先决定了‘莫斯科成为罗斯东北部聚集的中心。贵族史学将罗斯国家形成主要归于伊凡三世的功绩。而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伊凡三世是一位活动家，只是为事件的自然进程做出贡献而已：‘旧建筑的根基完全动摇了。最后轻轻一击，轻而易举地终结了它。国家是在与氏族关系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国家的发展是沿着扩大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路线进行的，从‘统一权力到‘专制制度。王公专制和波雅尔贵族的财产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障碍。国家原则以专制制度形式取得最后胜利的时间是伊凡四世时代。谢·米·索洛维约夫与贵族历史学的更大分歧在于伊凡三世时代的描述。”[3]37这里仅以俄国“国家”形成历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人物上，展现谢·米·索洛维约夫与贵族历史学之间的差异。
但本文要尝试说明的是，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谢·米·索洛维约夫体现出与卡拉姆津之间的联系和共性。在俄国史学史上， “克柳切夫斯基指出，谢·米·索洛维约夫‘第一次评论了从9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人民生活中遗留下来的全部史料，用一种思想把历史遗迹的零散碎片联系起来，揭示了我们历史上存在的事实。年复一年地出版了近三十年的《远古以来俄国史》各卷，将大量新的、新鲜的信息带进了科学和文学的流通领域。这使人一时忘记了史料的取之不尽和‘史实的用之不竭。”[5]76在具体的史料运用方面，谢·米·索洛维约夫运用了民族史、法律史、教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史料，进行相应方面历史过程的研究。
结合前述历史背景，谢·米·索洛维约夫进行历史研究的初衷之一，是反对斯拉夫派思想家那种从哲学角度“空谈”俄国历史的学术做派。这一点体现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对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塔季谢夫的评价上：“作为一位古代文献收集者，塔季谢夫对这样一种观点感到不快：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文献;对于一个陷于无知的黑暗中的民族来说，不可能存在值得关注的历史遗迹。……对于俄国历史资料的贫乏了解，不仅体现在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也体现在19世纪。这种状况产生了自命的学者。他们不想研究遥远的过去，但是对每件事都有现成的解释。”[6]537在学术评价上，谢·米·索洛维约夫对塔季谢夫评价甚高，将塔季谢夫看作俄国历史上的“史诗英雄”。当然，“史诗英雄”这个词汇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术语。根据笔者的理解，“史诗”一词表露的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对俄国历史发展历程的自豪感。“英雄”是指在漫长的俄国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那些优秀的历史学家。除了评价塔季谢夫对史料的态度外，谢·米·索洛维约夫还介绍了塔季谢夫的史料分类方法：“在陈述了历史学家所需的知识（博览群书、逻辑学和修辞学知识）和阐述了历史批评的要点之后，塔季谢夫列出了俄国历史的资料，并将其分为：（1）普遍的史料（涅斯托尔编年史、各种印刷物、普世史研究、概要）;（2）有限的史料即地方的编年史;（3）文献;（4）特殊的史料即传记，对不同事件和圣人生活的描述。”[6]537因而，在谢·米·索洛维约夫缕述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国出现的著名的、可靠的历史学家或俄国史研究者时，就会称其为“史诗英雄”。同样，谢·米·索洛维约夫也将卡拉姆津称作“史诗英雄”。这足见他对卡拉姆津学术的认可。在这些学术判断中，呈现出的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对史料的态度和史料意识。
第二，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1852年，莫斯科大学历史与文献学系主任T.N.格拉多夫斯基在开学典礼致辞上呼吁：“将作为一門科学学科的历史学从封闭的文献学框架中解放出来，大胆运用自然科学（主要是生理学和地理学）的成果和方法。”[7]151除了俄国历史学者主动发出的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呼吁之外，地理学等学科知识的影响也日益渗透到历史学者中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位德国地理学家的观点在俄罗斯学者中广受欢迎。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一名成员卡尔·冯·贝尔在1848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一个地区的自然属性不仅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卡尔·冯·贝尔看到了殖民地的重新安置和大都市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因果关系。”[7]151在俄国历史学界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影响下，当时刚刚开始写作《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年轻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将跨学科主张付诸实践。谢·米·索洛维约夫在其俄国古代史研究中，借鉴了地理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而言，在地理学方面，谢·米·索洛维约夫吸收了俄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考古学家和民族志学家Н.И.纳杰日金（Н.И.Надеждина）的观点。Н.И.纳杰日金“第一次证明了关于东欧斯拉夫人逐渐从东欧平原西南边缘到东北部运动这种假设的有效性。通过分析地图上绘制的地名和语言数据，Н.И.纳杰日金得出结论：斯拉夫人在欧洲的重新定居和他们与芬兰乌尔戈人的同化是和平进行的。”与此相应，谢·米·索洛维约夫关于古代斯拉夫人移动方向（从东北方向西南方）和和平扩张的表述，可以说是以历史学研究例证了他所接受的地理学观点。例如，谢·米·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明确指出，斯拉夫人最初是在欧洲平原东北部找到安身之所的：“多瑙河上斯拉夫人面临很多强大的敌人。西边是凯尔特人，北边是德意志人，南边是罗马人，东边是亚洲人。只有东北方向是自由开放的通道，斯拉夫部落只有在东北方向才能找到一个避难所，尽管他们在那里也不是没有强大的障碍。斯拉夫部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并孤立地加强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远离西方的强大冲击和影响、积聚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并为自己的利益对东西方施加影响。”[8]91在接下来的历史叙述中，谢·米·索洛维约夫表达的观点是：斯拉夫人以东北部为中心和据点，逐渐向外扩张;而这种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南方，进而，斯拉夫人在东北方和西南方进行的两个相向而行的扩张运动，促成了罗斯的国家统一。在这种以斯拉夫人移民为中心的空间叙事中，谢·米·索洛维约夫没有完全照搬地理学家由西南到东北的观点，而是呈现了由东北到西南的移民过程。但总体来说，两相对照，能够体现出谢·米·索洛维约夫对地理学研究观点的吸收和运用[7]152。除了Н.И.纳杰日金的研究之外，瑞典语言学家舍格伦（А.Шёгрена）从语言学角度对芬兰乌尔戈人的研究结果，里特（К.Риттера）有关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学说等，都影响了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跨学科特征，并不是有意识的，或者说并不像后来20世纪苏联或西方历史学界有意识地推动的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实践。根据谢·米·索洛维约夫生平研究来看，他从年轻时期起就有阅读地理学著作、地图和考古学等学科杂志和书籍的爱好。这些跨学科资料的阅读，也是他一生保持的阅读习惯。因而，跨学科研究，或者这里例举的将历史学与地理学融和起来的做法，是他自己无意为之的一个结果，他一开始并没有这里所论述的跨学科研究的初衷。但从俄国史学史上看，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在当时体现了他的学术创新性。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战的背景下，谢·米·索洛维约夫是从客观的地理进程解释俄国历史起源和早期历史发展的，而不是像斯拉夫派那样，仅仅在伦理道德或精神层面去解释俄国历史。
第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斯拉夫派看到了世界或东方、西方，但在有关俄国的世界历史解释中拒绝了世界视野，或者说以东西方冲突或对立的视角呈现世界历史。相对于斯拉夫派据守俄国，单纯以俄国为中心的历史解释，谢·米·索洛维约夫是以东西方互动或融合的视角呈现世界历史的。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谢·米·索洛维约夫就限定了自己理解的世界历史：“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在古代，各国各自独立生活，没有共同的联系或利益。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因为有利的条件而变得强大，或者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征服统治者，这样一个国家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没有困难，而这些国家在孤立中是脆弱的。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被一个国家吸收，对被一个像波斯、马其顿和罗马那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帝国吸收，是相当可行的。然而，在现代基督教欧洲，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在力量和活力上都是平等的。从一开始，这些国家就有着共同的存在和共同的利益。条件不利于以牺牲另一个国家为代价扩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或一个大国家不可能通过建立广阔的世界范围的君主国来满足征服的欲望。这种雄心壮志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出现，就迅速导致了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这些国家习惯于合作，并结合起来挫败追求权力者的计划。这就是欧洲各国政府在观察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扩张时总是保持警惕，并立即产生怀疑的原因。而这正是大国体系保持平衡的根源所在。”[9]367-368我们看到，在索洛维约夫这里，世界历史存在时间上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别，不存在斯拉夫派从空间上划定的东西方之别。在他看来，古代世界的特点是孤立、隔离，当时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现代世界是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联系、合作、联盟是现代世界的特点。虽然在俄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这种世界历史观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从与斯拉夫派的世界历史观的对照和比较中可知，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谢·米·索洛维约夫还从世界历史背景下评价俄国的地位：“欧洲与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壮举之一已经完成。东欧与西欧开始同呼吸共命运了。西欧如何看待自身并非自愿地关注东欧的？现在，俄罗斯船只和俄罗斯军队最微小的动作，都会引起欧洲各个国家内阁的轩然大波。它们忧心忡忡地询问这样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它们担心伟大的沙皇在以非凡的成功结束了北方战争后，会干涉欧洲。它们一旦认识到伟大的沙皇忙于东欧的事务时，就长出一口气。”[10]451这段文字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对北方战争之后的世界历史形式和俄国历史地位的评价。在这段文字里，谢·米·索洛维约夫想要表达的世界历史观是：北方战争之后，东欧与西欧开始合流，开始走向合作之路，不是之前俄国或东欧单纯向西欧学习的关系了;相反，北方战争的世界历史中，俄国开始发挥其对西欧的影响了。“然而，西方国家和西方历史学家不得不关注东欧这些事件的后果，不得不关注俄罗斯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影响。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是斯拉夫部落的代表。这就摧毁了日耳曼部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垄断地位的认识。以日耳曼部落的垄断地位为傲，是贬低斯拉夫部落与俄罗斯国家重要性的根源所在，是担忧新角色抱负的根源所在，是灌输东方日益构成对文明的西方威胁的观念根源所在。西方和西方学术界对俄罗斯的不友好态度更加表明：在将欧洲两个部分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面，俄罗斯的重要性、彼得行动的重要性。”[9]541-542这段文字也体现出谢·米·索洛维约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主义立场。因而，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世界历史观念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或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历史观，而是俄国视野中的世界历史观。
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观念下，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已经具有世界历史性地位和意义：“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如此重大和复杂的重组，并对其国内生活和国际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西方国家和西方历史学家，具有日耳曼部落在现代历史上独占鳌头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担心失去他们对历史诠释的垄断权，很难甚至不可能冷静和公正地研究俄罗斯过去与现在的复杂性。他们不能、也不想将18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间里在东欧发生的事件，看作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件。”[10]541从世界历史（东方和西方历史）背景下，审视彼得改革后的俄国历史变化。西方历史学家出于对俄国历史的偏见，无视或不承认俄国历史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看到，索洛维约夫在此想回应的对象，不仅仅是斯拉夫派的世界历史观，也包括西方历史学家。例如，在持有这种立场的西方学者中，就有对谢·米·索洛维约夫影响甚深的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部涵盖东方与西方历史的世界历史著作。但是，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这不仅体现在黑格尔对古代东方各个国家和文明的评价上，也体现在他对俄国历史的态度上。可以说，黑格尔是“无视”俄国历史发展进程和影响的。而谢·米·索洛维约夫表达的上述不满态度，是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和情怀的体现。因而，作为西方派，谢·米·索洛维约夫并未完全接受当时西方学界的观点，他不是一个“西化论者”;相反，他既接受西方学者影响，又在自己的俄国史研究中批判地看待西方学者的观点。谢·米·索洛维约夫并不主张“以欧化俄”，而是主张“以俄化欧”。
第四，从时代出发开展历史研究。沙皇专制制度问题、东正教问题和俄国世界历史地位问题等，都是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时代俄国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历史问题。谢·米·索洛维约夫从时代出发，给出这些问题的回答：俄国从彼得一世以来开启的现代化历程;彼得一世改革是俄国现代化原点，开启了俄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谢·米·索洛维约夫关切时代的表现，也塑造了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关切当下的特点。这种史学特征也体现在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同期或后来的俄国国家学派成员的史学研究中。因而，谢·米·索洛维约夫个体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史学特征，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史学面貌。
三、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史学史价值
謝·米·索洛维约夫重视原始史料，秉持客观研究原则，推动了19世纪俄国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这使俄国史学与同期西欧国家史学走在同一发展方向上，推动了俄国史学由贵族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与转化。与斯拉夫派哲学说教的抽象、空洞不同，索洛维约夫注重从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揭示其发展历程和发展状况。通过详实的历史叙事，谢·米·索洛维约夫驳斥了斯拉夫派的国家观和历史观，有力地声张了西方派的观点。与其前辈恰达耶夫片面强调西方历史价值、忽视俄罗斯自身历史独特性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处理“西方与东方关系问题”的态度更为客观和辩证。作为西方派，索洛维约夫强调俄罗斯历史发展与西方历史发展的相似性。同时，索洛维约夫明确意识到俄罗斯历史的独特性。这使他的历史论证更为可信。由此，他建构了“统一、法律、启蒙、进步”的国家认同标准。索洛维约夫与契切林、卡维林等人形成了俄罗斯史学史上的国家学派。索洛维约夫的国家观念是国家学派的认同核心。在学术史上，克柳切夫斯基作为20世纪初期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索洛维约夫的总体评价不高。在苏联时期，索洛维约夫因其资产阶级立场受到批判。在后苏联时期，在社会中占据主导的欧亚主义思潮声张斯拉夫派观。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对谢·米·索洛维约夫国家观念和历史书写的关注度。就关切当下的角度来说，索洛维约夫的国家观念和历史书写推动了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这是其重要历史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何汉文.俄国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2]乔治·皮博迪·古奇. 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M]. Москва，1988.
[4]戴桂菊.尼·米·卡拉姆津——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J].史学理论研究，1997（1）.
[5]Пресняков А.Е. С.М. Соловьев в его влияни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ления Истории CCCP， Москва，1963.
[6]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20[M]. Москва，1963.
[7]Сили Ш.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Источники Те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 М. Соловьева[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2. No.6.
[8]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M]. Москва，1959.
[9]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4[M]. Москва，1962.
[10]Соловьев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8[M]. Москва，1963.
[责任编辑张作成]
S.M. Soloviev and the Characters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GUODan
Abstract：The Russian State School historian S. M. Soloviev us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influence and exemplify the 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historical data; absorb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oth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history as the center; building a worl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carrying out world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times. S. M. Solovievs historical practic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unity of the Russian state school， and created a unique development phenomenon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S. M. SolovievCharacters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Values in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上接第34頁）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medium and short range missiles and Chinas strategyLIU Feng-hua
Abstract：In August 2019，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formally withdrew from the 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 range and short-range missil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began to publicly develop land-based medium - and short-range missiles. The resumption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land-based medium and short-range missiles will stimulat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antimissile and other strategic arms， erode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undermine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sia and Europe， and thus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short term，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mpete in the field of medium - and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anti missile systems， and may seek political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ploy land-based medium range missiles in Asia Pacific allies such as Guam and Japan to balance Chinese missiles and seek military advantages over China.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include：
China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e new treaty on medium and short range missile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less but better， enough deterrence”， China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ts nuclear weapons and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nuclear deterrence; once the United States deploys land-based medium range missil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China will be forced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o 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medium range missiles with missiles.
Key words：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 from the 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 and short range missil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medium and short range missiles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ntimissile system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上接第56頁）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QIANZhen
Abstract：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whole human society， it undoubtedly developed a lot of activities with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represents the new form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s it seeks to promote common interest of mankind， which has fulfilled the reasonable restructuring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eanwhile，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theory for mankind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MarxCommunication Theory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上接第75页）
Study on the trap of low fertility rate in Northeast China
ZHANG Li-ping
Abstract：The problem of low fertility is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affec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local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nd border stability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ertil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in Northeast China was lower than the replacement level as early as the 1980s. In 2000， the TFR was lower than 1.0， which means Northeast China get into the ultra-low fertility level. The birth rate of Northeast China continues to be low in 2019， the birth rate of Northeast China is more than 40%，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number of births will continue to decrease in future. Compared with 2000，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2019 decreased by 37.5%， and the largest decreas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reached 40.4%. The decline in fertility rate is the result of the decrease of the second and more children. Under the frame work of the low fertility trap theory， there will be many difficulties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uture. The number of women in childbearing age will decrease and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ll get much older， the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structure will change，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will be superimposed， and the negative momentum of population growth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fertili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continues to be low and is still decli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start with abolishing the birth restriction， improving the fertility will， reducing the outflow of women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so as to slow down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the birth population and avoid the deepening of the low fertility trap.
Key words：Low Fertility TrapFertility LevelPopulation Structure in Northeast China
（上接第93頁）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egulation path of
“Soft Violence”Crimes Committed by Underworld Forces——Take 1，726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Soft Violence” Concluded in 2016-2020 as SamplesSHIWei
Abstract：“Soft violence” is homogeneous with violent behavior， but also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concealment， low crime cost， difficult legal punishment， and vagu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riminal forces to commit illegal and criminal acts.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demarcating， and expressing in the punishment process of “soft violence” criminal cases， we should combin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incriminat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ably divid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nderworld forces and the “soft violence”in ordinary criminal cases， standardize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soft violence” in criminal cases. While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rimes of “soft violence” in depth，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soft violence” involved in the judgment document are combined with three specific forms should be reasonably demarcated， so as to provide a solid legal basis for the comprehensive punishment of “soft violence”.
Key words：Evil ForcesSoft ViolencecriterionCa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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