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石争光 李宇立
摘要：教育基金会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对国家、各省市以及各高校教育经费的募集、筹措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对于其获取社会捐赠、优化慈善项目、提升公信力、达成组织使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因子研究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研究发现：非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好于教育基金会;基金会募资方式不同对其运行效率有一定影响，非公募基金会优于公募基金会;基金会规模、透明度、获赠能力与其运行效率正相关。
关键词：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86-11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以来，公益基金会组织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1月4日，全国已有8 459家基金会，与2015年（4 804家）相比增长了76%，2018年基金会净资产总额达1 746亿元。总体看来，教育基金会数量规模虽然不大，但净资产总额较高。
教育基金会促进了社会资源在教育领域的优化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运行能力反映其对所拥有净资产的使用价值的运用，或是为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开展的一系列的筹资、投资、资金分配、资金管理和监管活动。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越高，表明其能够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教育基金会在运行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职能的发挥。从集资渠道方面看，教育基金会募集资金的渠道相对狭窄，主要来源于捐赠收入以及政府拨款;从基金会运行状况看，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不高，大部分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收入占年度总收入的比例较小，甚至很多教育基金会没有投资收益，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基金会更是少之又少，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较弱，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问责机制等问题。筹资渠道狭窄，投资能力不足，缺乏自身造血能力是教育基金会运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使其自身运行更具效率是教育基金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研究基于基金会中心网披露的教育基金会数据，从基金会类型、透明度、净资产、捐赠收入、投资收入、公益支出、业务活动成本率等因素分析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及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而总结教育基金会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为促进其提高运行效率、更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提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组织治理的基础理论之一，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法律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代理人在接受委托后，根据委托人授权的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代办的事务，所产生的责任与后果由委托人直接承担。
Ross最早在经济学领域提出委托代理关系，Ross[1]认为，当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决策权时，双方便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Jensen等[2]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委托人托付代理人办理某些事务，同时赋予代理人相应的决策权的一种契约关系。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
公益基金会的运行中也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主要体现在：（1）基金会与捐赠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基金会与其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基金会与第三方金融机构或投资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4）基金会与受益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基金会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备等因素的存在，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所以需要设计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措施评价基金会的运行效率。
李宇立等[3]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同，由此可能导致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委托人利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捐赠方需要对基金会的运行效率予以评估以便作出捐赠决策。Core等[4]认为委托代理问题在非营利组织方面更加严重，而完善财务信息的披露制度有助于该问题的缓解。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捐赠者依靠组织财务信息的披露情况，可以判断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和运行效率，进而得出捐赠决策。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益基金会属于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基金会主要有以下利益相关者：（1）基金受益者，主要指教师、学生、学校员工等;（2）基金捐赠方，主要包括捐赠人、财政拨款方、基金会内部工作人员、志愿者等;（3）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4）边缘利益相关者，包括基金会所在社区、社会公众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各相关方的期望满足度来评价基金会的运行效率。Costa等[5]认为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满足，需要通过多维度的目标问责制，而目标问责制系统应当关注基金会组织的运行能力。Sabert等[6]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评价非营利组织运行效率的模型（Input-Output-Outcome-Impact），该模型显示组织管理层更关注投入与产出，而捐赠者更加关注组织运行的效率与效果。
（三）平衡计分卡理论
平衡计分卡理论从客户、运营、财务、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将组织战略目标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衡量指标，从多方面、多角度综合评价组织的绩效和运行情况。
作为非营利组织，教育基金会的公益性和公信力是绩效评价的最终标准。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基金会运行效率评价体系，其可行性基于以下两点：
其一，随着数量的与日俱增，基金会也存在着诸如资金募集与运作、自身发展与行业竞争、内部控制与人员激励等问题。
其二，平衡计分卡理论与基金會绩效评价的特点相吻合。资金的保值增值是基金会组织资金运作的重要目标，捐赠收入是公益基金会重要的资金来源，公益支出能够反映出基金会的公益能力，因此财务指标对于评价基金会效率十分必要;捐赠者期望的满意程度可以认为是基金会的客户指标;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合理性、内部控制有效性、信息披露的完整性是基金会组织的内部运营;基金会投资能力的提升，资金的增值情况，净资产的增长率等表示组织的学习和成长。
Kaplan[7]将改进的平衡计分卡理论应用于评价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效率。Boateng等[8]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了财务和非财务标准，形成评价慈善机构绩效的指标，即客户满意度、财务信息、管理效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多角度评价组织绩效。李宇立等[9]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净资产、公益支出、捐赠收入三类Top100基金会进行分析，认为基金会的成立时长、规模与其资源获取与使用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程昔武等[10]以2013年基金会透明指数为样本，分析了财务信息的披露情况对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基金会资产规模，财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合理性和及时性，与其捐赠收入显著正相关。刘丽珑[11]以全国性基金会为样本，在控制了基金会属性、资金使用等影响因素后，发现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其捐赠收入的增加。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尝试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教育基金会与非教育基金会之间的运行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提高教育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是否有助于其运行效率的提升？不同规模、不同募资方式的教育基金会在其运行效率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根据基金会的关注领域和基金会所涉及的项目信息来划分教育类基金会与非教育类基金会，并以此进行样本选择和对比分析。本研究选取的教育类基金会为净资产、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Top100中关注教育领域，并且教育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0%以上的基金会，而教育项目占项目总数不足10%的为非教育基金会。由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滞后性，本研究选取基金会中心网披露的2018年截面数据。数据获取時以基金会中心网为主，参照互补了特定基金会官网披露的数据，并剔除以下样本：2018年1月1日后设立、相关数据无法获取、捐赠收入或公益支出为0、披露数据明显失真又无法查证的样本。样本构成总体情况见表1。
（二）变量选择
鉴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根据教育基金会的特点，结合目前可获取的数据，本研究选取以下指标为变量，研究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1.反映基金会类型和总体规模的变量
教育基金会的总体规模能够反映出其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通常认为，基金会的总体规模越大，其知名度、公信力和影响力也会越高，相比较更易于获得捐赠资金，并且就基金会本身而言，总体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越强，有利于基金会的长远发展。本研究选取了基金会类型、员工数量和净资产指标反映基金会类型与规模。
2.反映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变量
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其中基透明指数的值越高。本研究选取了基金会的中基透明指数作为反映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指标。
3.反映基金会获赠能力的变量
教育类基金会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捐赠收入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教育类基金会一项主要的业务活动就是筹资活动，而筹资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类基金会的运行效率。从理论上来说，教育类基金会的筹资能力越强，其募集到的款项越多，运行越有效率。如果教育类基金会的筹资能力低下，其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满足公益支出的需要，公益项目无法开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本研究选取了捐赠收入、投资收入、年度总收入为指标反映基金会筹资能力。
4.反映基金会资金运用能力的变量
基金会资金运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金流向，反映出基金会的公益能力和内部运行的有效性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本研究选取公益支出、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业务活动成本率和年度总支出为指标反映基金会资金运用能力。变量选取及说明如表2所示。
（三）研究方法
对于非营利组织效率的评价，学者以往主要用贝叶斯估计方法[12]、数据包络分析法[13]、因子分析法[14]对非营利组织的效率进行分析评价。
考虑到度量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的指标较多，且彼此间存在关联关系，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并分析影响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的指标的公因子。根据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得出主成分分析的评价模型，以对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展开研究。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对反映教育类基金会和非教育类基金会运行效率的11个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通过表3对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的各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的诸多差异。
1.基金会类型与总体规模方面
教育基金会中公募类型的基金会少于非教育基金会。基金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非公募基金会不得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相应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的筹集上难度相对较大，所以就基金会性质而言，教育基金会在募集资金上难度要大于非教育基金会。
从基金会的全职员工的数量上来看，非教育基金会的全职员工数的均值明显高于教育基金会。教育类基金会全职员工数均值为9.35，非教育基金会为14.49。
从净资产来看，教育基金会净资产的均值为38 393.07万元，而非教育基金会净资产的均值为32 439.62万元，低于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净资产的标准差远高于非教育基金会，说明，虽然教育基金会的净资产均值较高，但是各教育基金会之间净资产差距较大。
2.信息披露方面
就透明度来说，教育和非教育基金会的中基透明指数的均值相差无几，分别是68.31和68.84，教育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的标准差为19.062，非教育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的标准差为23.35，说明虽然透明度均值相差不大，但是教育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的离散程度小，所选样本更接近平均数。在教育类基金会中，中基透明指数的极小值为22，极大值为100，表明不同教育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差距较大。
3.筹资能力方面
从捐赠收入的均值看，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均值明显小于非教育基金会，两者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都存在捐赠收入为0的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非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收入的均值明显小于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投资收入的均值为1 544.10万元，非教育基金会该指标的均值为618.23万元，说明对于资金的保值增值方面，教育基金会优于非教育类基金会。另一方面，非教育基金会该指标的极小值为-54.05万元，说明存在投资亏损的情况。
在年度总收入上，非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总收入的均值都远高于教育基金会。年度总收入越高，基金会可以管理和使用的资金越多，是基金會运行效率提高的表现之一。
4.资金运用能力方面
从表3可以看出，非教育基金会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均值为4.1%，教育基金会该比例的均值为2.2%，原因之一是非教育基金会的全职员工数多于教育类基金会。《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该比例不得高于10%，新的《慈善法》规定该比例不得高于15%。在教育基金会中，该比例的极小值为-0.9%，极大值为13.7%，在非教育基金会中，该比例的极小值为0，极大值高达45%，两者标准差分别为0.026和0.064。显然在管理费用方面，个别非教育基金会存在管理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尤其是教育基金会，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从公益支出的均值来看，非教育基金会的公益支出规模明显高于教育基金会，从公益占总支出的比例来看，非教育基金会该比例的均值为108.5%，教育基金会为96.8%，从均值来看，非教育基金会的公益能力更强，运行更具有效率。
从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本率来看，教育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本率的均值为96.0%，高于非教育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本率94.9%，说明相比于非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本更高，教育基金会的捐赠收入用于公益事业的部分更多，运行更具有效率。
最后，从年度总支出方面来说，非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总支出的均值也高于教育基金会，表明教育基金会在资金的总体支出上要少于非教育类基金会。
（二）主成分分析
1.适用性检验
为了解各指标相互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研究进行了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KMO值为0.681，大于0.5，对于Bartlett球形度的检验，显著性概率是0.000。综合两个指标，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2.因子提取与得分
按照主成分选取的原则，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作为主成分，从表5中可以看出，特征值λ大于1的主成分有4个，其中λ1=5.156，λ2=1.566，λ3=1.360，λ4=1.187。此时累计百分比达到84.265%，说明用其中四个成分就可以反映出原始数据84.265%的信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碎石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各成分所反映的信息，如图1所示。
对利用主成分分析提取的因子进行正交旋转，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得到更为明确的载荷矩阵（表6），从表6可知，年度总收入、捐赠收入、净资产和投资收益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表明第一主成分F1能够基本反映出这些指标的信息;年度总支出和公益支出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在第三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的指标为全职员工数量;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基金会类型在第四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表明对应的主成分能够反映这些指标的信息。
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确定根据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如表7所示，进而得出主成分分析的评价模型。
4.主成分分析结果
将各主成分得分乘以相应的权重，可以求得教育基金会的得分情况，并对得分进行排名，如表8所示。从表8中可以看出，F值排名前五的教育类基金会中，非公募类型基金会占80%，通过计算教育基金会中公募类型基金会和非公募类型基金会排名的均值，可以看出不同募资方式对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的影响程度。
运行效率得分及排名能够对教育类基金会的运行效率进行定量化的描述，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表明基金会的运行效率越高。对不同类型的教育类基金会各主成分的排名分别求均值，如表9所示，可以求出公募教育类基金会综合主成分F排名的均值为22.94，非公募教育类基金会综合主成分F排名的均值为33.74，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非公募类型的教育基金会的综合排名相对于公募类型的教育基金会排名靠前，表明非公募类型的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在总体上优于公募类型教育基金会。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对教育基金会和非教育基金会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教育类基金会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非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效率好于教育基金会;基金会募资方式不同对其运行效率有一定影响，非公募基金会优于公募基金会;基金会规模、透明度、获赠能力与其运行效率正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有如下启示：
其一，信息披露方面，教育基金会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透明度。提高教育基金会透明指数，要求各基金会优化项目管理，建立官方网站，自觉披露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明确项目总支出与公益事业支出，提升其社会公信力，确保捐赠人和社会公众了解捐赠资金的去向。
其二，筹资能力方面，教育基金会应强化获赠能力，增加捐赠收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规模，提升其运行效率。在传统募资方式的基础上，树立筹资意识，拓宽筹资渠道，积极主动地宣扬公益事业，开展公益营销活动，以便获得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资金支持。
其三，资金运用能力方面，教育基金会应提升自身公益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内部控制。为此，一方面教育基金会需要扩大公益支出比例，加强项目管理，提升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教育基金会内部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部门，对基金会财产进行积极主动的投资活动，通过不同投资品种之间的组合，有效分散投资风险，提髙投资收益率，以保证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
由于捐赠数据披露相对滞后与笼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同时对于教育基金会运行效率的评价还需要考虑组织使命的完成情况。以上问题有待进一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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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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