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辰之下，悬着我的命运
夏榆
一
行在暗处，看见星光。
斯德哥尔摩的冬季昼短夜长。瑞典学院演讲厅内，水晶枝形吊灯璀璨明亮。
傍晚时分，观众席坐满应邀前来的嘉宾，然而没有嘈杂之声。讲台上是德籍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正发表文学演讲《一个词语的循环》，她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的眼镜卡到鼻尖，她全程对着话筒埋头读手里的文稿。生于1953年的赫塔·米勒早年生活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青年时期她在蒂米什瓦拉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当翻译，因拒绝成为秘密警察的线人，拒绝告发工厂的同事被工厂解雇。她的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监控，恐惧成为生活的一部分，1987年赫塔·米勒移居德国成为职业作家。在演讲中赫塔·米勒讲述她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以及秘密警察的跟踪和不断骚扰带给她的噩梦，她的演讲语调平和，观众安静而耐心地倾听，现场庄严肃静。
在瑞典学院，我听过两次文学演讲，2009年听赫塔·米勒的演讲，2005年听哈罗德·品特的
演讲。
因为摔伤腿在医院，品特不能赴斯德哥尔摩领奖，由出版人带来他录制的VCR（视频）演讲《艺术、真理和政治》。我坐在演讲厅的观众席，与众多嘉宾一起通过银幕聆听他的演讲。身材魁梧的品特坐着轮椅，双膝间围着织有暗格的毛毯，他穿着黑色西服，额头饱满，镜片后的眼神锐利，他的面容和身躯投射到银幕。品特虽在病中然而演讲却很有力，演讲大厅回响着他浑厚而有磁性的声音。他的演讲全程火力十足，由个人创作生涯开始，兼及政治戏剧，同时剖析当代国际政治，他严词抨击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批评英国首相布莱尔追随美国参战，抨击美国任意发动战争的行径，他说“政客感兴趣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力”，“政客们编织着一张张充满着谎言的挂毯”。然而银幕把品特的身形放大，也展现着他的虚弱。置身于演讲大厅，能听到品特透过麦克风传送出来的喘息声，他偶尔要停頓下来平息自己的呼吸。
品特的演讲不时激起掌声。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观众起立，报以持久的掌声。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年以来，文学演讲是瑞典学院每年例行的重要活动之一。然而，瑞典人并不是总能看到他们评选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因政务繁忙缺席，1954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因伤病缺席，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国内批判声浪缺席，1964年萨特因拒绝诺奖缺席，1969年塞缪尔·贝克特因孤独个性缺席，2005年哈罗德·品特因腿疾难以成行，2004年耶里内克因社交恐惧症缺席，2007年多丽丝·莱辛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缺席。
我没有听到过，然而阅读并受益过的作家的演讲更多，那是20世纪最睿智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灵发出的声音，比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英国诗人T.S.艾略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英国哲学家罗伯特·罗素、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生活在不同时代—在战乱之中，在动荡和冲突之间，在暴政之下，具有杰出创造力的作家同时拥有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他们站在瑞典学院的讲坛，超越自身的文学专业，发表对世界的关切、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文明的忧患，这是一个作家所能展示出来的力量，它是语词和言说的力量，思想与表达的力量。因为自瑞典学院的演讲厅发出，他们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同时它以杰出的文本留传后世，成为人类文明的遗产。
“星辰之下，悬着我的命运”，T.S.艾略特的诗句可映照诺贝尔奖的文学史。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史如璀璨星空，星辰闪耀恒久映照文学的夜空。时间流逝，进入当代生活，诺贝尔文学奖如同普世价值受到流行风尚影响。不娱乐不足以吸引关注度，这是当世的流行趣味，也是影响力法则。仅有娱乐不够，还须有丑闻，娱乐与丑闻成为媒介的兴奋剂，娱乐与丑闻成为挑动公众神经的动力源。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世界文学桂冠如今在紧随世变，由神圣殿堂坠落世俗幽谷。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遴选作家饱受争议时，它的评选机构瑞典学院因丑闻缠身深陷舆论风暴，其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以致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瑞典学院的丑闻而空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史的奇闻，也令这世界性桂冠蒙尘。然而对于人类的精神事务而言，理性终将战胜反智。世事的喧嚣与庸众的狂欢终会像泡沫消散。
阅读生活，即智识生活。自由的智识生活是我喜欢的。
里尔克在写雕塑家罗丹时有句箴言：“你将得到伟大事物的恩惠。”
当我们展卷阅读百年诺奖作家的经典之作，也该为承蒙杰出心灵的映照而慰藉。
二
“他是众生中的一个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加缪在随笔《孤独与团结》里写道。我莫名喜欢这句话，也洞悉这语句隐含的意义。
1952年5月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写给哲学家丈夫布吕赫的信件里讲到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他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阿伦特与法国知识界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其时正是加缪饱受争议和攻击之时。因为写作《反叛者》和《西西弗的神话》，加缪遭到萨特和他所在的《现代》杂志阵营的攻击。然而加缪后来也不再提及围绕着他的争议，他只是将思考留在日记中，他写道：“《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但是拒绝宽容……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说到底，向往奴役。”1958年退出纷扰的巴黎知识圈和喧嚣的公共生活后，加缪住到普罗旺斯的鲁玛林村，他被那里的乡野景色迷住，那里有动人的山峦，罗马风格的城堡与教堂。那里有一幢房子宽大，但家具少，充当了他的退居之地。
在鲁玛林的居所，他站在一张栗木桌边写作，他常在山中散步，自在而快乐。“我期待一种大的宁静，坦白说，这种宁静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他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
1960年1月4日，对于法国社会是一个令人震惊而悲伤的时刻。
阿尔贝·加缪与米歇尔·伽利玛、雅尼娜·伽利玛和她的女儿乘车前往巴黎。在约纳省居亚尔新城附近，轿车驶出道路，撞上一棵树。事故要了两个男人的命。雅尼娜和她的女儿侥幸活着。加缪不幸身亡的消息瞬间传遍法国，令世人震惊。事发之时，加缪带着一个多层的黑牛皮公文包，公文包在离撞车的那棵树不远的公路上被找到，沾满泥土。在包内除了私人物品，如他的日记、几封信和护照外，还有一部手稿。这是后来取名为《第一人》的作品，加缪只完成第一稿的第一部分，写了145页。据加缪当年的计划，它将在1961年脱稿。
加缪的辞世激起巴黎的哀悼潮。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发表被称为最为动人的悼词，他称赞加缪的个人魅力时评论说：“这是个人、行为、作品令人欽佩的结合。”
某个冬季。我乘坐动车D23次从北京到长春。坐在靠窗的位置，列车开动驶出站台，穿制服的信号工手持白蓝和红白信号旗肃立站台上。天空碧蓝，阳光灿烂。从车窗前极速掠过的山峦、楼群、树木、工厂和乡村原野都被镀上光照的银色。我打开面前折叠的小桌板，从随身的双肩背包中取出厚重如砖头的书—《加缪传》放在桌板上，这是美国作家赫伯特·R.洛特曼所著。
自从1999年我在北京风入松书店买到《加缪传》，它就一直跟随着我。
1998年的春夏之间，我在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图书编辑，这是我漂流首都做的第一份工作。每天骑着二手自行车在车流汹涌的城市街头穿行四十多分钟，到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司上班。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感觉下半身是空的，只有上半身悬浮在空气中。某个时刻我在杂乱的编辑室里翻阅美国的《生活》杂志，看到一幅摄于1960年的照片，画面是一辆撞在旷野枯树的车辆。断成两截的车辆扭曲着歪在路边，车顶盖掀开，车上凌乱堆积着毛毯和衣物。这是在加缪出车祸现场拍摄的，在我编辑的名为《目击世界一百年》的图文书里，我给图片加注说明：“1960年1月4日，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鼠疫》和《局外人》的作者加缪在维尔纳夫拉居亚附近的撞车事故中丧生。”这幅照片让我每次凝视时都黯然神伤。
我还选用过另外一幅照片。画面是加缪与萨特，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衣，站在路灯下，萨特衔着烟斗，加缪平时总是抽着烟，但在这幅照片里没有抽烟。他们眼神没有交集，各自注视自己关注的物象。这幅黑白照片也是我喜欢的。不仅喜欢照片里的这两个人，还喜欢他们所在的年代。那是伟人丛生，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也是激情浩荡、思想澎湃的年代。
加缪生于1913年11月7日，他的诞生地是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是军人，死于马恩河的前线战斗中一枚炮弹的爆炸。在这次战役中，战壕里的士兵，超过八万人死于前线。当时加缪还不到一岁。加缪和他的哥哥是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
1937年青年加缪来到巴黎时陷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其时巴黎留给他的印象与后来他作为记者来到巴黎时感受到的不同。1940年3月加缪住在巴黎时所写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体验。作为来自阿尔及尔的一个“异乡人”，巴黎让年轻的加缪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然而他坚信，“一个人独处于陋室一年所感受到的比在一百个文学沙龙中或四十年巴黎生活教会他的还要多”。
我记得这样的细节。“巴黎让我恶心”，加缪曾对友人说。然而他需要巴黎。他这个时期的日记多有对巴黎的描写：“阴暗的天空，浓黑的树荫，灰色的鸽子，草坪上矗立的雕像，一切显得那么忧郁。”那时他开始进行《局外人》的创作。他待在旅馆的房间里热情地工作着。几乎同时，他开始写《西西弗的神话》。加缪将完稿的《局外人》藏在抽屉里，当没有报社差使的时候，他每天花半天时间用于《西西弗的神话》的创作。
1996年深秋，我结束矿区的幽暗生活，告别家乡寄居北京。初到首都漂流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着热爱的书籍里就有加缪的书。那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贫民窟的孩子，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依靠个人的奋斗成为杰出作家。我想很多人都会视他为榜样，可是他作为我的隐秘榜样却是恒久的契合。我对写作这种职业的尊敬感很大程度来自我的职业榜样，而加缪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表达他对世界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人心及精神状况的关切，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正义的热爱令我感同身受。我能懂他的言说和书写，包括他的绝望和虚无感，他的坚韧的反抗意志，他的浩荡思想之流如潮汐冲刷过智识懵懂
的我。
“我从来也不能放弃光明、生之幸福和我于其中成长的幸福生活。”这是《加缪传》中作为一幅黑白肖像题词的语录，我将这段语录抄写在自己随身的笔记本里，也铭记在内心里。“世界不是我的敌人。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头上。”这些语录长久地铭刻在我心里，成为我汲取生命智慧与力量的资源。“他在文化、历史的真空中成长，父母目不识丁，家里没有一本书。一个在贫穷、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拒绝人们把他塑造成偶像。”这样的描述令我契合而亲近，就像我曾经从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箴言里获得过安慰：“不要因为你拥有的经历、语言和知识而感到害怕或羞愧，去赞美那些在荒凉而残忍的孤独中生活的角色，让世界阅读你的文字，看到你要描绘的画面。”
《加缪传》跟随我多年，已不能记起读过多少次。在北京生活，搬家是免不了的，由东到西，或者再由西到东。每次搬家会丢弃不少东西，包括书。《加缪传》和另外一些必须携带的书一样，被我带着各处走，现在跟随我到长春的居所。它是属于卧室里的藏书，插在我随手够得着的书架上。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将与他精神契合的书籍称为“服务”，我就想用《加缪传》服务自己的心灵和精神。我珍视的另外一部书是台湾作家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加缪卷》，收入加缪的荒诞三部曲《异乡人》《瘟疫》《堕落》，这套书与简体中文版比起来，包括翻译的词语精确性，更让我有信任感。以“外国文艺丛书”出版于1980年的《鼠疫》是我的珍藏，2010年在台北诚品书店买到的《异乡人》是我更为信任的版本。《孤独与团结：加缪影像集》被我竖着摆在书架上成为我的神。然而简体中文版的加缪文集六卷放在书架上只具观赏性，对简体中文版翻译水准的疑虑阻止我逐字逐句阅读它们。是的，警觉性阅读，对书籍品质的良莠判断力更为
重要。
在自由而广阔的语境下认识一个好作家是必要的。
对自由的热爱，对正义的激情，是加缪鲜明的个人标识。时间流逝，世事迁移。然而加缪的生命里程久长，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的当世。加缪已经成为反抗文化的象征。但是他的反抗是多义的。他同时也是自我的解放者。在安葬他的墓地有墓碑刻写着他的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光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三
2017年深秋，我有机会到美国访问。朋友自驾车载我从洛杉矶沿着美国西海岸到旧金山。夕阳沉落时看到薄暮笼罩的金门大桥，被太平洋环抱的旧金山海湾。次日早晨到金门大桥漫步，眺望旧金山海湾就是令我欢欣之事。巍峨钢架与呈现优美弧线的吊缆使漆成红色的金门大桥在蓝天下尽显英姿。我知道米沃什自1948年来到旧金山就住在伯克利群山以及旧金山湾。意识到在我远眺的旧金山湾，安居过杰出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如此神交使我心弦振响。
对米沃什的热爱由来已久。最初反复读过《米沃什词典》，后来是《被禁锢的头脑》《诗的见证》，然后是《站在人这边》《猎人的一年》。我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幅照片：米沃什像摇滚歌手手握长杆麦克风朗诵诗歌，照片上是横栏标题：《你这个诗人，坐在圣约翰教堂做什么？》。是的，这是2004年米沃什辞世时，我在供职的报纸做的纪念报道配图。报道呈现了诗人的肖像和生平，也再现诗人辞世在波兰以及国际文学界引起的哀伤与震动。克拉科夫老城是米沃什晚年返回波兰之后的居住地，也是他灵柩的安放地。2006年我去波兰访问，在克拉科夫老城漫游，去教堂拜谒安放着米沃什的石棺，我愿意向一位世人尊敬的杰出者致敬。
在1950年代，有美国人用气球将《被禁锢的头脑》飘到波兰。
《被禁锢的头脑》是米沃什完成于1951年的著作。其时他离开华沙，住在波兰侨民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小鎮开办的文化之家。米沃什解释“禁锢”一词有“使信服”“使信任”“被奴役”的语义，这部书的主题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是怎样思维的”。三十多年来，米沃什看着《被禁锢的头脑》逐渐获得经典的地位。他形容《被禁锢的头脑》是痛苦的，源于内心的冲动。这部书是在祈祷中完成构思的。“如果不是由于我的虔诚，从小就在天主教环境里成长，以及长大后祈祷的能力，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我可能毁灭了几十次。”
“对于存在的奇异性的形而上之感。”这是米沃什对自己的精神维度的描述。然而绝望感是他对存在的更为具体的体验，甚于他的沮丧。可以说是内心深处的绝望感催生了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的书写，也是绝望感催生了他更多的优秀之作。对于绝望感，米沃什还有一个说法是“拥有很少的一点希望”。《被禁锢的头脑》是一份精神分析报告。应该感谢杰出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以自己的精湛的职业技艺为世界留下足以醒世的文本。
“这本书向现代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制约的毁灭和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形容《被禁锢的头脑》是一个文件，也是一部重要的阐释性著作，他在1953年为《被禁锢的头脑》所作的德文序言写道：“极权国家对精神的奴役，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统治时期，我们德国人是经历过的。从外在方面说，是在当时日常生活的用语、姿态、行动之中;从内在方面说，则是在个人感受到的理念之中。无论内外，皆是如此。这一切又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波兰的种种现象中，以某种方式真实地表现出来。”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日志体回忆录《猎人的一年》里写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特蕾莎赤裸身体站在镜子前试图发现她的灵魂存在于什么地方。”这个说法仿佛是米沃什创作生涯的自喻。对人之灵魂的觉知，对心智和头脑的观照，对精神状况的勘察，是米沃什思考和写作的核心。“良心的痛楚令我沮丧”，如此表达总能激荡我们的心绪。他追忆1944年的人生境况：炎热的华沙，长达五年被纳粹占领，城市公寓的墙壁麻麻点点，人质在街角被处决;犹太人聚居区成了被德国人摧毁的废墟。1951年，在波兰共产党政府担任文化专员的米沃什与政府决裂，从波兰驻纽约的外交官任上出走，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他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山上，从居所可以俯瞰旧金山湾。然而故乡维尔诺和祖国波兰先后被纳粹占领，被苏联军队控制的恶梦总是萦绕他的心魂：“我强迫自己以高尚的情绪自娱，我斩断了往日束缚我的钳制，于是我内心的自由涌现了。”
生于1911年的米沃什，晚年的形象合乎人们对一个智者的祈愿。睿智而仁慈，饱满的额头，浓密而长的白眉之下眼睛温和，纹路纵横的面容神情沉毅。当然这样的形象只是附在书籍的照片显示。1980年米沃什由于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院士拉尔斯·吉伦斯坦在致辞中说：“由于坚持要求艺术的诚实和人的自由，1951年，他离开波兰，定居巴黎，做一名自由作家。在外在和内在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被流放的作家。”
米沃什对作家职责的认识简而言之是：“保护我们免于巨大的沉默，并且告诉我们始终如一地做人是多么困难。”如今在我们日益了悟米沃什的价值之时，他已辞世多年。然而他的著作长久存活于世间。《被禁锢的头脑》《站在人这边》《猎人的一年》《米沃什词典》《乌尔罗地》《诗的见证》行销中文世界，他在青年时期为反抗纳粹而创作的诗集，《冰封时期的诗》《不能征服的歌》被译介出版。一个逝去已久的人被我们追念，他生前写下的诗文还会被我们阅读，对他的阅读至今带给我们思想的启示，这是杰出作家穿越时间的力量。
四
我对库切的阅读占据了漫长的时日。最初是带着他的《夏日》，一部传记文体叙事的虚构类小说，这是讲述库切的生活，讲述他写作生涯，讲述他的情感和欲望，讲述他的挫折和失意、幽暗和荒凉的书。这也是进入库切内部世界，勘查他的精神景观的一个文本。库切在中国出版的所有著作—长篇小说及文学评论集—我都一一收藏阅读。每一部书都契合，他的叙事精湛的艺术技艺，思想的个人化和忧患感以及世界性，令我深感精神的契合。甚至他在性情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远避喧嚣的精神自治状态也令我
心仪。
自传体“外省生活场景”系列—《夏日》《青春》《男孩》都是我欣赏的。如沉痛挽歌的《彼得堡大师》，冰冷的《铁器时代》，对脆弱人性勘察入微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对邪恶和非正义直抒胸臆的《凶年纪事》，残酷又哀伤的《耻》以及驱除虚火波澜不惊的《耶稣之子》，这些作品都令我感到叙事艺术的精准和出神入化，体会到库切写作独有的冰冷美感和残酷诗意。包括他的文論集《内心生活》《异乡人的国度》，更可窥见他对书写的理想和信仰。然而我依然觉得这些阅读对于理解库切的价值还嫌不够，中文世界的库切依然简化。
直到2017年10月对《J.M.库切传》的阅读，这是在更广阔也是更深入的背景下对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考察，也是在更多元更开放的语境下对一个优秀文学知识分子心灵的呈现。
最重要的是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杰出小说家应有的道德维度和人格标高。
1970年1月1日，30岁的库切身穿外套，脚穿棉靴，把自己锁在他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帕克大街24号地下室的住所里。他在新年许愿中发誓，如果写不到一千字，就绝不出门。他下决心坚持每天写作，直到完成一部小说的草稿，这是长篇小说《幽暗之地》的雏形《雅各·库切之讲述》。库切身上的外套和脚上的棉靴说明他租住的居所没有暖气。他用黑色圆珠笔在横格纸上写作。现在《幽暗之地》的手稿被永久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雷人文研究中心。
“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的人。他不遗余力地发挥与运用自己的天赋。”J.C.坎尼米耶在《J.M.库切传》里写下的话，而库切的表达让我深感契合：“生活没有安慰，没有尊严，没有仁慈的承诺，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的责任—尽管莫名其妙又很徒劳，但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撒谎。”这是库切2007年在文论集《内心生活》中对他的文学榜样塞缪尔·贝克特的阅读鉴识。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职业榜样，库切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大量阅读贝克特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2007年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关于作家和书籍的真知灼见，他在一种超然的文学观察中，表达着自己的信念、思想和信仰。
对于诸多嘉奖和盛名带来的光环，低调隐忍的库切安然处之。“从概念上来讲，文学奖属于这样的时光。作家仍然能凭着他的职业被视为智者，虽然不属于任何机构却能就我们时代和道德生活提供权威的言论。”在接受记者的访问时库切说：“将作家视为智者的想法如今不复存在。否则，扮演那样一个角色，我一定会感到不自在。”
与诺奖得主的显赫而频繁的曝光不同，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极少出席学术会议，他拒绝前往世界各地讲座的邀请，终止与芝加哥大学每年教课三个月的协议，拒绝墨西哥总统亲自发出的参加国际艺术节的邀请。“如果我认为，与一年前相比，我现在突然成了一个更好的作家，这将是非常愚蠢的。换句话说，我最好脚踏实地，别被冲昏了头脑。诺贝尔奖获得者命中注定不再是作家，而成为巡回演说家。我决定避免这样的命运。”库切对访问者说。
然而库切也保持着对国际事务的关切，显示他身为知识分子对国际正义所持的立场。在接受2005年斯坦福大学春季学期（4月和5月）的邀请后，他告诉邀请方，如果乔治·布什在2004年11月再次当选连任，他就不会去。其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反战浪潮在欧美风起云涌。
库切早年反对南非的出版审查制度，1978年他的小说《内陆深处》获得1977年年度的CAN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讲述了审查制度之下南非作家的辛苦应对：“一个人花大量精力去写一部作品，然后接受一些对此毫无兴趣的人的审查，这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反对文学或个人自由受到威胁，这一立场自20世纪70年代一直保持着，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作家。通过签署各种请愿书推动受到独裁政权压迫的作家们的写作事业。2004年，库切与其他14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起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缅甸作家。2008年，库切和戈迪默加入了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辩护的作家行列。
“您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谈论特定的历史所发挥的力量，同时又不局限于单一的时间或国家。您仔细地观察压迫、残酷和不公正，并教会读者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试图表达自由的困难。”1996年5月31日，南非开普敦300周年基金会将1995年年度奖颁给库切，以表彰他终生为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同年，他获得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在颁发仪式上致辞人罗伯特·博伊斯（Robert Boyers）教授说：”J.M.库切是一位小说家、政治思想家、评论家、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权力解剖学家，既有风格又有知识分子的勇气。”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时，他的前同事，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约翰·U.耐夫杰出贡献教授乔纳森·李尔说：“J.M.库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教师中的一员。在典范和见证的传统下，他教导我们怎样阅读一本伟大的书。他教我更清晰地认识人类灵魂。”
现在《库切传》以及J.M.库切的所有著作的中文版都置于我在卧室的书架之上，厚达650页的书被我反复仔细阅读。我愿意将他纳入我个人的精神谱系，接受光照。
这是我们同时代的杰出者，同在一个星球之上。
能共享创造和思想之光，我以为是智识的恩惠。
责任编辑：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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